河南省位于我國中東部黃河中下游,黃河在該省北部橫貫而過,因其大部分位于黃河以南而得名。這里是中國古代文化和中華民族的發源地,在宋朝以前是中國經濟的重心所在。
20世紀以后,全球大氣環流大調整引發的多變氣候,使得我國在20世紀初年頻發自然災害,加上河南顯著的季風性氣候特征,民國時期的河南是我國中北部水旱災害嚴重而集中的地區。據歷史學家統計,20世紀20年代以后,河南每年有10萬以上人口因自然災害受災。抗戰后,為阻止日軍西進,國民政府下令在河南花園口炸開黃河河堤,雖然部分起到了遲滯日軍的作用,但也使河南民眾蒙受了極大災難,并且進一步惡化了河南的自然環境和抗災能力。
1940年開始,世界氣候進入一個溫暖期,我國也出現了極端干旱災情。1940年便有災害的跡象出現,而大旱災在1941年開始,作為核心災區的河南受災極為嚴重。由于災荒存在累積性的特點,因此1942年的災害后果更為驚人。以唐河縣為例,據《唐河縣志》記載:1941年夏天該縣南部黑黃豆絕收,紅薯畝產僅有100余斤;到了第二年夏天該縣莊稼大部枯死,民眾只能靠吃草根、樹皮、賣兒賣女為生;南召、桐柏等縣情況也與之類似,而黃泛區災情更為嚴重。
與水災相比,旱災的危害某種程度上更大,畢竟水災的危害僅限于洪峰所經過的流域,而且只是在一個短期內給災區帶來致命打擊;而旱災不僅在災害發生面積上遠大于水災,而且對人類的危害存在一個過程,在空間和時間上造成雙重打擊。當時河南大部依舊以小農經濟模式為主,物質上缺乏抗災能力,而安土重遷的思想也使得民眾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等待死神的來臨。加之大旱導致河道干涸,為蝗蟲產卵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從而并發蝗災,進一步加劇了災害。
在這次災荒中,直接導致河南省約有300萬人的人口損失,200—300萬人流離失所。面對嚴重的災情,國民黨政府確實進行了救災工作,但由于各種因素導致收效甚微;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較大的抗日根據地,1942年時轄太行、太岳、冀南、晉豫四個行政區,其中太行行政區轄境中第五、第六專區不少縣位于當時的河南省境內。雖然晉冀魯豫根據地在河南所占的面積不大,但他們同樣也進行了一系列生產救災活動。
1940年百團大戰后,侵華日軍加緊了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掃蕩,邊區形勢日趨嚴峻,根據地的防災設施也隨之荒廢,進而嚴重削弱了根據地的抗災能力。這使得邊區人民需要同時與日偽和天災對抗。據《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簡史》記載,整個邊區需要救濟的災民達150萬人之眾,加上根據地經濟落后,缺乏外來援助,根據地軍民只能依靠自力更生和精神力量與災害作斗爭,而且還面臨著救濟敵占區和國統區跑來的難民。
面對嚴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北方局下達了關于救災工作的指示。在指示要求救災過程中,要充分依靠黨支部在群眾中的核心作用,在思想上打消群眾的悲觀情緒,反對“聽天由命”的宿命論,打破依賴政府和軍隊的思想。抗日政府替民眾想辦法出主意,鼓勵群眾動手自救,同時動員災民同敵偽做斗爭。
災荒發生后,日偽借機加強了迷惑性宣傳,一時間邊區社會秩序動蕩。為了安定民心,邊區政府向民眾保證“不餓死一個人”,并下令對晉冀魯豫邊區第五、第六專區減免公糧45000石,1943年麥收時又對第一、五、六三個專區減免公糧15500石,先后共計減免60500石,這極大減免了災民的負擔;同時邊區政府下令減租減息,規定租佃雙方必須根據法令自動執行。這一系列的舉措使民心得到了安定。
為了解災情并為下一步救災工作打好基礎,邊區政府對災情展開了調查登記,并將災民按受災情況分成三等,一是有購買力無處買糧食者;二是有勞動力而糧食不夠者;三是無勞動力缺乏糧食并需要救濟者,隨后按照調查所顯示的災民人數和糧食需求量進行糧食調劑和救濟。此外太行分局還組織災民運輸糧食,并采取提高災民運糧收入、控制非災民參與運輸次數等一系列手段鼓勵災民參與運糧。據《太行區42、43兩年的救災總結》記載,第六專區僅武安、沙河兩縣就有災民13935人參加運輸,在1942年10月到1943年5月底的時間里,太行分局組織的災民運糧隊共賺運輸費合小米35000余石,可解決53000人三個月的食用。
在進行災民救濟的同時,太行分局對于生產救災也格外重視,認為救災工作一定要與生產結合進行,使得民眾充實物質基礎,有了活動資本,從而渡過長期災荒。邊區下令實行以工代賑政策,吸收災民參與灌溉渠和大堤修建;由于1942夏旱嚴重,未能種上麥子。為解決食物問題,太行區又提前組織春耕工作。由于嚴重旱災,不少災民在春耕時已將農具、種子變賣或吃完,而且災民的身體素質也因災情受到嚴重影響。為緩解這些問題,太行區為災民提供了貸款用來購買種子、農具、牲畜,貸款在秋收后還給。貸款事項一般由當地農會負責辦理,以保證落在災民手中。
與此同時,婦女紡織運動也蓬勃開展。1942年10月,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親自到武安縣災區,鼓勵群眾要搞好紡織運動,戰勝災荒。1942年秋后開始,經過半年的努力,紡織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績。到1943年6月底,第五專區參加紡織的婦女即有23000余人,紡織了166090斤棉花,換得小米386255斤;第六專區僅武安一縣,紡織婦女所獲工資達到268652斤糧食,解救了將近8000人的生命,婦女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持續旱災導致了蝗災的爆發。當時部分群眾認為蝗蟲是“神蟲”,不敢打。邊區政府對這一迷信思想進行了駁斥,并發起了大規模的打蝗運動,并提倡使用科學手段。由于農藥缺乏,邊區主要還是用撲打辦法,并總結了一整套的撲打經驗。此外,領導干部帶頭吃蝗蟲,部分地區還實行了定價購買。在邊區軍民的努力下,部分地區蝗災得到了控制。
災荒發生后,邊區大批民眾參與了進一步節衣縮食運動。節約方式多種多樣,有冷食一天以節省柴火救災者、有以野菜充饑以挪出糧食救災者,等等。在節約糧食之外,還發動了一系列捐款運動,所有政府、軍隊劇團都參與了救災公演,而磁武縣的災區互濟工作更是成績斐然,據記載磁武縣募得細糧23000余斤,粗糧5000余斤。
在根據地,陜甘寧邊區也參與了對豫災的救濟,陜甘寧邊區在1940年就出臺了《陜甘寧邊區政府優待外來難民和貧民之決定》,給予難民眾多優惠條件。1942年秋后,陜甘寧邊區也是河南災民逃難的地區之一。對于逃來邊區的難民,邊區各級政府都積極進行了安置,并采取鼓勵墾荒、調劑糧食等一系列手段,來幫助難民解決生產困難。
從1942年到1943年的時間中,晉冀魯豫邊區的災民救濟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1943年6月以前,可以說是“沒有餓死一個人”。同傳統的救災方式不同,根據地的救災形式并沒有局限于捐款等手段,對于組織生產自救的重視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罕見,這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當地基層農業社會的運行軌跡。此外,通過救災,中共積累了大量的救災經驗,并通過深入群眾、發動群眾,成功地贏得了民心,為日后抗戰和解放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基礎。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