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8日，第64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64/136號決議，宣布2012年為“國際合作社年”，主題為“合作社企業，筑造更美好世界”(Co-operative enterprises build a better world)。對于這一可以筑造“更美好世界”的合作社運動，今天的人們或許已經比較陌生，而“國際合作社年”提供了讓它重新為人們所了解的契機。

　　“弱者聯合”的蒙德拉貢經驗

　　1844年的羅虛代爾先鋒消費合作社，是國際合作社運動的先驅，確立了現代合作社的七大基本原則。而探究合作社的思想和理念，則要追溯到更早，起點應是對工廠制度的反思，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合作社(co-operative)詞條下如是說：

　　“為什么工廠制度使資本家代替工人對生產過程進行控制?

　　······

　　直到19世紀20年代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學派開始提倡合作社，它才作為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方法出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1987版，第718頁)

　　一言以蔽之，對“資本控制勞動”、“資本家控制勞動進程”這一資本主義鐵律的反思和突破催生了合作社思想與實踐，是合作社思想的本源。在歐文等人的理想實踐后，出現了羅虛代爾合作社，隨后合作社運動由消費領域向生產領域、由工業領域向農業領域、由資本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拓展。1895年在倫敦成立了國際合作社聯盟(ICA)，走向合作社的全球合作之路。在這個過程中，提高工人地位、改善經濟狀況、社會改良、改造小農、農業規模化等社會、經濟、政治理念先后被注入到合作社運動中，豐富了合作社思想的內涵。

　　在眾星燦爛的合作社運動中，最耀眼的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蒙德拉貢合作社。然而在今日蒙德拉貢的成功光環下，更值得回顧的是當年的篳路藍縷。1941年，一個名叫唐·何塞·馬麗亞的傳教士，來到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一個小鎮蒙德拉貢，在他的帶領下，創造了合作社運動史的一個超級明星。唐·何塞的核心思想是“諸生產要素中勞動為首”，與合作社思想耦合，因而合作社成為實現其理想的最佳組織形態。

　　唐·何塞沒有從組建合作社開始，而是從教育和培訓人才開始。1943年，在當地社區的支持下，他創辦了一所技術培訓學校，第一批學員有20人。1952年，第一批學員中的5人決定實踐唐·何塞之“諸生產要素中勞動為首”的思想，組建烏爾格公司(以創始人名字的首字母組成)，這是蒙德拉貢的奠基性企業。又過了兩年，到1954年，他們方才買下一個小車間，開始生產。

　　其間的兩年多時間，在兩位獨立的法律專家的幫助下，他們制訂出一部企業章程，建立起了一套嚴格的準則，這套準則既符合合作社思想，其深度又要遠遠超越法律的要求。

　　這套準則的復雜和嚴格與其合作社的弱小規模非常不對稱，顯得有些“冠冕堂皇”、“不倫不類”，在僅僅5人的時候就宣稱要創建“適合所有經濟環境的一流企業”，然而正因如此，才使得蒙德拉貢的合作社事業經久而不衰。無可爭議的是，蒙德拉貢的確不負眾望地實現了這一目標。2008年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資產總額335億歐元，年營業收入達到178億歐元，社員以及員工92773人，下轄100多家合作社，包括培訓合作社和研發中心，建有蒙德拉貢大學，并有完善的醫療、保險及社會保障體系，是巴斯克地區最大的企業，是西班牙的第七大企業，也是全球最大的合作社集團之一。

　　蒙德拉貢經驗的意義在于，它在沒有外部支持、沒有政策扶持、沒有補貼的條件下，通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向世人證明了合作社企業在法律、經濟、社會框架中的旺盛生命力，實現了作為“弱者的聯合”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中的生存與發展。它的成功，展現了“勞動控制資本”的可能性，表明在市場經濟中同樣可以保持勞動者的主體地位，以“人的聯合”構建更美好的世界，即人人更加幸福的世界。這是合作社運動的意義所在。

　　開源軟件運動尊重個人主體性

　　誕生于20多年前的開源軟件運動，在很多方面與誕生于兩百多年前的合作社運動不謀而合，堪稱數字世界的合作社運動。值此國際合作社年之際，國際合作社運動應做好準備接納這一來自信息技術領域的新成員。

　　開源軟件是不同于閉源軟件的一種開發模式，核心特征是其源代碼是開放的，鼓勵合作共享，并試圖建立以自由發布權為核心的權利體系。簡言之，開源軟件的基礎是四大核心自由：使用、修改、分享、再發布。

　　開源軟件的產權體系的革命性意義在于，這四大自由幾乎完全與現有知識產權體系針鋒相對，開源產權又稱為“左權”(COPYLEFT)。開源軟件與閉源軟件有兩個本質的不同：一是技術上(開發模式)開源與否;二是產權制度安排不同。

　　在閉源模式下，廠商通過版權、專利和商業機密等法律手段，形成了鎖定機制，即通過各種技術、法律手段防止、限制用戶修改其產品。在這種機制下，對用戶而言，只能決定買不買，而不能自己動手修改或解決問題。通過閉源，形成阻遏用戶修改的技術壁壘;通過產權體系，形成阻遏用戶修改的法律壁壘。換句話說，個人只能依賴于“專家”或“廠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主體性。

　　當然按照經濟學的解釋，通過“買”與“不買”的消費者選擇，形成“用腳投票”的市場機制，借助“看不見的手”，會激勵廠商提高產品質量。市場邏輯最終形成的是“傻瓜”用戶的依賴體系，個人主體性地位的不僅不可避免，反而成為天經地義，成為“先進性”的象征。

　　可從中世紀的贖罪券來理解這個問題。在中世紀，人人都有原罪，要想贖罪，唯一途徑是購買教皇發出的贖罪券，除此之外，個人沒任何主體性。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目的即在于再次打通人們與上帝溝通的途徑，強調個人努力，恢復人的主體地位。本質上，閉源軟件和開源軟件的分歧與此類似。閉源模式下，用戶使用軟件，只能購買、升級，最能體現主體性的是出現漏洞時選擇是否發送問題反饋。開源軟件的自由之意，根本指向是尊重個人的創造力與主體性，從而實現人相對于技術、相對于其他人的自由。

　　合作社企業是人類幸福的重要組織基礎

　　同合作社誕生初期一樣，開源軟件也面臨著在市場經濟中的生存與發展問題，需要正面來自市場的競爭壓力、來自社會的認可壓力。令人欣慰的是，經過20多年的艱苦努力，開源軟件同樣向人類社會展現了其在法律、經濟、社會中的生命力，實現了由理想向實際的飛躍。

　　法律上，2010年2月，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在Jacobsen v. Katzer的判決中，裁定違反開源協議就是侵權行為，作為“社會契約”性質的開源產權制度在現實法律體系中獲致了合法性，開源運動具有了法律上的生命力。

　　經濟上，在軟件開發者所使用的操作系統中，微軟的Windows系列的市場占有率下降較快，由2007年的73.8%下降到2010年的58.3%，而Linux則上升較快，由20%上升到了32.7%。在網絡服務器方面，2010年開源服務器Apache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占56%，Windows占25%。在超級計算機領域Linux為90%，與其他開源操作系統共占有97%以上的市場份額，而Windows僅為1%。

　　技術上，以最杰出的開源操作系統Linux為例，長期以來，用戶選擇使用Linux系統的首要原因是安全或成本因素，在2011年Linux基金會做的最新調查中，用戶的首選原因是技術或性能的優越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開源軟件經過20年的努力初步獲致了技術先進性。

　　更重要的是，開源運動已經為全人類提供了巨大的代碼公地資源(Commons)。到2008年，Linux內核開發的代碼已經達到 6772902行，以替代成本計算，重新開發成本至少 140 億美元，Fedora 9的代碼達 2.05 億行，重新開發成本108億美元，整個Linux生態系統價值為250億美元。正是這些代碼資源屬于全球公地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縮小技術差距的重要支撐，也是保持自身獨立性的重要保障。例如，借助Linux核心代碼，古巴才能得以自主開發本國的操作系統，避開美國(微軟)的制裁。

　　“合作社企業筑造更美好世界”，只有實現人的主體地位，這個美好世界才是我們創造的，而不是被給予的，這才是幸福的本源。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合作社企業是人類幸福的重要組織基礎。開源運動可以從合作社200多年的發展吸收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給養，而合作社運動反過來可以從開源產權觀中進一步豐富自身的理念與實踐，使合作社在高科技時代迸發出新的活力。

　　我們期待著開源運動早日成為國際合作社運動的新成員。謹以此文慶祝“國際合作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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