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村支書的第二天，陸漢滿就自己出門打柴。　　
 

一望無際的稻田，海風吹過，不時有白鷺飛起。這是2011年夏天，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人民公社”。而同處珠三角的其他村莊，一眼望去，除了房子還是房子。　　

這些年來，崖口的集體制度是村民進入市場的特殊道路、應對市場風險的一種巧妙方式，也有農村問題專家說，崖口村通過集體進入市場，最大限度的保護了村民中的鰥寡孤獨者，體現了社會主義扶弱的特質。　　

這一片土地的守護者就是陸漢滿，他和華西村的吳仁寶、南街村的王宏斌一樣，個性鮮明。今年初卸任時，他已經在崖口村支書位置上干了37年。村里，不管是老人，還是小孩，都習慣性地稱他為“滿叔”。　　

他一生堅持著三不原則——不陪吃飯、不用手機、不講自己只講村務。在他的主導之下，崖口用三十多年的時間，營造了一個外人眼中的“桃花源”。 　　

崖口村農民的榮光 　　

公社體制給崖口村村民們提供了一個“烏托邦”。 1978年人民公社相繼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但陸漢滿和村里的黨員根據村民大量“外逃”港澳、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實際情況，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保留集體生產。　　

自此之后，陸漢滿一生都在維系這套為生存而創設的一村兩制——崖口仍為人民公社制度，同時按照市場經濟實行自由擇業。　　

在崖口，參加公社勞動的社員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40歲以上的中年人，他們一般缺少外出技能，農業往往是他們所唯一能從事的行業；另一部分則是外出打工失敗，而不得不回村務農的村民。　　

對于勞動能力最弱的人，生產隊也可以安排其放牛。“你會覺得我們很傻，很保守。這個年代還養這么多牛？但是，如果取消了耕牛，我們崖口村就將有好幾十位村民失去工作機會。”　　

陸漢滿驕傲地稱，“崖口村沒有一個人失業。”村民們參加集體勞動，除農忙時，每天勞動時間在4個小時左右。一個人一年的收入一般有一萬四到一萬六，更勤勞的，可以掙到兩萬多。  　　

一輩子不賣地 　　

保留集體制度后，陸漢滿帶領全村3000多人，筑堤圍海造田。30多年間，向大海要了3萬多畝土地。村里把這些圍墾地用于出租養殖水產品，一年可以收租金1000萬元，這些錢足夠維持農業就業補貼以及各項管理、基建、救災。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沈原教授認為，陸漢滿的這種做法是通過農民共同體的力量化解市場經濟的風險，從而保持了千百年來的農耕田園式的生活。　　

1992年，珠三角刮起地產風時，陸漢滿堅持不賣地，有人就找到他兒子，讓他搞掂他父親，然后一畝給他5萬元的酬謝。來人還告訴他一個方法，如果父親不答應，就裝著自殺。年少不懂事的陸志農真的照做了，他將繩子繞到橫梁上要上吊，父親陸漢滿也拿來一根繩子：“要死我們一起死”，就是不答應賣地。　　

2008年，村民們想把土地賣出去，99%以上的村民都同意了。陸漢滿還是堅持不賣地。“讓村民通過勞動，獲取有體面、有尊嚴的職業收入，提高生活需求，安居樂業。而不是把資源、財富套取資金，平均分配到各人，吃完了，樹倒猢猻散，這樣便成了吃掉祖宗傳下來的資源，吃掉后來人永遠生計。” 　　

樸素的公平理念 　　

37年間，每天早上8點，陸漢滿騎著一輛28式舊自行車準時出現在村支部辦公室。除了到中山市開人代會，天天如此。 他長年累月與村民同工同酬，每月除領取村干部的工資外，從不拿津貼。　　

陸漢滿長期住在父輩留下的一幢低矮的平房里，中間一個小廳室，兩邊各一個小房間。這幢房子不但低矮局促，而且老式陳舊。陸只有小學文化，卻酷愛讀書。在他的書房中，四壁都擺滿了書柜，從古代詩詞到現代文學，他無一不讀。　　

從崖口村走出的大學生譚順寧是他忠實擁躉。他說，無論先秦“天下為公”的思想還是鄰村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實都“埋伏”在中國人傳統思想中，而這種“埋伏”隱約影響著陸漢滿。　　

過他給自己唯一的兒子取名志農，大概是希望兒子能繼承他的事業。但現在集體制度有消失之虞，這位已經72歲高齡的老人，不愿過多談及崖口的未來。他只說，37年來崖口村積累的財富有五六十億元，“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個人都是歷史舞臺上的匆匆過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卸任前，在他的支持者、現在在中山做律師的譚順寧的幫助下，崖口村匯編了兩本十多斤重的歷史資料，詳細記錄了村里這三十幾年的各項重大決定是如何形成的。這位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學生說：假以時日，“滿叔”一定會被記入史冊的。（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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