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崗村說起——四侃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　　

正像改革前的大寨一樣，小崗村作為政府的一面旗幟，一直沒敢放下，每屆領導都到這里朝圣。小崗村寧可坐牢也不走集體經濟道路的誓言和血淋淋駭人的18個紅手印已經深深印在每個中國人腦海里，讓集體經濟這個邪惡的東西死灰復燃斷了念想。　　

一直到2004年，人們突然對小崗村重新有了興趣。主要是因為18戶115口人517畝耕地與改革前平均年糧食總產9000斤（《風起青萍末》），最高33250斤（《21世紀經濟報》）有些讓人起疑。淮河附近復種指數(shù)1.3多，意味著改革前小崗村平均單產只有最低17斤和最高50斤。這比農業(yè)條件最惡劣的西藏的54斤還少。再加上更多貓膩被揭穿，小崗村這面旗幟就有點破了，有點褪色了。　　

雖然如此，以小崗村創(chuàng)造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讓中國人擺脫了饑餓，農民收入大幅提升的說辭，并沒有人懷疑。小崗村自己現(xiàn)在雖然覺得臉上掛不住，總結依然是“一夜過了溫飽線，三十年沒進富裕門”。那么，是不是分田到戶，一心為己煥發(fā)出來的精神原子彈就比集體經濟一心為公煥發(fā)出來的精神原子彈厲害。是不是都是精神力量，但前者糧食翻番為真，后者所謂糧食翻番有假呢？　　

其實任何精神原子彈對打糧食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家庭聯(lián)產承包對中國糧食產量增長的影響并不明顯。　　

全面實施聯(lián)產承包制是1982年。1981年集體經濟還占主體，糧食總產32502萬噸，是個糧食平產年（低于1979年）。我們取1998年的豐產年的51220萬噸（聯(lián)產承包后持續(xù)增長期），17年年均增長2.7%。從1981年向前取17年是農業(yè)經濟已經恢復的1964年，糧食總產18750萬噸（到1981年也是持續(xù)增長期），年均增長3.3%。顯然，聯(lián)產承包制與集體經濟體制在糧食增長方面沒有令人驚奇的地方。　　

有人會說再比長點，因為困難時期糧食產量猛降會減低增長率。那么我們以1952年這個大豐收年13213萬噸（1949-1953糧食年均增長13.1%！）做起點，到1981年年均增長3.2%，而2009是中國糧食總產創(chuàng)紀錄一年，糧食總產53082萬噸，年均增長只有1.8%，只有改革前速度的56%。　　

有人還不服氣，說比短點。那就不講理了。因為糧食產量與天氣關系太大，三五年一個豐歉起伏期。可以查到歷年糧食產量，你自己搗鼓點數(shù)算了。　　

其實，中國自解放以來到1998年就是個糧食增長期。開始是農田水利改造，墾荒，接著是良種和化肥，再完就是農膜等。到九十年代后期沒有有效的新技術可投入了，糧食產量七八年徘徊。2003年糧食產量甚至低于1990年。　　

除了糧食，其他農牧產品也一樣，只有水產品確實改革后增長快多了。貧道有的帖子曾詳細做過分析。如果客觀點看，農產品增長主要是技術投入和農田基本條件改善決定的。什么“煥發(fā)了……于是創(chuàng)造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說集體經濟能信，說個體經濟也不能信。　　

那么，明擺著的是，一直到90年代中期，農民收入大幅提高難道不是事實嗎？每個農民兄弟都有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是你個臭老道想否定就能給否定的！！　　

是，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家庭人均收入比，1978年是257比100，1985年下降到186比100。后來雖然有點倒退，但1996年還高于1978年前，是247比100。　　

如果看了貧道前面介紹的產量增長情況，難道自己就沒有疑問嗎？產量增長3-4%，收入增長7-8%，什么原因？簡單得很嘛，價格提高了嘛。其實，聯(lián)產承包制前1978-1981年農民人均收入增幅遠高于1981-1984年。道理很簡單，1978-1981年年均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10.9%，而1981-1984年3年年均只提高3.5%。如果不是這個時期自由市場開放可以賣溢價農產品，農民根本體會不了什么改革的偉大成績。此后1985-1989年，1993-1995年又是兩次大幅提升農產品收購價格過程，年均提升幅度分別是16.6%和23.9%！1978年到1995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年均提高9.6%，甚至高于農民純收入7.8%的年均增長指數(shù)！另一個支撐貧道說法的是，1996年開始農產品收購價格長期不長（因為已經于國際市場價格接近），農民收入立刻放慢，甚至出現(xiàn)過負增長。　　

所以，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嚴重壓制了農民種田積極性，壓抑了農業(yè)生產力提高，使我國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的帽子，該摘就摘吧。就算現(xiàn)在不給人民公社平反，歷史也會平反的。　　

另外，沒有前30年的超大規(guī)模的農田水利建設，沒有上億畝土地的開墾，沒有基本完成農村中小學教育，哪里有后來的成績。甚至可以說，沒有1979年尚有的90%以上的農村小學入學率和80%的農村中學入學率，就沒有第一批足量的，能夠從事制造業(yè)的農民工！　　

有人會說：扯過去干啥，現(xiàn)在怎么辦是正經需要討論問題。　　

貧道扯出集體經濟和小農經濟，是因為前一個帖子最后承諾要給出農村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方向。貧道怕一旦提出這個方向時，馬上一群人說貧道是搞復辟，是倒退（咋聽都像批林批孔時的詞兒），是否定改革開放，于是貧道不得不再把這些數(shù)字拿出來進行解釋。為了后面沒異議，只好先說了。說了沒別的意思，意思是別上去就把農村集體經濟看成萬惡之源，十惡不赦。這樣才好討論。　　

如果大家心平氣和了，貧道就說說人民公社。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北戴河會議《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人民公社這個經濟體要包括“工、農、兵、學、商”，也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將不僅僅從事農業(yè)，而是從事包括制造業(yè)和服務業(yè)中的大部分行業(yè)。甚至有這樣的文字“不必搞成國營農場，農場就不好包括工、農、商、學、兵各個方面。”也就是說，雖然當時并不見得明白農村經濟究竟該怎么做才能消滅“城鄉(xiāng)差別”，但竟然簡單地把農村當城市來辦，甚至超過城市（城市起碼沒農）。　　
　 　
當然，由于“浮夸風”和“窮過度”的干擾，大躍進失敗了。但是人民公社還是保留了下來。到六十年代中期文革開始前后，很多農村開始涉及工業(yè)，而且已經不是簡單的手工業(yè)，而是標準的制造業(yè)。到文革結束時，河南鞏縣的社辦工業(yè)和蘇南、浙江等地的部分社辦、大隊辦甚至生產隊辦的工業(yè)已經非常興盛，只是都是些點，沒有形成局面。　　
　 　
工農兵學商中工農有了，所謂兵就是民兵，各生產隊都有民兵排長，雖然實際成為生產隊一個干部而流于形式，但那是沒仗可打。　　
　 　
文革結束時，小學生在校生數(shù)達到15094萬人，初中生6548萬人，高中生1533萬人，而這些學校，主要是大隊、公社出資興辦的。（為了讓大家知道這些數(shù)字是表達了什么，貧道再提供一些數(shù)字：1991年中國小學在校生人數(shù)12164人，1989年初中生在校生3838萬人，1993年高中生在校生657萬人，分別為峰值的81%、59%和43%。初、高中生都是在2002年再次達到和超過1978年水平的。在人口持續(xù)增加情況下，減少的中小學生顯然是農村學生）　　
　 　
商就是服務業(yè)，文件中提到的“公共食堂、幼兒園、托兒所、縫衣組、理發(fā)室、公共浴堂、幸福院”雖然多數(shù)在大躍進失敗后沒有了，但是農村養(yǎng)老、簡單醫(yī)療還是集體經濟投入的。　　
　 　
這個時期設計的供銷社和信用合作社雖說是集體性質，但屬于垂直系統(tǒng)，與農村集體經濟橫向經濟聯(lián)系很弱。　　
　 　
貧道做個設想：如果1979年照樣進行大幅度不間斷地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使集體經濟收入提高。同時，將農村信用社、供銷社下放給公社和縣兩級。國家對農村金融給予優(yōu)惠政策，使之發(fā)育成替代后來農行的集體經濟性質的半股份金融系統(tǒng)。取消農村商業(yè)和農用生產資料的一、二級站，讓公社級供銷社直接從廠家進貨和訂貨。同時，將糧站和其他農產品征集系統(tǒng)納入公社集體經濟的供銷社，作為與城市商業(yè)打交道的乙方（到80年代初，糧食，油料、棉花供給都已經不緊張），同時取消商業(yè)一、二級站，公社商業(yè)可以直接從廠家訂貨并組織農村零售。　　
　 　
最主要的是，國家制定產業(yè)限制政策，將農副產品加工、食品、酒類、日雜等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行業(yè)下放地方，并逐步按大片原料產地成為集體企業(yè)。并給予稅收優(yōu)惠，以杜絕非農村集體經濟資本進入這些行業(yè)。同時，將農村保險業(yè)、養(yǎng)老和有盈利機會的行業(yè)都按區(qū)域形成集體經濟，與公社掛鉤。　　
　 　
在組織上，取消政社合一。生產隊、大隊、公社和公社聯(lián)合體成為以分級合算的系統(tǒng)，以以按農民代表會為最高決策機構，所有執(zhí)行者都是雇員身份。　　
　 　
在經濟上，以工分制為基礎的按勞分配制度。所有社員在所工作崗位按勞計分，公社下屬所有產業(yè)中的企業(yè)經營利潤最后統(tǒng)一核算，按人、勞比例分配（四六、五五、或倒四六）。　　
　 　
當然，這個過程不排除放開城市用工招工。同時，農村集體企業(yè)也聘用城市管理、技術人員，但不分紅。　　
　 　
由于80年代正處于農產品供給開始充裕的時期，加上這些政策，農村一方面會隨著城市化加快而增加人均資源，另一方面會因為壟斷農產品和部分輕工產品而按市場需求適時漲價。最主要的是，由于金融保險、制造業(yè)的技術進步率很高，服務業(yè)勞動生產率提高空間也很大，加上政策對城市資本的限制，使農村經濟（不是農業(yè)經濟）依然有不斷、高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農村居民來自農林牧漁業(yè)的收入會急劇減少，并很快接近甚至短時期超過城鎮(zhèn)居民。　　
　 　
這樣，中國農村經濟不僅可以完全實現(xiàn)80-90年代中期的高速發(fā)展，而且不會出現(xiàn)90年代后期的大滑坡。　　
　 　
說道這里，有人會說了：以前還覺得邋遢道人還比較實在，重邏輯講事實，怎么今天胡說起來了？今天給誰一起喝了？　　
　 　
其實貧道描繪的，很接近日本現(xiàn)有農村經濟體制，只是日本農村經濟沒有貧道設計的這么極致罷了（當然貧道這里是隨手寫的，并沒仔細推敲。仔細推敲并進行政策設計關鍵在思路，不在設計。貧道思路還清楚，設計不行。但會涉及的專業(yè)人員很多）。韓國、臺灣、以色列都近似這種模式。有關日本，貧道此前帖子做過介紹。歐洲的荷蘭、丹麥等也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協(xié)會和合作機構按這個方式走的。可以說，除了美加澳和阿根廷巴西等土地資源充裕的國家走了美國農村經濟發(fā)展方式，多數(shù)都發(fā)展了集體經濟。這些國家和地區(qū)農民土地雖然私有，但來自土地經營的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10%甚至更低，大部分收入來自集體經營的部分。　　
　 　
有人說，農村拿走一塊制造業(yè)和商業(yè)、金融，城市人怎么辦。其實，八十到九十年代正是信息產業(yè)和裝備產業(yè)計算機化時期，農村人拿走的這些部分無論工業(yè)增加值率還是占工業(yè)增加值比重，始終在降低。城市化還會加快。　　
　 　
農業(yè)合作化和農村集體化沒有本質區(qū)別。主要生產資料是集體的（土地產是自己的，占總體固定資產比重不高）。每個農戶所得來自三個部分：在自己徒弟上種養(yǎng)殖產品銷售收入；在集體經濟的企業(yè)中打工并按勞分配（工資），從集體經濟經營企業(yè)的利潤中部分按股部分按人頭分配。由于農民來自自己經營的農牧漁產品收入比重已經很低（假如只有10%，實際接近當年社員的自留地和自養(yǎng)禽畜的產出。一些村自留地產出能占總收入百分之十幾），因此發(fā)育充分的合作經濟與人民公社差異并不大。除了可以指出政社合一等說改就改了的部分。　　
　 　
秦暉先生也認為農村合作化是必要的，但反對強制。全球實現(xiàn)合作化的農村經濟都是強制形成的。無非不是行政方式而是經濟方式的結果而已。人民公社有點行政強制，但這不影響最后設計。日本不強制？日本頒布農會法，對參加農會的人實施政策優(yōu)惠，惠農措施主要通過農會實施，誰不參加農會？不比行政命令、開會動員更正派和仁慈。沒有看得見的手的支持，沒有一個農村合作組織能在城市資本沖擊下存活到現(xiàn)在。　　
　 　
農村集體經濟的意義在于：　　
　 　
首先，只有是集體經濟，國家才能名正言順的讓農民自辦金融、保險、生產資料批零、與農產品關聯(lián)大的輕工以及教育等產業(yè)，并將這些產業(yè)的利潤基本平分給農民。如果不是集體經濟，就會變成中國這樣的少數(shù)農民從事這些產業(yè)并吃盡利潤，其他人只能打工。形成農民對政府的抱怨（假如在日本，憑什么給他批這些項目并給那么多貸款而不給我批！馬上鬧成事件。但給了農會，屁也沒人能放）　　
　 　
其次，這些高于農林牧漁收益和技術進步率高的行業(yè)的利潤不會被少數(shù)人拿走。也就是一次和二次分配中政府不用干預就實現(xiàn)了公平公正。由于農民能從農業(yè)和能從事的技術進步率相對低的非農產業(yè)中獲利不會很高，這些利潤的分配是非常關鍵的。少了這塊部分，只能加大財政補貼。　　
　 　
因此，貧道給改變經濟發(fā)展方式中關于擴大居民消費需求方法的研究，就是做深入調查研究并進行合作化試點，再開一次北戴河會議。形成一個《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集體經濟的決議》。　　
　 　
哈哈，管他有人聽沒，反正貧道說了。下一次侃“技術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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