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一個大隊支書的懊悔（河北，老李）

老田整理（未經口述者審閱）
訪問時間：2007年11月25日于北京

一、 家鄉的生存環境

我是47年出生在河北衡水地區武強縣周窩鎮大段莊村，這個村子在滏陽河邊上，現在平均每人一畝半到兩畝地，大部分一畝半，屬于黑龍崗地。49年以前，種的品種不行，一畝地的產量就是三四斗、四五斗，百來斤的樣子，以春玉米高粱為主，或者春天種谷子，收起來之后種麥子，重播之后產量就只有六七十斤。也有人收了麥子之后，不種了，把地翻過來等著秋后種麥子，稱為“留麥”。我們那個地方在虎特河以南，低洼易澇，解放前非旱即澇，貧困得很。如果哪年發水，地淹過，可能畝產一百多斤麥子，畝產二百多只聽說過，沒見過。

49年之前，很多地就是一年種一季麥子，好地產量也到不了200斤。有個姓賀的地主，在王庫那個地方當莊子頭，有年收了一百口袋麥子，在我們那一帶是個很大的新聞，到了文革之前都還在講這個新聞。實際上還不一定有，就是圖名氣，意思我有多少多少地，實際上地也不是他的，他只是為地主管莊子的頭頭，后來就按這條新聞把他給定成地主。

45年日本人投降后，國民黨就沒有來過，八路軍打來之后，47年土地平分的。共產黨在37、38年就建立了支部。56年成立高級社，慢慢產量高點，后來學大寨，慢慢好起來。

現在情況不一樣了，以冬小麥玉米為主，也種棉花，麥子產量大部分八九百斤，個別的能破千斤，平均400公斤沒有問題，玉米產量可以到550公斤，水澆地年產一噸糧能保住。

我是63年初中畢業，18歲就開始當生產隊長，那個時候，小隊160多人，每年收獲能吃九十個月，還要吃兩個月返銷糧。小麥收下來之后，留一兩個月口糧，剩下的交給國家，等到東北的糧食收下來之后，再返銷給我們，參加國家調劑。困難時期，吃食堂，吃不飽，那也比舊社會強多了，起碼有一點，國家也還照顧，舊社會糧食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多數人沒有人管，真是走投無路。

那個時候，人均口糧360斤達不到，大隊里頭差的小隊，糧食只夠吃半年，加上返銷糧才夠吃。等到70年我們小隊就開始對國家有貢獻了，不再吃返銷糧，到72年，全大隊六個小隊的糧食都能自足了，等到我到大隊干上，就不吃國家的返銷糧了。

我們那個地方是子牙河的支系滏陽河，63年下了一場大暴雨，一晝夜100毫米，災情很重。毛主席提倡根治海河之后，就開始挖一條新河，東面和西面各挖一條河道，中間是分洪區，年年挖，每年大隊都要派出一二十個人工，工程非常大，一直到80年前后才正式完成。上游還修了很大的水庫，崗南水庫，王快水庫。

那個時候，就是想著玉米餅子能夠隨便吃，就只這么個標準，為了吃飯這一條折騰，拼命想法子生活。按照當時的口糧標準，一天八兩，這個肯定不夠吃，省著吃也不夠，一個小隊的人齊心得很，一般的要搞點瞞產，三五千斤的樣子，然后按照人頭私分下去，勞力多的人家還不高興。其實，小隊私分，大隊和公社也知道，多了就不行，一年就是偷偷人均分個三五十斤的樣子。

從58年開始，人工試打機井，當時是木管井，58年打成一個，當時柴油機不好使，水泵也不行，不能很好發揮作用；69-70年開始用上沖擊鉆打井，下的是水泥管。我70年一上任主要就是打井，一搞到錢就打井，目標是爭取到74年做到一人一畝水澆地，到了75年一個人能達到300斤小麥300斤玉米。那個時候玉米還是土種子，畝產就能達到500斤。我們那個地方原來是鹽堿地，打井之后地下水水位下降了，也不堿了。63年那次大水之后，鬧了兩次水，此后就光是抗旱了，77年大雨，內澇，算是補充了一次地下水。

二、 從私人投機倒把到集體副業

我年青的第一個志愿就是想去當兵，想到這個就特別來神，因為我家里有三四個烈士，老爺堅決不讓去，武裝部長親自去做工作也不行，我心里憋氣，初中畢業之后就不在小隊好好干活，我就自己騎個車子倒賣布票，一天能夠掙個兩三塊錢、三四塊錢。我們西邊的一個莊子，很多人家自己織布，國家發的布票就多出來了，我去收過來再賣到別的地方去，當時這個行為照說就是投機倒把。

因為不讓我當兵，所以索性民兵也懶得參加，文革也沒有參加。就是四清的時候，讓我當貧協代表，管發放救濟糧、返銷糧什么的。這年冬天整風，隊長下樓了，公社書記也已經靠邊站了，老公社書記的太太張金英拖一個小孩，住在我們那里，非常偶然的一個機會，她問我識字不，我說識字，她要我去抄大字報，結果壞了，她非給我做工作，說我是勇敢的闖將，成立紅衛兵糾察隊要我當隊長，說讓紅衛兵瞎鬧可不行，要掌握政策。過年的時候，她小孩多，要給閨女做一條褲子硬是差一尺多布，沒有布票就是買不回來，我正好是干這個活兒的，給了她三尺布票，她簡直是感激得沒法說。接著大隊成立代銷點，她要我當代銷員，要我干，我不愿意，最后要我干出納，總得干一樣，回頭小隊沒有會計，又兼會計，接著又當隊長。

小隊會計是高小畢業的，他家成分高，父親是國民黨黨員，文革時期清理階級隊伍，一個隊一個人參加，我讓他去了，他感到自己受信任挺感激我，有很大的積極性。我后來又讓他入了黨，當指導員。我自己就騰出精力來，專門搞副業。當時一個煤油燈的燈芯是四分錢，玻璃管要兩分多錢，我就做那個玻璃管。我有一次看到管子上面印有南陽的工廠名字，我就買票上了南陽，找到了這個工廠，供銷科長是個女的，跟她磨菇了很久，就是不肯賣給我們，當時都是有計劃的。我就想辦法跟蹤她上她家里去，她下班騎車子回家，我就偷偷跟著她的車子跑，一次只能跟跑一小段路，分了四天，總算找到了她的家。那個時候，還沒有送紅包一說，我買了塊料子，花了6塊錢，長度是1.06米，我今天還記得。我去敲她的門，她看見我拿的料子臉色都變了，問你怎么摸到這里來了，她說咱們都是國家供應的東西，你這么小就搞些歪門邪道還行！這不是送禮的問題。后來她到底不肯收禮物，算是額外開恩，給了我一個集裝箱的玻璃管。這個管子的價錢是一分錢，回去之后可以落下三分錢。

這個管子用完之后，再也不好意思去南陽找了，有一次看到日光燈上天津東方紅玻璃廠出品的字樣，我又摸上天津去，跟他們磨菇，賣給我們五箱。在庫房提貨的時候，碰到多年沒有來往的表姑父，他問我短的管子行不，我說可以，結果他們廠子有一次在龍卷風中間損失的管子報廢了，有一大堆，這樣我就找車子拉回來，沒有二年工夫，賺了11300塊錢。慢慢地，煤油燈不時興了，農村用電也多起來了。我們也想著改行。

有人傳來信息說，有個老工程師有制造互感器的技術，要價一萬塊錢，還保證說用他的技術掙不到這個錢他就不走。我才初中畢業，啥也不懂，那個時候還好，沒有什么人出來糊弄人，我上天津，約見一個老頭，他坐在嘎斯車里過來隨車帶了兩桶樹脂，幾塊鉛板鋁板，做成互感器之后，拿到保定標準計量所檢驗，還真合格，做一個賣一個，就是原料買不著，當時矽鋼片、鋁材都是一級物資。后來，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人寄了一套互感器的圖紙給武強縣工業局，宋技術員讓我去找公社馬副書記，這個圖紙怎么回事誰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從北京郵寄過去的，圖紙是北京互感器廠的，從此開始我們才有了全國各種型號的互感器的圖紙。老百姓對我也是怨聲載道，說我是敗家子，好不容易掙點錢就這樣被敗了。

我是70年參加大隊支部，是委員，還兼小隊指導員，主要還是搞副業。那時出門要去公社開介紹信，到處搞原材料，72年2月，我在南方呆了50多天才回來，有人告訴我說高書記要找我，非讓我當大隊書記，怎么說都不行。我負責大隊工作，也是什么都不管，誰拿強就誰來當隊長，不然就管不了。

73年秋后，9月的樣子，推廣水澆地，學習節水灌溉，搞小壟小丘標準節水。冬天開隊長會，布置一個任務，在不影響小隊農業的前提下，搞點大隊副業，由大隊支部委員兼一個生產隊干部職位，其余的人由大隊安排搞副業。有兩個支委帶頭同意，黨員們都同意支委的意見，每個小隊留一個搞農業的，配一個得力的助手，副隊長我要來搞副業，業務員有能力的都歸大隊，小隊再自己下去培養。由這開始搞鑄造，做鞭炮，到了74年底，已經積累了十多萬塊錢。

三、 從大隊核算到分地到戶

75年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說現在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搞小隊核算，以后發展了要逐步過渡到大隊和公社核算。我頭腦一熱，回去就搞大隊核算，并提出口號一年達到“雙百萬”——糧食產量過百萬斤、副業收入超過百萬元。當時全市是第一家，別人說我年青，不大相信。我當時也有一定的勇氣，也具備一定的條件，很幸運地，76年就達到了，那時是很硬的任務，不是說說而已的。集體內部，也有不平衡的，隊與隊之間，公糧任務，返銷數量，都還是要爭的，合并了就沒有了；在生產隊內部，勞力多少也是有矛盾的，工分糧占多少，三七、四六、五五也是有不同意見的。

我帶了兩個年青人王春年、王惠珍去開縣里會，他們兩個才18歲，學校里剛畢業，我就鼓動他們兩個，背著下面的隊長，要他們帶個頭支持，趁著那個勁頭先過渡到大隊核算算了。回去開會，黨員一個組，干部一個組，老百姓一個組。當時我所在的6隊剛花了300塊錢買了兩頭騾子，一二隊就看著6隊怎么說，老百姓也豎著耳朵聽著怎么處理，最后大家都同意了，我們大隊最老的黨員是30年代入黨的，都已經70多歲了，他們也都支持，這樣一呼啦，都行了。接著就各個小隊的倉庫大門一封，鑰匙上交，清查家底。十一月幾號，成立了一個審查組，由小隊指導員組成，預備平地。

我們大隊的地都在滄石路邊上，六個小隊有七等地，開始的時候光是調地都把人弄糊涂了，劃方都累壞了，怎么調都有意見。最后說，社會主義大農業不是單干戶，要求小集體服從大集體，趁著下雪天，沿著大路每300米劃為一方，一拉兩條線，200畝地為一方，分成六攤。割麥子一下地就有幾百張鐮，社員的積極性非常高，讓怎么干就怎么干。群眾的那個積極性真是沒得說的。種棉花也是我們帶頭，推廣魯棉一號，全縣就一噸棉種，就我們種了400畝，每畝5斤種子，頭一天把種子催好，買了十張褸，行距株距排好，好幾百人的活，手工下種一天就完成了，其他地方的農民還是抱著老一套思想，老隊長也怕風險新東西接受得慢，只有我們肯要新種子。60萬磚，社員一天就裝進窯里，積極性真是沒法說。當時沈陽給一臺捷克的60馬力拖拉機，全武強縣就只有我們買得起，從此開始搞機械化。

副業也統一起來了，光跑外的就有20多人，75-76年度產值60多萬，76年全大隊的工分值達到一塊錢。77年副業產值達到127萬，糧食超過120萬斤，工分值就是一塊五，吃飯開始要炒菜了。看病都是大隊出錢，電燈用電也是大隊出。78年勞力過剩，開始搞作業組。大隊成立了后勤組，各村娶媳婦、蓋樓什么的，大隊有三輛馬車，三個大拖拉機可以拖木頭磚什么的。

79年上面推行責任制，大隊支部不愿意分，社員更不愿意分，在工廠里干著活的也不愿意分。堅持到了82年，全縣都分光了，鄉里縣里和地區，三級的一把手都來找我，地委書記李鐵，專員韓培普，縣委書記傅志則，縣長郭云路，鄉黨委書記劉林雨，鄉長圖九章，都跑到大隊來蹲著，我一看形勢不對，都不敢呆在辦公室里。他們跑到我家里，坐在院子里的木頭上，要跟我做思想工作。

我就跟他們說：李書記，你們是這么大的官，見識比我強，都說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我的看法是按勞分配是手段，各盡所能才是目的，現在光講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反過來強調，我搞不懂。就說有大地方小地方，我們這個大隊算是個十來斤的小豬吧，一個地區是1000多斤的大豬，大豬小豬得了感冒都得打針吧，要是得了癌癥大豬小豬都得死，沒有救的。中國搞責任制家庭生產可不是什么新鮮事，都幾千年了，解放前毛主席算是一個作業組吧，蔣介石也是一個組，是誰越搞越好，怎么今天倒過來要向臺灣學習？人家資本主義國家，小孩是吃父母的，我們這個村子，學校畢業回來一報到，就決定了命運要吃農村糧，每個人都是集體的一份子，從支書到突擊隊員，沒有一個人不重要，哪一個工作崗位都不能少，年紀大了不能做強體力勞動，分配看樹一天也給記五分工，家里兩口子上下差不到30塊錢，誰多勞誰少勞，也不一定要分那么清楚，少勞少得的回去家里矮一截？我說還是從各盡所能出發，統一分配，均衡分配比較好。要是論質量產量，我可以向全縣挑戰，誰挑戰我們都敢于應戰，可以比一比，誰能夠做到讓社員真的做到各盡所能？他們沒有別的說，就回答說：王玉昆、耿長鎖他們那些著名的模范，也都搞責任制了。

他們蹲在大隊不走，天天跟著我們下地去勞動，看來不分他們是不答應的。河北省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說，條件好的生產隊也要搞責任制，不搞責任制沒有出路，老百姓聽了之后，心里也都是七上八落，也來問咋個分法。麥子割完之后，八九月的樣子，開個群眾大會。大隊農具多，大拖拉機有三部，分下去就只跑運輸沒法種地了，一兩天之內就把地分完了，18個人一個小組，一頭牲口一套犁耙。

大隊原來有個退伍兵，他剛從部隊回來的時候，干活跟不上趟，我曾經批評過他幾句，說他不大眾化，負面影響大。他分到一頭小黑牛，牽著從我旁邊過去，對我說：李書記，我可沒有攪和，你自個兒就散了。我從來不掉淚的，聽到這個話眼淚就下來了。從75年大隊核算開始，到82年8年，我沒有哪一天睡過六個鐘頭的覺，現在真是后悔呀。每一天都要調節農業副業之間的矛盾，爭勞力爭資金，副業清閑錢也多些，都爭著搞，整天要平衡這個。

集體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機械化，一天之內積蓄全部勒逼著分完，一分錢都都沒剩。我接手大隊書記的時候，一個小坐柜，一把椅子，兩個桌子，還有就是一堆1947年發的土地證，今天還留著，合作化時期農民交上來的，就是這么些東西。分地單干，絕不是我個人要搞的，但是頂不住，大隊副業原來是大隊一攤，現在是各家各戶辦工業，一攤變七戶。老百姓是真的不愿分，但是上頭連10%的集體都不肯保留。

四、 反思與后悔

我是在計劃經濟的堅實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市場策略使不出來，不懂得市場經濟，統統都不對了，跟不上趟。一到春節，心里就別扭。前年我寫了副對聯，反應自己的感受：
因過渡扎田頭哪怕披星戴月
為吃飯種玉米何懼夜露朝霜

特別是到了去年，我已經60歲了，就老想這個事兒，這個責任制共產黨長不了，我們當初大隊支部的一伙青年人，都變成一伙老頭了，全村32個黨員，都是老的，死一個補一個都有困難，找誰入黨，誰都不入。他家爺爺是黨員吧，找上門去，做小孩的工作，還不愿意，推你去找誰誰。現在農村當支書的人，主要是兩種，一種是我這樣的“老皮老臉”的，另外一個就是別有用心的；老家伙出于面子黨性，硬著頭皮干，再就是別有用心的人，跟你有意見，我上來了好拾掇你。

我們這些基層的大隊支書，都跟羅陀底下那個尖尖一樣，政權在高速運轉，磨損最多的就是那個尖尖，黨和政府多少政策底下都是我們去執行，跟廣大社員磨嘴皮子去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那么大阻力，有些人說他都斷子絕孫了真跟你有深仇大恨，當了幾十年干部執行政策，不能沒有后顧之憂，替共產黨得罪了多數人。原來支書一個月給300塊錢，現在不要稅費了給100元，一個大學生下來當村官助理月工資1200元，這樣對待基層干部，恐怕以后難以找到人替你賣命了。上頭老是想自己撈好，農民不要公糧，農民確實感激你。那個時候要用你農村干部的時候，得罪人的時候找農村支書，現在不用你了就一腳踢開，人心早就木了。

現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誰幫你去組織？支書不算個行業，但還得有人干，這些活兒也很難有什么效益，扯皮打架了支書去勸和，總不能一天收30塊錢吧。我們村子30年來，沒有出過一起刑事案子，也沒有離婚案子，頭兩年出了刑事案子是在外打工時出的，今年有個離婚案子，也是因為打工。

我們辛辛苦苦弄了一輩子，一心一意跟著共產黨這么過來的，這樣努力有什么用呢？得不到一絲一毫的承認，宣傳上看，反而好像是我們底下的干部不好，破壞了中央的好政策似的，成了障礙。回想起來真倒霉呀。我真想串聯農村支書，向中央寫個聯名信呼吁呼吁，然后自己騎上摩托車，一個村子一個村子串下去，找人簽名，真想去干這個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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