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大病初愈的魯迅寫了一篇題為《“這也是生活”……》的文章，里面有這樣的話：“街燈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顯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識的墻壁，壁端的棱線，熟識的書堆，堆邊的未訂的畫集，外面的行進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這里流淌著深沉的情感。這是一種個人對群體、對社會、對天下的關懷，一種內在驅動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魯迅之所以為20世紀中國的偉人，正是源于這種深沉的情懷—單純的深刻不足以成就他的偉大。

　　這是中華文明偉大傳統的體現。在我們的文化中，可以很容易找出諸多的圣人名言，教誨人們要有責任感，要襟懷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肉食者”才有這個責任，每個“匹夫”亦應如此。正是這個文明造就的中國人，每每在時政凋敝、文明式微的關頭站起來，承擔起文明復興的使命。我以為，這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成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活”的文明的秘密。

　　這個號召又是更多地面向年輕人的，年輕人是天生的理想主義者，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是這種精神當然的繼承人。對年輕人的這種期望表達在梁啟超的“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的豪邁話語中，表達在《畢業歌》的“同學們!同學們!快拿出力量，擔負起天下的興亡!”的鏗鏘旋律中。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時代的風貌體現在年輕人的風貌上，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促進。1980年代之所以被人緬懷，便是因為那時的精氣神。一位北大學長說過，那時候北大圖書館每到關門的時候，常能聽到有人邊往外走邊高談闊論：哥們兒今天又搞了一個體系!

　　讓人惋惜的是，如今這種精神在年輕人里幾乎消散不見了。《南風窗》持續數年資助在校大學生利用暑期進行社會調研，我在擔任一些大學生團隊的聯系人的過程中，深刻地體會到了這種精神，或者說一種視野的匱乏。

　　年輕人走出校門去接觸真實的社會，目的應該是了解社會，對研究的現象進行記錄并試圖理解和進行闡釋。雖然馬克思說，“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闡釋世界，而真正的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但改變世界的起點是對社會問題的本質有真正透徹的理解和準確的把握，沒有這個階段，真正的改變是無從談起的。

　　但是，我所接觸的青年學生往往直接走向了政策建議的方向。因為視野的局限，社會調查淪為攝像機式的記錄加上一點“政府應該如何如何”的老生常談，看不到表象背后的東西，更缺少思想的火花。這樣的調研報告讀起來像極了都市報的社會版與時評版的雜糅。

　　這種現象可以稱為“天下情懷”的失落和“師爺心態”的興盛。其實，這種現象的成因不難理解：在這個庸俗的“拼爹”社會，理想當不了飯吃，最好學點兒有用的東西—“有用”，既有實用的意思，也有可以“為人所用”的意思。于是，年輕人的舍我其誰的沖勁被壓抑了，自動自覺地把自己定位為了“師爺”。

　　我可以理解年輕人們的苦衷，但不能同意他們的做法。國歌唱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在今天同樣適用，中國面臨的挑戰不比任何時候少。這個復雜的時代更需要青年人的朝氣蓬勃，即便是改變這個社會，最終也還要靠他們自己。

　　面對現實的無奈，屈服和抱怨是選擇，批判和改進也是選擇。文明傳承的使命終歸要由人來擔負，別忘了，子曾經曰過：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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