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有自己的根基

　　(原文是　2010年8月7日　寫給《80后看中國》的文稿)

　　我們經過這三十年的發展，似乎富裕了，但是我們突然發現知心朋友少了，安全感少了，精神上的滿足感低了。在得到短暫的滿足后，我們陷入更大的孤獨感中，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茫茫人海中、在茫茫大地上，奔走一生，我們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沒有自己的精神支柱!《百年孤獨》讓我們感受到經濟發展之后，我們缺少了自己的底氣。我們在瘋狂地把別人當成是神，甚至連魯迅“拿來主義”的自信都沒有了。社會的評論只要一直面問題的慘淡，就立即抬出西方國家作為論據，于是大家束手就擒，風平浪靜，乖乖地信奉這樣的論據為圭臬。我們中國人缺少自己的精神根基，曾經有過，但是被肆意侮辱之后扔卻了。

　　我們的商品極大地豐富了，但是我們的民族產業卻在外資收購中哀嘆。我們的產業種類齊全，但是被世界產業鏈捆綁在下游，用萬噸茶葉來換一架波音。我們希望真的能出現“中國制造”和“中國概念”，但是消費者沒有信心，提出者更沒有信心，精英更是糟蹋信心。龍永圖把中國作為美國的學生，中國融入世界的年齡和經歷都還不足以充分地理解中國文化、表現中國精神，我們不能為了尋求一時的經濟虛假繁榮，通過耍大錢彰顯中國一時的威風;而是從國家發展的長遠去考慮，為中國產業尋找自己的根基和特色。

　　我們肆意地辱罵中國的文化，從祖國、中醫、武術、歷史、領袖、土地，到一切的一切，我們憎恨我們目前生活周邊的一切。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西方月亮就是比中國圓”，我們失去的不僅是中國人的根基，甚至連一個基本作為人的根基都失去了。我們的文化、經濟、政治不但沒有能夠領導時代的先進性，反而成了時代的奴隸，不僅沒有跟上社會發展的腳步，而且逐步走向邊緣，面臨生存的危機。中國的出路的就在于找回自己的根基。

　　我們中國缺少自己的根基。沒有自己的精神根基的人，是很可以很容易統治他們的;沒有經濟根基的國家，勞動者的勞動多數流進了別人的腰包，成為免費為美國打工的打工仔;沒有政治根基的人，國家將演變成外國的殖民地，接受外國的奴役和管教。

　　我們的政治根基：給人民以充分的民主

　　從2008年以來，國內形勢日益復雜。斗爭集中體現為愛國與賣國、愛黨與賣黨的斗爭。體制已經無法容納這種頻繁爆發的破壞性力量，社會越是在這種矛盾的爆發中尋找解決方案，它就越發現自己在走向歷史的悖論。而這種歷史的悖逆，只會埋葬自己。

　　貴州的甕安事件，無論真相是什么，都只是證明了矛盾已經尖銳化。任何勢力，無論正義或是官方口徑的黑惡勢力，都能夠鼓動群眾或是迷惑群眾，說明某些地方政府在各類合法或非法的群眾運動中接近喪失了權威。這是一種可怕的事實。

　　罪惡的根源在于個別地方上資本奴役和權力腐敗的聯盟，它的直接表現就是以人民幣為綱，以錢為綱，有奶就是娘，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種實用主義的思想，正在將國家和民族推向毀滅，它腐蝕了一些地方政府，腐蝕了警察，腐蝕了教育，腐蝕了音樂影視等娛樂活動，腐蝕了學術，腐蝕了道德，腐蝕了婚姻愛情家庭，腐蝕了民族尊嚴，從而將一批中國人變成惟利是圖，不受任何制約的經濟禽獸。在這種聯盟下，為了錢，可以舉起屠刀，砍向人民;為了頭上的烏紗帽，可以冒著被槍斃的危險，消滅群眾的肉體，掩蓋真相……

　　這里有一個簡單的判斷：

　　——上海發生的楊佳襲警事件，是專政機關以合法的理由欺負弱小者，因而引發弱小者反抗體制的典型案例。那幾個死去的警察也許是沒有過錯的，但是楊佳卻將警察視為一個整體來報復。不管報復的是誰，只要是警察這個身份，就可以達到目標。

　　——云南孟連事件根本上是橡膠產業改革過程中利益偏向改革上層，而漠視人民利益的結果。這次事件又一次證明了究竟是誰總是站在資方說話，充當資本的家丁。個別的地方政府亂作為，為資本保駕護航，將自己直接推到了對立面，從而充當了資本的棋子和打手。即使是這樣，資本代言人反而說這是改革不徹底的結果，是政治不改革的結果。也就是說，你為資本保駕護航還不行，得把政權直接交出來。

　　——貴州甕安事件無論真相如何，不過都是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從而在已經腫大的病體上，冒了幾個水皰，從而以此為爆發口而已。胡總書記說的好，既然只是一個簡單的溺水案件，為什么能發展成幾萬人的暴力事件?難道僅僅是一次群體性事件，或者僅僅是一次黑惡勢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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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這些事件的實質，都是社會矛盾尖銳化的表現，其中都隱藏著中國社會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結構變動和利益變動導致的階級調整實質。在這場階級變動中，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淪喪為階級結構中的弱者。龍永圖公然把爭取自己合法權益的群眾稱為“刁民”，可見其立場表達了與這些群眾不妥協的對立。

　　資本是一種稀缺資源，公共權力也是。這兩種力都可以驅動各種人力、外在的物質力。群眾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作為聯合的整體，而不是分散的“個人主義”的個人。個人在沒有資本和權力的結構中是沒有任何力量的。

　　但是，這也是改革的重要時機。云南孟連膠農事件發生后，資本代理人已經提出，“這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荒謬言論。從承包制到股份制，任何一種“徹底”都是以徹底消滅群眾利益話語權為特征的。

　　如果新的改革能夠利用這樣的改革的時機，將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重新放在自己的旗幟上，進行人民民主參與決策的政治體制改革，那么民族仍然有重生的機會，否則面對他們的，將是一場場更加激化的矛盾作為回答。

　　我們國家的合法性根基，既不應該建立在革命功勛上，也不應該建立在脆弱的市場經濟原則上，更不應該建立在列強的外交認可上，譬如所謂加入WTO換來承認以及使西方承認我為市場經濟國家。改革應該繼續和緩進，新的政治改革應當建立屬于我們自己真正中國特色的大眾政治。其中較為重要的是要貫徹官員的輪換制度，避免隱性世襲;使官員執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社會公平為主，發展經濟為輔的模式上來，也就是烏有之鄉的理念“公平擴大內需，正義創造財富”。應當建立“普通居民代表大會”，限制這些代表必須個人收入低于或等于全國平均水平，否則不能當選;任何官員的決策，必須嚴格通過“普通居民代表大會”的表決，而“普通居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必須聽取每個他所代表的社區的意見，否則隨時被撤換。應當全面透明地公布官員的財產，并讓社會來監督。公布所有的選舉、決策過程。總得原則是不能讓官員過舒服了，讓他們用權力舒服了，大眾就要遭殃。吸收西方民主的精髓，發揚巴黎公社原則、列寧和毛澤東思想中那些群眾路線和民主的精神，我們就能夠建立自己長久的制度根基。西方的民主很大一部分是吸收了馬克思的民主思想和毛澤東的“大民主”思想，因此，必須重視西方民主的“返哺”“大眾民主”發源地——中國的作用。我們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夸大自我修養道德約束的實際作用，從而放松了對官吏的實際的制約和監督，聽任官吏的惡德惡行信馬由韁，其結果是清官的數量極其稀少，且大多數清官也是個人自我修養的結果。作為“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法官尚且如此，遑論其他政府官員了。我的“制度毛主義”的世界觀認為，維護百姓的利益，我們不能依賴于一個清官式的肉體存在，而只能依賴于社會主義精神延續的健全法制及有效執行，這個機制不是靠運動，而是靠穩定的法律和制度，在這個制度下，人民當家作主，嚴厲監督官員，充分實行人民民主。我的另外一種更為大膽的司法共產主義理論則主張仿效伊朗體制，政黨退出行政領域，而只控制司法和軍隊，在司法領域內監督公有制經濟是否在經濟領域占據主導作用，監督一個到兩個以上的執政或聯合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行政行為是否合乎社會主義理念，執行對法律操作和法律執行的監督檢查，監督國家的社會文化是否違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監督政府的外交行為是否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掌管國家的主要發展方向。政治學認為，一般意義上的政府往往被大眾理解為行政機關，正是在這個領域內發生了管理與被管理者的劇烈沖突。大眾的注意力焦點也集中于行政機關。因此，將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退居到監督、檢查的領域，從而避開主動對于行政領域的干涉、避免為行政機關的貪污腐敗而失去無產階級政黨的執政信譽;有必要在行政領域實行大民主制，對所有政府官員均實現選舉制，其他工人階級的政黨有同等條件下上臺執政的合法性。

　　歷史往往是兩面的，最革命的國家在歷史的突進過程中，可能會成為世界上最丑惡勢力的堡壘;而世界上最反動保守的勢力，卻可能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我們的經濟根基：恢復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占有

　　生產力標準問題一直是學術領域的熱點。改革開放以來，什么管理也是生產力、什么文化生產力、社會科學也是生產力之類層出不窮，充斥著生產力研究的領域。用百度一搜，有以下的生產力：、1、管理也是生產力;2、教育也是生產力;3、文化生產力;4、社會科學也是生產力;5、美女姿色(美麗、漂亮)也是生產力;6、服務也是生產力;7、批評也是生產力;8、開放女性是經濟社會的第一生產力;9、婚姻也是生產力;10、奧運也是生產力;11、信用也是生產力;12、安全也是生產力……等等，可謂是汗牛充棟、五花八門。總結起來核心就是，凡是能夠促進經濟增長、拉動生產的一切手段、精神、資源都是生產力，無論生與死、大與小、善與惡、男人還是女人。一句話，拉動經濟增長的一切現存物都是生產力。生產力因此超越了時間、空間，超過了一切階級性和社會性。理所當然地可以說，一切都可以用于增加財富或是再分配財富，社會現存的一切所有物都被開發到財富增長的序列中，都被資本增殖“收編”成為資本過程中的驅動輪。只要從其他人手里獲得財富，無論財富是生產性的增長還是靠暴力、欺騙、色誘、偷竊、行政管理等方式重新分配，只要一部分人手里的錢增加了，資金獲得了流動，這就是增長，從而也就是生產力。生產力墮落到這種程度，我們也實在無話可說。庸俗的經濟發展觀可以說是和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瘋狂掠奪模式是一致的。只要能夠拿到錢就是生產力，而且還是第一生產力，管它什么欺騙、掠奪、忽悠呢。

　　歷史是一個客觀歷史進程，尤其是生產力的發展不以人類的意志為轉移。這一點讓很多人不高興，比如農民聽到了，會說“多數人都是小農，生產力將多數群眾排斥在外了”;比如下崗工人聽到了，會說“難道我下崗了，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不需要我了嗎”;比如封建貴族聽到了，會呻吟道：“太不人道了罷，《共產黨宣言》還宣稱要將我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當一個人局限在自己的狹隘知識范圍內和有限的生活經驗內，他們根本無法掌握社會歷史的進程和動態，甚至以偶然性反過來攻擊必然性，以自發的唯心論攻擊需要后天學習才能夠掌握的唯物論，以人道主義攻擊客觀歷史論的非人道性和動物叢林法則性。

　　然而他們并不知道，客觀歷史進程的自然生產力論才是最大的人道主義和人民利益的捍衛者，只不過這個事情的真相完全被某些別有用心的集團利用了，掩蓋了事情的本質。

　　空談生產力是誰都能夠做到的，如果妄談生產力，那么很容易得出生產力是無情的結論。　劉永佶　先生的最大功績，就是向我們闡明了：生產力的主體是勞動者，而不是奴隸社會的奴隸主，不是小農宗法社會的地主，不是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家和地產主，更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官僚集團。

　　無產者之所以能夠代表著最先進的生產力，是因為他們在組織起來的大生產中處于聯合體一員的地位。講這一點，自由主義不高興了，在他們看來，人是最高的。強調每個人的個性，希望每個人都自由起來，從而自由地被流動的市場雇主雇傭，并在政治上成為自由的人，多元的人，從而無法建立起統一的政治組織。對于資本和政治來說，只有組織起來的無產者才最可怕，其他一概不足慮。所以從過去到現在，經典作家們都在強調要團結起來、組織起來，是因為在資本和政權的強大威力下，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

　　但是21世紀似乎有了一些非常不同的寫法。工業、農業在信息時代似乎處于了產業鏈條的底端，而產品的定價權、產業鏈的頂端和金融衍生品的國際掌控者，成了掠食者和產品收割者。第三世界，包括亞洲四小龍、新興亞太國家和金磚四國(中、俄、巴、印)發現，他們這三十年的發展，最終拱手將成果送給了國際金融壟斷財團和世界金融資本。國際金融資本勝利了，難道他們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這種極端的荒謬性邏輯恰恰是三個代表學說告訴我們的。也就是說，如果奴隸主殘酷地剝削奴隸，造成GDP的增長，那么他們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如果妓女貢獻了稅收，拉動了內需，她們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生產力的自然性告訴我們，生產力是自然發展的，它并不依賴于人的意志，人類建立的生產關系只能延緩或加速生產力的發展。這句話中包含了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生產力無論受到生產關系怎樣的制約，它都會發展起來。因此，將目前的生活水平和建國后三十年的經濟生活比較，乃是21世紀最大的騙局。

　　1949年建立后，整個中國沒有象樣的工業、農業，從半殖民地經濟出來的中國沒有任何真正的民族工業。指望在短短的三十年內，將中國發展成一個發達的美國，不過是癡人說夢。但是偽社會科學恰恰是在這一點上將私有化市場化三十年和毛時代三十年進行比較的。

　　這一騙局制造者的目的，就是把生產力的自然發展歸結為自己的領導成功和政策的成功。

　　但是我們忘記了一點，蘇聯在集中體制下發展成為了世界超級大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能夠和美國抗衡的大國。他們并沒有所謂的私有化市場化。也就是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式的私有化市場化，沒有任何的歷史必然性。

　　生產力的發展并不意味著經濟的必然發展。我的這一點結論足以讓所有人驚駭。在工業社會，當多數企業都使用舊的技術時，他們的企業都在贏利;而唯獨有幾家企業采用了新技術，但是這個新技術的推廣和占領市場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雖然他們掌握了先進的生產能力，但是其銷售不會立即超過其他99%的采用舊技術的企業。生產力只是意味著控制自然為人類服務能力的強化，以及多大程度上解放出人類的業余時間。先進的生產力，意味著這樣的一種物質的力量，他們在勞動者改造自然界的過程中形成，體現為更少的勞動時間內能夠為人類取得更多的生活和生產資料，對同一種物質的獲得需要的時間越少，則生產力越先進。這是一種力，一種抽象但又實在地存在著的力。如果把它庸俗化為科技，那么等于偷換了其中的核心要素：人作為自主勞動者的存在，因為這個力如果不是人以組成社會的形式來占有，那么它就會成為和風力、萬有引力一樣是一種自然力。我們能夠指望這個時代將我們引導向一個民主、自由、繁榮、富強的未來，或者它不過是資本及其奴仆們給我們編造的又一個烏托邦?個別官員不但漠視人民的呼聲，公然發表一些連他自己都說服不了的論點，甚至連國際上新自由主義全面潰敗，越南已經發生經濟危機的基本事實都不顧了。是啊，一個官員，到了“天變，地變”都無所畏懼的時候，那么什么事情還做不出來呢。如果是這樣，還講什么天人合一，和諧，群眾路線，親民愛民呢。

　　新自由主義及其支持者，代表那些投靠美國，希望將共產黨更名為社會民主黨，打算通過私有化搖身一變為純粹的資本寡頭，維護通過改革和腐敗而獲得既得利益的那股勢力，正在妄圖將中國引導向依附于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新殖民地政權。埃及的阿明沒有過時，中心外圍理論在中國正在實踐著它的路徑。

　　在這個大方向上，是沒有余地的。目前的改革就是要破除束縛中國走向這一下場的任何思想籬笆，大步地走向這一歷史的終點。為了滿足美國的戰略需求，甚至允許西藏的獨立，允許部分領土喪失也已經在這些準備當美國人的中國精英考慮當中。

　　在外資已經控制中國市場的前提下，繼續出賣金融主權，共產黨改名，共和國更名，真正成為代表大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權，這些步驟都已經在買辦的策劃中。

　　是否承認改革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鄧小平同志的理論中，產生兩極分化等事實就是改革失敗的標志。但是改革的絕對合理合法性卻被一些人當成是他們當官發財的合法性基礎，不問是非地盲目維護。

　　因此，只有“繼續改革”，只有“繼續解放思想”才能保持其合法性，不僅是共產黨的合法性，也成了某些人天然不可侵犯的合法性。從鄧小平時代以來，國家就把合法性建立在了經濟這一脆弱的標準上來了，而且賦予了他們資本市場的周期性危機的脆弱模式，可以說，這一合法性，與其說使他們獲得了果子，還不如說是一枚隨時會被經濟危機周期引爆的炸彈。

　　如果繼續改革是糾正三十年改革的負面，是解放那些“資本剝削有理”、“被殖民幸運”的思想，那么這種改革的合法性仍然有效，仍然會得到人民的支持。遺憾的是，由于經濟結構已經完成了被瓜分和被占有，導致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必然將“繼續改革”和“繼續解放思想”引導向鞏固其既得利益的方向上來。這值得黨和政府高度警惕。

　　他們妄圖鞏固既得利益集團的“掠奪式改革”的成果，通過憲法和物權法等形式在法律上鞏固下來，通過黨吸收資本家并修改黨章在政治上鞏固下來，是他們的近期目標。這一目前已經基本實現，正在向共產黨改名，國家更名，國旗國歌更名，新華門標語變更，重新評價89風波，邀請三權分立和多黨制民主移植中國等普世價值方向發展。

　　我們要恢復為了人民、代表人民的真正經濟形式。在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一直是國際共運史上的一道重要命題，從馬克思對俄國公社的研究，到列寧反對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的庸俗論調，到斯大林主張“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再到毛澤東提出在一定條件下“意識也能夠決定物質”，都是為了反對極其庸俗的“物質決定意識”的庸俗、機械唯物論。中國學術界系統地討論過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理論上雖然獲得了突破，但是實踐中仍然堅持并發展了庸俗的生產力決定論，最后導致了“資本主義補課論”，“經濟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自然就解決了”等一系列的思想實踐。

　　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在馬克思在世的時候，就討論過俄國是否可以不經過西方那種痛苦的階段，就能夠達到社會主義。這實際上是希望駕御生產力還是不得不服從生產力，做生產力的奴隸的重大問題，簡單比喻就是騎馬，還是被馬騎?

　　如果同時達到一個目標，你愿意被馬騎著達到終點，還是你騎著馬達到終點?騎馬的話，人們會做主人，驅使馬的前進，雖然馬兒負擔重量而人類卻獲得了自由。如果是被馬騎，那么生產力提高速度很快，商品極大豐富，帝國主義資本暢通無阻，而勞動者就在痛苦的邊緣，時間被剝奪，話語被強奸，勞動保障消失，基本人權喪失，民主權利架空，經濟貧困，住房沒有保障，就業沒有保證，醫療失去人性，教育失去國格，如此等等。

　　精英們會說，你這種立論是不成立的。你想騎馬但是馬卻不愿意走，“想騎馬但是馬卻不愿意走”指的當然是在主導生產力的模式下，經濟是否停滯不前或是干脆不發展了。問題在于，蘇聯式的生產發展模式并不能代表著計劃模式的全面失敗，而不過是一種官僚模式的失敗而已，也僅此而已。“騎馬，還是被馬騎”是詢問人類最基本的良心，在達到發展的彼岸時，是讓人們當家作主，多數人發生歷史主動性下地去創造，還是驅使他們勞動，迫使他們為經濟買單式地發展。如果是“被馬騎”，那么恢復古代奴隸制就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你看，不是嗎?奴隸制取消勞動民主，不用任何爭論，也不會像民主那么做無謂的爭吵，導致國家效率低下，也不會浪費選舉金錢，更不會因為勞動條件惡劣而反抗。拋開生產力中包含著的人的因素以及勞動人民的立場，單純從生產力物的角度去考察問題，必然導致這樣荒謬的結局。

　　人們是愿意騎馬達到物質生活豐富階段呢，還是愿意被馬驅動達到生活階段呢?這是不言而喻的。生產力是人類解放的工具，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人們當然需要遵循自然規律，但是對待這種規律不是簡單服從，而是充分發揮意識改造世界的作用。但是現在卻把工具與目標顛倒了，把生產力作為一種圖騰和信仰。最后連生產力也不崇拜了，干脆直接崇拜金錢，變為金錢的奴隸。

　　為了民眾的福祉，“改革”顯然應該繼續，但是這種繼續顯然不是繼續放縱資本，而是節制資本，建立勞動對資本的“大控制系統”。在所有的企業建立勞動監督委員會，每年由工人選舉其中的成員，這種勞動監督委員會將取消黨的指派制，只負責主要方面硬性指標的批準，比如這些代表是否真正出身于工人階級。為了避免資本家的殘酷剝削，應當將資本家的興趣轉移到通過科技、通過降低能耗等方法提高生產力上來，實行　張敢明　教授論證并實踐了的“勞動競賽”制度，而不是通過增加工人勞動時間，降低工人工資來獲得;資本家的利潤將通過稅收轉移到工人自己身上，而資本家個人獲得的利潤將被鼓勵增加生產性投資以及增加出口上，禁止購買土地等生產資料。同時，為了避免普通民眾對勞動失去興趣，應當建立勞動考核制和競賽制;這一考核制的基礎是按勞分配，同時實行淘汰制。被迫下崗的工人雖然離開了某個企業，但是國家將負責其基本生活，并出資培訓其技能，將其安排到適合他的勞動部門，必要時得建立國家工場。在農村，推動初級合作社的發展，并適時發展到新類型的人民公社，只保持個人對生活資料的占有。我們曾經認為社會主義處于初級階段，但是實際上，建立“公共所有制”的經濟條件已經具備。

　　我們的文化根基：自信而復興的民族文化

　　我們正在處于一個“禮崩樂壞”的階段，道德、信仰的危機和文學藝術的全面墮落。由于文化藝術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劇變有著敏銳的指向針地位，因此，墮落的文化實際是墮落的政治、經濟的總標志。

　　當5月初上海的公交車上，小學生大喊抓賊，卻遭到小偷的毆打，周圍的乘客冷漠，司機和乘務員的冷漠都使“八榮八恥”的教育效果有了一個明確答案。

　　在一切為了金錢的鼓勵體制和腐敗的榜樣下，導致了人和人都為自己的私利而工作，甚至經濟基礎的變動使人們蔑視、嘲笑自己的祖先對革命和解放所作的貢獻。在一切為了交換，一切為了自己的經濟基礎消滅以前，任何道德的滑坡和信仰的缺失都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在那些精英眼里，道德沒有滑坡，信仰也沒有缺失，資產階級道德和信仰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統治。你看，子女吞噬父母的房屋、財產，商人的坑蒙拐騙，為了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賣淫，賣國等等。他們扭曲了鄧小平理論的精髓，錯誤地認為只要能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資本的道德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統治，連最無恥的英國、法國、德國資本主義初期的資產階級道德都沒有這樣的無恥、赤裸裸和受到政府的熱捧。在中國，連19世紀英國那種能夠有正義感的工廠視察員都沒有，足以證明官僚資本主義已經將中國人的精神瓦解、后退了數十年。資本秩序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他們自己都無法控制的，而是由那種官僚資本主義特殊的體制“自發”創造的。

　　網絡上頻繁出現的各色艷照門事件集中暴露了自由放縱生活方式的腐朽，對男女主角多大程度上容忍，能夠說明中國人的道德破壞到何種程度。

　　能夠對這種事件表現出容忍和寬讓，如果對于青年學生來說是尚待成熟的標志，那么對于那些成年的中國人，如李銀河之流，則是腐朽腐爛的象征。

　　文學藝術家們的集體“賣淫”筆者就不想多說了，精神危機、信仰危機、生活方式危機并不是從今天就具有的，它們已經大張旗鼓地發展了三十年。三十年，足以建立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和文化體制的統治。資本的邏輯已經取得了局部的勝利。

　　改革開放的董文華復出了，她說她最喜歡的歌曲就是《春天的故事》，這首歌肉麻地吹捧經濟第一主義，他們話語中走進的“新時代”的精神，不就是“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聚起座座金山”的唯物質、唯經濟第一主義嗎?在這個“走進新時代”的鶯歌燕舞中，那里還有“舍己為人”精神存活的余地呵。而作為享樂教育、自私教育和金錢人生觀大本營的央視，居然把這種精神歸結為“新時代”的優秀品質，這種偷梁換柱、指鹿為馬的伎倆可謂真是可恥。

　　2008年度全國轟轟烈烈的抗震救災，人民踴躍支援災區的行為，正是民族精神仍然存在于人民中間并發揮作用的明證。即使是最沒有知識的老百姓，看到目前腐敗橫行的場景都會說“這幫貪官，如果在毛主席時期……”，這種強烈的對比關系使人民強烈懷念舊時代的安全、純潔、平等、清廉、互助和民眾的有尊嚴，而這改革開放“新時代”賦予我們的精神，卻常常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自私、爾虞我詐、以強凌弱、金錢至上、惟利是圖等人倫道德的災變，這顯然不正常，也不是改革的初衷。即使小平在世，也會強烈地反對。

　　但是政治如何對文化進行制約，顯然是一個歷史性的難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馬克思所說的“國家從社會那里得到教育”，新的文化改革應當由勞動愛國者組成的文化監督部門。由勞動者選舉普通工人、農民、學生、軍隊、商人的代表組成文化委員會，并加上黨文化官員、文化界代表組成的六方會議，將每年對社會各個領域發生的文化現象及其危害性、良性影響進行評估，按照“事后追究，允許辯解”的原則實施。在文化監督的過程中，充分尊重人民的意志，真正實現民主，反對商業化和特權化，才能夠挽回我們的文化根基。

　　…………

　　我們失去了自己的根基，當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都能夠感受到生意難做、災害頻繁、氣候異常、物價上漲、房價難以承受、就醫難、道德敗壞局面時，就已經說明了這場危機的廣度和深度了。這場危機從側面說明了只有集中掌握資源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真正充分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才能夠挽救全面的危機。

　　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問題與主義絕對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如果不從“主義”的角度解決政治、經濟、文化危機進程中的體制原因，那么問題將在舊主義的驅動下不停地發生，從而讓國家疲于奔命。

　　為了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我們必須得行動起來了。

　　注：

　　① 參見吳思《血酬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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