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天涯》2012年第一期。
一、國家主義左翼與“中國模式”論
8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是啟蒙主義：一方面是反傳統、反體制，相對應的另一面是鼓吹現代化和世界主義。之后不久，啟蒙主義遭遇打擊，隨即又受到市場經濟的擠壓，被迅速邊緣化。此后，經過二十年歷史風雨，特別是經歷其中的三次國際危機，國內思想界格局幾經變遷，到今天已面目全非。這三次與中國直接相關的國際危機分別是：
1、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集團解體，對中國造成強烈沖擊。但危機過后，中國不僅仍保持原國家體制，而且國民經濟不久便恢復高增長勢頭，與原蘇聯的主要繼承者俄羅斯長期陷于衰退、動蕩的政治經濟局面，形成明顯對比。
2、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先前與中國一樣采取出口導向戰略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臺灣、香港、韓國等均遭受重創，經濟長期低迷。而中國經濟增速僅在1998-99年出現波折，之后便逐年回升，到新世紀初已恢復兩位數增長率。
3、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至今未走出困境，并且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開始向社會危機蔓延。而中國經濟僅在2008-09年略為減速，到2010年不僅重新以兩位數增長，而且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制造業產值超越美國。
經過這三次政治或經濟危機，原先在政治制度、發展模式或經濟總量上與中國相接近或作為參照的國家，綜合國力的對比已發生重要變化。相反，中國經歷三次危機，三次均逆勢而上。尤其是近幾年，“中國崛起”在一片浮躁的國際國內輿論中似乎已成為一種歷史趨勢。
這構成了思想界自身調整的依據，這種調整，特別表現為對中國歷史傳統和國家體制的自信心經歷了從90年代的緩慢恢復到新世紀初快速上升的過程，也就是說，走到了80年代主流思想界的對立面。80年代后期，原啟蒙主義陣營已出現分裂。90年代，從啟蒙陣營中又分離出民族主義和新左派這兩個思想派別。新世紀以來，一方面是中國自信心的恢復、上升、乃至膨脹，另一方面是國有資產擴張、私有化政策放緩、主流經濟學家失語等國內的宏觀經濟和輿論背景。由這些因素推動，特別是近四五年，民族主義和新左派這兩個原本就立場接近的思潮，部分地融合，形成國家主義左翼。“中國模式”論就是其代表性的理論產品。
本文不擬對“中國模式”論的具體主張展開討論，而僅將之作為一種文化癥候，放在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框架內和全球化體制的背景下，觀察思考，指出其問題，包括它所隱含的意識形態內容。
二、兩大任務，兩種史觀
在特定意義上，我們仍處在近代史周期內，中國的近代迄今并未結束。
首先解釋一下什么是“近代”。將整個歷史劃分為“Ancient-Medieval-Modern”（古代-中古-現代）的做法，起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成型于17世紀的德國。這種自歐洲歷史經驗概括的三分法，應用到中國出了問題。因為在中國，“多”出了一個“近代”。這個在“現代”之前、區別于“現代”的“近代”，在歐洲歷史上找不到一個相對應的階段。如果勉強湊數，則只有所謂“early modern”這個概念，即早期現代。但“early modern”仍是“現代”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近代”？質言之，“近代”是中國古代與現代之間的一段過渡期、轉型期、調整期。“近代”的出現意味著傳統社會對現代的“不適應”，是震蕩、曲折、反反復復的歷史階段。歐洲不存在這樣一個時期，是因為歐洲作為自主型現代化的典型，相對順暢地從中古進入了現代，沒有經歷中國這樣一個漫長的“陣痛”期。
自1840年直到今天，中國的過渡期、轉型期、調整期一直在進行中，在這個意義上，“近代”尚未結束。在這個“近代”過程中，自始至終貫穿著兩大歷史任務：
第一大任務是應對西方挑戰。這種挑戰包括軍戰和商戰，軍戰即軍事、政治較量，商戰即產業、金融競爭。從1840年以來，以1970年代中期為分界，之前以軍戰為主，商戰為輔，之后顛倒過來，商戰為主，軍戰為輔。當然，這兩種挑戰有時也同時、混合進行，但不管怎樣，與西方的軍戰商戰都不曾終止。而且，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西方強勢、中國弱勢的基本局面一直沒有改變。如果再引申一步，那么，中國采取相應的弱者戰略，也不應改變。
第二大任務是建立現代文明，即從農耕文明全面升級到工業文明。最初，這是從應對西方挑戰派生出來的任務，因為要成功抵御西方入侵，就必須擁有新軍事裝備，進而擁有提供這種裝備的國防工業以及為國防工業配套的大工業體系。接下來，為適應工業化進程，就必須推動城市化、普及教育、建立公民社會等，形成新的社會動員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形成新的政治-文化共同體，進行相應的制度安排，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造。
近代史周期及其兩大任務，是理解中國近200年歷史的基本框架。其中，特別要注意的是，兩大任務不能偏廢，盡管有時一個任務壓倒了另一個，有時另一個又上升到主要位置，但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近代以來歷史前行的兩個輪子。近代反復出現的一系列相互對稱的歷史性主題，彼此之間具有互相對應、互補、矛盾或沖突的關系，例如中體與西用、救亡與啟蒙、革命與現代化等，實際上都是從這兩大任務派生而來。包括中國共產黨對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屬性的界定，以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對“反帝反封建”目標的設定，其實也都可以溯源到這兩大任務，是這兩大任務的結合。所以，我們還是應堅持辯證法，即“兩點論”。
但是，現實中往往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兩大任務總是畸輕畸重，很難被辯證綜合地把握。就目前來講，通常不是僅從“應對西方挑戰”的角度解釋近代，淡化現代文明所要求的啟蒙任務，并把中國的未來只看作狹義的民族復興；就是將中國近代僅視為“建立現代文明”的曲折過程，回避西方血腥的殖民歷史，并簡單地以融入西方體制為中國的出路和前景。這兩種歷史敘述的邏輯，可分別稱為“民族主義史觀”和“自由主義史觀”。前者是傳統革命史觀的變異，后者則脫胎于西方殖民史觀。這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流行的兩種歷史觀。
三、主流經濟學家的繼任者
“中國模式”論正是上述民族主義史觀的片面思想路線的產物。“中國模式”論宣稱：“中國模式……來自中華的百年奮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還包括被消化為中華文明有機組成部分的外來文明。中國模式的基礎是中華文明的延續性。”把學習、吸收、整合西方文明當作業已完成的任務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只重視文明的“延續”，不承認文明的“斷裂”，只強調中華歷史“萬世一系”，而刻意淡化農耕文明全面升級到工業文明的艱巨、曲折和反復過程，特別是其政治、社會、文化領域全面改造的任務。這是中國自信心上升、膨脹的典型癥候。一般講，未經反省的意識形態前提，一定會扭曲由這種意識形態所統攝的理論建構。“中國模式”論的問題和缺陷很多，這里僅指出兩點：
第一，“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并無根本不同。
韓國、臺灣、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東亞國家和地區，曾長期實行“威權政治+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特別是其中屬于傳統儒教文明圈的韓、臺等，一向采取政府主導、自由經濟、出口導向等政策，其共同特點一目了然，形成一種所謂“東亞模式”。自改革開放，特別是自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1994年調整人民幣匯率以來，大陸的經濟、社會、政治狀況，也具有類似特點，總之，與行之已久的“東亞模式”并無根本不同，或者說就是“東亞模式”的一種形態。
第二，“中國模式”正是中國目前亟需調整的發展方式。
后發國家的強勢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提高國際競爭力，必然會壓低勞工成本，造成國內購買力不足，因而必然依賴海外市場，導致外貿依存度長期過高，形成一種體外循環式的偏癱型經濟體。按《中國統計年鑒2010》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40%的農村居民收支相抵入不敷出，很大程度上被甩在了國民經濟循環之外。同時，中國以龐大的中低端產業群沖擊美歐日經濟體，造成其相關產業外移，中產階級流失。其政府、民間為維系社保體系和高消費生活長期舉債，這是其目前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的實質。當前發展模式不可持續，中國政府也并不諱言，因此十七大即明確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
這是中國當前發展模式的實況。在這之外，有些“中國模式”論的歸納總結的確過分豪華和繁復，什么“三個子模式”加“十二大支柱”，終歸離真實太遠，說是理論概括，更像理論美容，只是妝扮的效果恐怕連主顧本人都不敢辨認。本來，所有學術研究都無非是“事實+邏輯”，學理內涵不足，常常是因為意識形態過剩。90年代，主流經濟學家曾獨領風騷，以新自由主義理論充當改革進程的闡釋者，卻在2004年郎顧之爭后遭到網絡民間輿論的圍獵，集體失語，聲譽掃地。然而近幾年，一些國家主義左翼學者似乎已取而代之，成為新一代現實利益格局的意識形態辯護者，盡管所采用的話語體系、依據的理論資源、信奉的價值立場有所區別，但其現實職能與當年的主流經濟學家的確并無根本不同。
四、中產與底層的訴求
中國面臨結構性矛盾、陷于分裂式發展，是公認的事實。一方面是經貿總量擴張，另一方面是社會進步乏力。一條腿已深深邁入21世紀，經貿科技領域表現突出，如第二大經濟體、全球制造業中心、最大外匯儲備國、對非洲的深度開發、高鐵建設和航天技術等，但另一條腿卻仍深陷在傳統時代，社會政治方面痼疾難愈，如僵硬的社會管制方式、官本位文化、吏治腐敗、大面積貧困等。
經濟與社會的這種矛盾、分裂，仍可溯源于近代兩大任務之間的復雜關系，也仍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表現，即一方面是國家硬實力趕超西方，另一方面是公民權益和社會建設滯后。概括地說，中國在整體上仍沒有完成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升級的近代使命，包括其哲學體系、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乃至藝術、建筑和服飾等，都還沒有找到其各自成熟的現代形態。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反封建”任務始終在曲折進行，換句話說，“啟蒙”一再挫折。啟蒙的內容主要是倡導個人的權利、自由、理性、價值等，它并非無源之水，不是純觀念需求，而有其深刻的物質經濟前提，只不過這種前提往往不為其倡導者所意識。這個前提及其因果關系就是：在人均資源財富倍增的條件下，個人空間急劇擴大，同時伴隨知識、資訊的普及和傳播，個人權利意識必然覺醒和高漲，因此相應的社會管理方式必須調整。所以，并非偶然，“啟蒙”總是伴隨工業社會的建立而降臨。
就中國來說，工業化必然要求城市化和普及教育，因而導致城市中等階層成長和社會權利意識上升，形成這個階層所特有的以所謂“自由民主”為訴求的意識形態。這種由物質經濟所推動的社會進程，無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例如前蘇聯、東歐，還是市場經濟環境中，例如東亞國家和地區，都不可避免。工業化進程一旦開啟，啟蒙的任務就是繞不過去的。中國以往實行計劃經濟，目前采取東亞模式，其前景也不可能例外。只不過中國是一個歷史、幅員和人口規模獨一無二并掌握完整核技術的、主權獨立的制造業大國，因此其未來的變遷無疑將具有特殊性。同時，作為結構性矛盾、分裂式發展的另一種表現，消費不足和大面積貧困作為長期的積弊，始終威脅著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這涉及國民分配結構的大幅調整。但是，分配結構即社會利益結構，它最終決定于社會力量結構。這個社會力量結構是能夠調整的么？
總之，中產要民主、底層要民生，將是長期影響國內大局的兩個問題。未來，等待我們的可能是極為嚴峻的考驗，前途不容樂觀。不過，這些屬于另一個話題，此處從略。
五、“中國模式”是全球體制的一部分
冷戰后的這一輪全球化不過20年已陷于困境，世界看來正處在大動蕩的前夜。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就中國來說，既然早就深深卷入全球化進程，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自外于全球化體制、獨善其身的所謂“中國模式”。實際上，“中國模式”正是危機重重的全球化體制的有機部分。
因此，克服目前全球化危機、超越目前全球化體制的路線，就不是簡單地回到“以中國為中心”的立場觀念方法。同樣，更不能回到傳統儒學。儒學強調尊卑等級，與現代社會追求人際關系扁平化的總體趨勢相抵觸。更何況，作為政治保守主義學說，儒學偏于守成，拙于創新，在中國的大過渡、大轉型即“近代”尚未結束的時候，在一個未來充滿變數和挑戰的特殊歷史時期，儒學絕非對癥之藥。并不是掙脫了殖民/帝國主義的索鏈，就一定要鉆封建/權貴主義的褲襠，同樣，并不是拋棄了“西方中心論”，就一定要秉持“中國中心論”。
從80年代的激烈反叛傳統，到今天的熱烈擁抱傳統，許多論者在兩個時代、兩種立場上都表現出同樣的武斷輕率，表現出同樣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式，暴露了當前思想界輕、薄、淺的特征。現在看來，還是當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定性和“反帝反封建”的目標設計更能抓住近代中國的實質，即綜合把握近代的兩大任務。中國革命取得巨大成功并非偶然，其理論高度和包容力絕非當今的那些論者所能望其項背。
在當今時代，為克服全球化危機、超越全球化體制，無疑必須具備一種全球視野。當前，一方面是美歐過度消費，一方面是中國過度生產，這是全球體制的一個結構性病癥。西方與中國彼此聯體、相互依存，只不過美歐的危機率先爆發而已。就中國來說，悖謬的是，恰好因為過度生產，所以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于是推動著自信心恢復、上升、膨脹，于是理論領域出現泡沫化。“中國模式”論作為一次失敗的理論建構，只是泡沫化的一個例子而已。
最后，需簡略指出的是，克服全球化危機、超越全球化體制，取決于兩個基本條件：一是美國軍事金融霸權的徹底衰落，一是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根本調整。這是支撐全球變革的兩個基準點，也將是未來20年國際國內的兩大主題。在此過程中，還會有理論泡沫，但也會出現真正成熟的理論概括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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