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識”：暨對“中國模式”之共識》

——該到了明確中國未來發展方向和路徑的時候了　　

馬格寧思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 前言　　

一、“中國共識”的提出　　

二、“中國模式”的解析　　

1、“中國模式”的“產生背景”　　

2、“中國模式”的“理論依據”　　

3、“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征”　　

4、“中國模式”的“本質內涵”　　

5、“中國模式”的“運行機制”　　

三、“中國模式”的論證　　

1、自然科學的論證　　

2、社會科學的論證　　

3、社會實踐的論證　　

四、“中國模式”的完善　　

五、“中國模式”的意義　　

—— 結束語　　

前言　　

當代，在全世界范圍內，曾經有過和現在仍然存在的主導性的“社會模式”，共有“二種”典型的形式：一是、美國模式，即資本主義制度；二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制度。美國模式，即現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正遭受著有史以來的前所未有的“動搖”。美國的巨額赤字、巨額債務、金融危機、“占領華爾街”運動；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歐盟和歐元區岌岌可危。蘇聯模式，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也已不復存在。那么，在這個“十字路口”，人類社會的發展將何去何從呢？于是乎，世界把目光聚焦到了中國，同時也提出來一個問題，即中國的發展成就是否是當代世界歷史上第三個模式，即“中國模式”呢？本文將再一次更加深入地闡述回答這個問題。　　

一、“中國共識”的提出　　

中國改革開發三十年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世界震驚。于是，國內外學者仍在通過不懈地努力，試圖尋求探索詮釋中國發展成就的制度性、規律性的原因，揭示中國發展的奧秘。　　

2004年5月，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美國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資深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在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調查論文，提出了“北京共識”(BC)，用來抗衡約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的“華盛頓共識”(WC)。雷默的中心論點是：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他把這一模式稱之為“北京共識”。　　

在中國，有兩個標志性的事件：2005年8月，召開的“‘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研討會。2008年12月，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60年與中國模式”研討會。進而在討論“北京共識”的會議上提出了“中國模式”。自此，國內外理論界圍繞“北京共識”或曰“中國模式”的爭論從未平息。大致分為三派：反對派、過渡派、贊同派。在此基礎上，中國學者提出了“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和“中國案例”等說法。“中國模式”之爭，不僅僅是一個概念問題，而是中國崛起的成因和路徑之爭，是對中國三十年間的成績和問題的回顧，是探討中國是否走出了一條有史以來的人類文明進程的新路。　　

本文作者是贊同派，不但是贊同用“中國模式”這一概念，而且亦堅定地認為，正是由于有“中國模式”的存在，才使得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如此，我并不茍同目前“贊同派”對“中國模式”的論點。為了能夠更全面、深入和系統地闡述該問題，在此，本文提出“中國共識”（CC）的概念，原因有二：一是、用“中國共識”的概念，將“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案例”等說法，都統一到“中國模式”這一表述上來，形成表述形式的共識。二是、在“中國共識”的下，對“中國模式”的實質內涵形成共識。　　

“中國共識”的含義：是指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方向和道路之共識；是對引領中國發展方向和道路之“載體”即“中國模式”之共識。　　

二、“中國模式”的解析　　

“中國模式”的含義：是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的標準樣式。其中包括：中國模式的理論依據、基本特征、本質內涵、運行機制四大組成部分。　　

（一）“中國模式”的“產生背景”　　

1、認識背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關于中國走什么發展道路的問題，其分歧與斗爭，甚至是激烈的、殘酷的斗爭，自始至終就沒有停止過。在新中國誕生初期，中國共產黨的所有制政策，是將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實行“分田分地”的私有化的政策。但是，今后怎么辦呢？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英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道路”；另一條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責無旁貸的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在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將分給農民的土地又集中起來，實行公有制。在城市，實行“公私合營”，將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廠企業收歸國有，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公有制。　　

產品生產、計劃經濟。劉少奇鄧小平：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產品/商品生產（部分）、計劃/市場經濟（部分），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三人均堅持“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要素，即“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但是，在“生產方式”要素上，卻各不相同：毛澤東是“完全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劉少奇鄧小平是“部分的”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鄧小平是“全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因此，毛澤東認為，劉少奇鄧小平是“復辟資本主義”，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時劉少奇任國家主席，鄧小平任黨中央總書記、兼國務院副總理，可見國家和黨的政務、黨務，實際掌握在兩人手里。因此，在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將劉鄧視為黨內“最大的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將其稱為“資產階級司令部”，是恰如其分的。在毛澤東看來，“三自一包”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與社會主義是水火不容的。　　

現在，通過用“新政治經濟學”即“中國制度論”理論觀點分析：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根本分歧，歸根到底是“生產方式”的問題。　　

即在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性質”要素不變的前提下，是采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還是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問題。　　

2、思想背景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當他提出“摸著石頭過河”時，并沒有形成一套理論，而是通過探索，摸索著向前進。　　

一九七八年，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是，在堅持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要素（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不變的前提下，在“生產方式”要素方面，完全采用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市場經濟”。此舉，比其在劉少奇時期的“部分的”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又近了一大步，達到了全部的程度。試想：當西方的公司制度、西方會計制度、西方股票證券市場、西方市場營銷制度、西方紅男綠女的廣告等進入中國后，人們第一個反應——資本主義復辟。　　

鄧小平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左派”和“右派”的各自不同的強烈反應。“左派”認為：此舉，是資本主義復辟，是背叛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背叛了社會主義。“右派”認為：此舉，為全盤西化打開了一扇大門，但是還遠遠不夠，還要進一步地實現“分權制、私有制、私人壟斷”。　　

面對“左派”和“右派”的同時進攻，鄧小平則兩面“迎敵”。在他的頭腦中有“兩個基本判斷”：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不能變，所以他明確地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用現在“中國制度論”之“新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分析，他所要堅定不移堅持的是——“社會性質”要素，即社會主義制度。另一個是，他認為必須要“改革”的，那就是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好的東西”——“生產方式”要素，即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由此，引發了全中國全社會的“姓社”，還是“姓資”的激烈交鋒。鄧小平以其領袖的威嚴權威宣布，不討論不爭論，將“左右”兩派一同打壓。讓“中派”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回想起來，他這么做基于他的“兩個基本判斷”，同時他當時也沒有能夠“以理服人”的理論武器。或者說，對于中國的改革道路，他知道或認為該這么走、該這么做。但是，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是不甚知其所以然。　　

由此可見，鄧小平提出的“四個堅持”和“一個改革”，是“中國模式”的社會實踐版本，為形成“中國模式”的理論版本奠定了“物質基礎”。　　

3、法律背景　　

2004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修正）》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自公元一八四八年二月，《共產黨宣言》問世以來，共產黨人，則向世界宣布，要消滅私有制和私有財產，要實現共產主義。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消滅了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僅有生活資產或資料），然而至今，社會主義制度，在其上述國家里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資本主義制度。現如今，世界上現存的“共產黨”（除中國共產黨外），也生存在“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中。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消滅了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僅有生活資產或資料），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然而，一九七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經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允許、承認、保護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生活和生產資料/資本）。這樣做，是否是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背叛？是否是“資本主義”的復辟呢？　　

對于上述問題，則是世界上現存的“共產黨人”，更是“中國共產黨人”，需要回答的一個“根本性”和“本質性”的問題。　　

為什么，要消滅“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現實“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人”，即“中國共產黨人”，卻要在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允許、承認、保護私有制和私有財產（生活和生產資料/資本）呢？！　　

理由是：我們現在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正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著“共產主義理想”境界邁進，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道路。在這條路上，“共產黨人”需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市場經濟”理念和實際運用、運行和操作模式，以此，來“激發”、“激勵”人們的積極性，來創造“財富”，并且要求、約束其社會成員“合情、合理、合法”地占有“財富”——私有財產，這樣才能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才能有在“社會主義道路”行進的“動力之源”；才能有邁向“共產主義道路”的“物質基礎”。同時，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前提下，給“私有制”留有一個可控的空間。　　

極其形象的例子：在雌雞的孵化過程中，“蛋黃”是極其重要的，它供給孵化中小雞生長的養分營養，如果沒有“蛋黃”，雌雞將不能孵化發育，更不能破殼而出。“蛋黃”則好比“私有財產”。　　

極其形象的比喻：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私有財產”，就好比，我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行進時的“干糧”，將為這個“漫長的”道路上行進著的“單兵”（包括共產黨人在內），提供“原始動力”，面對“共產主義理想”，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道路”上，需要“市場經濟”的“鍋臺爐灶”，烹飪出“私有財產”之“干糧”，帶上它，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共產主義理想”境界邁進。　　

鑒于此，對上述理論突破，使“共產黨人”能夠名正言順的、理直氣壯的擁有“私有財產”。但是，擁有“私有財產”不是“共產黨人”追求的目標。我們共產黨人，帶著“干糧”，走在社會主義通往共產主義的道路上，這是一個“私有財產”，由少數人占有，到大多數人占有；由一部分人富裕，到共同富裕；是“私有財產”越來越少，“公有財產”越來越多的過程的。當“共產黨人”走完了“社會主義道路”，進入了“共產主義理想”境界時，我們“共產黨人”背負著“私有財產”之“干糧”的行囊，將空空如也。屆時，人們創造的“社會財富”，將應有盡有、按需分配。任何人將不再需要占有“私有財產”。“社會財富”就像“陽光”、“空氣”一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使任何人都沒有了占有“私有財產”的欲望。　　

“共產黨人”雖然“允許、承認、保護私有財產和私有制”，但是，“共產黨人”則要求自己的每一個黨員，都要嚴格遵照黨紀和法律，合理合法地獲得個人的“私有財產”；同時，在全社會追求“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　　

這就是為什么，要徹底消滅“私有制和私有財產”，以現實“共產主義理想”為宏偉目標的“共產黨人”，卻要允許、承認、保護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呢？！最簡潔地回答是：在到達“共產主義”境界的目的地之前，我們“共產黨人”需要“干糧”！ ——或許稱為“干糧”理論。　　

4、教育背景　　

中國的“跨社會性”教育。當今中國之教育，即使將其置于全世界范圍內，亦是獨一無二的、絕無僅有的。那是因為，中國之教育：即中國無意識的“跨社會性”教育。這即是中國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世界教育的一大特色。但是，更值得研究和探討的是：它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在“無意識的”、“不自覺的”的形態下形成的，或許也正是因為，這個“無意識”、“不自覺”之“創舉”，將為中國之崛起，中國社會的發展奠定了社會制度形態之基礎。　　

那么，什么是“中國無意識性的‘跨社會性’教育”呢？概括起來即為“二個四”：一是、“跨社會性”，就其“跨社會性”而言，其至少跨越了“四種”“社會形態”，即“封建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二是、“跨層次性”，就其“跨層次性”而言，其至少跨越了“四個”“教育層次”，即“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大學教育、成人教育”。具有論述如下：　　

小學教育，是共產主義教育，如：少年先鋒隊，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鮮血染紅的。以及“孔融三歲讓梨”的故事，則是“封建主義社會”的道德典故。　　

中學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這是中學的政治課，同時也是高考的必考之內容。　　

大學教育，是資本主義教育，或可稱為“市場經濟”教育，如：在“經濟學、金融學、管理學”等各個學科，所用的教科書皆為“歐美西方的經濟、金融、管理等”理論典籍，所學的各種理論皆為“歐美西方之理論”。對于自然科學教育更是如此，只是因為它是“無階級性、無意識形態性”的罷了。同時對“國學”、“儒學”等學習和研修，則為“封建主義社會”之精髓。　　

成人教育（包括共產黨的黨校教育），在社會和意識形態領域，即在“社會性質”方面，學習“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理想信念；在“經濟、金融、管理”等“生產方式”理論方面，同我們的“大學教育”一樣，亦學習“歐美西方的經濟、金融、管理”等理論；在道德倫理方面，則學習“孔孟之道”之精華，來修身養性。　　

但是，中國的教育界和教育主管部門，卻從來就沒有“闡述”過，我們中國的教育是“跨社會性”的教育，且這種教育，亦并非是由中國的教育界和教育主管部門，事先規劃和設計好的。這難道，亦是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思想，在中國教育界的實踐成果嗎？？！！　　

中國教育的無意識性的“跨社會性”教育，或許是“無心插柳”之舉，卻為中國社會、中國社會制度的“兼容并蓄”、“嫁接雜交”、“基因重組”、“要素重構”等實踐和理論，奠定了極其廣泛的“思想和意識”之基礎。這無形中為“中國模式”的產生奠定了廣泛的教育基礎。　　

（二）“中國模式”的“理論依據”　　

在對“中國模式”的“產生背景”的歸納、提煉和升華的前提下，本文作者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制度構成要素理論”（在本文前即提出），為“中國模式”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理論依據。　　

1、“社會制度構成要素理論”的含義　　

一重含義：任何社會制度都是由其要素構成的，在構成要素中，又分為兩大類：兩個一級要素和五個二級要素：一是、“社會性質”一級要素，其中包括“權力”、“所有制”、“壟斷”三個二級要素。它決定著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制度。二是、“生產方式”一級要素，其中包括“生產形態”、“經濟形態”兩個二級要素。它決定著一個社會的生產和經濟形態。　　

二重含義：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中，其構成要素即“一級要素”、“二級要素”是可以“置換”和“替代”，或可稱為“制度”的“嫁接”或“雜交”，由此便形成了“新的”社會政治經濟形態。　　

2、社會制度形態分析歸納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歸納一下，有史以來，人類社會存在的五種社會制度，在每種社會制度構成要素中，前三項為“社會性質”要素，它決定著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制度。后二項為“生產方式”要素，它決定著一個社會的生產和經濟形態。具體如下：　　

原始社會制度：“分權制、共有制、無人壟斷、采摘生產、狩獵經濟”。　　

奴隸社會制度：“分權制、私有制、主人壟斷、強迫生產、占有經濟”。　　

封建社會制度：“集權制、私有制、皇權壟斷、自給生產、自然經濟”。　　

資本主義制度：“分權制、私有制、私人壟斷、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制度：“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產品生產、計劃經濟”。　　

3、舉例說明　　

“社會主義制度”：由“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產品生產、計劃經濟”五個要素構成的；其中，“社會性質”要素（一級要素），由“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三個“二級要素”組成，由此決定的其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要素（一級要素），由“產品生產、計劃經濟”二個“二級要素”組成，由此決定社會的“生產方式”是計劃經濟的。　　

“資本主義制度”：由“分權制、私有制、私人壟斷、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五個要素構成的；其中，“社會性質”要素（一級要素），由“分權制、私有制、私人壟斷”三個“二級要素”組成，由此決定的其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要素（一級要素），由“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二個“二級要素”組成，由此決定社會的“生產方式”是市場經濟的。　　

（三）“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征”　　

基于“社會制度構成要素理論”，中國模式，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制度”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制度的“嫁接”“雜交”或稱謂“社會制度構成要素的‘置換’和‘重組’”。生成了中國模式新的要素構成：即將“社會主義制度”的“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之“社會性質”要素，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之“生產方式”要素相結合，形成了“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征”，具體表述：　　

“中國模式”的五大“基本特征”：即“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商品生產、市場經濟”。　　

（四）“中國模式”的“本質內涵”　　

根據“中國模式”的“基本特征”，由此便歸納出了“中國制度論”，即形成了“中國模式”的“本質內涵”，具體表述如下：　　

中國制度論：“社會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壟斷的、市場經濟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　　

中國制度論追求的“公平”與“效率”，是通過“四個定語”來實現的，闡述如下（詳見《中國制度論（綱要）》一文）：　　

⑴“社會主義的”：解決社會的“公平”問題。公有制為主體。　　

⑵“市場經濟的”：解決社會的“效率”問題。承認保護私有財產。　　

⑶“中央集權的”：解決社會組織的“統一領導”，社會資源的“統籌協調”，社會決策的“高效快捷”，社會行動的“舉國體制”等問題。　　

⑷“國家壟斷的”：（將在下一個問題中，單獨闡述）　　

（五）“中國模式”的“運行機制”　　

“中國模式”的運行機制，是建立在商品生產上，并且同時在市場經濟中運行的，通過“國家壟斷的比例和比重”的多少，來調節商品生產，在國家壟斷生產，還是非國家壟斷生產。具體如下：　　

所謂“國家壟斷”：是解決“公平”與“效率”的一個“標尺”，是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經濟的刻度指標之游尺。國家壟斷，是建立在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在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經濟中，國家壟斷的比例與比重是可以調節的，主要取決于國家的政策取向。當國家在追求“公平”的時候，將加大“國家壟斷”的比例比重，讓“政府”來解決問題；當國家在追求“效益”的時候，將減少“國家壟斷”的比例比重，讓“市場”來解決問題。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如：民生商品、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國家壟斷的比例與比重要高，以追求社會之公平，反之亦然。　　

“國家壟斷”的比例與比重示意圖　　

市場“效率”（100%-0%）———————(0%-100%）社會“公平”　　

說明：①：當“國家壟斷”之指標游尺趨向“市場”方向時，說明國家壟斷水平“低”，市場自由競爭比較充分，國家政策取向是追求市場“效率”。　　

②：當“國家壟斷”之指標游尺趨向“社會”方向時，說明國家壟斷水平“高”，市場自由競爭得到抑制，國家政策取向是追求社會“公平”。　　

舉例說明，例如：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總額在2001到2009年的8年間增加了1.2倍(其中，央企資產總額增加了2倍)。國有企業的盈利更達到了天文數字。僅兩家最大的中央國企中移動和中石油的凈利潤就超過了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利潤總和。不僅如此，在國有經濟之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以及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的重要骨干企業等，均是盈利的，均為國家創造財富的。這些大的國有企業，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脊梁”，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是抵御世界列強對我國經濟入侵和占領的“屏障”，是將中國經濟地位提升為“第二大經濟體”的“火車頭”。　　

略分析一下中國當前的行業經濟形態，我們可以非常明顯和清晰的看到：凡是“國家壟斷”程度高的行業，如、石油、電力、電信、能源、航空、鐵路、金融、公交、資源等行業，都沒有出現嚴重影響、更沒有出現甚至威脅“國計民生”的問題。雖然存在“壟斷利益集團”與“民”爭利的問題，但是，我認為這些問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只要“國家發改委”的“價格指揮棒”調低一點，以及國家財政部從壟斷國企上繳的利潤中，拿出一點，補助“民生”的話，那么“壟斷利益集團”與“民”爭利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但是，你“國家發改委”也好，你“國家住建部”也好，你能讓“房地產開發商”降一分錢房價嗎？你不能！因為99%的開發商是私有企業、是私人老板。現在的“房價博弈”，是否已經成為“有房產階級”與“無房產階級”之“階級斗爭”了呢？我們可以拭目以待。我認為，按照“中國制度論”的“國家壟斷”之原理，目前只有將60-80%以上的房地產企業，成為“國家壟斷”企業，由國家為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建造租賃住房、經濟適用房，才是解決中國住房問題的根本出路。關于“民生商品”之物價飛漲、“醫療”、“教育”等問題，其解決辦法亦是如此。　　

“中國模式”的運行機制：即中央集權領導下的國家壟斷。國家壟斷的“載體”是國家掌控的“國有公司/企業”。國家壟斷比例比重關系的調節，即由實行“中央集權的制”的政府來實現。　　

三、“中國模式”的論證　　

對于“中國模式”的論證，概況起來可以是“三大論證”：一是、自然科學的論證；二是、社會科學的論證；三是、社會實踐的論證。通過這“三大論證”，對“中國模式”有了科學的詮釋，為“中國模式”的產生提供了科學的論據。　　

（一）自然科學的論證　　

1、植物科學的論證　　

眾所周知，我們非常熟知的水果，例如：蘋果、梨、核桃、柿子、大棗、葡萄等等，無一不是通過“嫁接”而獲得的。另外特別具有說服力的是，中國當代的“雜交水稻”之父、中國科學院院士袁隆平先生，培育的中國“雜交水稻”，無論從水稻產量、還是從抗病蟲害能力等方面，都堪稱世界之最。　　

2、動物科學的論證　　

還是眾所周知，我們非常熟知一種家畜——騾，就是由馬和驢進行“雜交”產生的。騾子具有比馬還高大和強健的體魄，又有驢的耐勞和倔強的性格。再有例如，野生狼與狗的“雜交”，以及在畜牧業、漁業的長期實踐中的其他物種的“雜交”，均可以產生“雜交優勢”。　　

3、物質科學的論證　　

仍然是眾所周知，我們非常熟知兩種物質——石墨和金剛石，是兩種硬度相差迥異的物質。但是，我們如果通過人工手段，改變石墨的分子排列順序——構成要素的重新排列，那么就可以生成堅硬的人造金剛石。　　

（二）社會科學的論證　　

“中國模式”=“美國模式”+“蘇聯模式”，是兩種制度進行了制度性的“嫁接”和“雜交”而產生的，它似美而非美，似蘇而非蘇，形成了的“制度性的雜交優勢”，因此，“中國模式”即優于“美國模式”，又優于“蘇聯模式”。在此不做贅述。　　

（三）社會實踐的論證　　

“中國模式”，并非是“空想”之產物，更非是“空穴來風”，是經過中國人民三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而得到的。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這一成就的背后，必然有著“規律性”、“制度性”、“內在性”、“本質性”的原因。特別具有說服力的論據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偉大成就，卻與“蘇聯模式”的瓦解和消失，以及“美國模式”的衰敗和岌岌可危“相伴而行”的，處在同一個時代，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認識和實踐的真理告訴我們：“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的消失和衰敗，歸根到底是其“自身內部的制度出了問題”。反之，對于中國而言，亦依然如此。　　

四、“中國模式”的完善　　

“中國模式”，從開始出現到現在，也只有三十多年的歷史，還處在“雛形時期”。就“中國制度論”而言，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是“中央集權的、國家壟斷的”這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是要解決好：權力的確定、權力的更迭、權力的監督、權力的腐敗等一系列問題。后者，主要解決好：壟斷而形成的“利益主體”或稱“利益集團”，為維護其自身利益對“弱勢群體”利益的侵害；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以及“國家壟斷”進入或退去經濟領域的，“進入與退去”制度與機制等問題。需要有一個“實踐——認識——在實踐——在認識”的理論升華之過程。“中國模式”的完善，將是一個任重道遠的過程，對此，應當有一個充分的認識。　　

五、“中國模式”的意義　　

“中國模式”的意義，在于“尋覓破解中國數千年發展藩籬之秘笈”；即建立國家基業之“秘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只有六十二年的歷史。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在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蹉跎歲月里，它只是滄海一粟。然而這個時代，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意識形態交織，且盤根錯節；各種制度共存，且相互制肘；各種體制并存，且弱肉強食；各種矛盾共生，且斗爭激烈……。翻開中國的歷史卷宗，歷史告訴我們：二千多年來的歷次農民起義：從陳勝吳廣、黃巾起義、黃巢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鐘相揚么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李自成起義、太平天國、到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似乎成了一個伴隨中國歷朝歷代更迭的，千古不變的永恒之命題。　　

看今日之中國，對于其發展成就在此不做贅述。但其發展中的問題、矛盾、隱憂、禍患、腐敗、斗爭、內亂亦將是致命的。中國正處在社會矛盾凸顯期，矛盾之復雜，形勢之嚴峻。林林總總、千差萬別、諸多表象、錯綜復雜的各類矛盾和斗爭，追根溯源，突出的有三大差別：地域之間的、城鄉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即“貧富兩極分化”。下列觀點值得深思：“不能共同富裕、那就輪流富裕”，“先富不濟后富、必將兩極分化”，“我富不能你富、那就窮則思變”，“不能和平均富、那就戰爭均富”。　　

現在當今，仍在為“等貴賤，均貧富”而求索，仍然在尋找著“必由之路”！我們能否走出一條非戰爭和暴力的共同富裕的道路，終結中國歷史上均以“戰爭方式”、均以“暴力手段”，來實現“等貴賤，均貧富”的呢？　　

我們是否能夠創舉構建，能夠同時滿足下列“十個要素”的“社會制度之方程式”：即《中國制度論》＝？　　

同時做到：既能保障“公有制”，又能保障“私有制”；既能保障“個人富裕”，又能保障“共同富裕”；既能保障“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能避免其弊端；既能保障“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又能避免其弊端；既能保障資本的“原始本能的‘沖動性’”，又能避免資本的“追逐利潤的‘嗜血性’；既能保障“共有財產不可侵犯”，又能保障“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既能保障“大公無私”，又能保障“小私無公”；既能保障“市場經濟的作用”，又能保障“計劃經濟的作用”；既能保障“中央集權”，又能保障“地方分權”；既能保障“國家壟斷”，又能保障“市場競爭”。　　

事物絕非是“非此即彼”、絕非是“零和游戲”，在上述十個“‘既能…’與‘又能…’”之間，尋求各自的“尺度標準”，以及“綜合的指標體系”，形成“中國的社會制度”。即《中國制度論》。實現“人類社會制度”之“哥德巴赫猜想”。　　

“中國模式”的創立，可以確切地說，中國已經“尋覓破解中國數千年發展藩籬之秘笈”；即建立國家基業之“秘笈”。同時，對于全世界而言亦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結束語　　

在“中國共識”的前提下，形成對“中國模式”的共識，進而形成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方向和路徑的共識，最終形成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共識。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社會做出的又一偉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致：中國國務院并中國人民銀行的信》　　

2、《“商品房”制度將注定毀滅中國》　　

3、《駁吳敬璉“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之謬論》　　

4、《中國無意識的“跨社會性”教育》　　

5、《“中國模式”論》——美國、蘇聯、中國模式比較研究　　

6、《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根本分歧》　　

7、告慰鄧小平在天之靈《再論“中國制度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