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叩天之問：中國，路在何方？
目錄
導言
每一代青年都是時代的產物。每一代青年身上的問題，其實都是這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一系列問題的反應。要認識今日之中國青年，我們不能把眼睛緊緊盯著今日青年，我們不能僅僅從青年身上找原因。我們必須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國家。只有在認識了社會和國家之后，我們才能明白青年問題的真正原因。國家和青年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萬事萬物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在認識了社會和國家之后，我們才能提出青年問題、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
摸著石頭過海
每一代青年都是時代的產物。每一代青年身上的問題，其實都是這個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中一系列問題的反應。一般而言，國家追求什么，青年就追求什么；國家和社會有什么病，青年就有什么病。
今日之中國青年，內心有著絕大的疑問和困惑。空虛、麻木、糾結、痛苦、亞健康的狀態比比皆是。很少有人能夠清晰的告訴自己，我到底要成為怎樣一個人，這一生到底要怎樣度過，如何才能夠堂堂正正做人，如何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無怨無悔、問心無愧？在這個喧嘩與騷動的世界，各種各樣的欲望在心中膨脹，道德和良心被催逼著、壓迫著、折磨著。
與此相對，則是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有誰能明確的告訴我們，今日之中國，到底要成為怎樣一個國家？二十年后，中國將成為怎樣一個國家？
我們高喊著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是我們究竟要建設怎樣一個國家？我們要建設怎樣一個政治文明，怎樣一個經濟文明，怎樣一個思想道德文化，怎樣一個社會關系，怎樣一個人際關系？
這個問題真是近乎天問！舉國上下，似乎沒有什么人能夠說的清楚。摸著石頭過河30年后，我們總該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了吧，但是我們卻不知道。我們似乎還要摸著石頭過海。河是可以摸著過的，但是海呢？
一個國家必須有清晰的戰略目標，一個國家必須有切實可行的路線方針、規劃計劃、步驟方法。路線是綱，綱舉目張。有了正確的路線，遵照著正確的路線才能制定出正確的計劃、方法，然后遵照其執行，最終才可以達到目標。國家不可以像個人那樣迷茫。
人類文明的整個歷史無不表明，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崛起，無不是建立在一整套先進的文化、先進的政治文明、先進的經濟文明基礎之上的。沒有先進的文明作為基礎，沒有道義的制高點作為基礎，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崛起，都不過是過眼煙云、轉瞬即逝。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物質建設成就，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也是格外深重。內政外交、各行各業、所有領域都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經濟領域，貧富兩極分化，區域發展不均衡，三農問題遲遲無法解決，轉變發展模式乏力，人民幣升值與外匯儲備損失不斷，通貨膨脹節節升高，就業問題，共同富裕缺乏有效措施；
政治領域，嚴重腐敗，共產黨的道義、信譽遭到從未有過的質疑，意識形態和文化主導權開始喪失，顏色革命問題開始凸顯，社會主義民主缺失，民眾缺乏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途徑。
思想文化領域，理想滑坡，信念動搖，道德退步，世風日下；
外交領域，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美國售臺武器問題，在一個霸權主宰的國際社會，在一個沖突和戰爭頻繁的國際社會，中國缺乏有效的應對措施。
還有教育問題、住房問題、醫療問題等等。真是千頭萬緒，難以收拾。
在這樣的現實目前，無怪乎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九十周年講話中指出：
全黨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
問題是巨大的，危機是嚴峻的。我們的政府天天發文件，希望可以治理這一系列的問題，但是卻近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且效果還很不好。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務院下發了170余道文件[1]，卻就是治不了通貨膨脹這頭犟驢。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治理能力愈來愈低下，很多政策甚至走向反面。
1980年代我們開始農村改革，農民獲得了一些實惠，但是進入1990年代，農村卻被徹底遺忘，三農問題愈來愈嚴重。農村凋敝的狀況觸目驚心，全國5800萬留守兒童，4000萬留守老人，留在農村的全成了老弱病殘。
教育市場化改革，大學擴招，學費節節升高，學校幾乎變成名利場。本應追求真理、知識、高尚的大學迅速墮落成賺錢公司，教學質量直線下滑，學風節節敗退，教授成為老板、叫獸。
醫療市場化改革，病人看不起病。醫生曾經被稱為白衣天使，現在卻見死不救。矛盾惡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們不得不重新撿起毛澤東時期合作醫療的經驗。
住房市場化改革，憑空冒出來一個周扒皮房地產商。房地產被列為支柱產業。自從2003年，很多城市房價上漲幅度超過十幾倍！房地產商不僅搶劫了我們，還搶劫了我們父母一生的積蓄。無數的80后不得不把一生抵押給房地產商，無數的90后、00后將為此付出代價。還有很多人連當“房奴”的資格都沒有，只得蝸居、蟻族。
國企改制，根據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的統計數據，1995—2005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總共六千萬下崗職工，大量國有資產被鯨吞。私營經濟、外資經濟迅猛擴大，國企容納不了我們這些青年就業，我們不能為國家服務，只能去一些低端的加工廠打工，為外資和私人資本家服務。
還有腐敗問題，中央將腐敗問題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反腐敗的力度在加大，但是腐敗的金額和腐敗的人數卻在不斷擴大。不僅官場腐敗，民間的各行各業也開始出現腐敗，以至于被人稱之為全民腐敗。
貧富兩極分化，世界銀行2009年統計數據，聯合國約有190多個國家，在有完整的統計數據150個國家中，基尼系數超過0.49的不超過10個，排名前10的除了中國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2]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很多曾對改革曾經充滿信心的人，也開始懷疑起來。著名三農學者李昌平大聲疾呼：“90年代以來，幾乎每一項改革都背離了改革初衷”。在嚴峻的現實目前，黨內黨外的一些人已經開始警醒起來。
雖然很多青年、很多國民還在沉睡，做著他們的發財夢、享樂夢、小資夢、幸福夢，雖然全國上下很多人做著和諧盛世夢，雖然主流和輿論界的氛圍都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放縱奢侈，腐化墮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但是已經有一些人開始覺醒。
空軍上校“仗劍直言、血濺文章”、振聾發聵，《2030：中國面臨被肢解的命運》；著名左派學者張宏良教授大聲疾呼：“中華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連鼎鼎大名的何新也慨嘆：歷史留給中華民族翻盤的時間不多了。不光一些有識之士開始驚醒，甚至連一些沒什么文化的邊遠地區的底層老百姓也開始有了危機感。
很多人已經意識到，未來十年、二十年對于中國將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期。2008年國際性的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局勢變得愈來愈波云詭譎，危機四伏。中國的周邊地區愈來愈不安穩。若是我們不能早點解決內政問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那么在未來的某個時間，中國的內政外交問題很可能會一起發作，造成國家和人民的災難。
如果中國能夠挺過這個關口，順利實現內政的和諧，那么中國將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一個獨立、自主、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中國，必將打破目前為霸權國家所把持的國際秩序，必將為世界人民做出重大貢獻！中華民族將實現偉大復興！
于此關鍵時機，到底是像毛主席所說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到底是抓住主要問題、主要矛盾，力挽狂瀾，還是任其逐步惡化，陷中國于內憂外患，就成為一個歷史的疑問。
中華民族靠什么實現偉大復興
一波三折的國家現代化
1840年帝國主義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差一點走上亡國滅種的悲慘命運。正是因為有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的上下求索、不懈奮斗、不怕犧牲，中華民族才出現了希望。正是因為有了中國共產黨，有了毛澤東主席所說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中華民族才從亡國滅種的危險中走出來，中國人民才從此站立起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主人和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勝利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原因。站在這樣的立場上回顧歷史、審視今天的中國，我們才可認清現實中的問題，才可展望未來。
不過，有些人會說，這太虛了。中國當前的價值觀墮落，在很多人看來，理想、信念都太虛，還是來點實際的。如此一來，我們就先退一萬步，先講點實際的。我們先務實，然后再務虛。先講經濟，然后講思想道德文化，再講政治體制。
中華民族靠什么實現偉大復興？
毫無疑問，靠“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發展方式是不行的；靠“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是不行的；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不行的；靠出口導向型經濟、世界加工廠的模式是不行的；靠賣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的模式是不行的；靠房地產泡沫經濟是不行的……
那么中華民族靠什么實現偉大復興？
我想還是要靠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
1964年12月，在第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議，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在二十世紀末，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并提出四個現代化“兩步走”的設想。
第一步，用15年時間，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中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
第二步，力爭在二十世紀末，使中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補充一點，毛澤東主席是把文化和科技并列，列在四個現代化中。“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他非常強調文化的作用。
第一步目標在1970年代中期基本實現，但是第二步目標卻沒有能夠實現。當然，第二步目標是有些過高了。后來鄧小平又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到2050年左右，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
這個目標很明確，但是在實際發展過程中，我們的發展方向卻受到多次重大干擾。
1980年代之前，我們國家是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爭取外援為輔”的原則下建設社會主義。
1980年代整個知識界輿論都是西化、美國化，貶低自我、貶低中華民族，貶低社會主義。上層一定程度上夜受此影響，盛行“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邏輯，因此導致很多重大產業和高科技項目流產，“運十”大飛機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例子。還有“有水快流”的發展邏輯，導致很多礦藏被毀壞、賤賣。
1990年代到本世紀初，國企私有化，很多大中型國企被私有化賣掉，因此導致很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失去了財政和稅收來源，工人也失去工作崗位。地方政府缺錢花，在GDP至上的邏輯下，在全面開放的背景下，只好招商引資，只好搞土地財政。今天很多地方政府一半的財政收入都要依靠賣地，房地產成為支柱產業。
1992年南巡之后，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中國對外開放的格局由沿海發展到內地，而且范圍不斷擴大，發展不斷深入。對外開放的范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形成了由沿海到內地、由一般加工工業到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的總體開放格局。”[4]
“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世界工廠模式即是在此一時期形成。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加工廠的模式進一步擴大。在此過程中，高污染、高能耗、低端的企業快速增長。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招商引資，競相搞起割肉競爭，又是送土地，又是減免稅收。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中央第一次提出啟動內需，要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到“內需拉動型經濟轉變。”但是至今內需占GDP的比重卻逐年下降。
2003年，胡錦濤主席提出科學發展觀，建立和諧社會。2006年中央提出要從7個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粗放型增長方式向集約型增長方式轉變；從資源消耗型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轉變；從技術引進型向技術創新型轉變；從外需拉動型向內需主導型轉變；從投資拉動型向居民消費拉動型轉變；從資本引進型向資本輸出型轉變；從傾斜型發展戰略向均衡型發展戰略轉變。2008年，胡錦濤提出建設“五有社會”，“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可是很快，次貸危機爆發，世界經濟經濟危機，“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語調開始流行，出口退稅、出口導向刺激的聲音又大起來。轉變發展模式又一次遭遇瓶頸。
可以看出，這些年我們的發展模式一直在變，但是離開現代化的目標卻似乎越來越遠。我們似乎愈來愈不明白現代化的目標和途徑。更可怕的是，我們的國民經濟體系愈來愈失去獨立自主，殖民化的傾向愈來愈強。
奪回我們的產業主導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39個工業行業中，外資在23個行業中占優勢地位。
我們眼睛所見，從奶粉到食用油，從洗劑用品到化妝品，從玻璃到電梯，從手機到電腦，從汽車到飛機，從大型機械到潤滑油，從咨詢業到互聯網，外資都占據著統治地位。
而在流通領域，外資的商場、物流、超市更是在我們國內占據著統治地位。在這個渠道為王的世界，控制了渠道就控制了市場。
外商直接投資最近幾年平均只有800億美元，僅占我國總投資的5%左右，但外資存量卻已我國工業總資產的26%和增加值的28%。只投入了5%左右，卻控制了我們30%的工業。[5]這簡直是天上掉餡兒餅的事情！
2009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產值、稅收、出口分別占全國的28%、22.7%和55.9%，直接吸納的就業達到4500萬人。[6]今天這個比例已經更高了。2004年，中國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新近完成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外商直接投資FDI總量達到GDP的比重超過40%。
裝備制造業是國家工業的核心，但是我們的裝備制造業，卻支撐不起我們的工業。2006年的統計數據，進口裝備占據了我們國內市場的70%以上，每年進口裝備大約占了國內總需求的10%，相當于東三省GDP的總和。[7]這么大的蛋糕，我們卻不能自己享用。
我們的高科技產業，也支撐不起產業升級。在高科技領域中，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的60%、出口的90%由外資企業完成。科技創新徒有其名。
改革開放至今，我們的重大科技成就遠遜于毛澤東時代。由改革開放排頭兵廣東地區的機構， 廣東省發明協會評選的“新四大發明”，雜交水稻、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復方蒿甲醚，這些成就全都出自毛澤東時代。除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其它三個還都出在文革期間。而火箭、衛星、原子彈、氫彈、洲際彈道導彈，這些也都是毛澤東時代的成就。
改革開放至今，我們唯一取得重大成就的是航天領域，是神七，是天宮一號。而航天則是中國唯一未開放的領域。其它開放的領域，原有的科技創新能力都喪失了。航天之所以未開放，還是因為美國對我們封鎖。美國人的封鎖反倒成了好事。否則，我們航天領域的成就也很可能取得不了。另外，航天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也是因為錢學森、任新民等老一輩航天人頂住了私有化的壓力。
我們的外貿依存度長期在60%—70%之間，出口值的一半多都是由外資企業完成（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占全國進出口總值的55.48%，占據了中國60%的進口份額），利潤也是由外資賺取。國民經濟深受外貿、外資限制，缺乏獨立自主性。像日本、美國這樣的外向型經濟，外貿依存度常年維持在10%—20%左右。發達國家如此封閉，如此保護國內產業，而我們第三世界國家卻如此開放？如果世界局勢發生動蕩，中國沿海出口企業立馬停工，失業率大增，中國經濟將崩潰。
我們的GDP不是我們的GDP，因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外資創造的。2006年博鰲亞洲論壇，UPS亞太區總裁肯·托羅先生甚至說，中國外資對GDP的貢獻率是53％。我們的綜合國力也不是我們的綜合國力，因為我們不掌握核心技術和產業。這簡直太可怕了，可是很多人卻根本不當一回事。
而從國際上看，更是匪夷所思。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更是創造出一個新詞，“中美國”（Chimerica）。這個詞的含義真是太豐富了。
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出口，美國負責進口；中國負責儲蓄，美國負責花錢；中國做牛做馬，美國花天酒地；中國借錢給美國，美國購買中國的戰略產業；中國借錢給美國，美國在中國周邊進行軍事演習……世界上竟然有這樣奇異的景象？可這卻是現實。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想轉變發展模式，我們該怎么轉？
我們的目標是在2050年左右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該做什么？在最近十年二十年內，我們最緊迫的任務應該是什么？
毫無疑問，最緊迫的任務應該是重新奪回我們的國內產業主導權、技術主導權，奪回我們的國內市場主導權。這應該成為我們轉變發展模式的最重要的任務。具體標準[8]：
國內每個產業中，占據前幾位的企業都應該由本國資本控制；
國內每個產業，都擁有強大的、自主的科技創新能力和機構；
國內每個產業的核心設備、核心技術都能夠由本國企業提供；
國內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部門，能夠為國家現代化提供強大、穩定的資金支持，而不是投機炒作、泡沫化運作；
國內的流通領域的企業，由本國資本控制，控制原材料和產品的定價權。
爭取掌握國內企業所需要的國際原材料的定價權，爭取掌握國內企業所生產的出口產品的定價權，由各個行業的企業成立聯合會，統一與外部公司進行談判，避免國內公司被跨國公司所分化瓦解；
國家有充分的調控手段，淘汰落后的、低端的產能，邁向先進的、高端的產能；
國內各個產業之間，國家資本、私人資本之間，可以經由國家調控組成一個統一的有機體，可以在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中從容應對，而不是像現在的分散狀態，極容易為各個跨國公司所分化瓦解；
國內生產、流通所創造的財富，能夠為本國人民所共享，縮小當前極為激化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大多數利潤都被外資所攫取；
明確了轉變發展模式的內容，接下來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研究我們的國情。我們必須要問一下，在當前的國情下，哪些大政方針、哪些政策與轉變發展模式相矛盾，哪些原因導致了轉變發展模式乏力，哪些現狀必須改變？
國家現代化與進一步擴大開放
從十七大報告胡錦濤主席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到今天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變得刻不容緩。
2010年2月3日，中央又組織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開班式在中央黨校舉行。胡主席又一次提出：
“必須緊緊抓住機遇，承擔起歷史使命，把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毫不動搖地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經濟能否實現均衡、可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成功實現這次新的轉型。用好本世紀頭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的第二個10年，完成‘十一五’規劃任務，為實現‘十二五’規劃目標打好基礎，都要求我們切實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從這短短的幾段話來，我們隱約看出，胡主席判斷“和平與發展”的時期很可能就要完結了，也許2020年之后，世界局勢將被迅猛改變。所以我們必須用好這個10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現在全國上下都在面臨這個重大的調整。但是因為長期以來的慣性，因為長期以來養成的唯美國馬首是瞻的習慣，一些人還是宣稱，中國要進一步擴大開放。這樣的說法與胡錦濤主席所說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相矛盾。
中國不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中國經濟出口占GDP比例達30%—40%，也就是說中國經濟的30%—40%都是為美國人、歐洲人服務，為資本主義國家服務。但是中國還有1億多的貧困人口（聯合國數據），我們應該為自己的人民服務。
在我們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產業主導權都已經喪失。我們對外開放卻獲得了這樣的結果。我們必須反思了，我們必須改變了。
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也不是靠著大規模的對外開放，而是靠保護主義，保護民族經濟、民族產業，保護自主科技創新能力。英國、美國、蘇聯、德國、日本的崛起，無一不是如此。
中國利用外資的錢數為負數
截至2009年底我國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為9454億美元。與此同時，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辛辛苦苦賺了2.6萬億的美元外匯（2010年9月數據），但是這些外匯卻屁都沒有用。大幅增長的外匯儲備并沒有給國人帶來什么好處，而是大量投資到美國國債、垃圾債券、垃圾股票，購買一堆虛擬的電子賬戶上的金額，給外國人白白使用。也就是說，外資投資給我們的錢，比我們借給美國的錢還要多。我們利用外資的數量為負數。
但是事實還不僅如此，我們借給美國的錢，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已經損失殆盡，伴隨著美元的貶值已經大幅縮水。
那些垃圾債券、垃圾股票究竟垃圾到什么程度，普通人簡直難以想象。中國購買了4800億美元房利美、房地美債券。購買時大多數都是在房利美、房地美股票價格很高時。2007年9月，房利美最高位每股99美元，房地美是48美元。但是到2010年6月16日，房利美、房地美在從紐約證交所被摘牌退市時，房利美股價不足40美分，房地美股價僅為50美分左右。3年間“兩房”股價縮水到不足1%。
而對于垃圾股票、垃圾債券之外的美國國債。有一點則是很清楚的，美國不打算還我們的國債，他們的精英已經在多個場合公開承認這一點。
借中國的力量掏空中國
我們借給他們1.5萬億的外匯儲備，他們卻拿出一部分購買了我們的戰略產業，購買了中國28個重大產業中的21個，還有7個目前處在合資狀態，接下來他們還要控制中國的糧食和農業，控制中國的國計民生。我們對外開放的結果竟然是落得這個結果。究竟是我們在利用外資，還是外資在利用我們？我們必須改變這種境況。
中國不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對外開放的出口導向撕裂了中國，將中國割裂為內地和沿海、國內發展和出口，犧牲了國內發展。中國以優惠條件吸引外資，以優惠條件補貼出口，給外資以超國民待遇，與此同時，卻對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課以重稅。這本身就是把國內發展放到了不平等的地位。同時，外資投資和出口創匯還造成了內地的投資的相對萎縮。
截至2011年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已達到3.1975萬億美元。按照7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的平均匯率計算，人民銀行必須為此發行至少22.3825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底廣義貨幣量M2為72.5852萬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在其中占據了至少30.8%的份額。
今天我們國內通貨膨脹的高速度，和迅速增長的外匯儲備有直接關系。“煤超瘋，蒜你狠，豆你玩，蘋什么，姜你軍，糖高宗”，這些都和外匯儲備有直接關系。
新增的人民幣造成貨幣的貶值、通貨膨脹。如此一來，雖然內地投資的貨幣總量沒有變，但是實際購買能力下降了，投資總量因此也就相對降低了。
出口創匯的效果與此類似，因為企業出口創匯之后必須在央行把美元換成人民幣，這同樣會導致其他地區的投資萎縮。中國今日沿海地區的繁榮，不是全球化創造的，不是對外開放創造的，而是其他地區投資的相對萎縮帶來的。中國因此失去了對公共事業的大量投資，失去了對實體經濟的投資（外匯儲備投資國外，對國內沒有任何意義），失去了對內地的投資，失去了對教育和科研、創新的投資。[9]
中國不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對外開放掏空了中國的核心產業和技術，抑制了科技創新、產業更新換代升級，抑制了科學技術人才的成長，抑制了我們80、90后的成長，使得“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成為一句空話。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科學技術教育成就。在一窮二白的舊中國，我們實現了原子彈、氫彈、火箭、衛星、雜交水稻，我們的運十大飛機上了天……而現在卻連一個汽車的自動變速箱也造不了，大型輪船、戰斗機的發動機都是外國造、萬國牌。
大規模對外開放使得中國淪落為一個低端產業加工廠的陷阱，“市場換技術”實行這么多年，我們沒有換來什么核心技術、先進技術。大規模涌進的產品和外企，反而使得我們國家自己的很多技術創新能力失去了。
曾經，我們的運十大飛機是全部自主創新，但是后來因為種種原因，運十下馬了。今天，當我們要重新上馬大飛機項目時，雖然力主自己造，但是因為曾經的團隊解散了，創新能力也就失去了。今天的大飛機項目，包括發動機、電子控制系統等系統設備在內的、占據總造價50%左右的設備，卻都是依賴進口，國產化率只是爭取達到30%。[10]
借中國的力量圍剿中國
中國的對外開放支持了美國的全球霸權。中國的廉價商品充斥了美國市場，避免了美國的通貨膨脹。中國外匯儲備中大約有15000億美元國債、股票，這些錢為美國的赤字提供了強大的支持，為美國軍費提供了強大支持，為美國的對外擴張提供了強大的支持。
從2000年開始，中國成為美國的最大入超國，到2007年，美國對華赤字高達2562美元，占美國當年的外匯赤字的37%，相當于當年軍費開支的40%。若是沒有中國的對外開放，美國市場不會有那么多的廉價商品，美國政府不可能大規模搞赤字政策。若是美國大規模的搞赤字政策，必然引發大規模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崩潰。[11]
但事實卻是中國搞了大規模的對外開放，與此同時美國在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大規模打仗。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表的權威數據：冷戰之前，美國平均2.4年打一仗；冷戰后至今，平均1.4年打一仗。” [12]
美國因此展開了對中國的大包圍。在中國的咽喉黃海演習，支持日本在釣魚島鬧事，向臺灣售出武器，支持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在南海向中國叫板，支持印度在中印邊界制造緊張空氣，在中國腹背巴基斯坦駐軍，在阿富汗發動戰爭，在外蒙古制造敵對中國的勢力，在中國國內的新疆、西藏制造暴亂。中國的對外開放支持了美國的全球擴張，美國在中國周邊布置了一圈軍事基地。空軍上校戴旭大聲疾呼，中國周邊已經出現一個C型包圍圈，這個包圍圈快成為O型包圍圈了。
中國的對外開放支持了美國對中國的絞殺。我們再也不能這么干了。
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霸權體系下，中國的的對外開放出口戰略，只是在同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惡性競爭。1970年代之前，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旗幟，是世界受壓迫人民的旗幟，中國倡導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現在，美國卻以其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分化瓦解，讓他們在低端產品加工領域進行惡性競爭。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競爭美國市場，只好補貼出口，壓低國內工資，對國內人民進行殘酷剝削。此舉不僅惡化了第三世界國家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也加深了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矛盾。中國應該旗幟鮮明的反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全球化。
中國不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進一步擴大開放”會使得中國更依賴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在低端產業的的惡性競爭導致了國內的低工資，導致了國內的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占人口最大多數的工人、農民貧窮，導致了國內內需長期不足，抑制了國內經濟的健康發展。使得國內經濟不能獨立自主，必須依賴美國來消費中國生產的產品，因此產生惡性循環，更加嚴重依賴美國，國內經濟更不能獨立自主。這很不利于“提高宏觀調控水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如果中美之間爆發重大沖突，美國對中國進行封鎖，切斷中國的出口，那么中國沿海出口企業馬上會停工，占GDP總量40%以上的企業停工，失業率達到或超過40%，此時中國經濟會崩潰。當然，這時候美國也會受損，它會失去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但是他卻可以從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進口作為替代，美國的損失會比中國小很多。
中國不需要“進一步擴大開放”。中國現在急需的是轉變發展模式，以便更好的為國內人民服務。中國缺的是對全球化的反擊，缺的是對WTO的不平等條約的反擊，缺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科技創新，缺的是保護國內產業、投資中西部地區、投資改造老企業。中國缺的是對帝國主義重新認識，缺的是與第三世界國家聯合起來抗爭。中國需要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英雄氣魄。中國要在世界上主持正義和公道！
唯GDP主義
GDP是今天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指標數據，是我們衡量自己國力的指標，也是衡量地方政府、選拔地方官員的指標。
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被很多人稱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個成績面前，一些人開始自高自傲，認為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強國了。他們計算著時間，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在2020年左右，中國GDP將超過美國，坐上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寶座。
與之相反，中國民間對此事非常漠然。中國GDP超過日本，老百姓似乎沒有任何反應，連評論都懶得評論。許多學者甚至譏笑GDP是狗的屁，雞的屁。GDP的增長沒有為老百姓帶來幸福生活，GDP的增長也沒有帶來真正的世界強國。拿GDP來衡量中國的發展，拿GDP來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績，拿GDP來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最后很可能落得一場空。
戴旭、張宏良等學者都指出，1840年大清朝的GDP是世界的三分之一，整個大英帝國日不落帝國的GDP是世界的二十分之一，整個歐洲的GDP加起來也比中國差很多。但是結果卻是歐洲瓜分了中國，而不是中國瓜分了歐洲。為什么呢？因為大清朝的GDP構成是茶葉、蠶絲、陶瓷，因為大清朝的GDP是房地產，大清朝用舉國資源修了個圓明園。而同時期歐洲的GDP構成卻是工業革命。
大清朝富的流油，大清朝在與西方貿易過程中一直處于優勢地位，貿易順差。從16世紀開始，殖民主義者在美洲大陸開采的一半白銀都流入大清朝。英國人、西方殖民主義者一直處于貿易逆差，為了改變貿易逆差，英國人開始販賣鴉片，后來又發動了鴉片戰爭，后來八國聯軍又打入北京城，洗劫北京城，一把火燒了圓明園。
這就是以GDP來衡量一切的結果。反觀我們今天的GDP，我們的GDP構成又是什么呢？
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衣服、玩具、鞋子、外襪子，還有一大批沒有核心技術、核心產業的組裝廠。我們只是人家世界產業鏈的一個環節，一個可以缺失、可以更換的環節，人家盡可以把工廠建在東南亞，建在拉美。這樣的GDP能支撐起來強國夢？
我們的GDP不是我們的GDP，因為其中超過三分之一都是外資創造的；我們的綜合國力不是我們的綜合國力，因為我們不掌握核心技術和產業。不把外資和內資區分開來的GDP數據，是個假數據。拿這樣的GDP來衡量國力，有什么意義？但是我們政府里的一些人還說，外資創造是中國創造，要給予外資企業以國民待遇。其實已經是超國民待遇，又送土地、送廠房，又減免稅收。這簡直是奇談怪論。
還有我們房地產市場。房地產投資占到GDP的大約10%，是毫無疑問的支柱產業。但是房地產的意義又如何呢？
房地產能強國嗎？回答是不能，因為房地產的鋼筋、水泥、土石、裝修工程，只是基礎工程、低端過程，不是強國工程。
那么房地產總應該富民吧，讓老百姓有個地方住，有個基本保障，實現胡錦濤所說的“五有社會”中“住有所居”吧。住建部公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底，中國城市人均住宅面積約30平方米。中國擁有世界第一的建筑能力和生產力，我們有充足的條件實現人人有房住。可是回答卻是我們做不到。從2003年以來全國很多城市的房地產漲了十幾倍，老百姓買不起房子。
房地產不僅沒有富民強國，甚至走到了其反面。搞得老百姓怨聲載道，搞成了一個投機賭博泡沫市場。根據牛刀的數據，全國6540萬套住宅連續六個月以上電表讀數為零，基本上都空著。6540萬套住房，可以提供給大約2.5億人口居住，但是其中絕大部分卻都是投機。
高昂的房價吸干了老百姓的一生的儲蓄，搞得內需不足；高昂的投機回報，吸干了本可以投入實體經濟的血，搞得發展產業、發展高科技缺乏資金。房地產搞得投資不足，消費也不足，這就是房地產的偉大功績。
在GDP至上的標準下，地方政府一味的引進外資，給外資以超國民待遇，又是送土地、送廠房，又是減免稅收。各個地方政府之間相互競爭，相互攀比誰的地價低、誰的優惠條件多。 長三角一度搞出“零地價、送廠房、銀行1：1配套貸款、五免十減” 等優惠條件。
在GDP至上的標準下，地方政府一味的引進外資，一味的搞土地財政和房地產。我們的產業已經因此空心化了。產業越是空心化，地方政府越是沒有地方產業、地方國企（三線、四線城市的國企已經基本被賣掉了），就越是沒有稅收來源，沒有資金來源，就越是需要引進外資、土地財政，這已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在GDP至上的標準下，地方政府肯定是傾向于資本，傾向于房地產商，傾向于大富豪，傾向于利益集團，傾向于境外資本、跨國公司，而不是普通民眾。因為普通民眾不能帶給他GDP和財政收入。
日本經濟財政相在“2010年日本名義GDP被中國趕超”時回應：“日本將不會與中國競爭GDP排名，我們搞經濟不是為了爭排名，而是為了使日本國民過上幸福的生活。”看看人家日本人的回應，多么有底氣，讓國民過上幸福的生活。
日本的名義GDP被中國趕超，但其實日本的真正GDP要比我們高很多。這些年日本大規模對外投資，國內一些產業向國外轉移，在世界各地建起來一大批的工廠，控制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礦藏和資源。那么小的日本，卻養活那么多的人口，而且大部分的人口還過得很不錯，原因就在此。看看我們的電子產業、汽車產業，看看我們的核電產業、鋼鐵產業，日本在其中占據了多大的份額！
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為32046億美元。日本的海外資產都是真金白銀，是產業[13]。現在已經過去11年，這個數字不知道又增加了多少。
日本的這些外部產業，都是不計入其GDP數據的。日本不在意名義的GDP，人家要的是真正的實惠，要的是真正的高科技和真正的產業。
在這些事實面前，我們還能唯GDP至上嗎？我們是否需要新的評價國民經濟的衡量標準？我們的評價標準是否能更全面的照顧民生，反應民眾的生活是不是幸福，來一個幸福指數？我們的評價標準是否能更全面的反應國家產業的健康發展？
我們已經看到在評判地方政府政績的指標中，有了環評的一票否決，有了關于耕地的一些指標，但是在關于社會穩定、貧富分化、反腐敗、產業規劃、內資與外資等方面，卻沒有有效的標準。有些方面甚至連正確的指導思想都沒有，比如產業規劃方面、內資與外資。
這樣的評價標準做起來是有難度的，但卻是值得做的。不改變現在的唯GDP主義，強國夢無法實現。
三農問題出路在哪里
千方百計，無計可施
上世紀90年代末，三農問題的討論愈來愈激烈。2000年，37歲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總理寫了封信。直陳“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自此之后，中央開始重視三農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2003年又免除了農業稅。
2005年10月，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現在時間已經過去11年，農村的面貌究竟如何？表面上看，農民的稅負是減少了。但是從根本上說，三農問題并沒有什么改變。城鄉差距正在擴大，而不是在縮小。全國5800萬留守兒童，4000萬留守老人，留在農村的全成了老弱病殘。
前一段時間新聞報道，一個兩歲的孩子，一個人呆在家里，在死去的奶奶的臂彎里呆了1周多。孩子的身上都是蛆，因為奶奶身上生蛆了。農村凋敝成如此狀況，讓人不敢想象其未來。
農村地區的矛盾正在越來越激化，以前是農民相信不相信鄉政府、縣政府，相信省政府、中央政府，而現在呢，卻連省政府、中央政府都開始懷疑起來。
新一代農村青年的命運越來越尷尬，他們在沿海地區、東部發達地區、大城市打工，但是卻無法在城市安家，同時他們又不能回到農村，因為農村實在是沒有任何前途。在那一畝二分地上再怎么折騰，也無法實現小康。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方針看起來非常好，“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僅僅二十字，涉及了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管理。但是卻缺少主體，由誰來搞，怎么搞？
集體經濟解散之后，農村地區已經淪為一盤散沙。一戶一戶的農民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早已經成為一片片飄零的樹葉。
毛澤東主席說，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有了正確的路線，遵照著路線制定出正確的計劃、方法，遵照其執行，最終就可以達到目標。
而在我們的新農村建設二十字方針中，卻只有美好的目標和圖景，卻沒有方法。很多單位在提到社會主義新農村“生產發展”時候，都會講“要建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
千方百計，千方百計，一次次強調千方百計，恰好表明我們其實沒有什么特別好的方式提高農民的收入，無計可施。
靠著那一畝二分地，農民永遠也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這是很明白的道理。或許北京地區、上海地區的周邊農村可以發展旅游業發財致富，另一個農村區域可以發展中藥材發財致富，再一個農村區域可以發展果園發財致富，再一個區域可以搞牧業、漁業致富，但是全國最大多數的農村區域還是得種糧食和蔬菜。如果不種糧食，中國人吃什么？但是僅僅靠種糧食，全國最大多數的農村又肯定無法實現共同富裕。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很低，利潤很低，照著這樣的方法，農村地區永遠也無法趕上城市的收入，城鄉差距只會越來越大。因此農民還是得出外打工，到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打工。
大規模拆遷推動農民進城是禍國殃民
為了解決三農問題，很多地區出了損招。一些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在農村地區大規模拆遷，讓農民進城。這一方面可以發展房地產，增加地方政府的短期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在統計數字和文件上解決三農問題。但是從長遠來看，這很可能成為一個禍國殃民的政策。
大規模的拆遷，土地變相私有化，農村將出現大地主。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在城市又沒有穩定的工作，若是發生大范圍的經濟危機，失去工作崗位，此時既不能回到農村，又不能在城市生活。如此一來他們很可能成為流民，這將成為社會穩定的巨大隱患。
另外，隨著社會發展。新生的80后、90后農村青年，大多數已經不會種地，而且也不想種地。他們既不能在城市扎根，又不能回去鄉村。沿海發達地區、東部發達地區容不下他們，內地的三線、四線城市又沒有那么多的工作崗位，農村更是愈來愈凋敝衰敗。他們根本不敢想象未來，只能是過一天算一天。全國近一半人口都是如此生存狀態，國家如何保持穩定。一個國家的弦總是繃得緊緊的，保穩定，保穩定，“穩定壓倒一切”，防民如防虎，這樣一來國家如何發展？
兩條出路
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無非是兩種出路。
第一種出路，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創建出一大批的企業和工廠。創建穩定的工作崗位，讓農民能夠在城市穩定工作和生活。需要特別注意一點，今天中國的許多產能已經生產過剩，新的投資建設應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產過剩的產業。
單純依賴東部沿海9個省份解決中國青年和農民的就業問題，絕對是靠不住的。把所有產業都放在東部沿海地區，連基本的國防安全都置之不顧，這是危險的。一旦臺海出現危機，南海出現危機，一旦美國插手，我們連基本的國防縱深都沒有。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將瞬間停滯，全國經濟將立刻崩潰。
一個結構失衡的國家絕對不能長久。人才、勞動力大量東移，西部地區人口進一步虧空，貧富兩極分化將進一步加劇，民族矛盾將進一步惡化。我們必須主動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創建出一大批的產業和企業。
這個任務是不可能靠市場自動完成的。要破除對自由市場的迷信。市場從本質上來說，就是逐利的。市場從來都是加劇貧富分化，而不是像那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學者所說，“可以使得資源配置最大化”。老百姓早就看的很清楚了，“有錢人越來越有錢，沒錢人越來越沒錢”。
社會主義不是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必須主動調整經濟結構，均衡社會發展，削肥補瘦。這本是天經地義之事，卻被我們主流經濟學界所排斥。這簡直不可思議！
第二種出路，就是讓農民呆在農村，把一盤散沙的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在農村創建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發展出一整套的農產品加工產業鏈、農副產品供銷社，囊括從農藥、化肥的銷售到食品的加工，創建集體企業和工廠，在農村興修水利、基礎設施，改善農村地區的環境。這方面的典范就是中國第一村華西村。
2004年，華西村人均工資收入12.26萬元。同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華西人的收入是全國農民的41.76倍、城鎮居民的13.01倍。2006年全村實現銷售超300億，2010年超500億元，每戶村民的存款最低600萬元萬元。
華西村已經基本實現了“農村城鎮化，農業工業化，農民知識化”。華西村能夠實現這一切的基礎有兩個，一個是以吳仁寶為代表的好干部，一個就是集體化經濟。1970年代末，我國在農村很多地區強制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改革，華西村頂著很大的壓力還是實行大隊核算，堅持集體經濟。
電視劇《永遠的忠誠》算是華西村的一個注腳，小崗村是改革開放的發源地，但是經過30年改革開放，小崗村卻還是貧困不堪。后來安徽省財政廳去了個好干部沈浩，幫助小崗拉錢、拉資源、拉企業，小崗才有了起色。但是沈浩在參觀華西村之后，卻還是感嘆，華西村和小崗村簡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沈浩在私下還承認，小崗要有出路，還是得走集體化的道路。當然電視劇并沒用播放這一段，這是私下的話。沈浩是個好干部，這樣的好干部若是放在一個集體化的村子，一定會大有作為。但是在憋屈的小崗村，沈浩最終卻累死了、憋屈死了，把命都搭進去了。
在上世紀80年代，小崗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在今天，小崗卻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方向。
1958年毛澤東主席說，“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
毛澤東將城市的工業化和農村的工業化并提的，中國的工業化是兩條腿走路。農村的現代化是建立在集體公社的基礎上的。對比今天的農村，毛澤東主席的話是很有道理的。
在集體經濟時期的農村，國家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辦大事，前三十年，我們修起86258座水庫，農田灌溉面積從1949年的2.4億畝增加到1978年的7.3億畝，最近30年我們修建了827座水庫，農田灌溉面積從從7.3億畝增加到8.67億畝。前三十年，中央政府幾乎沒有投入錢，地方政府花費了很少的錢，我們卻修起舉世聞名的紅旗渠，但是現在我們花了很多錢維修紅旗渠，卻維修出了豆腐渣工程。
回過頭來看，這兩種出路，從根本上講，都需要國家政策的大幅傾斜。現有的以工補農的方式是不夠的，現有的西部大開發的方式也是不夠的，
目前的西部大開發政策，進度緩慢，和三農問題的緊迫性、社會矛盾的激化形成鮮明對比。因此西部大開發的范圍和進度應該擴展起來，主動在中西部城市、三線城市、四線城市創建出一大批的產業和企業。
另外，也可以考慮建立類似汶川大地震的應對機制。汶川大地震之后，全國其它省市援建對應的受災城市，可以參照這個模式，讓一些東部沿海地區援建西部省份，發揮發達地區的資金、人才優勢，發揮不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兩個地區進行優勢互補，可以考慮將此將此計入官員的考評機制。
對于集體經濟，國家政策應大力扶持。在經濟上要給予稅收、貸款等優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合作社，破除近些年的只能搞私營經濟、不能搞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思想禁區，破除“搞集體經濟就是倒退”的思想。在在各個地區主動樹立起一批典型，以穩健的方式推動農民積極主動搞集體經濟。
但是目前看來，我們在這兩個方向上都沒有看到什么大動作，我們的三農問題沒有方向。
中國農業決不能再開放
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說：“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在美國，農業被視為與軍工并駕齊驅的產業。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五角大樓的國防大學發布了一份報告：“商業化農業對于美國的重要性就像石油對于中東一樣。”美國政府給予了農業以一倍多的高額補貼，因此美國的糧食出口價格才那么低廉。美國以此建立起來美國農業、糧食的全球主導權。
根據《糧食危機》，從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農業生產又一次從家庭模式轉變為農業綜合企業模式。糧食、牛肉、豬肉、家禽、食品加工、食品銷售，農業及食品的各個領域，開始向少數幾個壟斷公司集中。21世紀初，商業化農業作為一個工業產業成為美國國內第二大盈利產業，每年國內銷售額4000億美元。
國際四大糧商ADM、邦吉、嘉吉、路易達孚，壟斷了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國、巴西、阿根廷等主要糧食原料市場及全球運輸和倉儲系統。而這四大糧商中，ADM、邦吉、嘉吉三家都屬于美國。它們和美國的國家利益高度一致。
中國大豆在加入WTO后開放，很快國內大豆產業面臨滅頂之災。如今四大糧商已經控制了中國66%的大型油脂企業，控制產能達85%。中國近80%的大豆都是依賴進口。“跨國糧商不僅從加工環節加以控制，而且還深入到種植、貿易、流通等各個環節。”
今天，這四大糧商和其他企業正在國內攻城略地。前一段時間，我們國內竟然出現怪事，禁止國有糧商收購糧食，但卻不禁止外資收購糧食。ADM控股的益海嘉里等企業趁機在國內大肆收購。
另外，杜邦公司旗下的先鋒良種、陶氏益農、先正達四個私人壟斷公司主宰了世界上轉基因種子市場。而這四大公司中，孟山都、先鋒良種、陶氏益農都屬于美國。美國一直試圖通過轉基因種子，壟斷世界的農業。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巴拉圭，早已經成為孟山都公司的試驗場，其農業已經為跨國公司所控制。而在伊拉克，天然種子庫毀于戰火，美軍頒布法律，保障轉基因種子公司大行其道，伊拉克已經成為轉基因的試驗場。
從2010年初，中國掀起了關于轉基因主糧商業化問題的大討論。爭議的焦點便是轉基因主糧的糧食主權問題、轉基因主糧的食品安全問題。
美國政府主導了《WTO農業協定》的制訂，要求一個自由的、一體化的全球農產品市場。這樣的市場對于美國農業綜合企業、轉基因跨國公司尤為有利。
面對如此龐大的跨國糧商，我們的農業決不能再開放。我們必須盡快將中國的農村組織起來，將農民組織起來，將農業產業鏈組織起來。對于外資在種子、糧食、養豬業、食品加工業、土地等領域的攻城略地，我們必須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法律和應對措施。中國的農業正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我們正在喪失控制權。
吸血鬼橫行股票市場，產業豈能不空心
一個國家的經濟分為實體經濟和金融兩部分，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主要分為股市和銀行兩部分。
設立股票市場的本意是為實體經濟募集資本，讓社會中的閑錢、老百姓手中的閑錢進入實體經濟，讓富有成長潛力、但卻缺乏資金的企業能夠從社會上募集到資金，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但是今天的中國股票市場，卻已經成為純粹的投機市場，不僅不能為實體經濟融資，反而吸干了實體經濟的血液，完全背離了其初衷。股票市場泡沫化現象嚴重，國內外金融大鱷操縱股市，興風作浪，攪得天昏地暗。
2007年10月，股票突破6000點。許多專家學者繼續忽悠，甚至說可以漲到10000點。自此之后股市一路狂跌，跌到1600點，跌入萬丈深淵。許多老百姓一輩子的積蓄被吸干。此一輪暴跌，國內A股市值瞬間蒸發20多萬億元人民幣。境內外的吵架賺的盆滿缽滿。2007年中國的GDP才是24.66萬億人民幣，蒸發的市值大約是GDP的80%。
2010年11月12日，國內外金融大鱷于一個操作日卷走5000億人民幣。最近股票市場又是連續幾輪暴跌。
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許多人不進行深刻反思，反而鼓吹要全面開放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進一步融入全球化，從而更方便國際金融大鱷自由進出中國金融市場，鯨吞中國國民財富。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對于國家來說，真正的硬實力不是紙票子，不是虛擬數字，而是強大的生產能力和科技創造能力。紙票子沒有了可以再印出來，但是產業沒有了，科技創造能力沒有了，國家根本不可能翻盤。國家絕對不能玩以錢生錢的游戲，更不能讓國際金融大鱷鯨吞國民財富。
美國之所以能夠在全世界的金融市場興風作浪，之所以敢于開放自己的金融市場和垃圾股票，之所以能玩以錢生錢的游戲，之所以能夠要挾其它國家開放金融市場，那是因為美元的世界霸權地位。而美元的世界霸權地位，是建立在美國的軍事霸權基礎之上，建立在美國對世界糧食市場、礦產資源市場、石油市場的控制基礎上的。有了這些基礎性的霸權，美國就可以在各個國家進行金融掠奪。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面對美國的掠奪，中國只能選擇防守型的做法。國內金融市場絕不能全面開放，必須嚴格管制，必須限制股票的交易。如果選擇投資于股票市場，那就必須長期投資，而不能讓國內外金融大鱷隨意進出，興風作浪。
另外，還應該對股票市場的所得利潤進行征稅。在目前的經濟危機背景下，實體經濟產業舉步維艱，還必須繳納高額的稅收。但是以錢生錢的虛擬經濟卻僅僅繳納1‰的印花稅，對其利潤部分并不征稅。因此，本來可以投資于實體經濟的資金，卻進入股票市場，實體經濟的缺血狀況進一步惡化。這完全背離了設立股票市場的初衷。
如果我們不對實體經濟、股票市場之間的關系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那么產業空心化的局面將不可能改變。科技強國，產業強國將只能是空話。
2010年1月，國務院批注股指期貨。股指期貨本來是作為一種穩定股市的措施而誕生的，但是在國際市場上，股指期貨卻完全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今日國際大宗商品，石油、黃金、糧食、礦石等等，都被國際金融大鱷通過期貨市場操縱暴漲暴跌。股指期貨也與此類似。做高股市可以賺錢，做空股市同樣可以賺錢。股指期貨的出現，為中國股市和實體經濟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中國人民銀行姓什么
貨幣發行權豈能拱手讓外人
中國今天有一個荒謬的現象，一方面中央政府坐擁3. 1975萬億美元外匯儲備（2011年6月數據），這大筆的錢沒處花，不造福于國內老百姓，卻投資于美國國債、垃圾股票等領域，任其貶值。另一方面中國各個地方政府卻沒有錢，必須招商引資，讓外資來主導中國國內建設，從而取得我們的產業控制權。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后果？政府為什么會沒有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民銀行法》的規定。
《中國人民銀行法》第29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
這是一個完全荒謬的規定。隨著經濟規模的發展和擴大，需要向經濟體系內注入貨幣，否則會導致通貨緊縮——貨幣少，生產的物品多，導致通貨緊縮，經濟生產停滯。自己的國家和政府不印發貨幣，卻依賴外資來印貨幣。一些學者指出，在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貸款一直是基礎貨幣發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后，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外匯占款開始逐漸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流。
只有進來美元外匯、美元投資，才可以印發相應數量的（與外匯等值）人民幣，這是把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主權交給外國人。這是和平時期的喪權辱國。
截至2011年6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已達到3.1975萬億美元。按照7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的平均匯率計算，人民銀行必須為此發行至少22.3825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底廣義貨幣量M2為72.5852萬億元人民幣，外匯儲備在其中占據了至少30.8%的份額。
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不能為政府直接融資，但是中國人民銀行下屬的外匯管理局卻可以數萬億美元購買美國國債、美國垃圾債券、歐盟債券，為美國和歐盟融資。這是什么道理？
中國共產黨早在根據地時期，就已經摸索出一套獨立自主的貨幣體系。他們在解放區實際經濟規模、實際商品數量的基礎上發行邊幣，以共產黨的信譽和行之有效的貨幣政策保障邊幣幣值穩定，邊幣的信譽大大高于國民黨的法幣。這一套體系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創造了極為重要經濟基礎。
建國之初，共產黨勵精圖治，解決了國民黨遺留下來的上億倍的通貨膨脹速度（100 元法幣1937年可以買2頭黃牛，1949年5月只能買1粒米的千分之2.45），然后發行新的人民幣，為中國創立了主權貨幣體制。人民幣的發行，不是建立在黃金基礎上，也不是建立在白銀基礎上，也不是建立在某個外匯（美元）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基礎上。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人民共和國，人民共和國以其強大的信用和切實可行的貨幣政策來保障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因為主權不夠獨立自主，所以貨幣發行常常需要和美元、英鎊、黃金進行掛鉤，而中國不是如此。
但是為什么到了今天，人民幣的發行，要和美元掛鉤？
外匯管理局姓什么？
另外，央行對外匯儲備投資的態度更是被公眾質疑。
今年7月26日，外匯管理局網站又以《外匯儲備熱點問答》方式，在頭版顯要處，堅決否認了“我國外匯儲備是國內千千萬萬企業或個人用實實在在的商品、能源、資源以及隱性的環境代價換來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錢”的說法。
外匯管理局宣稱，“我國外匯儲備是由人民銀行通過投放基礎貨幣在外匯市場購匯形成的。購匯所使用的本幣資金直接來源于中央銀行的負債”。也就是說，外匯儲備的錢是向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借的，但是中國人民銀行的錢從哪里來的？外管局卻沒有回答。
外管局似乎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不知道中國人民銀行姓什么？中國人民銀行姓“中國人民”，外匯儲備的錢毫無疑問是屬于中國人民的。但是外管局卻宣稱這些錢和老百姓沒有關系。一旦外管局的外匯儲備投資出現了重大虧損，誰來負責？外管局的領導、人民銀行的負責人負的起這個責任嗎？毫無疑問，他們承擔不起！這個重大損失最終還是得由中國老百姓來消化、承擔！
何新認為，近年來我們國內的外匯儲備增長速度過于迅猛，很不正常。他推測其中熱錢占據的份額非常巨大。
2005—2010中國外儲增長數字
2005年0.8189
2006年1.0660
2007年1.3340
2008年1.9460
2009年2.3392
2010年2.8473
（單位：萬億美元）
短短五年，外儲由8000多億美元迅速躍升到近3萬億美元，直翻了三倍多。這種增長速度是異常的。
我們看到，2010年全年，我國外匯儲備增加4481億美元，其中第四季度，新增外匯儲備1990億美元，創單季外匯儲備增加最高紀錄。2011年前6個月，又增加3500億美元。
在目前人民幣持續高速度升值的情況下，如果國際形勢出現變化，外資突然從中國套現出逃，做空中國，我們將面臨可怕的局面。一方面我們的外匯儲備將因為外資套現而損失殆盡，另一方面人民幣幣值在國際上狂貶，中國國內將從目前的通貨膨脹逆轉為通貨緊縮。
今天我們的銀行系統、金融系統出現這么多的問題，這讓人民非常擔心。如果我們的銀行系統連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國家將走向何方？
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與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理論
中國前三十多年實行的都是主權貨幣體制，從未爆發通貨膨脹。80年代后期，當時的總理趙紫陽聽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鼻祖弗里德曼的話，發起兩次價格闖關，爆發嚴重通貨膨脹。九十年代中期后，我們又放棄了主權貨幣體制。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的影響下，要求中央銀行獨立的聲音愈來愈大，中國人民銀行進行了改革。中國人民銀行變得愈來愈獨立，但是央行的職能履行卻愈來愈受到質疑。
《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第三條規定：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
但是現在，央行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愈來愈弱，通貨膨脹問題愈來愈嚴重。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根本未能實現。央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手段，遠遠比不上建國初期中財委治理國民黨遺留通貨膨脹問題的手段行之有效。
在食品日用品等領域，人民幣幣值大約比1980年代貶值幾十倍、上百倍。通貨膨脹問題，已經嚴重威脅政府的合法性。
按照西方流行經濟學理論（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通貨膨脹問題從來就沒有真正解決過，這是西方歷史早已證明了的。錯誤的理論導致錯誤的行動、結果。
中央銀行缺乏協調貨幣、財政、產業政策的能力，為刺激經濟或抑制通脹難免過度運用貨幣政策杠桿。中央銀行僅僅依靠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籠統的無區別的加息、減息，宏觀經濟常常不是過熱就是過冷。或者過度投放天量信貸威脅物價穩定和民眾儲蓄，或者過度緊縮信貸造成企業運轉和社會就業困難。而且在現階段，籠統的緊縮貨幣政策難以有效抑制投機過熱，增加幾個百分點利息根本比不上投機炒作的高收益率，反而會打擊盈利微薄、對借貸利息非常敏感的實體經濟部門。
而且央行的外匯政策本就是通貨膨脹最重要的原因。在目前的大政策背景下，缺錢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吸引外資。央行的外匯儲備占款占到廣義貨幣量M2的31%的份額。今天我們國內通貨膨脹的高速度，和迅速增長的外匯儲備有直接關系。“煤超瘋，蒜你狠，豆你玩，蘋什么，姜你軍，糖高宗”，這些都和外匯儲備有直接關系。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指導中央銀行工作的理論，有必要重新撿起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優秀理論和經驗。
建國初期，中國設立由中央直接領導的中財委，運用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調控辦法，統一調動、協調各部門的力量，成功治理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與嚴重失業并存的困難。一些人認為建國初期的經驗適合計劃經濟而非市場經濟，其實建國初的中國正是市場經濟的爛攤子，尚未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私有經濟占相當大比重。而且當時失業嚴重、物資短缺、物價失控等困難遠遠超過今天。但是，當時的領導人卻能夠運用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調控辦法，在努力保持物資、信貸、財政、外貿綜合平衡（四平理論）的情況下，克服經濟危機，實現了國民經濟高速發展，成功支持了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14]
他們沒有實行天量信貸和財政赤字政策，但卻實現了擴大生產、就業；他們沒有采取嚴厲的一刀切貨幣緊縮政策，但卻遏制了惡性通貨膨脹；他們成功治理了國民黨政府和美國顧問都束手無策的經濟頑癥，創造了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都無法實現的奇跡。
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弗里德曼說：“誰能解釋中國在建國初期治理通貨膨脹的成就，就足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可是共產黨的財政專家根本不屑于所謂的諾貝爾獎。那么多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加起來，也比不上一個馬克思。蘇聯、中國當年以世界最快的速度進行工業化和國家建設，卻沒有一個人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偏見可見一斑。諾貝獎其它獎項也或多或少摻雜了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一味的自卑中國沒有諾貝爾獎，我看大可不必。
在現階段，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理論，繼承陳云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經濟的經驗，探索一條新的解決經濟危機的路子。
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應只提政府宏觀調控而不敢提計劃調節；不應只提宏觀財政貨幣政策，而不敢提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危機的科學理論。適當的政府計劃調節非但不會限制市場經濟，不會降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還可以防止周期性經濟危機，啟動市場閑置資源，提高經濟效率。
新自由主義是禍國殃民理論
新自由主義乘虛而入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中國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計劃經濟”的理論，開始改革開放，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客觀的講，此一階段，中國的國民經濟建設思想和理論，處于一種空白、真空的階段。雖然也有關于市場和計劃的理論爭論，但是在怎么改的具體措施方面，其實還是一片空白。鄧小平所說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等言論，就是對此空白的鮮明寫照。沒有鮮明的理論和方法，就只好先摸索。不過空白和真空是不可能持久的，空白和真空必然為某種思想所占據。
回看1980年代，當時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就是價格闖關，取消價格補貼，“長痛不如短痛”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快速轉軌。價格闖關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搶購風潮，并直接促成了1989年的那次風波事件。價格闖關的指導思想，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張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趙紫陽推銷這一激進改革的主要外部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和張五常都是美國公民。弗里德曼是新自由主義的鼻祖。
1980年代中期，信奉新自由主義、剛剛完成《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制度嗎？》的作者張五常，獲準進入中國進行研究。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把他當做好朋友，仔細閱讀了他寫作的150篇文章。張五常說：“中國派了三個助手來幫助我，可以得到機密文件，什么也不隱瞞。所有關于經濟情況的問題，只要我知道，都如實的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沒有一個會給研究者提供這么自由的條件。”
1988年9月，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會見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鼻祖弗里德曼。張五常安排了此次會面。他們談的非常投機。臨走時，趙紫陽甚至親自過來為他們打開車門。何新的《反主流經濟學》，介紹了很多1980年代、1990年代經濟改革的事情。
由此可見，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是多么的單純善良。趙紫陽晚年談話中多次提到，中國農村要實現土地私有化，把土地分給農民，并且100年不動搖。土地私有化的主張，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邏輯。到了晚年，他還是不反省自己的錯誤。土地私有化的主張必然會把中國帶入災難的境地。從短期看土地私有化似乎給農民帶來了實惠，可以賣地賺錢，但是從長期看，必然是災難。土地私有化之后，必然是資本大規模下鄉，土地兼并，大地主、大莊園主出現，農村重新出現無地農民。大量無地農民的出現，再加上城市不能容納這么多就業人口，中國必然爆發動蕩。
趙紫陽的政治智慧竟然如此，實在讓人難以想象。中國差一點就走上和蘇聯同樣的道路。
1989年事件之后，我們的改革停頓了一段時間。新自由主義的主張被拒絕了。但是大約從1993年開始，新一輪的變相的新自由主義主張又開始實行了。 “全盤私有化﹑市場化﹑融入全球化” 的迷信開始流行起來。
1993年到1997年，縣級以下中小企業、鄉鎮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被私有化賣掉。1998年到2002年，縣級以上的，包括中央大中型企業改制，開始“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改制轉軌”，被股份化賣掉破產。2003年之后國內又掀起一陣國有企業MBO，管理者收購企業股權，侵吞國有企業財產。因為郎顧之爭的爆發，此輪MBO后來被叫停。2005年國企改制攻堅戰。
根據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粱的統計，1995—2005年，國企職工人數從1.1億銳減至4288萬。10年中國企業下崗至少4500萬人，加上集體企業，總數約為6000萬人[15]。此舉導致數千萬國有企業職工下崗，造就了大規模的腐敗。社會矛盾瞬間激化，黨內外的反對聲音非常大，致使新自由主義政策被迫延緩。
也是在此一時期，住房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相繼展開。
另外，四大銀行也進行了改革，引進戰略投資者。外資控制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的股權接近25%上限。至2006年9月，國內被外資參股控股的金融企業共67家，包括16家銀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險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汽車金融公司。外資金融投資者的興趣涵蓋了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領域[16]。
像中國平安保險這樣的巨頭已經被外資控制。人民網專題：《誰的“中國”平安，1600億融資計劃要干什么》，揭示了一個數據，英國匯豐持有中國平安48.18%的流通股份，穩居中國平安流通股東之首[17]。而匯豐銀行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成立的，設立匯豐銀行的目的便是負責中國對英國的賠款事務。今天，英國匯豐又來了。外資控制的中國平安破天荒的爆出1600億的圈錢計劃，一下子砸碎了中國股市的神話！
國內銀行在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在國外上市時，股價一般都很低，但是在國內上市時，股價都很高。這樣的政策引起很多學者的質問，他們認為這是送錢給外資。我們引進戰略投資者，讓他們幫助我們進行銀行改革，最初的意圖是學習西方銀行的優秀管理模式。但是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我們的銀行管理模式要遠遠優于西方銀行。今天，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和華爾街銀行的破產，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當今中國民間，倡導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已經是臭不可聞。只要是還有點良知的國人，只要是聽說過幾句主流經濟學家驚世之語，都會覺得奇怪，為什么這個國家經濟學界的話語權竟然會被這幫人長期把持，誤導中國的經濟政策？
當然，在我們的改革實踐過程中，也多次拒絕了西方學者的一些主張。我們并沒有像蘇聯那樣照單全吃，因此也就沒有像蘇聯那樣崩潰。新自由主義在某些方面還激活了我們的市場，使得我們取得了巨大的物質建設成就。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今天中國面臨的局面已經非常嚴重了，我們必須反擊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學理論。
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余永定，他對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有著清晰的認識。他在給諾貝爾經濟學家獲得者約瑟夫 E斯蒂格利茨的《自由市場的墜落》序言中寫道：
過去由于對計劃經濟和政府干預的失望，我們成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信奉者……中國是幸運的，在我們把美英資本主義市場作為榜樣，正準備全面照搬之前，美國次貸危機突然爆發，我們沒有落入陷阱……
西方的經濟危機幫了我們一把，讓我們認清了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的面目。不過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倒的還不夠快。他們在民間雖然已經臭了，但是在主流輿論界卻還在大行其道。只要看看我們的電視、報刊、網絡媒體，就可以看出全面私有化、極端市場化、無限全球化的主張還在大行其道。
完全信奉市場，以市場為上帝的新自由主義，根本無法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像住房、醫療、教育這些涉及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東西，絕不能完全依賴市場。迷信“全盤私有化﹑市場化﹑融入全球化”，會造出國家的破產，國家主權將喪失。
新自由主義是狼吃羊的理論
今天我們回看世界歷史，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在世界各地的災難性后果。
1970年代以來，美國借助拉美各國軍政府寡頭之手，首先在智利、巴西、阿根廷、烏拉圭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中斷了拉美各國獨立富強之路。1980、1990年代，在拉美國家深陷債務危機期間，美國又在拉美各國強推新自由主義療法，席卷了大筆財富。
1990年代初蘇東劇變，美國借助IMF等機構，在危機中迫使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及東歐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徹底搞垮了這些國家。美蘇爭霸的世界格局結束，美國一超獨大。
何新對此說，“一個薩克斯的‘哈佛500天計劃’，威力超過美國的1萬枚核彈”。美國的核軍備競賽沒有搞垮蘇聯，但是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小伙子們，由美國人薩克斯領導“哈佛500天計劃”卻徹底搞垮了蘇聯的經濟。蘇聯瓦解了，再也無力和美國抗衡。戈爾巴喬夫竟然能夠將自己的國家交給美國人管理，簡直不可思議。無論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還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他都是弱智。
1997年末東南亞金融危機，美國又通過IMF等機構，迫使東南亞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掠奪了東南亞各國幾十年的發展成果。日本曾想在東南亞國家建立日元區，從而實現日元區、美元區、歐元區三分天下。經歷此一役之后，美國將日本壓倒，日本再也不提建立日元區的事情。
21世紀初，美國更是軍事占領伊拉克，用槍直接下命令，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這樣一個禍國殃民的政策卻能在世界各地流行，真是讓老百姓感到費解。
2000年前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場反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運動。他們反對新的全球官僚機構，WTO（世界貿易組織）、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個全球官僚機構壟斷了世界的話語權，對世界各國擁有空前的權力，它們只為跨國公司服務，為歐美的統治階級服務。
拉美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群眾運動，使得拉美各國的左派政府開始上臺。而在今日的俄羅斯，美國派和新自由主義也早已臭掉了。在東南亞，雖然日本、韓國、印尼這些國家不敢對美國大聲嚷嚷，但是也已經非常警惕。
2008年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更是在世界范圍內遭到強烈抵抗。奧巴馬政府迫于形勢，采取了一些國有化的措施。
2011年9月17日，美國更是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目前該運動已經席卷全球。他們高喊“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再也不能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
私有化、國有化之爭的實質，是國家主權之爭
雖然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在世界范圍內已經開始臭了，但是在我們的媒體上，還充斥著新自由主義的言論。他們要求瓜分國有財產，推動像中國移動、中國石油這樣的企業私有化，推動土地私有化。
2011年7月動車事故后，許多媒體攻擊鐵道部，要求對鐵路私有化，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對于動車事故問題，我們要不遺余力的推動查處背后的原因，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把國有資產分到少數人的腰包。國企私有化是最大的腐敗。將數萬億，數百萬億的國有資產私有化是最大的腐敗。
不光媒體上很多人，很多體制內的人也積極推崇新自由主義。比如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吳市場（吳敬璉），最近就發文《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其目的就很明確，就是國企私有化。
他們反對國企壟斷，但是卻不反對外資壟斷，不反對世界范圍內的那些跨國公司壟斷。國有資產私有化、國有化之爭的實質，其實是國家主權之爭。幾十萬億、幾百萬億的國有資產被私有化后，中國的民間資本肯定無法接盤，最后接盤的一定是跨國公司，一定是那些妄想控制中國的國家。“全盤私有化﹑市場化﹑融入全球化”的道理就在于此。綜觀我們改革這么多年的實踐，綜觀最近幾十年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實踐，我們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清這一點。
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而是國有、私有混合經濟
美國為了掠奪他國，在世界各地積極宣傳新自由主義理論，欺騙其它國家的政府實行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政策，以便玩“狼吃羊”的游戲，讓狼和羊自由競爭。其實它自己并不是極端放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不是“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
今日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在各個行業中，都是少數幾家壟斷企業（有私人壟斷，也有國有經濟）占據統治地位。少數幾家壟斷公司就可以控制市場，何來極端放任的自由市場之說。
資本主義的跨國公司，每一個都是富可敵國。它們在其內部實行計劃經濟，充分調動人力、物力、財力，實現大型科技項目的創新，實現產業更新換代。資本主義的跨國公司可以實行計劃手段，為什么現在很多學者批評中國的計劃手段？
更值得注意的是，歐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總額的比重也都很大。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調查資料，在西歐諸國，70年代中期，國有企業產值平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占工業總產值的30%；80年代，多數西歐國家國有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仍達20%以上。1982年，工業發達國家國有工業產值平均占工業總產值的22.5%，投資占14.5%，就業人數占18.2%。在1984—1993年的10年中，美國、日、德、英、法和意大利的政府投資在國內固定資本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分別平均為15.6%、23.8%、11.6%、17.2%、16.2%和16.7%。
國有經濟主要集中在鋼鐵、能源、石油、電力、機械等基礎工業，鐵路、公路、航空、郵電、通訊等公用事業，汽車、造船等機器制造業，原子能、宇航、海洋、輕工等高科技產業和研究部門，軍事工業。在財政金融部門也占控制地位。
1983年，法國國有企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投資額比重為35%，國營企業職工占總就業人口11%，出口額占1/3，進口額占1/4。
二戰之后，意大利政府將鐵路、航空、郵政、電訊和煤氣全部國有化，在其它部門主要通過參與制擴大國有成分。1995年，意大利國有企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4.7%、工業總產值的23%、投資的47.1%、信貸業務的75%和就業人數的25.4%。
意大利兩家最大國有企業——伊利集團和埃尼集團有企業1300多家，涉及礦山、機械、石油、化肥、電子、通訊、紡織、宇航等領域；伊利集團的生鐵產量占全國的89%，熱軋鋼占89%，特種鋼占55%，發電占62%，造船占70%，電話、空運、電視播送、無線電廣播占100%，海運占21%；在金融領域吸收的存款占全國的11%，貸款占14%。
1995年，德國國有企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工業總值的22%、投資的22.7%和信貸金融的10.5%。
1995年，奧地利國有企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4%、工業總產值的29%、投資的14%、信貸業務的82%和就業人數的10%。
美國的國有經濟相對其他歐洲國家較小。目前美國國有經濟主要由四部分構成：一是包括土地和各種建筑物在內的政府不動產；二是由各級政府投資興建的交通、橋梁、機場等基礎設施；三是政府投資建立的國有企業和合營企業；四是國家對科學技術研究的投資。這四類國有財產占美國國家財富的近1/4。
1980年代后，英國和美國都曾經在國內推行過一陣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政策，掠奪普通老百姓。但是這也都是局部調整，不是根本變革。
英國撒切爾政府期間，實行了鐵路、鋼鐵、煤礦等私有化。私有化的政策導致工人大罷工。僅僅煤礦工人大罷工就使得英國國民總產值下降1%，迫使英國中止了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18]
重新認識計劃經濟
建國初，我們國家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生產資料所有制從私有制變為公有制。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的基礎上，我們實行起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充分調動人力、財力、物力，實現了偉大的成就。
1949年，中國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但是在1970年代中期，我們已經建立起來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原子彈、氫彈、洲際彈道導彈、火箭、衛星、汽車、飛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雜交水稻，這一個個的成就都可稱為輝煌。中國成為世界上工業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也成為世界歷史上唯一一個人口上億、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第三世界國家。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去掉1949—1952年恢復時期超高水平的增長速度，1952—198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速度6.25%，1979—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為9.69%。統計局的經濟年均增長速度并沒有減去通貨膨脹速度。眾所周知，從1950年代初治理了國民黨時期遺留的崩潰般的通貨膨脹問題后，直到1979年，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基本為零。而1980年之后，中國的通貨膨脹速度一直較高，如今很多商品的價格已經比1980年高出幾十倍、百倍。
毛澤東時期時期的成就，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沒有這樣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作為基礎，中國的改革就只能落入拉美化、非洲化的陷阱，只能像拉美、非洲那樣靠出賣土地和資源來換取美元，成為發達國家的原材料產地。
雖然計劃經濟體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后期，其弊端也逐漸顯示出來。毛澤東多次強調計劃經濟不排斥商品經濟，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各級政府還是存在管的過死的情況。所以在文革結束之后，我們國家逐漸開始改革，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但是在轉型過程中，因為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走入了誤區。知識界迷信美國，以美為師，迷信“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因此導致改革出現一系列的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輿論壓力下，在西化派的知識界輿論壓力下，國家不再提計劃手段，不再強調大規模投資建設，而只是提宏觀調控。由此導致的結果便是，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愈來愈弱，對國民經濟的控制能力愈來愈弱，調整社會矛盾、縮小貧富差距的能力愈來愈弱。
市場天然的傾向于兩極分化，這是歷史的真理。為了實現社會公正，為了實現共同富裕，為了解決三農問題，為了實現國家獨立富強，我們必須重新審視計劃經濟手段。
既然跨國公司可以在其內部實行計劃手段，調配人力、物力、財力，既然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可以實行計劃手段，調配人力、物力、財力，那么為何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重視計劃手段？計劃和市場兩個手段必須都用起來。我們的目標不是市場，而是人民富裕，國家富強。
要實現基本的資源保護、產業保護必須重視計劃經濟手段
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幾乎沒有什么定價權。作為最大的生產商、出口商，我們沒有定價權。作為最大的消費者、進口商，我們同樣沒有定價權。我們買什么，什么就貴。我們賣什么，什么就便宜。這幾乎已經成了國際慣例。這是為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各行各業都是一團散沙，我們不是一個整體。我們的生產商、出口商是一團散沙，外資巨頭很容易的就將我們分化瓦解，各個擊破，使得我們的生產商、出口商陷入內部惡性競爭，競相壓價。不是比賽誰比誰的產品更好、技術更先進，不是比賽誰比誰精益求精，而是比賽誰比誰更賤。同樣，我們的消費者、進口商也是如此，一團散沙，根本不具備實力與強悍的外資談判，壓價。
我們的每個行業都是一團散沙，如此以來，就更不用提跨行業的整合。一個國家的經濟，應該是跨行業的整合，有機的統一體。在面對外部力量的時候，不僅每個行業內部是有機的整體（當然內部也有競爭），各個行業之間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任何一個行業都不能單獨存在，任何一個行業都有其上游、下游產業，任何一個行業都有銷售渠道。若是上游產業、下游產業、銷售渠道被外資控制，該行業的命運好不到哪里。
為此國家必須建立通盤考慮、通盤調動、通盤運作的能力，把國資和民資整合在一起，把各行各業整合起來。我們應該重建國家計委，把市場和計劃兩個管理方式都用起來。
現實中，我們沒有這么做，已經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稀土和鋼鐵是兩個很有名的例子。
稀土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之一，含有17中稀有元素。稀土在國防科技尖端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航天、衛星、導彈、超導、激光、光纖、電視、電腦、各種電子產品、新能源都需要它。稀土在各個領域擁有廣泛的用途。
中國稀土儲量世界第一，2009年占36%。產量世界第一，出口世界第一，長期占據世界市場的90%以上，2009年更是達到97%。
1980初，中國采取“有水快流”礦產資源政策，開放生產，開放供應。從1980年代初到2006年，中國稀土產量從20噸增長到8萬噸，增長4000倍。但是價格卻從1990年的11700美元/噸下降到2005年的7430美元/噸。下降了近40%。要知道，最近幾十年，美元還在一直大幅貶值。稀土甚至一度比豬肉價還低，純度99.99%的氧化鈰一度賣到9元/市斤。
全國冒出上千家私營礦點、近兩百家初級分離加工企業，產能和產量遠超全球需求量，各地無序開采加工，“非法開采、超標開采、越界開采、挑肥揀瘦開采”，甚至和外資私下合作形成走私產業鏈，競相壓價。地方企業、地方政府甚至與國家作對，有關部門幾次試圖整合稀土行業，成效甚微。
因為中國敞開式廉價供應稀土，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法國這些曾經的稀土生產大國，早在20年前就戰略性的關閉了國內礦山。
日本不產稀土，但是進口稀土份額非常大，2010年1月—9月，進口了中國產量的49.8%。日本將這些戰略資源沉入海底。日本進口了中國很多戰略資源，全都沉入海底。
因為這種無序開采、破壞性開采，中國的稀土儲量急劇下降。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候，中國稀土產量占據世界85%，但是2009年下降到36%。要知道，最近二十年世界上并沒有發現大型稀土礦。無論是北方的白云鄂博稀土礦，還是南方的稀土礦，儲量都下降了一半。[19]
新聞報道顯示，截至2005年底，我國探明稀土資源總量為8731萬噸。但今年美國地質資源局的勘探結果顯示，截至2010年，我國稀土儲量僅為5500萬噸。短短5年時間，稀土儲量降幅達37%。
目前國家正在對稀土行業進行整頓。但是如果國家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業管控，提高門檻，縮編現有的企業數量，形成少數幾家大企業，各個企業在國家管控下統一目標、統一思想、統一步驟、統一行動，那么現狀還是很難改變。與其如此，還不如暫停出口稀土。
鐵礦石的例子與此類似，中國進口了世界65%的鐵礦石，但是卻不具有定價權。自2002年以來，鐵礦石價格一路狂飆，從30美元/噸漲到2010年4月的190美元/噸。直到2009年7月力拓間諜案爆發，中方累計為此多支付7000億元人民幣。
中國在鐵礦石上之所以沒有主導權，也是因為我們國內鋼鐵企業、鋼鐵行業內部混亂。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內有206個會員單位，雖有聯盟，但是卻成瓦解之勢。企業信息、行業信息很容易就被人竊取。在利益驅動下，很多人競相投入外部陣營。
鐵礦石的例子已經是國人皆知。但是國人不知道的一點卻是，即使像寶鋼那樣的大型國企，其實也已經被整合進外資的產業鏈中，更多的服務于外資，而不是服務于國資。寶鋼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日本的三井財團的產業鏈的一個環節。
世界鐵礦石三大巨頭為巴西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力拓。寶鋼的鐵礦石基本來源于此。而三井是巴西淡水河谷第三大股東，控股18%。三井旗下的其它企業在礦山機械、交通、物流、人才、財力等方面與淡水河谷有緊密合作關系。三井并且和必和必拓、力拓有緊密的合作關系，共同開發一些礦山。三井物產在全世界控股的鐵礦石產量躍居世界第四，每年超過4000萬噸。
三井和三大巨頭有著共同的鐵礦石利益。2005年2月22日，三井旗下的新日鐵首先與巴西淡水河谷敲定鐵礦石價格上漲71.5%，2008年2月18日，新日鐵又與巴西淡水河谷敲定鐵礦石價格上漲65%。中國雖然占據全球65%的鐵礦石市場，但是因為對礦山沒有控股，不得不接受漲價。鐵礦石的漲價，雖然讓新日鐵有了一些損失，但是三井卻獲取了更大的利益。錢從左手轉移到右手，而且還變多了。三井在這里賺取了一大筆。
在海運方面，寶鋼與商船三井簽訂了多項15年、20年、22年的長期運輸合同，由商船三井為寶鋼每年運輸1000萬噸鐵礦石給寶鋼。在鐵礦石漲價的同時，鐵礦石的海運費大幅上漲。2007年9月，巴西至寶山港的運費比2006年平均價格上漲148.15%，澳大利亞至寶山港運費上漲120.01%。三井在這里又賺取一大筆。
三井物產及三井旗下的新日鐵等企業與寶鋼成立了多個合資企業。比如，寶鋼新日鐵車板有限公司，壟斷了中國汽車鋼板市場的半壁江山。主要生產設備和核心技術均來自新日鐵。三井在這里又賺取了一大筆。
三井旗下還有龐大的物流銷售渠道。三井物產（中國）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田中光雄在談到與寶鋼合作時說：“我們與寶鋼的合作關系，就建立在我們長期穩定地為寶鋼提供鐵礦石原料上；而寶鋼則把它們產品的銷售，委托給三井公司。” 三井在這里又賺取了一大筆。
鐵礦石由三井提供，一部分核心技術和設備由三井本提供，很大的銷售渠道由三井控制。寶鋼很龐大，但是卻已經被整合進三井的產業鏈。我們的寶鋼，只是人家產業鏈的一個環節。人家沒有了我們，可以生存，我們沒有了人家，卻難以生存。
三井不僅把寶鋼整合進自己的產業鏈，還和一汽、鞍鋼、馬鋼、武鋼有非常緊密的合作關系。
三井不僅在鋼鐵領域實現了整合，在中國的網絡產業、電視產業、汽車產業、燃油產業、核電產業、3G手機產業等等領域都開疆拓土，取得重大成績！
我們很吃驚，這個三井財團到底有多大？
根據資料，三井財團，目前有25家大企業組成，并有上千家中小配套企業。其中三井銀行、三井物產、三井不動產公司是財團的三大支柱企業。核心企業有櫻花銀行、三井物產、豐田、索尼、東芝、NEC、新王子制紙、三洋、三越、東麗、三井不動產等。這些企業全都是世界上響當當的企業。僅僅一個豐田，旗下就有豐田汽車、豐田自動防織機、豐田通商、愛信精機、日本電裝，五家全都是世界500強。
財團內的企業之間也有競爭，但是從世界眼光看，財團內的企業被三井財團內的綜合商社（三井物產）統和成一個整體，在世界上開疆拓土，獲得資源和市場。
像三井財團這樣的大集團，在日本有6個，分別是三井、三菱、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勸銀。各個財團之間也有競爭的地方，但是也都有各自的長處。6個財團基本就控制了日本的國民經濟。
每個財團都是陸海空軍團，包括產業、商業、金融。每個財團都是跨行業的巨大的聯合體，包括糧食、機械、能源、電子、核能、新能源、金融等幾乎全部領域。從投資、生產、到物流、貿易、終端市場，從農作物、礦藏等原材料到產品，從零部件到終端產品，幾乎全部包括。
財團內部以綜合商社進行組織，共享情報信息。綜合商社的情報搜集能力遠超日本政府，堪比中情局。綜合商社全球性的調動財團內部的信息、人力、財力等資源，在世界上開疆拓土，創建新的業務、新的公司，進入新的產業。
三井物產中國副總代表這樣介紹三井：“問我們做什么，不如問我們不做什么。我們不做毒品、不做武器彈藥這些違反法律的事，但是其他的只要我們有機會我們都可以做。”三井在中國不做武器彈藥，但是相信三井、三菱這樣的財團在日本國內肯定是會做軍工的。[20]
與此相對，我們國內的很多大企業，卻都是孤零零的大企業，其上下游都不是自己能夠控制的，其上下游都被外資所控制。
日本的財團可以組織起跨行業的有機的整體，那么為什么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以計劃手段實現跨行業的有機的整體呢？
科技創新、產業升級需要計劃手段
建國初30年，我國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發展方針，實行計劃經濟，打破部門利益界限，打破技術壁壘，統一協調、合理分配人才、人力、財力、物力，舉全國之力進行科技創新和建設，因此在許多科技領域和產業領域取得重大成就。
改革開放30年，我們積極引進外資和技術，產品的技術含量大為提高。但是科研自主能力卻大為下降。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的60%、出口的近90%由外企完成。在已經開放的領域內，科技創新能力基本都喪失了。我們天上飛的飛機（包括軍隊的飛機），地上跑的汽車，海里的輪船，基本都是外國芯，核心技術都是外國的。只有像航天工業這樣的未開放的領域，還保持著科技自主能力。
在改革的最初階段，我們的科研體制改革實行一刀切的政策，原工業部門的開發類院所全部企業化。徒然增加了許多利益界限和壁壘。行業和行業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一下子出現了許多利益界限和壁壘。人人都想著技術保密、專利權收益，都不愿意分享。以前我們是打破壁壘，調動全國資源搞科研和創新，現在卻后退了。大量的企業、科研院所停留在低端領域進行重復的、低水平的研究，因此削弱了具有行業共性的研究和開發。
資本主義的跨國公司，每一個都是富可敵國。它們在其內部實行計劃經濟，充分調動人力、物力、財力，實現大型科技項目的創新，實現產業更新換代。
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僅在其跨國公司內部進行計劃，而且也在國家內部進行計劃。轉基因研究就是其中一個鮮明的例子。據中國人民大學周立教授的觀點，表面上，美國是一個相信分權、市場、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但在轉基因的基礎研究上，卻采用國家集中體制。1997年5月，美國成立了植物基因跨部門工作組（IWG），由總統直接掛名領導，國家科技委員會所屬的科技政策辦公室牽頭，實施國家植物基因組（NPGI）計劃，該計劃協調了國家科學基金（NSF）、農業部（USDA）、能源部（DOE）、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國際發展署（AID）、森林服務部門（USFS）、預算管理辦（OMB）和科技政策辦（OSTP）等幾乎所有相關部門，利用國家集中體制，做出了許多基礎性的、重大的研究成果。
與此相對，我們國內的科研，每個企業和研究院所都是孤軍奮戰，人力、財力、物力都有限，科研能力很低，沒有統一的組織協調管理，好像是散兵游勇，很容易為跨國公司所分化、瓦解、收買。
另外，在改革過程中，我們一度信賴“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邏輯，主觀上放棄了科技自主能力。還有私有化的政策，引進戰略投資者，導致許多大型國企被外資兼并，由此導致科研能力大為下降。在GDP主義的邏輯下，許多企業、地方政府沒有能力進行研發，也無心進行研發，他們追求短期利益，單純引進外資和技術，卻無法對其進行消化。最終導致惡性循環，引進，引進，再引進，自主技術全部喪失。
還有一些專家學者教授，口頭上喊著“尊重科學”，實際卻鉆進錢眼里。一心想著金錢名譽利益，有奶便是娘。抄襲論文、大肆造假。列寧說：幾何公理一旦違背了資本家的利益，也會被資本家當做敵人而打倒。現在的精英專家學者違背科學，公然說謊，為資本代言的例子真是越來越多。這種態度與毛澤東時代為人民服務、全社會學科學愛科學、求真務實、暢所欲言、鼓勵爭論、民主的態度相去甚遠。“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光召就曾有文章《今天科技界民主遠不如毛澤東時代》。
改革開放至今，我們開始了一項重大科技項目動車。鐵道部定義：動車指時速在200公里級別的鐵路線路，高鐵指時速在300公里級別的鐵路線路。動車和高鐵的線路、列車都有所不同。動車技術是在消化吸收了德國、日本等技術后發展出來的。但是也正是因為沒有能夠充分消化，便造成了今年7月23日血淋淋的動車事故。事故的原因，是因為卡斯柯公司的信號系統。而卡斯柯信號有限公司則是一家合資企業，由中國鐵路通信信號集團公司與法國阿爾斯通共同出資組建，1986年3月14日成立。它是中國鐵路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9月27日，上海地鐵又發生追尾事故，270多人受傷。信號提供商還是這家公司。我們“以市場換技術”，結果如何？
要搞科技創新，要搞產業升級，最根本的還是要靠國家計劃，國家投資。事實已經表明，靠“市場換技術”，換不來高新科技，換不來產業升級；事實已經證明，靠中國的私人企業，搞不起來大型的科技創新，搞不起來產業升級。所有這些都需要國家計劃和大規模的投資。
全世界各國每年大概1萬億美元的研發投入，其中美國占43%，日本占20%，中國卻只有1.7%。投入上的巨大差距，意味著我們在科技競爭上處于絕對下風。在世界專利授權總量中，中國大約只有1%。[21]這方面的投資，只有國家才能擔負起來。
沒有國家計劃，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無從談起。
沒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要去向何方
一個民族不能沒有理想和信念
胡錦濤說：“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動的‘總開關’、‘總閘門’，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
習近平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開宗明義，《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正確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習近平指出，“由于缺乏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和艱苦復雜環境的考驗，一些干部的世界觀權力觀事業觀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主要是：政治上理想信念不堅定，是非觀念模糊；思想上追求個人利益至上，違背黨的宗旨和紀律；組織上拉關系、找靠山、搞小圈子，個人凌駕于組織和群眾之上；工作上為了個人所謂政績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不惜勞民傷財；作風上丟掉了艱苦奮斗的傳統，圖享受、擺闊氣，嚴重脫離群眾；廉潔上對自己要求不嚴，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謀取私利，等等。”
一個人可以平庸，可以沒有理想和信念，我們不能強求每個人都是理想主義者。但是一個領導人卻不可以沒有理想和信念，沒有理想和信念的領導人會將集體帶入歧途。一個民族更不能沒有理想和信念，理想和信念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是一個民族之所以前進的動力。一個民族必須有一大批“天下為公”的青年。
沒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沒有思想的民族，沒有方向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偉大的民族和國家，從來都是誕生在偉大的思想基礎之上。蘇聯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玩物喪志，這是千古名言。一個人玩物喪志必定誤入歧途，一個民族玩物喪志必定毀滅。迷信金錢、迷信權勢、貪婪腐化，必定導致毀滅，這是歷史早已千百次證明的事實。
今天，我們的物質建設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我們做大了蛋糕，但是客觀的講，我們的蛋糕分的不好。更為可怕的是我們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出現了全面的大倒退，青年們的內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和混亂。
助人為樂、扶起路邊老人卻被法院判決賠償；純凈善良卻被譏笑為蠢貨；理想主義被譏笑為白癡；正直清廉不受待見，同流合污才能升官發財；全民腐敗，各行各業都在收回扣。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完全顛倒。
有的教授罵上訪的，99%都有精神病；有的教授告訴學生，四十歲之前沒有四千萬不要回來見他；有的學者鼓勵嫖娼合法化，鼓勵換妻；有的藝術家當街表演性行為；有的官員互相攀比、贈送情婦；色情業占據了東莞GDP的1/7。網絡上充滿著物質刺激、色情、墮落、金錢、權勢；一家大電視臺內部晚會上本想惡心現實，不想卻惡心了自己，“春，不是叫出來的，是真刀真槍干出來的”。主流媒體惡心墮落至此，真是讓人驚嘆。他們哪里有人民的立場，哪里有點廉恥？
封建主義的腐化墮落思想沉渣泛起，資本主義的腐化墮落文化更是在開放之中長驅直入。整個社會成為一個弱肉強食的斗獸場，信奉的是叢林社會的法則。有錢有權有勢的就做狼，沒錢沒權沒勢的就趨炎附勢，如娼妓般的開放。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禮失求諸野，禮失求諸野。老百姓們痛罵道德墮落，痛罵腐敗，但是苦于沒有話語權。很多大眾媒體都被利益集團和資本所掌握。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青年們不迷茫、不痛苦才奇怪。
曾幾何時，中國人民昂首挺胸、意氣風發；曾幾何時中國人民神清氣爽、揚眉吐氣；曾幾何時，中國人民引領著世界上道義的制高點，是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的旗幟。
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雷鋒的這段話就是那一代青年和人民的寫照。
那是個純凈年代。青年們的心是如此純凈、如此火熱，他們對生活充滿了熱愛，熱愛這個國家，熱愛這個民族，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和信心，他們有勇氣、有信心戰勝一切艱難困苦，他們真誠的相信毛主席的那句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們自信正在建設起一個獨立、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一個美好的國家。
雖然那個時代也有這樣那樣的錯誤，雖然文化大革命發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客觀的講，那是中國歷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時代，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那時候，中國占據了人類道義的制高點。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反對越南戰爭運動、歐美1968年運動，所有這一切都深受中國的影響。沒有中國和毛澤東，就沒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就沒有歐美資本家的妥協——福利資本主義的出現。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多年，中華民族歷經千辛萬苦，歷經無數的艱難曲折，歷經無數的痛苦犧牲，才重新找回民族的尊嚴，找回民族的魂魄。但是現在，我們似乎又要將這一切揮霍掉。
用了100多年的不懈奮斗，無數先烈的犧牲，我們才找回民族的自尊。現在我們的小康社會還沒有實現，僅僅只是一小部分人富裕了起來，而且只是富裕了短短的十幾年，我們就要將自己的民族精神揮霍掉。血和淚還沒有擦干，我們就開始玩物喪志。我們遺忘的速度真是超乎想象。
太平天國運動堅持斗爭14年，被滿清聯合帝國主義勢力剿滅。接著洋務運動，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改革開放，清政府試圖依靠外部勢力，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仿造西方的武器，創設近代企業，試圖富國強兵，好不容易養肥了，又被帝國主義瓜分一次。在洋務運動過程中形成了買辦漢奸集團，李鴻章等人就是代表，洋務派在外交中奉行妥協投降，在鎮壓老百姓方面則不遺余力。接著義和團運動，抗擊八國聯軍，又被滿清聯合帝國主義剿滅。然后戊戌變法，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然后又是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又被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攫取，國內軍閥混戰，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1842年至1919年五四運動前，中國和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709個。割讓土地173.9萬平方公里，賠款總額超過19.5億兩白銀，合1901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6倍。民國初年，又是外蒙古20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自治。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泱泱大中華，何曾受過這樣的百年恥辱。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孫中山先生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第一次國共合作，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打倒北洋軍閥。孫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很快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一個。國家又一次陷入黑暗之中。
統治階級和帝國主義站在一起，一次次賣國，壓迫人民大眾。慈禧太后“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予家奴”。國民黨政府“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為了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了反對國內外敵人，中國人民進行了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努力卻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壞。
但是，在毛澤東的帶領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中華民族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最艱苦卓絕、最波瀾壯闊、最雄偉壯麗的人民革命和解放事業，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反對一切剝削和壓迫。
偉大毛澤東，偉大共產黨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黨內只有幾十個人，而且還都是書生，但是等到1949年，短短28年時間，中國共產黨就從無到有、從弱小到強大、自力更生，發展成為世界上人數最大的黨，組建起一支擁有幾百萬人、裝備簡陋但卻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橫掃一切國內外敵人，把一個四分五裂、內憂外患的舊中國，締造成一個雖然貧窮但卻擁有強大生命力的嶄新的人民共和國。類似的成就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
很多人都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共產黨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久，中國革命還不知道會是什么樣子。毛澤東的偉大，難以用言語來形容。
在中國革命歷程中，毛澤東多次運用他非凡的智慧，在危機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國家、挽救了民族。他既要和國內外敵人做斗爭，還要說服那些黨內的反對派。
在很長的革命時期，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總是處于蘇聯的影響之下，留學蘇聯的書呆子、蘇聯顧問掌控著革命隊伍。他們照搬教科書，一會采取保守主義的極右做法，一會又采取軍事冒險主義的極左做法。
四一二反革命之前，黨內一度犯陳獨秀的右傾保守主義錯誤。湖南農民運動蓬勃興起，當時的黨中央和領導人卻都反對。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將其提到原則高度，熱情贊揚。當時的黨內領導人對蔣介石為代表的勢力抱有幻想，錯誤命令工農武裝向蔣介石繳械，由此導致四一二反革命爆發時，共產黨、工人、農民一無準備，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損失。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共中央又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攻打大城市，包括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秋收起義的200多次起義其實都失敗了。1927年秋收起義之后，毛澤東果斷率領無處可去的起義軍落草井岡山，建立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實踐他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偉大戰略。在一片悲觀消極中，他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至1934年國民黨發動五次反圍剿，以銅墻鐵壁之勢試圖消滅中央蘇區。前三次圍剿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都成功了。第四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已經被排擠的靠邊站，但是因為朱德、周恩來執行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第四次反圍剿也成功了。但是第五次反圍剿卻因為錯誤路線而招致慘重失敗，紅軍被迫開始長征。
中央蘇區紅軍本有30萬人，第五次反圍剿后只剩下8萬多人，長征之初很快又損失至只剩3萬多人。遵義會議之后，逐步確立毛澤東的領導權。此后紅軍一路屢出奇兵，變被動為主動，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爬雪山、過草地，國民黨的百萬追兵被遠遠拋在身后。毛澤東領導著紅軍北上抗日，在延安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據地。二萬五千里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1936年西安事變之后，毛澤東審時度勢，說服黨內顧全民族大義、忍辱負重，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國民黨節節敗退，全國輿論一片悲觀絕望，亡國論盛行。毛澤東做《論持久戰》，一下子撥云見日。在層層分析了國內外諸多因素之后，他指出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以空間和時間消耗日本，在敵后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游擊戰、運動戰，讓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戰爭之初他就預見到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此后抗日戰爭的發展也恰如他的論述。
抗日戰爭勝利后，他以坦蕩無畏的英雄氣概飛赴重慶，和蔣介石進行會談，簽訂《雙十協定》，和平建國。但是蔣介石又一次撕毀協定，解放戰爭爆發了。他在千里之外指揮百萬雄兵，連續發起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短短3年時間，以席卷殘云之勢打敗六百多萬國民黨部隊，將蔣介石趕到臺灣。他創造了以弱勝強的神話。
何新說，二十一年的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毛澤東所指揮的游擊戰、反圍剿、運動戰以及最后的大規模殲滅戰，以對壘雙方投入兵力之數量，戰爭之規模，覆蓋地域之廣闊論，均超過了人類歷史上一切戰爭和經典戰役，包括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歷次戰役。毛澤東生平取得的戰績足以壓倒凱撒、亞歷山大、薩拉丁、菲特烈大帝以及拿破侖、庫圖佐夫、威靈頓等全部西方戰史上的一切統帥和名將。
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明澈清晰，他的指揮藝術出神入化。他緊緊抓住世界運行的本質和規律。敵人完全明白他的戰略思想，但卻就是毫無辦法。蔣介石明白他的戰略，“土地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日本侵略者也明白他的戰略，“論持久戰”，但是他們都毫無辦法。
毛澤東仿佛一個巨人，世界就在他的手邊，他了解世界的一切，他信手調動起世界上所有的資源為他所用。他從未害怕過任何強敵，他是人民的偉大代表。
1950年，以美國為首的17國聯合國軍侵略朝鮮。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國家一窮二白，人民窮困不堪，國內匪患不絕。很多人心中害怕，不敢與美國對陣。毛澤東在幾個月的耐心說服之后，力排眾議，出兵朝鮮，與武裝到牙齒的百萬聯合國軍直接較量。此戰美國派出陸軍的三分之一，空軍的五分之一，海軍的近二分之一。但是志愿軍憑借著極其弱勢的裝備將不可一世的敵人打敗了。
這是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情，一個赤貧的第三世界國家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陣營。這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此戰之后，世界各國對新中國刮目相看。抗美援朝成為中國的立國之戰，抗美援朝打出了新的世界格局。中國民族從此一雪百年恥辱，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從此迸發出來。中華民族曾經空前危機，但現在中華民族空前團結起來。
1965年美國軍隊全面介入越南戰爭，周恩來總理警告美國勿越過北緯十七度線，否則中國將直接派軍參戰。美國軍隊謹記朝鮮戰爭教訓，未敢越雷池一步。
在毛澤東主席的帶領下，中國人民未曾懼怕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也未曾懼怕過美蘇爭霸、美蘇夾擊的世界。他在國際主義陣營發起中蘇論戰，以大無畏的精神反對蘇聯的修正主義、帝國主義傾向；他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他贏的了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尊敬，贏的了全世界正義的人們的尊敬。1971年，第三世界國家將中國抬進了聯合國。1972年，傲慢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低下他高貴的頭顱，主動來到一個和美國沒有外交關系的國家。看似落后的中國迫使強大的敵人低下頭顱。
1949年，中國可謂是一貧如洗，國人平均壽命才35歲，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500萬。而在他去世之時，中國已經建立起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原子彈、氫彈、洲際彈道導彈、火箭、衛星、汽車、飛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雜交水稻都出現了，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達到了65歲。中國的崛起完全改變了世界歷史進程。西方列強和帝國主義再也不能主宰世界歷史的進程。
他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思想家、詩人。他的影響早已遍及全世界。在他去世時， 世界各國的政要都對他作出高度評價。
聯合國總部以歷史上罕見的速度，在他逝世當天就降半旗致哀。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發言盛贊他的豐功偉績：“毛主席是一位偉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家和詩人”，“他實現自己理想的勇氣和決心將繼續鼓勵今后的世世代代。”
聯合國大會主席高度評價毛澤東是“我們時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
他曾經批評的政敵，南斯拉夫政府主席鐵托說：“毛澤東是巨人中的超級巨人。”
巴基斯坦前總理本·布托評價他：“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也許一千年里只能產生一位，他們占領了舞臺，以天才的靈感寫下了歷史的篇章。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思想將繼續指導各國人民和各民族的命運，一直到太陽永遠不再升起。如果僅僅是從中國的范圍來衡量他的劃時代的功績，那將有損于對這位非凡人物的紀念……毛澤東的名字將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正義的事業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剝削和壓迫的斗爭的光輝象征，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志……”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說：“無論對他做多么高的評價，都不過份！”
美國總統尼克松、國務卿基辛格、都對他作出高度評價。參議院、民主黨、共和黨領袖一撥一撥前往華盛頓的中國駐美國聯絡處哀悼。
《毛澤東傳》的作者美國人特里爾說：“事情總是這么奇怪，五十、六十年代詆毀他最多的政府，1976年卻對他的贊辭最多。有些領導人說他是人類歷史上一千年才會出現一個的天才。美國《新聞周刊》當天發表的社論標題是《歷史上最后一位巨人》。”
他的影響早已穿透時空。今天，拉美左派的杰出代表，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評價他，“我整個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
我們能留給后世什么精神遺產
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從一個無錢無權無勢的小黨，一個成立之初只有幾十人的小黨發展壯大到幾千萬人的政黨，之所以能夠領導中國人民克服無數艱難險阻，戰勝無數國內外敵人，之所以能夠挽救一個四分五裂的舊中國，取得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成功，靠的正是那一股無與倫比的信念和理想，靠的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精神和智慧。
那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那是頂天立地、自強不息、無所畏懼的精神；那是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一往無前的革命英雄主義；那是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那是“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豁達精神；那是反抗一切壓迫和剝削的精神；那是蔑視一切敵人的氣概，“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那是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精神；那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那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精神；那是他無與倫比的智慧——他創造性的把中國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了一起，他創造性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踐相結合。他是歷史上舉世無雙的人物！
雖然偉人也有一些錯誤。雖然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毛澤東錯誤估計了黨內修正主義路線、資本主義路線的力量，因此錯誤的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雖然《決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澤東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但是鄧小平依舊認為：“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毛主席的偉大，怎么說也不過分，不是拿語言可以形容得出來的。毛主席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也許再過三十年，我們對他的評價還會更高。再過五百年、一千年，當我們的子孫回顧歷史時，當世界人民重新書寫歷史時，毫無疑問毛澤東依舊會是“巨人中的巨人”。他的精神將會穿透歷史的時空，更光芒四射，更為偉大。
中華民族能留給歷史和世界的精神遺產，毫無疑問，正是毛澤東和共產黨人的精神。一個空虛時代，是留不下精神遺產的。除非我們能絕地反擊。
輿論主導權在誰手中
胡錦濤主席在2012年第一期《求是》雜志上刊文指出：“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
他說：“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
他說：“我國文化整體實力和國際影響力與我國國際地位還不相稱， 西強我弱的國際文化和輿論格局尚未根本扭轉。”
很清楚，高層已經意識到了思想文化、輿論媒體主導權的問題。但是我們的基層、管理部門、媒體部門、媒體人卻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
客觀的講，今日中國的輿論和媒體主導權，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在政府手中，也不在民間知識分子和老百姓手中，不在社會主義軌道上，而是在一些鼓吹自由化、西化、資本主義的媒體和利益集團手中，在美國人手中。今天中國的媒體和輿論，和蘇聯解體之前的狀況已經非常相像。
今天的青年和老百姓，幾乎不看《人民日報》，也不看《新聞聯播》，中央黨報、黨刊的影響力已經越來越微弱。對大眾能夠產生影響力的媒體，其實就是那些門戶網站、路邊上的都市報、娛樂雜志，以及各大電視臺的節目。它們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主流媒體。
而這些主流媒體宣揚的價值觀又是什么呢？一方面鼓吹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物質主義、腐化墮落，鼓勵資本主義的個人生活價值觀，另一方面則是或明或暗、以各種方式貶低社會主義，污蔑毛澤東，推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體制，特別是推崇美國體制。
在我們的大眾媒體上，尤其是網絡媒體上，社會上的丑惡現象幾乎是以鋪天蓋地、排山倒海之勢而來。鋪天蓋地的假丑惡，鋪天蓋地的聲、色、犬、馬、吃、喝、玩、樂，鋪天蓋地的腐化墮落。這是所有老百姓都能感受得到的，主流媒體已經腐化墮落。青年們的勇氣和志向還沒有建立起來，就被腐化的社會輿論所壓倒。這樣的社會輿論不是在促進社會進步，而是壓迫、引導、誘惑青年墮落。
正確的輿論是怎樣的？不是展示假丑惡，而是批判假丑惡，在批判假丑惡的同時建立真善美的東西，樹立起朝氣、勇氣和斗志，給青年人以希望和榜樣。我相信社會中是有一大批這樣的人，但是我們的社會輿論卻從來不重視它們。
相反，我們的社會輿論先是將80后塑造成為“垮掉的一代”，然后又將90后塑造成為“比垮更垮的一代”、“徹底垮掉的一代”。他們要將80后、90后的志氣全部壓倒。80后、90后絕不是這樣的人。歷史已經證明8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80后已經肩負起許多社會責任，80后所面對的社會壓力遠超過他們的父輩。歷史也會證明90后絕不是媒體塑造的一代。
而在政治體制、政治思想方面，只要是關心社會問題的人都知道，今天的黨報反黨，黨報不講馬列毛，黨報污蔑毛澤東，黨報給美國唱贊歌幾乎是司空見慣。在國內問題上編造謊言，在國際問題上也給美國大唱贊歌，支持美國的朝鮮政策、利比亞政策、古巴政策、伊朗政策。很多媒體幾乎成了美國的傳聲筒。
它們鼓吹美國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認為那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但是事實已經證明了普世價值的失敗，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不是普世價值。今天美國人民“占領華爾街”運動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美國那么富裕的國家，卻造就了 “99%”的底層民眾和“1%”精英的對立，足見他們的自由民主的虛偽性。
資產階級從未提出過“共同富裕”的口號。但是“共同富裕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當然今天的中國貧富兩極分化問題確實很嚴重，黨內已經有嚴重的危機感。在建黨9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講話：要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在重慶，薄熙來也在進行扎實的探索。我們應該盡力推動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沿著資本主義道路的兩極分化。
同樣，我們的民主建設應該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要讓人民能夠真正參與到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管理和建設當中，參與到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民主管理當中。而不是四年一次票選總統，然后回家繼續忍受資本家的剝削。從本質上說，票選總經理、民主管理企業，要比選總統更為實在。
不過，今天的中國媒體的問題，已經不是局限于理論辯論，不是辯論到底是資本主義價值觀好，還是社會主義價值觀好。許多媒體似乎已經站錯了立場。
媒體站在誰的立場？
前一段時間中國動車事故，許多媒體以鋪天蓋地之勢報道，罵鐵道部，其中很多文章都是要求對鐵路進行私有化，對國家財富進行私有化。在前面我已經講過，國家財富私有化，最終獲益的是外資。
與此幾乎同一時期，美國康菲公司漏油，污染渤海灣的三分之一多，但是媒體對兩件事情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媒體幾乎對康菲漏油事件不聞不問。
渤海灣平均深度只有18米，開采條件非常好，但是中國公司卻不去開采，反而交給美國公司。6月份，康菲公司污染渤海灣的事實被中海油員工披露出來。但是康菲公司卻愛理不理。持續漏油3個月，中國國家海洋局發出“兩個徹查”的最后期限，卻都沒有用。康菲公司一次次表態，先是沒有漏油，接著是有一定面積漏油，然后是漏油已堵住，再然后是漏油井已停產。一次次欺騙，根本不把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當回事。今天的外資，在中國簡直是超國民待遇。
墨西哥灣被污染后，美國宣布把漏油危機列為國家級災害，美軍參與救災。英國石油公司BP被要求賠償200億美元。如今，我們的渤海灣被污染，但是根據中國法律，康菲公司卻只需要賠償20萬人民幣。這是哪門子的法律？誰制定的法律？
渤海灣是中國唯一內海，平均深度只18米，而且渤海灣與外海的連接處寬度很窄，被遼東半島、山東半島裹著，外面一層又是朝鮮半島。因此渤海與外海的海水置換速度非常慢，被污染之后，渤海就成為一片死海，根本就不可能在短期內被治理。
我們的很多主流媒體對此事保持沉默，仿佛是收到了統一指令。中央電視臺播放此新聞時，竟然被中途掐斷，氣的主持人文靜豎中指抗議。我們的媒體為何如此袒護外資、袒護美國公司。
還有更離譜的事情，最近中國發射第一個太空站天宮一號，這本是國人自豪之事。但是央視在播放節目時，背景音樂卻是美國第二國歌《美麗的亞美利加》。這簡直匪夷所思。如果這些精英討厭毛澤東，反感文革，盡可以不用《東方紅》，不用《我的祖國》，但是你可以用《春天的故事》，可以用《走進新時代》，可以用任何一首歌頌改革開放的歌曲。即使不用歌頌改革開放的歌，你還可以用其他中國歌曲啊。但是這些他們都不喜歡，他們偏偏要用美國歌曲，而且還是美國第二國歌。
還有《建黨偉業》，為慶祝建黨90周年拍攝的電影，片尾曲竟然和以色列國歌幾乎一樣。以色列是猶太人的國家，美國其實也是猶太人控制的國家。猶太人控制了美國的政治、經濟、媒體。
美國《福布斯》雜志公布的富豪榜上，前40位中有16人是猶太人，華爾街的金融精英中一半是猶太人。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鱷”索羅斯都是猶太人，高盛、雷曼兄弟、GOOGLE、英特爾等公司的創建人都是猶太人。而媒體、好萊塢等等也處在猶太人控制下，迪斯尼、華納兄弟、米高梅、派拉蒙、《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等，這個名單可以一直列下去。它們潛移默化的影響著美國人的思想。
所以我們看到在國際問題上，以色列總理經常可以和美國叫板，美國總統常常要看以色列的臉色行事。在美國，任何反猶言論，立刻就會給本人帶來災難。在歐洲也是如此。以猶太人為核心的共濟會控制著世界上的權利核心。
前些天，法國迪奧首席時裝設計師加利亞諾，喝醉酒后，在巴黎一家酒吧罵了一對猶太人幾句，結果被指控“反猶”“種族主義”言論，惹上官司，被公司解雇。
我們不禁要問一下，為什么紀念建黨九十周年的電影《建黨偉業》片尾曲和以色列國歌幾乎一樣？我們的媒體、我們的文化界到底怎么了？
網友還介紹，南方某個自稱獨立、客觀、公正、理性的大報紙，201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紀念當天，該報77個版面，竟然無一字提及九一八紀念。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國911十周年紀念日，該報竟然用了包括首頁整版在內的六個整版，并且加社論的形式進行了“隆重報道”。更讓網友、公眾瞠目結舌的事情還有，該報旗下的某周刊執行主編，新浪微博注冊ID“@西門不暗”，“九一八”當天在自己的微博發出了這樣的內容：
“918這天，中國女青年都應該用實際行動來紀念這個國恥日，對于老公男友的求歡，一概拒絕，堅決抗日……”
一家知名媒體的執行主編，敢用如此下賤的語言調侃“九一八”，侮辱中國人民，這反映了什么？他的后臺是什么？
若是換做任何一個美國媒體、德國媒體、日本媒體，如此嘲笑本國人民的言行，肯定會立刻從主編位置上滾蛋。如果不道歉，很可能還會立刻被痛扁一頓。但是在我們國內，這家伙卻一點事情沒有。
媒體失控的背后原因
最近這些年，我們的媒體和輿論越來越失控。客觀的講，是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的。改革開放之初，為了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啟用了一批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西方學者和海龜，這些人信奉的就是美國的價值觀。在廣東等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他們辦起了一大批媒體。
我們引進外國資金、外國技術、外國價值觀，讓他們幫著我們改革。不過天下從來沒有免費幫忙的，更何況這些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國家。他們不僅要賺錢，還要在中國內部培植親美力量，借此搞垮中國，實現他們的戰略目標。或者讓中國作為其附庸，或者將中國四分五裂。一個四分五裂的中國永遠也不可能崛起，永遠不可能挑戰帝國主義。
如此我們又制造出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是一定要反對社會主義的。他們同外資站在一起，首先以私有化、引進戰略投資者等步驟，侵吞了巨大的國家財富、社會財富。我們國家的產業主導權也逐漸被外資控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框架下，這些財富始終是不合法的，有原罪，很有可能被追究。因此他們需要拋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拋棄社會主義。
他們的私有化步驟造成了巨大的腐敗，極大損害了共產黨的信譽。因此他們又借用人民對共產黨的不滿情緒，逐步削弱政府公權力，削弱共產黨，然后打倒共產黨，實現資本主義的普選。這樣一來，他們的財產、地位就合法化了。當然，要實現這個過程，他們必須得有美國的支持，美國也樂意支持他們。美國總是用各種方式，不遺余力搞亂中國。
南方的某報業集團，就是該利益集團的典型代表。前一段時間，該報業集團的一個員工高興過了頭，在博客上披露：“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周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
這批人不但在許多媒體任重要職位，操縱著社會輿論。他們的背后主子更是厲害，直接通過經濟手段，控制了中國的網絡媒體。今天我們排名前幾位的大型門戶網站，全都是在美國上市。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外資控制調查報告》稱：從門戶、搜索引擎、電子商務到博客、論壇，境外資本幾乎已控制整個中國互聯網產業。中國網絡媒體的控制權已經落入他人之手。網絡媒體早已超過報紙、雜志、電視、廣播，成為對青年人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媒體。而我們對此卻失去控制！
美國從來也沒有讓中國公司染指他們的任何一家媒體，而我們自己的門戶網站和媒體卻都在境外上市！
危機四伏，國人還在沉睡
今日中國之局面，從內部看可謂是危機重重，從外部看同樣是危機重重。內憂與外患交相輝映。美國一方面從內部掏空中國的經濟和產業，操控中國的社會輿論，在中國國內培植代理人，同時又培植藏獨、疆獨、蒙獨等分裂勢力，制造民族矛盾，另一方面則大挖墻腳，在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制造分裂。
毛澤東時代，中國奮力拼搏，打破了帝國主義對我們的戰略圍堵。那時候美國對中國是半月形包圍圈。因為美國在朝鮮戰場、越南戰場遭遇慘重失敗，此半月型包圍圈處于戰略防御態勢。而現在，美國對中國卻已經形成鐵桶般的包圍，處于戰略進攻態勢。空軍上校戴旭將此包圍圈稱為C型包圍，現在這個包圍圈已經快成為O型。
這么多年來，中國周邊地區從來就沒有平靜過。
1993年美國制造銀河號事件，1999年轟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2001年侵犯我領空，制造南海撞機事件；2008年，又支持達賴喇嘛，制造暴力事件，并且在歐美國內媒體上公然造假；2009年，又支持熱比婭，制造暴力事件，并且在歐美國內的媒體上公然造假；2010年，美韓在黃海軍演，威脅中國；2010年，美國扶持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這個美國狗公然宣稱“中國應該被殖民三百年”；還有向臺灣出售武器，中國一次次抗議，卻從未進行實質性的反制措施。
進入2011年，中國周邊變得更為熱鬧，南海問題驟然升級。外交部一次次抗議，還是沒有辦法。南海地區有1000多口油井，但是其中沒有一口是中國的。一些人認為，最近5年內南海問題很可能會變得不可收拾。中國周邊地區的外交狀況正處于全線被動的局面。
這么多年來，整個世界的形勢從來就沒有平靜過。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很多人以為世界將變得太平，但是歷史卻完全不是如此。1990年的海灣戰爭；1992年武力干涉索馬里；1994年入侵海地；1998年打擊蘇丹和阿富汗；1994年轟炸南聯盟的波黑塞族地區；1999年轟炸、解體南聯盟；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至今還在進行；2003年開始第二次伊拉克戰爭，至今還在進行；2011年，又轟炸利比亞……
所有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帝國主義的本性從來也沒有改變過，殖民主義從來也沒有改變過。在世界人民的力量強大時，他們會改頭換面，不那么赤裸裸。他們會建立起一整套的經濟新秩序、全球化秩序，以此剝奪其它國家。但是當世界人民的力量落入低谷時，當這樣的剝奪不夠用時，他們就會撿起戰爭手段。
胡錦濤主席在最近的多次講話中提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重道遠。我們要緊緊抓住并切實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可見我們的高層對國際局勢判斷是準確的，和平與發展的時期也許到了最后的關鍵階段，我們必須用好這關鍵的時期。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我們國內的氛圍，一片歌舞升平，好像是和諧盛世，太平盛世。和平麻痹思想極其普遍，極其缺乏危機意識。中央提出建立和諧社會，正是因為我們的國家還不和諧，還有很多問題，還有很多危機。但是我們很多人卻把自己給和諧了，忽悠了。
國內普遍有一種萬世太平的感覺。幼兒園里面是星星班、月亮班、白云班、彩虹班、太陽花班、牡丹班，中小學的老師普遍都是女老師，陰盛陽衰。青年中普遍缺乏勇氣、缺乏斗志。青年們呆在學校的安樂窩，萬事不關心、不操心，不了解中國社會，也不了解現在的世界，沒有一點危機感。等到他們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又變得非常物質，目光短淺。
一個優秀的青年是“智勇雙全”，但是我們的青年卻既沒有智慧，也沒有勇。既沒有文化，也沒有武化。
從表面看，最近三十年我們的國內環境的確是安全的，比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安全。但是實際上，我們國家的安全態勢一點也不樂觀，刀已經快要架在脖子上了。經濟和產業被掏空，社會輿論被控制，漢奸力量橫行，又是藏獨、疆獨，還有蒙獨，十大軍事基地又布置在中國周邊。這些不都是刀子嗎？
美國人一會在黃海軍演，一會又聯合南海周邊的國家軍演，一會又賣給臺灣武器。美國每一次動作，都是在敲打中國，不是要挾中國人民幣升值，就是要挾中國購買美國國債、垃圾股票。如果中國不答應，他們就在中國周邊鬧個風波不停。事實上，每一次我們國家都答應了美國的要求。不停的人民幣升值，不停的購買美國國債。人家天天向我們收保護費，我們卻沒有什么反制措施。
很多人說，中美兩國不可能交戰，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若是打起來，會毀滅世界。因此我們無需操心那么多，青年們盡可以蒙頭睡大覺。這樣說話的人一定是昏頭了。但是現在這樣說話的人卻很多。
現實的例子就擺在我們面前。蘇聯曾經那么強大，與美國對峙長達半個世紀，一度還處于戰略進攻姿態。但是為什么強大的蘇聯卻在一夜之間解體了、土崩瓦解了？
美國并沒有發動真刀真槍的戰爭，但是美國卻借助各種戰爭方式，文化戰爭，經濟戰爭，地緣政治戰略，瓦解了蘇聯。蘇聯先是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投降，拋棄馬列主義，向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投降；在經濟戰略、軍事戰略上又被美國誤導，將自己推入困境；然后又自斷手腳，分裂成十幾個國家，自掘死路；接著又接受美國的一整套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的休克療法，導致國民經濟徹底崩潰。蘇聯解體成為二十世紀國際上最大的悲劇，帶給蘇聯人民無窮的災難，俄羅斯一度淪為世界上的三流國家。
類似的戰爭，文化戰爭、經濟戰爭、地緣政治戰略，還有軍事敲打，每天都在中國身上上演。我們的主導權正在喪失。美國一刻不停在掠奪中國的財富，中國一刻不停在為美國服務。我們沒有什么反制措施。
孫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上等的兵法是用謀略挫敗敵方的戰略意圖、戰爭行為，不戰而勝，其次是用外交手段戰勝敵人，再次則是用武力擊敗敵軍，最下之策則是攻城。
美國并沒有用戰爭方式，卻已經達到它的目的。這不是“上兵伐謀”嗎？
國內和國際的局勢正在逐步惡化，可謂是危機四伏，但是我們的青年、我們的國人卻還在沉睡。我們什么時候能醒來？
地球不可承受之重與新舊文明的沖突
美國總統奧巴馬曾明確對世界宣布：如果10多億中國人也過上與美國同樣的生活方式，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
奧巴馬的話可謂是強盜邏輯。美國人口占世界人口6%，但是卻消耗了世界資源的35%。美國的精英統治階層不反躬自身反省自己的問題，卻要求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始終保持貧窮狀態，始終處于世界的最底層。
中國很明白，整個世界的資源是有限的，人類的人口正在膨脹。正因為如此，中國才需要轉變發展模式，尋求一種清潔的發展模式。正因為如此，中國才需要一種新的文明，在中國國內公正分配資源，實現人民的共同富裕，實現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們很清楚這個貪婪的、弱肉強食的世界，正因為如此，中國才需要強大起來，在世界上主持公道，為第三世界人民爭取權益。
中國人向來有人與自然和諧、人與人和諧的理念，不會走竭澤而漁的發展道路，也不會像那些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曾經干的和正在干的，屠殺無數的黑人、印第安人，剝削壓迫第三世界的人民。中國不會過美國的那種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但是這不需要美國來教訓。
由美國精英統治階層所創建的這個弱肉強食、貪婪腐化的世界秩序，其實并沒有給歐美人民帶來幸福。美國人民占領華爾街的運動，歐洲人民、世界人民要求改變的運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今天，在最富裕的美國，七分之一的人口處于貧困狀態，廣義失業率達到近五分之一。
事實表明，僅僅依靠物質，人不可能幸福。人的幸福，既需要物質文明，更需要精神文明。要讓世界人民和平發展，要讓世界人民幸福，要解決世界人口和世界資源的矛盾，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文化、新的文明、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在這方面做出貢獻。但是，那些西方的幕后精英是很難接受這一套說法的，他們有自己的一整套想法。
1995年，在美國舊金山召開了費爾蒙特會議。參會的是權勢世界中500名最重要的政治家、經濟界領袖和科學家。包括喬治·布什、布萊爾、撒切爾夫人、布熱津斯基、比爾·蓋茨、索羅斯等人物。此次會議認為，世界上80%的人口都是垃圾人口，只有20%的人口才是有價值、有創造性的人，有權參與生活、掙錢和消費。如果這80%的人口對此國際秩序采取異議，則可以采取疫苗、人工病毒、基因工程、戰爭等方式控制、消滅其人口。
這個思想在很早以前就出現了。1975年美國政府通過《國際安全研究備忘錄200號——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此備忘錄的目的就是控制世界人口，防止“劣等人口”過快增長，阻礙精英獲取廉價的世界資源。
1980年代在美國國務院下屬的國際開發署的支持和指導下，各種機構在巴西進行所謂的優生學試驗。1991年，巴西政府開始調查，他們震驚的發現，全國大約44%、年齡在14~55歲之間的育齡婦女已經做了永久絕育手術，多達90%的非洲裔婦女做了絕育手術。巴西是美洲第二大國。美國擔心巴西人口的過快增長，會削弱美國在美洲的影響力。
在更早的1950—1960年代，大壟斷集團洛克菲勒家族的約翰三世更是在波多黎各島上進行試驗，截止1965年，35%的波多黎各育齡婦女做了絕育手術。約翰三世后來成為“人口增長與美國未來委員會主席”，后來的《國際安全研究備忘錄200號》，即是在約翰三世授意、尼克松布置下，由基辛格起草的。
不過，這些早期的人口控制計劃都是采取手術等方式絕育，太明目張膽，容易被人發覺。但是新技術的發展，為控制世界人口提供了更為隱蔽的方式。
2010年2月18日，比爾·蓋茨在美國加州長灘市演進時說：“目前的世界人口有68億，并且正在上漲到90億。現在，如果我們能在新型疫苗、衛生保健、生殖健康服務方面做一些真正超級棒的工作的話，我們也許能降低10%~15%的人口。”請注意，蓋茨公開提到了，采用新型疫苗降低世界人口。
2001年9月， Epicyte公司研發出避孕玉米，生物科學家宣稱這種殺精玉米是對世界人口問題的一大貢獻。后來美國Biolex公司收購Epicyte公司。此后，殺精玉米的話題從媒體上消失，變得諱莫如深。需要補充一點，世界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一直是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進行的。我們國內那些轉基因科學家，也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留學美國的。
美國通過轉基因技術，通過轉基因種子的壟斷，既可以控制其它國家的糧食和農業，也可以控制其它國家人民的身體健康。
從2010年開始，我們國內展開了兩大問題的討論，一個是轉基因主糧（大米和玉米）商業化，一個是麻疹疫苗事件。衛生部采用外國提純的麻疹疫苗，拋棄常規接種程序，強制全國1億兒童再次接種麻疹疫苗，2011年，全國多個省市又開始部署對大中專學校學生進行麻疹疫苗注射。還有地方稱，在2011年到2012年期間，將按照自愿免費原則，為所有20-35歲育齡婦女接種一劑次麻疹風疹疫苗。這個計劃隸屬于世衛組織，該麻疹疫苗只針對亞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的兒童進行注射。世衛組織的資金支持者中，就有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
這兩個項目備受民眾質疑。我們應該對類似的項目嚴格評估論證，以避免國人恐慌。歷史上類似的慘劇曾經發生過。當年的殖民主義者進入美洲，曾經屠殺了大約1億人數的印第安人。如此大規模的屠殺，一小部分是通過刀槍來實現的，絕大部分則是通過天花病毒來實現的。印第安人因為長期與外界隔絕，對天花病毒根本沒有免疫能力。
列舉這樣的事情，并不是要挑動民族矛盾，并不是要挑動什么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不是挑動白種人和黃種人之間的矛盾。全世界被壓迫人民之間并沒有矛盾，全世界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起來。美國人民一定會認為這樣的人口控制計劃、屠殺是邪惡的，是十惡不赦。這樣的計劃是那些西方共濟會的統治精英做出來的，而不是美國人民做出來的。
按照西方統治精英的那套弱肉強食的世界觀、價值觀，按照他們的世界秩序，世界性的大屠殺一定不可避免。如果中國不想做美國的附庸，如果中國要按照類似歐美資本主義的模式發展下去，中美之間一定會爆發重大沖突。不僅中國政府和美國統治階層之間的矛盾會不可避免的爆發，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也將被迫卷入沖突。
但是如果中國能夠開創一種新的文明、新的發展模式，如果中國能夠建設真正的人民社會，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那么美國人民、、歐洲人民、世界人民一定會由衷的贊嘆中國。世界人民將因此團結起來，世界大戰、大屠殺也將因此避免，和諧新世界也將不再是夢想。這不是什么癡心夢想，這是避免人類自相殘殺的唯一道路。國際國內的矛盾都決定了，我們必須這么做。不建立人民社會，我們沒有出路。
重建人民社會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主人和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是中國共產黨克敵制勝、勝利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原因。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澤東領導了舉世聞名的“三灣改編”，創造性地確立的“黨指揮槍” 、“支部建在連上” 、“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嶄新的治軍方略。持續了幾千年的官兵等級制度被毛澤東打破，參與式的民主、人人平等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
1929年，毛澤東提出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密切聯系群眾。后來他又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逐漸成為黨的工作的根本路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我們制定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部憲法在歷史上經歷了多次修改。最新版本的憲法規定：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十六條 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權自主經營。
國有企業依照法律規定，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條 集體經濟組織在遵守有關法律的前提下，有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主權。
集體經濟組織實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規定選舉和罷免管理人員，決定經營管理的重大問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僅有類似于西方的選舉國家領導人的權利，更重要的是，還有民主管理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利。
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公民在選舉了國家領導人之后，就與國家事務基本無緣。老百姓在選舉之后，就回去繼續忍受資本家的剝削。老百姓可以看似民主的選舉總統，卻不可以民主選舉公司經理。西方的媒體，是金權操縱的過程。西方的選舉，同樣是金權操縱的過程。民主的原則應該貫徹到日常生活中，應該貫徹到每一天，而不是四年一次的選主。這樣的民主是假民主。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也就是公有制。那時候在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有職工代表大會，工人的聲音很大，工人是強勢群體。而在農村公社，也是集體所有制，農民開會、選舉都是算工分的，農民很樂于參加集體事務，農民的聲音也很大，是強勢群體。那時候的干部受群眾監督，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因為群眾的眼睛太雪亮了，干部少有貪污腐化的機會。
在文革期間，我們國家對社會主義民主又進行了一次探索。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人民公開的、自由的結社，成立各種組織，無需注冊。因為有公有制的基礎，因為個人經濟生活、工作有國家保障，沒有后顧之憂，很多人參與到社會活動中，甚至舉行全國性大串聯，表達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主張，甚至直接對抗地方政府、對抗一些領導人。這次探索失敗了。一些社團組織在活動時，犯了錯誤，造成了國家的混亂。不過這次實踐還是有意義的，人民直接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這在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所有制度上進行了改革，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公有制企業開始壯大起來。農村也發生了巨變，全國99%的農村地區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組織逐漸瓦解。不僅農村的組織開始瓦解，城市的社會關系也開始瓦解，人與人之間開始出現原子化的傾向。
作為原子化的個體的人，逐漸缺失了參與管理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事務的意識和能力，逐漸缺失了參與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的社區、工作環境的意識和能力。
商品化、市場化的過程，使得我們革命時代的所有制結構、社會組織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給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提出了新的挑戰。在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中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民主，在已經瓦解的農村如何貫徹社會主義民主？我們如何重建已經瓦解的社會組織？這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困難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方向卻是明確的，我們必須重建人民社會。不如此，我們治理不了腐敗；不如此，我們解決不了日益加劇的兩極分化；不如此，國家沒有前途；不如此，世界沒有前途。
我們應該認識到，社會主義民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在利益集團力量龐大的今天，在經濟基礎已經改變的情況下，即使中央作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規劃，也很難實行下來。很多農村地區的選舉，已經逐步黑社會化，喪失了應有的意義。
新的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大批青年覺悟起來，需要一大批富有建設性的力量。沒有上層和下層的互動，沒有一大批的青年和人民積極參與管理社會事務，以新的血液逐漸改良、替換舊的血液，人民社會是不可能重建的。
青年們應該拋棄個人和小集團的私利，努力站在人民的總體利益上，以公正、客觀、理性、建設性的態度積極參與到社會事務中，青年們應該為著這樣的人民社會而努力奮斗，為了國家、為了民族不懈奮斗。中國青年應該高喊一聲，我們要扛起世界的責任！
[1]《發改委副主任：國務院曾發170余道文件調控物價》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7/15289982.html
[2] 黃樹東《中國，你要警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3]《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16頁
[4]《站在十一級臺階上的中國》中國經濟周刊2009年9月
[5]《高粱：關于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幾點思考》 2008年10月
[6]中國網《截至09年底我國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達9454億美元》 http://www.china.com.cn/news/2010-04/14/content_19815243.htm
[7]《高粱：反思民族產業發展之路，探討新改革開放觀》 2006年
[8] 具體標準參考了《余云輝：如何處理好新時期的中美關系——兼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思路》
[9] 黃樹東《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P339-343、346-347，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10] 《中國C919大飛機發動機這一核心技術仍受制于西方》2009-9-20 中國機械資訊網
[11] 黃樹東《選擇和崛起：國家博弈下的中國危局》P323，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12] 轉引自戴旭《C型包圍——內憂外患下的中國突圍》P25，文匯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13] 白益民著《瞄準日本財團——發現中國的對手和榜樣》P9，2010年9月第1版
[14] 《牧川：警惕嚴重通貨膨脹的烏云正在天邊聚集——烏有之鄉通貨膨脹問題研討會紀要》 2010年11月
[15] 《高粱：中國經濟發展道路和經濟體制的變遷》，文章刊載自《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P113，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16] 《高粱：外資對我國企業兼并控制情況的資料》2007年6月
[17] 人民網專題：《誰的“中國”平安，1600億融資計劃要干什么》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6806386.html
[18] 數據綜合何新《反主流經濟學》上卷，時事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羅衛東《西方國有企業管理模式的分析與比較》，《浙江經濟》1996年第9期；《宗寒：西方國家發展國有經濟說明了什么》，《江漢論壇》1999年第6期。
[19] 王珺之編著《中國稀土保衛戰》中國經濟出版社 2011年1月第一版
[20] 白益民著《三井帝國在行動——揭開日本財團的中國布局》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瞄準日本財團——發現中國的對手和榜樣》2010年9月第1版
[21] 《高粱——“大國興衰與中國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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