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決斷：“美國模式”？“蘇聯模式”？“中國模式”？

《中國決斷：“美國模式”？“蘇聯模式”？“中國模式”？》

——中國改革發展的目標是什么？為什么？怎樣實現？　　

馬格寧思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　　　

一、美國、蘇聯、中國三種模式的概述　　

二、中國為什么不能選擇“蘇聯模式”　　

三、中國為什么不能選擇“美國模式”　　

四、中國為什么必須選擇“中國模式”　　

五、對“中國模式”的三大論證　　

引言　　

“杜建國抗議”：　二月二十八日　，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拋出了旨在給中國的改革方向指道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研究報告。中國獨立學者杜建國在新聞發布會上，舉行了抗議行動，稱美國人起草的這份報告是送給中國的“毒藥”——《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一石掀起千層浪，由此引發了“中國改革發展的目標是什么？”的激烈爭論和斗爭，將這個原本“暗流涌動”話題挑明了。中國是該到了明確其改革發展方向和路徑的時候了！　　

一、美國、蘇聯、中國三種模式的概述　　

在當今世界上，曾經存在的和現在仍然存在的主流型“社會制度模式”，共有“兩種”定性的典型形式，以及第三種初具雛形的形式：其分別是美國、蘇聯、中國三種模式。根據“社會制度構成要素理論”，概括地歸納和總結三種模式：“美國模式”、“蘇聯模式”，以及由蘇聯和美國兩種模式，推演出中國社會制度模式，或可稱其為，“中國第三條道路”，即“中國模式”。具體闡述如下：　　

1、美國模式及其制度　　

美國模式：“分權制、私有制、私人壟斷、商品生產、市場經濟”。　　

美國制度：“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的、私人壟斷的、市場經濟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2、蘇聯模式及其制度　　

蘇聯模式：“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產品生產、計劃經濟”。　　

蘇聯制度：“社會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壟斷的、計劃經濟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　　

3、中國模式及其制度　　

已知：蘇聯模式＝蘇聯（社會性質＋生產方式）　　

美國模式＝美國（社會性質＋生產方式）　　

中國模式＝（蘇聯模式－其生產方式）＋（美國模式－其社會性質）　　

＝（蘇聯模式社會性質）＋（美國模式生產方式）　　

＝ (社會主義社會性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商品生產、市場經濟）　　

中國模式：“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商品生產、市場經濟”。　　

中國制度：“社會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壟斷的、市場經濟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由此可見，中國模式，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制度”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制度的“嫁接”“雜交”或稱謂“社會制度構成要素的‘置換’和‘重組’”，生成了中國模式新的要素構成：即將“社會主義制度”的“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之“社會性質”要素，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之“生產方式”要素相結合，形成了“中國模式”的“中國理論”。　　

二|、中國為什么不能選擇“蘇聯模式”　　

回顧歷史，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以后，擺在中國面前的有兩條現成的發展道路，一是、“美國道路”，或稱“美國模式”；二是、“蘇聯道路”，或稱“蘇聯模式”。由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信仰馬列主義的政黨，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因此，中國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蘇聯道路”，或稱“蘇聯模式”。中國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了“兩彈一星”的創舉。然而，眾所周知，這條路中國走的并不順暢。　　

一九七八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前進。特別是在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以及東歐劇變以后，更加證明了“蘇聯模式”的制度弊端，同時也更堅定了中國要揚棄“蘇聯模式”決心和行動。此時的改革形式，首先在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而后在城市在國有工商企業中，實行“承包制”。八十年代，引進了“市場經濟”的概念。中國繼續“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前進。　　

一九九一年底，蘇聯解體以后，美國人告訴前蘇聯人：你們的“蘇聯模式”不好，我們的“美國模式”優秀，同時，美國人還率先垂范地給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量身定做”了“華盛頓共識”。于是乎，蘇聯之繼承人俄羅斯（以下簡稱“蘇俄”），完全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全面西化，建立了以“美國模式”為樣板的“資本主義制度”。將“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優秀要素”也一同拋棄了。蘇俄以身作則地一絲不茍踐行“華盛頓共識”，采用“休克療法”進行激進的“改革”。然而，其結果非但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反而對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各個方面，進行了“致命的摧殘”，致使蘇俄失去了原蘇聯與美國并駕齊驅的超級大國的地位，淪為了“二流國家”。蘇俄的教訓教育了中國。于是乎，中國選擇“揚棄”“蘇聯模式”。中國繼續“摸著石頭過河”探索前進。　　

三、中國為什么不能選擇“美國模式”　　

“美國模式”，是當今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實行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但是，該模式存在嚴重的“制度性”硬傷和弊端，產生了“二巨四危”的“高危病態”的社會制度和經濟體制，即“巨額赤字”、“巨額債務”，由此潛伏著“赤字危機”、“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并且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或者其“導火索”正在燃燒之中，危機爆發只是時間的問題。　　

美國民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是社會矛盾總爆發的前兆。“占領華爾街”反映了美國民眾對收入分配不公、政府救市不力、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失望和憤怒。正如此次運動的一個口號“我們是99%”那樣，體現出人們對1%的人占據社會大部分財富的不滿。美國經濟發展體制和模式，乃至政治和社會制度等，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弊端和危機，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有了新的解讀。　　

據紐約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在2010年發布的一項調查報告中指出，80%的美國中下層民眾僅擁有社會總財富的15%，其金融財富僅占全社會的7%；其中占美國人口40%的下層民眾（約1.2億人）僅擁有社會財富的0.3%。而在美國人口占比1%的富翁群體中，人年均收入130萬美元，相比之下美國人的年均收入僅是3.3萬美元。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的不僅是美國富人的“財產繼承”，還有日益加劇的收入分配不公。另據美國政府部門“執行官收入跟蹤”網站的統計，2010年標普500指數中的299個成分股上市公司中，首席執行官的年均報酬是1140萬美元，是美國普通工人的薪金水平的343倍。而在1980年，這個數據是42倍。　　

2011年，美國就業市場慘淡，也是“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大動因。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最新數據，美國截至9月份的失業率仍在9.1%的高位。全國4400萬20至34歲的美國勞動人口中，失業率達到11.3%。　　

“美國模式”暴露的“美國病”包括產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政府收入萎靡有限，支出剛性無限，財政赤字不斷創新高，接近GDP的100%。若加上美國企業、家庭與個人債務，美國的負債已到天量，人均負擔18萬~25萬美元。如果沒有美元“印鈔機”的特權，如果沒有債權國持續“給錢”，美國早就已經破產。　　

在歐洲，“美國模式”的發源地，“主權債務危機”此起彼伏，先是冰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意大利等國家。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為了維持財政預算平衡，大規模消減福利，甚至不惜提高大學生的學費，還將僅存的航母“皇家方舟”號進行拍賣等。去年首都倫敦同樣爆發了大規模的“占領倫敦”運動，騷亂還波及到伯明翰、曼徹斯特等大城市。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仍有蔓延之勢，大有瓦解歐元區，最終使歐盟解體之勢。人們不禁要問，資本主義制度怎么了？！綜上所述，這便是中國選擇“揚棄”“美國模式”的理由。　　

四、中國為什么必須選擇“中國模式”　　

中國之所以選擇“中國模式”，絕非是因其名曰“中國模式”，所以中國要選擇它；是因為其它模式，不能適應中國的實際，不適合中國的發展。中國選擇“中國模式”，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搞清楚“中國模式”的“三條命脈線”、“兩個動力源”、“一個基本面”的問題。所謂“三條命脈線”：“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所謂“兩個動力源”：“商品生產、市場經濟”。所謂“一個基本面”：“民主法治”具體闡述如下：　　

（一）對“三條命脈線”的詮釋　　

1、第一條命脈線——集權制　　

中央集權制，解決社會組織的“統一領導”，社會資源的“統籌協調”，社會決策的“高效快捷”，社會行動的“舉國體制”等問題。歷史告訴我們：從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中國凡是有統一的、集權的、強有力的領導時，國家是統一的、穩定的、繁榮的，否則必是分裂的、動亂的、衰敗的。歷史把中央集權制的領導權，賦予了中國共產黨，這是歷史的選擇，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實行中央集權制，必須具備“四大前提”條件。具體如下：　　

① 一元化多黨合作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民主黨派的多黨合作制。　　

② 一元化統一領導制：中國共產黨對政黨、人大、政協、政府、軍隊等的統一領導。　　

③ 一元化絕對指揮制：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黨指揮槍”的原則。　　

④ 一元化更迭禪讓制：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從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已有六十三年了。中國共產黨、國家和軍隊“黨政軍三權合一”的最高領袖，已經經歷了四、五代（或者稱屆）：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在這個具有中國特征的“黨政軍三權合一”的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更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遵循著“禪讓制”的制度，實現了平穩的、順利的國家最高權力的移交更迭。在這個過程中，全黨、全國、全軍是穩定的，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是穩定的。　　

2、第二條命脈線——公有制　　

在所有制的性質上，中國共產黨“三個創舉”：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在全中國、全地域、全境內實現“公有制”，特別是實行“土地公有制”，結束了數千年來“土地私有制”的歷史，這是“第一個創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同時承認和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特別是除了生活資料之外的生產資料）的合法性，這是“第二個創舉”。實現了“大公無私”之“公有制”與“小私無公”之“私有制”的分離、共生、并存的社會制度；“大公無私——共同富裕”與“小私無公——個人致富”，“大公”下允許“小私”的存在，“小私”不能侵害“大公”的利益，這是“第三個創舉”。　　

正是這“三個創舉”，在公與私上取得了“最佳契合點”。為中國的國家制度奠定了基礎。讓全中國人民在最基本的、最原始的生活和生產資料上，有了一個公平公正的最基本的保障。公有制是公平公正的基礎、基石和土壤，是原始基點上公平公正的起點。具體如下：　　

① 土地資源公有制：國家對“土地、森林、草原、江河、湖泊、礦產資源”等，均實行公有制，由國家代表人民行使其所有權。特別是“土地”永遠都不能成為私有財產。　　

② 國民經濟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主體架構中，對于重要“生產資料”和“經濟部門”等實現公有制。（國民經濟：是指一個現代國家范圍內各社會生產部門、流通部門和其他經濟部門所構成的互相聯系的總體。工業、農業、建筑業、運輸業、郵電業、商業、對外貿易、服務業、城市公用事業等，都是國民經濟的組成部分）。　　

③ 國計民生公有制：對于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如：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實行公有制、或準公有制、或者以公有制為主允，許其它所有制形式參加的實現形式。　　

④ 承認保護私有財產：2004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修正）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3、第三條命脈線——國家壟斷　　

“國家壟斷”：是解決“公平”與“效率”的一個“標尺”，是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經濟的刻度指標之游尺。國家壟斷，是建立在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在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經濟中，國家壟斷的比例與比重是可以調節的，主要取決于國家的政策取向。當國家在追求“公平”的時候，將加大“國家壟斷”的比例比重，讓“政府”來解決問題；當國家在追求“效率”的時候，將減少“國家壟斷”的比例比重，讓“市場”來解決問題。對于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如：民生商品、住房、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國家壟斷的比例與比重要高，以追求社會之公平，反之亦然。　　

“國家壟斷”的比例與比重示意圖　　

市場“效率”（100%-0%）———————(0%-100%）社會“公平”　　

說明：ⅰ：當“國家壟斷”之指標游尺趨向“市場”方向時，說明國家壟斷水平“低”，市場自由競爭比較充分，國家政策取向是追求市場“效率”。　　

ⅱ：當“國家壟斷”之指標游尺趨向“社會”方向時，說明國家壟斷水平“高”，市場自由競爭得到抑制，國家政策取向是追求社會“公平”。　　

實行“國家壟斷”的“三種形態”，“兩種形式”、“運行機制”、“國家脊梁”。解決國家掌控的“支點載體”問題。　　

① 三種形態：國家對市場的壟斷有：絕對壟斷、相對壟斷、放棄壟斷的三種國家壟斷形態。　　

② 兩種形式：國家壟斷性公司企業，有“中央國有企業”、“地方國有企業”兩種形式。　　

③ 運行機制：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國家根據“國計民生”之“大計”，對各個經濟領域實行控制和調解。國家壟斷性公司企業，則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支點、載體”。工作原理：即“國家”通過“國家政策”的形式，掌控“國家壟斷公司”，“國家壟斷公司”用“市場經濟”的手段，調節“市場”。解決調控的“手段、方法”問題。“中國模式”的運行機制：即中央集權領導下的國家壟斷。國家壟斷的“載體”是國家掌控的“國有公司/企業”。國家壟斷比例比重關系的調節，即由實行“中央集權的制”的政府來實現。　　

④ 國家脊梁：“國家壟斷企業”，它既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骨干和支柱，同時也是我們參與全球競爭，抵御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入侵，體現中國經濟實力和大國地位的堅強保障。　　

舉例說明，我國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固定資產總額，在2001到2009年的8年間，增加了1.2倍(其中，央企資產總額增加了2倍)。國有企業的盈利更達到了天文數字。僅兩家最大的中央國企中移動和中石油的凈利潤就超過了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利潤總和。不僅如此，在國有經濟之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以及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的重要骨干企業等，均是盈利的，均為國家創造財富的。這些大的國有企業，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脊梁”，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中流砥柱”，是抵御世界列強對我國經濟入侵和占領的“屏障”，是將中國經濟地位提升為“第二大經濟體”的“火車頭”。　　

小結：“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是中國社會制度的“三條命脈線”，它決定著全社會的公平、公正、共同富裕。公有制是基礎，集權制是保障，國家壟斷是手段。這三者共同作用、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對“三條命脈線”的確立和捍衛，是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實現共同富裕、實現中國崛起復興大業之根本，是國之命脈也。　　

（二）對“兩個動力源”的詮釋　　

1、第一個動力源——商品生產　　

追求財富，是人類的原始動力，商品生產，則是獲得財富的方法和手段。實行“小私無公”、“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市場經濟”動力原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制架構內，允許、鼓勵、提倡、激勵、刺激所有“自然人”、“法人”等，以追逐“利潤最大化”進行“商品研發、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獲取合法的利潤。但是，商品生產的目的，不是用來滿足自身消費的，而是通過交換來獲得更多的、更大的“商品價值”的。也就是說是逐利的、甚至是貪婪的。也正是人類的這種逐利性、貪婪性，便使“商品生產”成為了“第一個動力源”。　　

一個生動的事例：鳥為什么要活著？人為什么要活著？迄今為止，似乎還沒有找到有說服力的答案。但是，鳥怎樣才能活著？人怎樣才能活著？這個問題應該是有答案的。用一句中國古老的諺語，或許是最好的答案，即“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在此，我們將該諺語的語句進行少許調整，或可謂為“人無財則死，鳥無食則亡”。這一諺語闡述了一個公理：人的一生是離不開“財富”的；鳥的一生是離不開“食物”的。也就是說：人的一生是追求財富的，鳥的一生是追求食物的。這就是“人類”和“鳥類”的“第一個動力源”。理應如此吧！　　

2、第二個動力源——市場經濟　　

中國共產黨“第四個創舉”：按照馬克思主義原則，“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是建立在“產品生產、計劃經濟”之上的；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偉大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在“社會主義社會性質”上，運用生物遺傳基因工程的原理“引進、嫁接、雜交”了“資本主義生存方式”，將“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是建立在“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之上的，實現了將“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結合。這是“第四個創舉”，即最終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　　

實現“市場經濟”的“兩項原則”，即“基礎經濟制度、追求效率理念。解決全社會的“效率、動力”問題。　　

① 基礎經濟制度：在中國建立、健全和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以“市場經濟”制度，作為整個社會的“基礎經濟之制度”。即“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以國家壟斷為調控手段和載體的市場經濟”。即中國的整個經濟運行，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制度之上的。　　

② 追求效率理念：實行“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原則，在國家法律法規許可的范圍內，進行“充分的市場競爭”；追求效率和效益。　　

（三）對“一個基本面”的詮釋　　

通過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國家與社會的責任是：充分運用“商品生產、市場經濟”的手段，激發、激勵、調動“自然人”、“法人”的“逐利性”，創造更多的財富，實現“個人富裕”。同時要通過“集權制、公有制、國家壟斷”在創造全社會共同財富的同時，抑制、約束、遏制人的“貪婪性”！達到良性逐利，而非貪婪逐利，將社會財富蛋糕分配好，實現“共同富裕”。將“三條命脈線”、“兩個動力源”都建立在“一個基本面”上，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法治。　　

人類社會的一切都是從設計開始的：建筑師設計房屋建筑，服裝師設計時尚服裝，工程師設計汽車、飛機、原子彈；政治家社會家等，根據社會生產力、經濟發展水平和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等，設計“人類的社會制度”。人類對“社會制度”的設計，是人類的終極設計，最高層次的設計，是對人類自身命運和生存發展的設計。“民主法治”建設，就是對中國的社會制度的設計和建設。這就是“一個基本面”的本質含義。　　

五、對“中國模式”的三大論證　　

對于“中國模式”的論證，概況起來可以是“三大論證”：一是、自然科學的論證；二是、社會科學的論證；三是、社會實踐的論證。通過這“三大論證”，對“中國模式”有了科學的詮釋，為“中國模式”的產生提供了科學的論據。　　

（一）自然科學的論證　　

1、植物科學的論證　　

眾所周知，我們非常熟知的水果，例如：蘋果、梨、核桃、柿子、大棗、葡萄等等，無一不是通過“嫁接”而獲得的。另外特別具有說服力的是，中國當代的“雜交水稻”之父、中國科學院院士　袁隆平　先生，培育的中國“雜交水稻”，無論從水稻產量、還是從抗病蟲害能力等方面，都堪稱世界之最。　　

2、動物科學的論證　　

還是眾所周知，我們非常熟知一種家畜——騾，就是由馬和驢進行“雜交”產生的。騾子具有比馬還高大和強健的體魄，又有驢的耐勞和倔強的性格。再有例如，野生狼與狗的“雜交”，以及在畜牧業、漁業的長期實踐中的其他物種的“雜交”，均可以產生“雜交優勢”。　　

3、物質科學的論證　　

仍然是眾所周知，我們非常熟知兩種物質——石墨和金剛石，是兩種硬度相差迥異的物質。但是，我們如果通過人工手段，改變石墨的分子排列順序——構成要素的重新排列，那么就可以生成堅硬的人造金剛石。　　

（二）社會科學的論證　　

根據“社會制度構成要素理論”，“中國模式”＝“美國模式”＋“蘇聯模式”，是兩種制度進行了制度性的“嫁接”和“雜交”而產生的，它似美而非美，似蘇而非蘇，形成了的“制度性的雜交優勢”，因此，“中國模式”即優于“美國模式”，又優于“蘇聯模式”。在此不做贅述。　　

（三）社會實踐的論證　　

“中國模式”，并非是“空想”之產物，更非是“空穴來風”，是經過中國人民三十多年的社會實踐而得到的。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這一成就的背后，必然有著“規律性”、“制度性”、“內在性”、“本質性”的原因。特別具有說服力的論據是：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偉大成就，卻與“蘇聯模式”的瓦解和消失，以及“美國模式”的衰敗和岌岌可危“相伴而行”的，處在同一個時代，形成了極其鮮明的對照。認識和實踐的真理告訴我們：“蘇聯模式”和“美國模式”的消失和衰敗，歸根到底是其“自身內部的制度出了問題”。反之，對于中國而言，亦依然如此。　　

結束語　　

中國“中國模式”和“中國制度”，即“第三條道路”是對中國人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社會實踐的理論總結；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目標的目標鎖定；是對中國改革發展道路的理論依據；是對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思想的最佳詮釋；是對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的最好論證；是對“北京共識”和“中國共識”的最優論據。它是繼“美國模式”和“蘇聯模式”后的，人類社會制度的創新的又一偉大創舉，同時也將是中國對人類社會的又一巨大貢獻。　　

參考文獻：　　

58、《中國第三條道路》——中國改革發展所經歷的“五個十字路口”　　

59、《中國社會制度的“三條命脈線”和“兩個動力源”》——中國改革目標是什么為什么以及怎樣實現　　

一、國家制度篇　　

1、《中國共產黨“禪讓制”》——中國“民主政治制度”的典型模式　　

2、《中國社會財富的六次分配》——貧富差距兩極分化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尖銳矛盾

3、《中國“國之大計”之憂思》——寫在中國彷徨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之際

4、《“中國共識”：暨對“中國模式”之共識》

5、《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根本分歧》

6、《“中國模式”論》——美國、蘇聯、中國模式比較研究

7、告慰鄧小平在天之靈《再論“中國制度論”》—“新政治經濟學派”的誕生

8、《中國制度論（綱要）·續篇》——揭示當今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社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