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9日　，以“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被評為“全國人民最想揍的人”的任志強先生繼《寄語80后：高房價是動力》之后又寫了一篇《80后為什么感覺不幸福》，認為80后，包括更小一些的90后幸福指數大大低于毛主席時代的原因是“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 。作為一個“感覺不幸福”的80后，筆者也想談談自己為什么感覺不幸福。　　　　

一、預期與信心　　　　

　任志強　先生認為80后幸福指數大大低于毛主席時代的原因是“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是不是這么回事呢？讓我們看一下毛主席時代的預期與“特別是”時代的預期吧：　　　　

毛主席時代的一個基本預期是“實現四化”。即1975年周總理在四屆人大上提出的在中國初步工業化的基礎上繼續奮斗，再用25年的時間，在2000年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當時的“四化”標準是比較高的，大體是趕上發達國家的水平。至于毛主席時代更長遠的預期，是實現共產主義。　　　　

“特別是”時代的基本預期是“三步走”，即1987年十三大提出的“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實現溫飽；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達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溫總理　2010年3月14日　又指出：“要真正實現現代化，還要上百年的時間以至更長”。至于實現共產主義，被推到了“幾代人、十幾代人、幾十代人”以后，事實上等于放棄了。　　　　

一個是預期在2000年就可以實現現代化，一個是預期2110年“以至更長”才能實現現代化，毛主席時代與“特別是”時代哪一個預期高呢？我想不用多說了吧。　　　　

那么為什么“特別是”時代比毛主席時代的預期低得多，人們反而感覺不幸福呢？因為幸福指數不是取決于預期的高低，而是取決于對預期能否實現的信心。或者更準確的說，在預期的高低相同的情況下，對預期能否實現的信心越足，幸福感越強；在對預期能否實現的信心相同的情況下，預期越高，幸福感越強。因為高預期本身也是對未來有信心的表現。　　　　

毛主席時代2000年實現現代化的預期盡管比較高，但是并不是好高騖遠，而是國內外普遍公認可以實現的。例如，毛主席時代剛剛結束的1979年，中美相互派了兩個代表團進行教育交流。中國代表團回來寫了一個報告，認為：“美國學生品德敗壞，都趾高氣揚，躊躇滿志，大有因我而不同凡響”。 “美國的教育已經病入膏肓了”。如果不搞和美國接軌的教育改革，20年后，中國在科技文化方面可以超過美國。當時美國人也參觀了北京、上海、西安幾所學校，回去后也寫了一份報告，結論是：中國的學生是世界上最勤奮的，他們的學習成績和任何一個國家同年級學生比較是最好的。可以預測，如果不搞和美國接軌的教育改革，再用20年時間，中國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將把美國遠遠甩在后面。　　　　

（當然，事實上在中美相互派了兩個代表團進行教育交流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了“特別是”時代，教育改革已經開始了，出現了《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描述的那讓全世界瞠目結舌的一幕： “1978年以來，中學人數急劇減少是人為的，隨之產生一些社會抗議。1965年，中國的中學全部學生人數是1400萬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學年的人數是6800萬人。新政策于1978—1979學年開始實行，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萬多所中學關閉，到1982年，整個中學招生名額減少了2000多萬人。據　　1981年10月12日　　《光明日報》報道，高中減少得最多，1981—1982學年的招生人數與1978年相比，大約減少2/3。1981年，整個上海市7.5萬名初中畢業生中，只有2萬多即最多30％的學生能通過畢業考試升入高中。”“在農村，全國普遍實行的計劃是，關閉公社高中，只在每個縣保留一個或幾個高中。附屬于生產大隊小學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計劃在每個公社或相當于公社的地區保留一個初中，因為公社組織被取消了。”后來，90年代末中國又搞了一個和美國接軌的教育產業化改革。結果“20年后，中國在科技文化方面遠遠超過美國”理所當然成了一個笑話。）　　　　

“特別是”時代2110年“以至更長”才能實現現代化的預期盡管很低，但是仍然沒有多少人對此有信心。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編輯部與和平基金會（Fund for Peace）公布的全球“失敗國家”2009年排名（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9），中國勝利進入“失敗國家”行列（前60位），從2008年排名第68位，“前進”到2009年的第57位。最新公布的全球“失敗國家”2010年排名，中國繼續保持在第57位，成功保持了“失敗國家”的地位，與此相比印度列在第87位，報告稱中國遠遠不及印度。　　　　

生活在一個國內外普遍公認“再用20年時間，在科技文化方面，必將把美國遠遠甩在后面”的蓬勃發展的國家里的青年，會感到不幸嗎？生活在一個在“失敗國家”的排名上“穩步前進”，“遠遠不及印度”的國度里的青年，會感到幸福嗎？　　　　

二、我們生長的這個年代　　　　

我們80后，包括更小一些的90后，生長在偉大的“特別是”時代里，沒有經過那個被今天的媒體渲染為“動亂”、“倒退”、“崩潰”、“浩劫”的毛主席時代。任志強們說,你們趕上好時候了：“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真的是這么回事么，我們到底生長在一個怎樣“快速發展”的年代呢？　　　　

討論這個問題時，不禁想起了2009年博鰲論壇年會期間舉行的“調整中的中國房地產市場”分論壇上，任志強在談到“房價到底漲了多少”的議題時，算的這樣一筆經濟賬：“1978年GDP大概3000多億元，現在是30多萬億元，增加了100多倍。1978 年月工資全國平均28.6元，到現在也增加了100倍。1978年我們大白菜2分錢一棵，現在2元錢，也增加了100倍。房價只增加了16.6倍，和工資收入相比相差太遠了，房子等于沒有漲價。”讓我們也用類似的方法，用更加準確的數據算一算經濟賬吧：　　　　

——1978年城鎮職工人均工資為615元，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為29229元，是1978年的約48倍。1978年我國大白菜2分錢一棵，2008年2元錢一棵，是1978年的100倍。也就是說，用大白菜衡量，1978年到2008年人均實際工資下降了一半以上，年均負增長2.5%。　　　　

——1998年城鎮職工人均工資為7479元，2008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為29229元，是1998年的約4倍。1998年開始進行貨幣化住房改革，按照市場價格把職工分得的原有公房賣給職工的價格大概是每平方米300元左右，2008年房價大概是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是1998年的16.6倍。也就是說，用住房衡量， 1998年到2008年人均實際工資下降了75%，年均負增長14%。　　　　

——河南2008年一袋大蒜(40斤左右)批發價才2元,2010年一袋大蒜批發價漲到200元，是2008年的100倍。2010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尚未統計出來，不過相較大蒜批發價100倍的驚人增長，2008年到2010年平均工資那點增長差不多可以忽略不計。也就是說，用大蒜衡量，2008年到2010年人均實際工資下降了99%，年均負增長90%。　　　　

……　　　　

這就是我們生活的年代，一個被　任志強　先生稱之為“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的年代；一個整天宣稱“經濟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卻不小心丟了后半句——人均實際工資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負增長——的年代。　　　　

我們對這個年代的生活狀況有一段言簡意賅的描述：夫80后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見高等教育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初衷未結，寒窗數載，二十二乃成，負債三萬。覓生計，背井離鄉，東渡蘇浙，南下湖廣，西上志愿，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燭達旦，六年無休，蓄五萬。樓市暴漲，無棲身處，購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余，遂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傾其所有，病未果，因欠費被逐院門。尋醫保，不合大病之規，拒付，帶病還。服鼠藥自盡，遇贗品未果。友人憐之，送三鹿奶粉一包，沖而飲，卒。　　　　

假使你生長在這樣一個“大躍退”的年代里，會感到幸福嗎？　　　　

三、手機、電腦與生活水平　　　　

看了上面一部分，可能很多人認為筆者“人均實際工資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負增長”、“大躍退”的表述太極端了：今天的社會比毛主席時代還是進步了呀，毛主席時代我們沒有手機、沒有電腦，今天我們有了手機、有了電腦。　任志強　先生也以此為依據大談毛主席時代的貧窮：“當這個社會有人有了電腦、有了手機時，因為一些人還沒有電腦和手機就必須退回到都點煤油燈的平均都貧窮的時代去嗎？”　　　　

其實，以有沒有手機、電腦來衡量毛主席時代與“特別是”時代的生活水平高低，本身就是極不負責的做法。個人電腦和手機都是1973年才發明的，真正在發達國家普及已經90年代的事了。毛主席時代美國富豪差不多也都沒有手機、沒有電腦，今天索馬里海盜、非洲難民中也有了手機、有了電腦，能說他們的生活水平比毛主席時代的美國富豪更高嗎？毛主席時代的政策如果延續到今天，一樣會有手機、有電腦。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朝鮮的情況：人民網報道，截至2009年6月底，使用中國移動　3G　服務的用戶總數為95.9萬戶。中國人口為129533萬，截至2009年6月底，中國　3G　覆蓋率為0.074%。人民郵電報報道，2009年4月，朝鮮的　　3G　　用戶數超過4萬，并有望在年底之前突破10萬大關。朝鮮人口為2355萬，截至2009年4月，朝鮮　3G　覆蓋率為0.170%。也就是說，朝鮮　3G　覆蓋率為中國的兩倍以上。另據中評社報道，電腦在朝鮮十分普及，“平壤家家有電腦”。2000年，朝鮮建立了目前世界規模最大的廣域網－－光明網。有消息稱，光明網現已基本覆蓋全國城鄉，朝鮮現已成為網絡覆蓋率較高的國家。以有沒有手機、電腦來衡量毛主席時代與“特別是”時代的生活水平高低，就好像以有沒有電燈、有沒有自行車來衡量今天的低保戶和古代皇帝哪一個富裕一樣，是十分荒謬的做法。　　　　

在比較不同時代的社會生活時，必須區分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普及帶來的生活便利。科技普及是有慣性的，并不會隨著經濟的衰退而倒退，像文景之治時期造紙技術還沒有出現，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盡管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造紙術仍然在普及。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因此以為軍閥混戰好，文景之治不好。　　　　

在衡量現代社會的經濟是發展還是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是升高還是降低，不能用手機、電腦等高科技產品的普及程度，而應該看工資與“基本生活需求”的價格對比。一般認為，現代社會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品、住房、醫療、教育四個方面。　　　　

上面一部分以食品、住房的價格計算了實際工資，這里就不再重復了。至于醫療、教育與實際工資的對比，我想不用我多說，大家心里都有數。上文的“人均實際工資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負增長”、“大躍退”的表述絕不是空穴來風。　　　　

因此，我們所生活的時代的所謂“高速發展”，只不過是科技普及的慣性罷了，如果扣除科技普及帶來的生活便利，單純經濟發展帶來的生活水平提高就十分可憐甚至是負增長。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今天有了電腦、有了手機卻感到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甚至死了喪葬費都付不起……的根本原因所在。　　　　

生活在這樣一個單純依靠高科技產品的普及來“提高生活水平”， “基本生活需求”卻日益被剝奪的年代，我們會感到幸福嗎？　　　　

四、“科技的冬天”與“科技的春天”　　　　

任志強們又說了：科技的發展也要考慮啊，毛主席時代是“科技的冬天”，“特別是”時代是“科技的春天”。“八零后的一代比我們少了許多痛苦的折磨，也比我們多了許多科技的發展。當我們用石筆、石板寫寫畫畫時，他們有了五顏六色的紙和筆；當我們用算盤學習數學時，他們有了計算器；當我們用數十里地的奔波去找個郵局從千里之外打電報時，他們有了網絡；當我們用等待數日的平信傳遞家音時，他們有了手機與短信；當我們在用自制的羊拐扔沙包、彈彈球時，他們有了機器人、變形金剛的陪伴；當我們為掙著騎一輛自行車而打架時，他們有了私人的座駕；當我們為掙一個課桌寫作業時，他們在掙有自己獨立的住房；當我們高興的從哥哥姐姐手中接過穿短了的衣褲時，他們卻一身的世界名牌，踏著耐克的鞋、挎著LV的包……”　　　　

那我們就看一看“科技的春天”是怎樣發展科技的吧：　　　　

——運10飛機下馬。　　　

——強6對地強擊機下馬。　　

——轟－8遠程戰略轟炸機下馬。　　　　

——早期航母下馬。　　　　

……　　　　

最新的一則“科技的春天”的有關新聞是“錢學森親自創建的國防試驗基地被強拆”：據國內媒體報道，　2010-7-23　日中科院力學研究所發表聲明稱，　2010年7月17日上午　，基地的保安人員被不明身份人員控制。共計9處房屋被夷為平地，一批科研設備被砸毀掩埋。　7月22日　至23日，基地再遭肆意毀壞，大量歷史性文物、國家973項目試驗裝備、國防重大科研任務的儀器裝置和備件等以“垃圾”的名義被清除出場，值守該試驗基地的工作人員深受刺激入院治療。　　　　

當我們為神州飛船上天歡欣鼓舞的時候，很多人卻不知道，如果沒有“一聲春雷”，載人航天在80年代就實現了。當我們為殲10戰斗機的翱翔歡呼雀躍的時候，很多人卻不知道，原計劃的殲10戰斗機，是在殲9基礎上的持續研發的他的氣動布局遠比現在的半以色列，半F16要好很多。采用大批的當時較為先進的設計。但是，“一聲春雷”后，它被迫擱淺。好在以色列人看上了它，它才僥幸逃脫。　　　　

在建國六十年之際，由廣東省發明協會主辦、搜狐網站發起，評選的建國以來重大的科技成果中，其中有四項被稱為當代中國的“新四大發明”。它們是：雜交水稻、王選漢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島素、復方蒿甲醚（青蒿素）。在這新中國“新四項發明”中，它們全部產生于毛主席時代（漢字激光照排是1979年成功的，但研制主要也是在毛主席時代），而“特別是”時代卻一項也沒有！　　　　

有人說：毛主席時代是“科技的冬天”，所以科學家們被凍得不敢出門，只好在家里埋頭搞科研，結果研究出了很多世界領先的科技成果；“特別是”時代是“科技的春天”，所以科學家們大都像叫春的貓一樣不務正業，一心忙著去撈錢，結果什么都研究不出來了。雖是玩笑話，可也反映了現實。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不僅“基本生活需求”日益被剝奪，即使是單純依靠高科技產品的普及來“提高生活水平”的路子，也一半是依靠引進，另一半是依靠吃毛主席時代的老本。　　　　

生活在這樣一個“科技的春天”里，人們會感到幸福嗎？　　　　

五、自由與禁錮　　　　

當“特別是”時代“經濟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增長”，“科技的春天”等謊言徹底破產之后，任志強們又祭起了另一件法寶：政治進步了，言論自由了。“從政治上看，八零后一代擁有的，恰恰是上一代在他們同齡的生長期中所沒有的自由。”“不知道什么是言論自由與政治管制的差別。他們今天可以公開的罵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更不用說公開的表達對黨的不滿和對社會的抱怨了。”　　　　

“特別是”時代真的“政治進步了，言論自由了”嗎？那要看對誰來說了。對于任志強之類的精英來說，確實享有了史無前例的自由。可以看看他們的高論：　　　　

——勞動創造財富嗎？否。……這個世界上誰勞動得最多？應該是工人和農民。如果說勞動創造了財富，那么他們應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現實不是這樣。（茅于軾）　　　　

——改革在中國造就了約占總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們是中國的中堅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則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茅于軾）　　　　

——由大眾來搞社會改革、社會轉型是非常糟糕的，要由精英來掌這個舵。（茅于軾）　　　　　　　

——我們國家一年被貪污的錢頂多是5000個億，而全部生產是20萬億，5000億只占了百分之二點幾，所以這么一看，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茅于軾）　　　　

——認為窮人亦應享受高質量教育的想法乃似是而非之見，不能鼓吹不分貧富大家都要上好學校。（茅于軾）　　

——房價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開發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錢。（茅于軾）　　

——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國人的錢，我也不在乎拿資本家的錢。我不拿他的錢，我拿誰的錢？誰給我錢？政府的錢，我們很難拿到。有沒有老百姓拿錢給我們？有，那是少數，給個兩萬三萬的，靠這個根本活不了。（茅于軾）　　

——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厲以寧）　　　　

——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厲以寧）　　　　

——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厲以寧）　　　　

——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厲以寧）　　　

——房價漲的快是好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資的房產升值了，是好事。　　　　　

——中國處于發展中階段，重工業化是必經階段，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厲以寧）　　　　　　

——很多人失業不是壞事。（厲以寧）　　　

——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焦國標）　　　　

——我建議美國考慮把中國切分成七個國家，讓她回到秦統一以前去。這有兩個好處：一，這對世界安全，這對中國人民安全，免得再有像朱成虎這樣的狂妄之子挾持大中國，抵御世界文明；二，到那時，河北小伙找個湖北媳婦，就可以自豪地說：不才找個外國妞，楚國的。你一聽說一個德國人找個法國媳婦，肯定覺得很羨慕，實際上等于湖南小伙找個湖北妹子。中國人要過跨國婚姻的癮，最簡單的辦法是把中國分成歐洲那么多個國家，四十多個吧。要實現這一夢想，還得等東亞恐怖主義被平定之后，就請未婚的中國男女們快快伸出援手吧。（焦國標）　　　　　　

——假如能再來一次，日本軍隊又占據了中國的半壁江山，你猜我何以自處？我就會學　習汪精衛　先生和　周作人　先生，做千夫指的漢奸！曲線救國實在比直線救國好。（焦國標）　　　　　　

……　　　　　　

就拿　任志強　先生本人來說，還不是以“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等高論被光榮的評為“全國人民最想揍的人”了么。　　　　

而相較之任志強之類的精英可以肆無忌憚的發表這些“欠揍”的高論，充分享受了言論自由的同時，那些占總人口95%以上的工人和農民，“因為信仰毛澤東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壞性’”的人們就不那么幸運了：　　　　

——黎陽的《如何看毛澤東時代》等有理有據的文章在主流媒體上幾乎全部被封。　　　　

——魏巍老人創辦的雜志《中流》被封。　　　　

——擁護毛主席的雜志《真理的追求》被封。　　　　

——汪暉因為在擔任《讀書》雜志主編期間容許新左派發表文章，結果被解職。　　　　

——中國政法大學舉辦反毛講座，“一劍飄紅” 據理駁斥，結果被扣上了“辱師”的罪名，最后被迫道歉。　　　　

——金牌民工在自己的博客上轉發了一個網友分析的一個前任國家領導人去世的文章，結果以“結伙誹謗罪”被逮捕。　　　　

——張宏良等人因為批評李鴻章、袁世凱等歷史人物，受到誣陷、恐嚇、調查、封殺等無所不用其極的對待。　　　　

——烏有之鄉網被限制只能在早8點到晚8點審核文章，毛澤東旗幟網更是被限制不容許在晚上發文。　　　　

……　　　　

“特別是”時代的現實清楚的告訴人們：自由與禁錮是一對相對的概念。“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的言論大行其道的時候，“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高” 的言論自然就受到了壓制。李鴻章、袁世凱被吹捧成為現代化先驅的時候，批評李鴻章、袁世凱的賣國罪行的言論自然就受到了禁錮。毛主席時代就是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言論有充分的自由，“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等“欠揍”的高論受到了禁錮的年代；而“特別是”時代則是一個“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等“欠揍”的高論大行其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言論被當成犯傻，事實上受到了禁錮的年代。　　　　

生活在這樣一個“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等“欠揍”的高論大行其道，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言論被當成犯傻，宣傳“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不受懲罰，而批評李鴻章、袁世凱的賣國罪行卻可能受到誣陷、恐嚇、調查、封殺……的年代里，我們難道應該認為這是政治進步，應該感到幸福嗎？　　　　

六、奴役與解放　　　　

說完了自由與禁錮，再談一談一個與此相關問題：奴役與解放。任志強們提出了一套高論：“特別是”時代容許人們做奴隸主，所以是讓人民獲得了解放，不容許奴隸主存在的毛主席時代反而是對人們的奴役：　　　　

——當今天的八零后在抱怨一部分已經富起來的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剝削時，并不知道是鄧小平的改革免除了傻子瓜子的牢獄之災。是無數個冒著生命危險的改革創新者推動了中國法律制度的改變，才有了一人雇工、七人雇工和不限制私企雇工人員限制性條件的進步。在由國家勞動保護制度監管的條件下，就業條件與就業選擇就是對剝削最大的挑戰。充分的就業機會早已經改變了勞動的價值觀念，勞動資源的自由流動才是打破剝削約束的基礎。而任何試圖自主創業者都將面臨雇工的門檻，不打破對剝削這個舊觀念的枷鎖并重新的勞動就業自主流動的新背景下認識，就無法發展市場經濟，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投資與就業機會的創造就正是幫助另外一些尚未富起來的人共同富裕的條件。　　　　

——舊的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定義和對私有制的沒收與改造的均貧富，實質是讓所有人都只能成為窮人，而絕不會有富的存在。因為任何人都只能在富剛剛開始時就被迫均出了。就像許多人以為達到土豪、分田地，沒有了地主窮人就可以變成富人的癡夢在中國改革之前的三十年并沒有出現一樣。均貧富是永遠也沒有出路的。這中間最重要的則是私有產權的確立與保護。　　　　

——改革開放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了，就業可以人盡其才的進入自己喜愛、有興趣或能發揮特長的領域。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有過“消滅資產階級生存的土壤”，名義上又有“工人階級與農民兄弟”當家做主的傳統觀念，除了組織分配任何人都沒有就業的機會與選擇。　　　　

——今天的“房奴”一邊在罵娘，一邊在享受著房價上漲的增值收益。住房市場化的真正含義則是將人從為了房子而生存中解放出來。讓住房私有化的同時，還給了人民一個可以遷徙和生活在不同城市、地點，從事不同工作的條件，不再只成為單位奴隸的一種自由。　　　　

……　　　　

其實，這套理論可以說荒謬的不值一駁，既然毛主席時代“均貧富”，也就是說沒有奴隸主，怎么能說受到了奴役呢？既然“特別是”時代容許雇傭、容許剝削，迅速形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出現了千千萬萬的奴隸主，怎么能說不再成為奴隸了呢？　　　　

任志強們總是千方百計的攻擊毛主席時代不容許個別“能人”“致富”是一種“奴役”。其實這世界上哪里存在什么“能人”呢？我們每個人的能力都是差不多的。雖然我們每個人的能力也有些差別，不過有人這方面強一點，有人那方面強一點，綜合起來還是差不多的。如果單單憑能力看，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水平也應該是差不多的。有些“能人”之所以收入比其他人多很多，不是因為他們的能力真的比其他人強很多，而是因為他們站在了剝削人壓迫人奴役人的地位上。毛主席時代“沒有富人”——其實是沒有剝削人壓迫人奴役人的奴隸主——恰恰證明了毛主席時代不存在奴役，“特別是”時代容許個別“能人”“致富”——其實是容許剝削人壓迫人奴役人的奴隸主存在，恰恰證明了“特別是”時代是一個勞動者受到奴役的時代。　　　　

至于任志強們所說毛主席時代擁有“鐵飯碗”是一種“奴役”，“特別是”時代2億人失業是解放的那一套，周總理早已經做出了鏗鏘有力的回答：“他們說我們這里實行了奴隸勞動。原來，工人農民為自己的幸福而自覺自愿地積極工作，叫做什么‘奴隸勞動’，而在饑餓的威脅下不得不替資本家地主當牛馬，反而叫做‘自由勞動’。但是，為什么在西方世界的廣大的所謂‘自由’勞動者中間充滿了憂愁和痛苦。而社會主義的所謂‘奴隸’勞動者中間充滿了歡樂和希望呢？他們說我們這里犧牲了廣大人民的生活福利。但是，當資本主義世界到處鬧著失業現象的時候，社會主義制度卻不僅從根本上消滅了我國舊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失業現象，并且還保證我國六億多人民的生活水平隨著生產發展而逐步提高。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全國職工全年的平均人數比上年增加了約八百萬人，城市就業面的擴大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農村，廣大的婦女勞動力也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參加了農業勞動；——我國人民的收入顯著地增加了，社會購買力大大地提高了，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我們的生產資料工業躍進的時候，生活資料工業的產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間也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四，這樣的增長速度難道是資本主義世界有過的嗎？讓西方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叫嚷吧，我們的工人和農民除了失去了失業和挨餓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沒有失掉。”　　　　

馬克思早已論述的很清楚了（當然大力批判“剩余價值論導出的剝削理論”的任志強們或許不明白）：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是資本原始積累，即通過暴力等非正當手段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使生產資料聚集在少數人手里的過程。“特別是”時代這個砸碎“鐵飯碗”，制造2億人失業，讓“勞動力資源可以自由的選擇和流動” 的過程實質就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的代理人剝奪廣大工人階級生產資料，讓廣大工人重新由有產者變為無產者，從而提供資本主義需要的一無所有的廉價勞動力，并把國企等生產資料由廣大人民共同所有變成一小撮資本家所有，制造剝削壓迫和奴役的過程。這個過程“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只有“喪失了最后一絲良心和羞恥心” 的人才能完成。　　　　

生活在這樣一個把“鐵飯碗”稱作奴役，把制造2億人失業稱作解放，把“工人農民為自己的幸福而自覺自愿地積極工作，叫做什么‘奴隸勞動’，而在饑餓的威脅下不得不替資本家地主當牛馬，反而叫做‘自由勞動’”的時代，我們會感到幸福嗎？　　　　

七、問世間情為何物　　　　

任志強們又說了，我還有一招殺手锏：毛主席時代沒有愛情，“特別是”時代容許戀愛了。“改革開放恢復了人性的本能，讓人們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隨意的尋找異性的感情歸宿、坦露表達這種愉悅的內心世界，因此讓八零后的一代不再知道中國曾經有過‘不得偷食禁果’的封鎖線。‘消滅小資情調’的禁令像一座大山一樣壓在整個社會的頭上。當他們為愛情的失敗而哭泣時、為能終身廝守而歡笑時，并不知道一個沒有愛情的音樂、歌曲；沒有愛情的文藝作品與戲劇；沒有酒吧與咖啡廳；沒有舞廳與歌廳；沒有任何空間可以容納與釋放愛的世界是多么的痛苦。人如果沒有談情說愛的權利和自由，會制造出多少人格人性的缺陷和多少家庭的毀滅性災難。”　　　　

真的如此嗎？讓我們首先看看毛主席時代有沒有愛情：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公布實行，第一條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力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毛主席稱之為“有關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僅次于憲法的國家的根本大法之一”，它為有效地保障婦女婚姻自由權利提供了法律依據。　　　　　　

——1953年3月被定為貫徹婚姻法運動月。這次貫徹婚姻法運動可以說是大張旗鼓、深入人心，幾乎涉及全國的每個地區、各個角落，只是在一些土改尚未完成的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未全面展開，據當時文件記載，全國范圍內大約70％以上的地區開展了這次聲勢浩大、成果顯著的運動。通過宣傳教育，使廣大人民、廣大干部劃清了新舊婚姻家庭制度的界限，逐步認識到了婚姻法的好處和封建主義婚姻家庭制度的危害；檢查了縣級以上的法院、民政部門和基層干部貫徹執行婚姻法的情況，根據中央制訂的政策界限，處理了一大批涉及婚姻家庭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　　　　

——《林海雪原》中的少劍波與白茹向我們展示了少年男女之間青澀的愛情，《紅巖》中劉思揚與孫明霞、江雪芹與彭松濤、華子良與雙槍老太婆向我們展示了不同年齡、不同身份的人之間的愛情，《青春之歌》中林道靜與余永澤、盧嘉川、江華向我們展示了對愛情的不同選擇，《白毛女》中喜兒和大春向我們展示了獲得愛情之路……這些文藝作品中的情感描寫雖然看似淡如清水，但是卻讓人回味無窮。　　　　

……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看“特別是”時代的情況：　　　　

——在婚姻市場上，社會上少數富有的或在權勢部門工作的男人成了大家趨之若鶩的對象。受教育本來是提高女性自強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現階段在中國卻出現了一種極具諷刺意義的趨勢，青年女性努力擠進高等教育的窄門，但目標僅僅是在婚姻市場上買個更高的價錢。部份素質不高的富人選擇受過較好教育的女子為妻，僅僅是為了向社會證明自己的地位，而受教育程度則成了部份女子讓性商品資本增值的手段。在廣大農村地區，更是無買賣不成婚姻，且價碼動輒七、八萬，甚至十幾萬、幾十萬，高得離譜離奇，娶妻者由此落下的債務幾代人都還不清。一些地方如本省贛州地區的不少農戶，就靠出賣女兒賺錢。　　　　

——廣東省婦聯曾做過幾次調查，結果發現該省“包二奶”現象相當普遍，整個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幾十萬“二奶”，而養妾者大都是經濟條件較好的企業負責人、個體商人、以及部份干部，少部份“二奶”還受過高等教育。這種女人在黃金年齡段為男人提供性服務的階段性情婦制度比納妾制更加黑暗。至少妾還能終身有靠，而情婦只在自己年青貌美時得寵有保障，一旦年老色衰就被棄若敝履、以被離棄而告終。　　　　

——在工作單位，沿海地區的商業機構與企業招聘女員工時大都規定：未婚，23歲（或25歲）以下，身高　1.60米　以上，相貌靚麗。這些條款毫不掩飾招聘者對女員工性魅力的要求，其實是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在為自己挑選情婦后備隊伍。在工作單位“潛規則”通常會走如下的三步曲：首先，利用工作之便對受害對象表示賞識和好感，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輕姑娘或單身女性常因此感到激動和鼓舞；第二步是向受害者講述自己的身世如何不幸、婚姻如何不幸福、感情上如何空虛等，以此博取對方的同情與好感；第三步是行動的關鍵，他們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受害者安排一些“特殊”的工作環境，如夜間單獨值班等，然后就提出直接要求，女性如果不從，不是被解雇就是受到周圍輿論的傷害。　　　　

——不少女作者公開宣稱，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絕不亞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謂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則通過男人征服世界”。在各種傳媒上連篇累牘地發表的小女人文章，把一些用各種手法（包括不光彩的手法）釣得“金龜婿”的女人描繪為成功的典型。關于隱私、外遇的報導、文藝作品蔚然成風，銀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對“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譴責轉而成為同情兼隱隱的贊美。有的電視劇乾脆將妻子描述成非常討厭、毫無可取的庸俗婦人，而第三者卻靚麗、善解人意，幾乎成了將男人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的天使。　　　　

……　　　　

這兩個時代那一個是擁有純潔、美好、和事業融為一體的真正的愛情的社會，哪一個是身體與婚姻淪為買賣的工具，毫無愛情可言的社會呢？　　　　

愛情不是少男少女的幻想，而是需要現實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寫道：“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欲的奴隸，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了。”“在歷史上出現的最初的階級對立，是同個體婚制下的夫妻間的對抗的發展同時發生的，而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 恩格斯指出“在家庭中，丈夫是資產者，妻子則相當于無產階級。”男性統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財產的事實。“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處，只在于她不是像雇傭女工計件出賣勞動那樣出租自己的肉體，而是一次永遠出賣為奴隸”，毫無幸福可言。只有婦女對男子經濟依賴的消失，才會允許兩性關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愛情基礎之上。　　　　

也正因為如此，建立了公有制，貧富差距不大的毛主席時代才有實現愛情的基礎，而私有化、市場化、貧富差距驚人的“特別是”時代，純潔、美好的愛情只能是懵懂的少男少女們心中的一個夢，最終將會被無情的社會現實擊得粉碎，延續從《孔雀東南飛》到《紅樓夢》的千年悲劇。　　　　

生活在這樣一個愛情淪為金錢的奴隸，笑貧不笑娼，白毛女想嫁黃世仁的時代里，我們會感到幸福嗎？　　　　

八、妖魔化歷史與粉飾現實　　　　

任志強們仍然喋喋不休：不管怎么說，毛主席就是不好，你們認為毛主席時代好是受了蒙騙。“十一屆三中全會則用黨的合法會議糾正了毛的歷史錯誤，實現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改革。但中國共產黨仍堅持毛在神壇中的地位。尤其是每次國慶逢十的大典之前總會有系列的將毛塑造成神的宣傳，不斷的維護與鞏固著毛思想的統治地位。正因為這種原因，讓改革前的三十年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空白。也許八零后的一代變成了失去記憶的一代。中國幾乎已沒有任何文藝作品可以公正的反映那一段曾經讓整個社會都喘不過氣來的發展歷程，也是一段恰恰對今天產生著巨大影響的一個階段。”　　　　

其實恰恰相反，“特別是”時代從來沒有歌頌過毛主席時代，反而幾十年如一日妖魔化毛主席時代：諸如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動亂”、“倒退”、“崩潰”、“浩劫”了，卻從來不容許說毛主席時代優于“特別是”時代的話。拼命反毛的袁騰飛得以參與高中歷史新課標教材編寫，參與北京市高考歷史命題，在央視《百家講壇》作講座，可以說被器重的無以復加。　　　　

 為什么任志強們不遺余力的妖魔化毛主席時代呢？任志強自己說：“正因為這段改革前三十年的空白，才造成了八零后一代的文化斷裂的代溝，才有了只看到改革之后的幸福，而不知改革之前的中國貧窮的對比與生在福中不知福的抱怨。” 事實上就是說，妖魔化毛主席時代歷史是為了粉飾現實：說我們搞得不好，不這么搞更不行，不信你看看改革前三十年……于是乎，農民失地、工人下崗、婦女賣淫、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甚至死了喪葬費都付不起……就變成天經地義的了。　　　　

黎陽在《誣蔑毛澤東是搶劫老百姓的需要》中對此做了精彩的描述：把毛澤東時代說成“5000年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個階段”、“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就為今天頒發了“搶劫百姓許可證”。既然毛澤東時代“最壞最黑暗”，那如今再壞也壞不到哪兒去，再黑也黑不到哪兒去，可以放開手肆無忌憚搶劫老百姓，而且搶劫了你還要說便宜你了，因為這比“餓死幾千萬”要強得多；榨干了你還要你承認“人民生活得很幸福、很有尊嚴”、“讓所有人能夠感到生活在這個社會，生活在這個國家是一件非常舒暢，乃至于非常美麗的事情”——只要搬出捏造的“餓死幾千萬”當反襯，不管如何傷天害理胡作非為都不在話下，不管對老百姓如何巧取豪奪、敲骨吸髓都理直氣壯振振有詞。誰敢說三道四哼半個不字，誰就是“不知好歹”、“妄圖倒退”、“為毛左辯護”、“反人類反文明”，就罪該萬死。就憑這老虎皮尚方劍，就可以放手壓榨老百姓，滅絕老百姓——把轉基因糧、三聚氰胺奶、地溝油菜、毒假疫苗強加于你，還要說：“別不知足，這比‘餓死幾千萬’什么都沒的吃強多了”。　　　　

當然，如果毛主席時代真的不好，也算不上妖魔化。毛主席時代到底好不好呢？我們可以看看周總理的相關講話：　　　　

——“根據中央五個工業部門的統計，一九五三年按貨幣計算的平均工資比一九五0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職工的勞動條件和福利設施有重大改善。三十五個工業部門為職工直接支付的勞動保險費、醫藥費、文教費和福利費平均相當于工資總額的百分之十七。一九五三年享受勞動保險待遇的職工已有四百八十萬人，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教育工作人員已有五百二十九萬人。”　　　　

——“一九六四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三年增長百分之十五以上，比一九五七年有了很大的增長。鋼、石油、化學肥料、水泥、汽車、棉紗、食糖、卷煙等主要工業產品，一九六四年的產量都比一九六三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年來，主要工業產品的品種大約增加了兩萬四千種，比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大發展時期所增加的品種還多兩倍。產量質量普遍提高，有些已經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大家記得，當我們前幾年面臨嚴重困難的時候，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現代修正主義者和各國反動派，演出了反華大合唱，說什么中國的經濟‘崩潰了’，大躍進‘失敗了’，”人民公社‘垮臺了’，人民政府‘破產了’等等。但是，曾幾何時，這些老爺們在無情的事實面前，不能不承認：屹立在東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加鞏固，更加強大了。”　　　　

——“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五年也將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一九七四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一。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工業總產值一九七四年預計比一九六四年增長一點九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　　　　

周總理這些義正詞嚴的精彩講話，任志強們能駁斥的倒嗎？　　

而今天呢？我們可以再看看溫總理的相關講話：　　

——“中國失業人口有2億。”　　

——“一個三鹿奶粉，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網民們大概不知道。我們普查了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達到3000萬。”　　

——“近年來相繼發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等事件，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　　

判斷一個時代好不好還有一個更簡單、更快捷的方法：看這個時代的妓女多少。因為一般說來很少有人愿意做或愿意自己的妻女做妓女。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毛主席時代與“特別是”時代在這一方面的情況：　　　　

毛主席明確指出：“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　1949年11月22日凌晨　，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斷然行動，一舉關閉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　1950年1月15日　，天津市召開了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議明確指出對妓院進行“寓禁于限”的政策，最終目標是徹底消滅罪惡的娼妓制度。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發出《市委關于本市處置娼妓計劃》，宣布妓院為非法，立即全面封閉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到1951年底，全國各地取締娼妓工作基本結束。各地取締娼妓的方式大同小異，北京、天津、上海是較典型的地區。到1958年，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最后勝利，消滅了壓迫婦女幾千年的這一黑暗制度。　　　　

1976年底，中國浙江再次發現暗娼，這是自1958年，新中國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運動勝利后第一次發現賣淫現象。在80年代，賣淫現象在全國范圍內死灰復燃，并以極為迅猛的速度發展起來。如今，各類“三陪女”、娼妓或者說“性工作者”穿梭于忽明忽暗的世界，過著出賣肉體和靈魂的生活，并誘發出一個經濟效益頗為壯觀的新興產業——娛樂業（包括色情業、博弈業等等）。據專家估計，在全國范圍內，目前商業化性工作從業人員約為400萬人。但也有人估計，當前中國的妓女達到2000萬人以上，即使按照人口比例計算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　　　　

記得曾經有外國記者問周總理：“中國有沒有妓女？” 周總理回答：“有，在中國的臺灣省”。我不知道如果今天外國記者重提這個問題，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時代的歷史來粉飾現實的任志強們將如何作答。　　　　

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不敢正視現實問題，只有靠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時代的歷史來粉飾現實的時代，難道應該感到幸福嗎？　　　

九、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　　　　

任志強們又說了，好好好，咱們不談歷史了，說說現實吧：你們80后，包括更小一些的90后不應該老抱怨，應該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相結合，找到自己的幸福。“看清中國現有的發展階段，降低對幸福指數的標準，拋棄那些幻想，扎扎實實腳踏實地的走好每一步，直接去推動那些改革中尚未完善的車輪才是八零后一代的使命。”“統計中的人均收入增長了，一些人稱為是被增長了。因為他們的不努力讓他們落后于他人的增長，在競爭中成為了失敗者。是的，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但對每個人而言，要做的恰恰是我不應是失敗者，這樣社會才能在共同的努力與爭先恐后中進步。” “挑戰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恰恰不是抱怨，而是放棄個人貪婪的沖刺。幸福其實恰恰就在這沖刺的后面。”　　　　

幸福能夠通過仰望星空與腳踏實地相結合，一方面降低對未來的要求，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市場經濟的競爭來獲得嗎？　　　　

對未來的要求不是不可以降低，但是需要一個底線：比現在強。如果未來還不如現在，那么毫無疑問絕大多數人是會感到不幸福的。　　　　

未來會怎么樣呢？我們可以從當前的一些政策中看出端倪：　　　　

——　2010年4月13日　出臺了《外資二十條》，　5月7日　出臺了《非公36條》。如果把《非公36條》和《外資二十條》聯系起來，那么經濟發展的方向就很清楚了：先是“國退私進”，把國企賣給或送給私人，當然是少數有關系、有特權的人；然后是“中退外進”，再把低價或不花錢弄來的國企賣給外國。這樣，少數權貴從私有化中獲得了暴利，外資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經濟命脈，倒霉的只有中國普通百姓。　　　　

——2009年出臺的《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說：“注重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動員社會力量參與，促進有序競爭機制的形成，提高醫療衛生運行效率、服務水平和質量，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醫療衛生需求”， “對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提供的基本醫療服務，實行政府指導價，其余由醫療機構自主定價”。2010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說：“深化公辦學校辦學體制改革，積極鼓勵行業、企業等社會力量參與公辦學校辦學，擴大優質教育資源，增強辦學活力，提高辦學效益。”“各級政府要把發展民辦教育作為重要的工作職責，鼓勵出資辦學，促進社會力量以獨立舉辦、共同舉辦等多種形式興辦教育。”也就是說，醫療、教育會進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場化，醫藥費學費會更貴，醫生、教師很快會像工人一樣毫無保障。　　　　

——　2010年2月3日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詳細公布了深圳市公務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內容，繼大部制改革后，深圳市行政機關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邁進了“快車道”。據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新聞發布會介紹：“深圳公務員將細分為綜合管理類、行政執法類、專業技術類三個類別，約七成的公務員將被劃入行政執法類和專業技術類中。通過職位分類和聘任制實施，將淡化官本位、打破鐵飯碗。”也就是說，即使考上了公務員，也一樣很可能在不遠地將來變得像工人一樣毫無保障。　　　　

……　　　　

至于積極投入市場經濟的競爭來尋找幸福就是一個笑話了。任志強自己也承認“這個市場經濟的競爭中一定會有失敗者”。假使成功是幸福，那么成功的總人數是有限的，我成功你就失敗，你成功我又失敗，整體幸福指數不會提高。相反，投入市場經濟的競爭越積極，整個市場的競爭就越激烈、越殘酷，越不幸福。　　　　

何況，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成功了就能幸福嗎？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成功的前提就是心黑臉皮厚，敢于使用種種卑劣手段，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的成功的差不多都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喪失了最后一絲良心和羞恥心” 的人。他們盡管有權有勢，但是在午夜夢回之時常常被噩夢驚醒，離幸福何止十萬八千里？　　　　

生活在這樣一個仰望星空，滿天烏云；腳踏實地，遍地天坑的時代里，我們怎么能憑一兩句忽悠就能找到幸福呢？　　　　

十、真正的幸福啊，你在哪里　　　　

既然任志強們所指出的尋找幸福之路是一條死路，那么是不是我們就注定得不到幸福呢？　　　　

并非如此，盡管任志強們拼命宣稱我們感覺不幸福的原因是“新的一代對生活質量的要求和精神追求的預期過度的提高了”，但是也在不經意間暴露了一個事實：毛主席時代的幸福指數大大高于“特別是”時代，因此80后、90后顯得尤為不幸福。　　　　

其實，感到不幸福的又何止是80后、90后們呢？在一個“用奶粉滅掉00后，用考試滅掉90后，用房價滅掉80后，用失業滅掉70后，用城管滅掉60后，用下崗滅掉50后，用拆遷滅掉40后，用醫改滅掉30后……”的 “特別是”時代里，又有幾人能感到幸福？　　　　

但是，這些不同年齡段的人們出現了一個共同的特點：懷念毛主席時代。正如中央黨校的　宋惠昌　教授在《“懷舊”情緒:本質上是一種倒退思潮》中指責的那樣：“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這樣一種若隱若現的‘懷舊’情緒——有些人常發‘今不如昔’感嘆，言語中流露著對幾十年前社會風氣、‘吃大鍋飯’的計劃經濟的懷念，認為當今世風日下。”　　　　

事實上，人民不是“懷舊”而是“念新”。毛主席時代的“鐵飯碗”、公費醫療、福利分房、婚姻自由、免費教育、免費養老……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而“特別是”時代的農民失地、工人下崗、婦女賣淫、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結不起婚、生不起孩子、養不起老、甚至死了喪葬費都付不起……并不是什么新東西，而是舊中國李鴻章、袁世凱、蔣介石治下就普遍存在的。　　　　

任志強們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時代，拼命高喊著“決不走回頭路”，主張“在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決”，提供了一份絕佳的反面教材。試想，一個以“中國人太有錢，房子太便宜”等高論被光榮的評為“全國人民最想揍的人”的嘴里能吐出象牙來么？任志強們主張“在改革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決”不僅邏輯不通，而且恰恰從反面證明這種解決方案是有利于任志強們而不利于廣大人民的；任志強們拼命高喊著“決不走回頭路”，恰恰從反面證明我們現在走的是一條倒退之路，只有回頭才能前進；任志強們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時代，恰恰從反面證明我們只有學習借鑒毛主席時代的路線、方針、政策才能獲得幸福。　　　　

說到這里，不禁想起了 二00九年初左翼學人“中國庚友”在其原創《泱泱大中華有多少人能看透當代中國的社會本質》一文中提出的一個觀點：“目前基本可以斷定，從黨內修正實用主義路線出籠、資改派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那一刻起，就決定了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革命史，一定會以一種新的形式在二十一世紀重演。重演的速度將遠大于從前，社會創傷程度也將大于從前。”　　　　

筆者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革命史的重演，不是將來時，而是現在時。1978年就是新的1840年，只不過1840年是“被迫”的，1978年是“主動”的。近幾年來資改派大力推行轉基因主糧商品化，頒布《非公36條》和《外資二十條》，看似瘋狂囂張不可一世，實則外強中干喪盡民心，已經窮途末路。在不太遙遠的將來，中國必將在黨內健康力量和廣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通過某種方式恢復毛主席時代的路線、方針、政策，建立一個普遍幸福的社會。　　　　

人們從古代起就追求一個普遍幸福的社會。《禮記·禮運》篇中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轉引了摩爾根對未來的憧憬作為結語：“總有一天，人類的理智一定會強健到能夠支配財富，一定會規定國家對它所保護的財產的關系，以及所有者的權利的范圍。社會的利益絕對地高于個人的利益，必須使這兩者處于一種公正而和諧的關系之中。只要進步仍將是未來的規律，像它對于過去那樣，那么單純追求財富就不是人類的最終的命運了。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過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　　　　

《共產黨宣言》中更是用簡單明了的語言指出了建立這樣普遍幸福的社會的方法：“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學習借鑒毛主席時代的路線、方針、政策，建立一個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新社會，在一個普遍幸福的社會中獲得個人的幸福，這就是我們80后、90后尋找幸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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