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80末青年的實踐調查筆錄
——記敦煌市原國營石棉制品廠倒閉的前后及筆者對此引發的感想
(以下實況均來自老工人回憶錄,筆者進行筆錄整理)
一、1992年前實況:
1992年前,原廠黨委書記兼廠長:王某。原國營石棉制品廠是一家集礦山石棉開采、加工制作石棉瓦片、銷售為一體的國有企業,企業發展健康向上,年生產創造利潤為當時敦煌企業生產值最高。工人都享有福利分房、醫療、養老等保障,廠黨委積極開展工人文化活動及思想教育活動,廠領導均為毛主席時代好干部,廉政清明,工人生產積極性很高,為敦煌財政創造了良好的國家稅收。
二、1992年到1996年期間實況:
背景:90年代正值國有企業體制改革時期。
1992年,調來新任廠長康某(文化程度較低,識字少)。康某上任后與會計張某相互勾結,隱報賬目、私自挪取公款,用大量的公款吃喝送巴結上線領導(原敦煌市分管工業副市長)徐某,徐某當時掌握了國家某些政策,也急需一批國有企業下線用來謀取私利,于是很快與康某某達成協議。
不到一年原廠會計張某升為廠黨委書記,王某調往客運站任書記。后王某發現陰謀,極力堅持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后,張某調往液化氣站任書記。
張某調離后,秦某任書記(至此很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秦任書記以來,出于對毛時代廠經濟體制的保護,對某些黨的政策不執行,對廠里財務隱帳過問較多,于是戲劇性的一幕上演了:廠長給書記不發工資、取消了獎金與部分福利。后來秦某為了飯碗,上演了書記巴結廠長的戲劇性一幕。自此后,康某更加肆無忌憚,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大部分用于向上賄賂),生活作風混亂,強行霸占欺負廠里女工人。最出名的一件是:對本場職工楊生強某的老婆(女職工)長期占有,后楊某發現后康某把本廠下屬一家利潤最大的石棉礦山交予楊某管理,楊為報復,利用家族勢力大肆侵吞礦山利潤,倒賣石棉,后礦山經楊無能管理,后倒賣私人。自此后,廠年產值及利潤、工人福利等等開始迅速滑坡。與此同時,青海茫崖鎮一家盈利較大的國有石棉礦被有關領導強行轉讓給一甘肅張掖人(現為敦煌最大的娛樂會所--百酈莊餐飲娛樂城的老板)。
康某在廠屬礦山倒閉后又盲目投資金礦,由時任副市長徐某出面向銀行貸款,由于經驗管理不到位,生產不出黃金,貸款資金鏈不斷上升,石棉制品廠負債2000余萬元,銀行宣布資產抵債,國營石棉制品廠于1996年宣布破產倒閉,廠屬300余名職工全部下崗。
三、筆錄中人物后記:
1、王某。在廠倒閉后與原廠里中層正義老干部多次為解決廠里下崗職工生活上訪反映情況,多年來由于領導頻繁換屆,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良好解決,現已退休,筆者多次尋訪王書記,均未結果。
2、康某。原公交局(現稱金貿局)局長馮某在石棉制品廠破產后感到疑問較大,上訴檢察院成立專案組進行調查,后查出康某家里天花板及沙發中藏有現金40多萬,康某受捕。檢查及公安部門在查案期間,康老實交待,牽扯政府受賄人數較多,后牽扯到徐某,經徐某檢查部門內線通知,給予康警告。徐黑白兼通,康知道此事再交代有危險,再不做交待,人民法院依法后判處有期徒刑7年。奇怪的是,在不到一年里,康被保外就醫。休息一年后,康用自己百萬資產開始進行石棉倒賣生意。
3、上述原公交局(現稱金貿局)局長馮某。經分管工業副市長徐某警告后,怕引禍上身遂進行辭職。
4、徐某。一手操作了敦煌市國有企業倒賣(敦煌市石棉制品廠、敦煌市食品公司、敦煌市黃金公司等等)后仕途很順,據老工人傳聞,退休后資產千萬元以上。
5、楊某。現人在西安,有房有車。
6、部分正義干部及下崗職工。各自為生,生活無保障, 老工人養老問題還未解決,有些老工人生活較為貧困。部分正義干部在廠倒閉后,多年無私看守國家財產,有關部門多年未發工資。
四、筆者從此例淺略得出的幾點結論:
1、國有企業破產倒閉的原因并不是所謂“大鍋飯”的體制原因。現在最流行的一種說法就是“大鍋飯”導致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罪魁禍首,是應該“徹底砸爛”的。事實果真如此?否!而是走資投機官僚精英進行私有制從中牟利的幌子罷了,上述國營石棉制品廠從一個健康積極向上的高產值企業迅速在4年以內走向破產,說白了就是某些改革精英投機利用某些體制改革政策將國有企業迅速吃空砸爛的。“大鍋飯”實際上是對計劃經濟本質的形象解釋,砸爛大鍋飯必然要砸爛國有企業,從而為市場經濟體制的順利進行保駕護航。
2、從總體上看,工人為社會主義集體勞動的積極性很高。從92年前國營石棉制品廠在體制改革前積極健康向上的為國家創造了大量的稅收中我們可以得出這個結論。當然我們并不排除在“大鍋飯”中的一些自私自利的“經濟人”,這些“經濟人”的存在必然會導致國有企業生產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在勤政廉潔的黨風環境教育熏陶下,這些“經濟人”畢竟只是非主流,在公有制體制的框架下,工人是企業的主人翁,所以企業的生產效益是健康向上的。公有制經濟的本質是全體人民掌握生產資料,工人和干部以主人翁的態度參加生產勞動和組織管理的經濟。這樣的經濟將具有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所不能比擬的效率,能使效率和公平不再成為一對矛盾,正如我國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發展所初步展示的那樣。
3、從國有石棉制品廠牽扯的利益鏈來看,國有企業效益下降的原因完全可以從每年數以千億計的國有資產流失中得到啟示。國有資產如此大規模的流失不能歸結為任何外部原因,只能歸結為有相當一部分國有資產的各級當家人監守自盜,并在改革的旗號下以各種手段轉移、挪用、侵吞國有資產,其中有些流失途徑如在合資、拍賣、股份化中低估國有資產價值,則是作為改革而大加提倡導的。難道我們能指望這樣的國有企業領導人及各級干部能把他們的精力放在提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上嗎?難道能有什么利益約束機制迫使他提高企業效益嗎?企業領導人大權獨攬、一方面各種社會現象又不斷剌激他的自私動機,其結果便是“富了方丈窮了廟”。
4、某些政府拋開了真共產黨與正義廉潔的干部。得出這個結論筆者猛然一看也自己覺得奇怪,應該是黨領導政府啊,怎么會政權領導黨呢?上述筆錄中有這么一句話:廠長給書記不發工資、取消了獎金與部分福利。后來書記為了飯碗,上演了書記巴結廠長的戲劇性一幕。無獨有偶,在許多高校及事業單位里的黨政干部鬧的很兇,但最后都是黨的干部對執政者做出了妥協,這是一個富有戲劇性的事情,讓我想起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價值體系:“有奶便是娘”。我們有黨性原則的真共產黨人與工農大眾,被短視利益者騙取了權利,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掩蓋下進行精心策劃的政治改革,從而使走資官僚精英上臺,在體制內我們的這些共產主義信仰動搖黨員不跟這些官僚精英一個鼻孔出氣也難。
注:考慮到老工人的意見,本文人物只用真實“姓”標注。
2011年10月5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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