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提示：馬賓同志由于歷史的原因，只記得是農歷正月初二生日，屬相是虎。他的資料顯示1913年或1915年生人，但查閱《萬年歷》得知，這兩個年份的農歷都不是虎年，只有1914年農歷是虎年。這個虎年的正月初二是1914年1月27日。按這樣的推算，他現在已滿百歲了。

　　同志們：獲悉毛澤東思想學院等民間組織本月內，為我們崇敬的老壽星、繼續革命的帶路人馬賓老慶祝百歲大壽，是心之所向、共同意愿。雖然是正常的舉動，卻是十分難得的。我在外地不能到場參加活動，該充分地有效地利用好這次濟濟一堂的大好機會，說說我們久違了的，憋在胸中的心里話，只好書面表達吧!

　　尊敬的革命老前輩馬賓同志，1914年1月27日，生于安徽省滁縣南關寶塔村，本名張源。小時候讀私塾，后來從私塾考入無錫國學?？茖W校。這個學校在無錫孔廟旁邊，他在無錫讀書時暑期留在無錫住校。因為受到同學影響，每日到圖書館看一本小說，一個月看了二三十本，思想有所變化，不滿以至反對學校的老夫子，開始關心時事，參加了一個大字報組，反對“學究”、“夫子”，從而參加了CY組織。1932年——1933年之交的3個月，與幾位同學一起，上街宣傳抵制日貨而被捕，押送到南京司令部拘留所。一個星期后家人送來一床被子和一罐豆腐乳。因為有了被子，一位老共產黨員與他共用。他記得這位老黨員叫皮留可夫，教他俄文唱俄語《國際歌》，不幾天后就被槍斃了。接著來了一位深度近視穿一件緞子夾袍的商人，跟他談了德國希特勒活動、日本侵略軍活動和上海人民活動等國內外的形勢。他感覺到這位商人絕不是商人。當時他只看過文藝復興作品，普羅文學還未沾邊。但是他仇恨有錢人，同情窮人。因此他對商人裝扮的人沒有好感，可是兩天后，這位與他同被窩的近視眼跟他講經商講讀書，還講起經濟學來了。而且講得很直白，就講資本主義，講剩余價值，講剝削，講階級斗爭。就這樣他在拘留所里接受了馬列主義啟蒙。

　　有一天，他被提審。后來弄清楚了，審他的人是個叛徒，就是顧順章、徐錫根那幫人。他們問他：“你年紀很小，你看過這本書沒有?”說著從另一個桌子上拿過來一本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他看了看，說沒看過。審者說：“這本書講的是馬克思主義，講的是階級斗爭?？墒俏覀冎袊谴筘毿∝?，沒有階級。所以在中國搞階級斗爭是不對的。你明白嗎?”他說明白。他們就叫他回去想一想。他回到號子里跟那“同窩”說了。同窩告訴他：“你可不能寫，什么也不能寫!你說你明白，你的意思是明白他們講的話，而不是同意他們講話的內容。如果你寫了‘明白’，他們就說你是同意‘中國是大貧小貧，沒有階級。’你是嗎?”后來他們號子里的人都跟這位同窩商量如何對付審問。

　　起初，這個同窩商人被提審，回來什么也不說，后來有一次他被提審，回來帶不少罐頭。他說叛徒把他認出來了，送給他一些罐頭。他本想不要，想了想，還是帶回來給大家吃吧!這時，大伙才知道這個商人原來是共產黨人陳原道!

　　有一天不知是誰起頭全號子唱起了《國際歌》。唱的時候拘留所的頭頭(據說是所長)打開號子門，問是誰唱的?誰也不吭聲。所長又厲聲問是誰唱的?一位以強盜犯罪名關押的壯漢站出來說：“大家唱的!”所長又問：“是誰領頭唱的?”壯漢向前大跨一步說：“是我領頭唱的!”所長知道面前是個強盜犯，直往后退，再不問了，把門鎖上溜走了。壯漢轉身對大伙說：“你們唱!”大家對這位壯漢非常感謝和敬佩。

　　本來預備那天開的座談會，改到第二天了。第二天不知哪位難友提議編一個小話劇，由他們號子里的人演出。劇名叫《審判蔣介石》。

　　1932年、1933年蔣介石對共產黨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同時利用顧順章、徐錫根等叛徒來指認、搜捕。最早與他同睡的一位(不知道其名字)被憲兵點名后，就把一個金牙摘下來和口袋里一些零錢放在一起，對他說：“我明天可能被槍斃了，留給你們買油條吃吧!”果然，第二天天未亮，外面大汽車響，那人就高呼“打倒國民黨!”“共產黨萬歲!”的口號，一出號子門，嘴就被用布團堵上了。這一天大家悶悶不樂。這一切對于馬賓這些還不是共產黨員的青年等于上了向共產黨員學習的“黨校”。他不但學會了《國際歌》，還學會了《上海工人們》等革命歌曲。他就是從《國際歌》起，開始接受馬列主義，同時開始學習俄文字母。

　　號子里除了馬賓最年輕外，還有一個國民黨兵，大概是二十出頭。一進號子就喊冤，說他一再交代不是共產黨，可還是把他抓來了，送進號子等待槍斃。他口中念念不斷：“冤枉，冤枉，我不是共產黨!”后來聽說未提審就槍斃了。大家對他雖然有爭議有看法，卻不交談。

　　進入1933年，似乎槍斃人的次數越來越少了。他們獄中生活也越來越有意思，他們全號子幾百人可以一起行動起來。比如，有一天要改善生活吃點鍋巴，所長不給，他們就發動每人多吃一兩飯，后來只好用鍋巴來補充飯量。他們要求家屬送菜進來，所長也答應了。這樣可以從菜里帶來外面的消息，連香煙也可以設法拿進來，沒有火就用棉花裹稻草摩擦取火。還有一些互通信息、探聽新聞的辦法。因為馬賓年紀小，只知道共產黨們在活動在斗爭，而對于陳原道根本不知道他先是河北省，后是上海市的黨負責人，不知道他是真正的老布爾什維克。青年馬賓就是從他的言傳身教中最早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共產黨人氣質的。后來由于有國民黨要人(實際是由我黨打入宋美齡身邊的地下工作者，比他大兩歲的妻子請求宋美齡安排兩名中央委員)出面，他才得以獲釋。自由的失去和復得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對他來說，在拘留所的日子猶如上了一所大學，有幸遇到陳原道這樣一位馬克思主義老師。這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出獄后因被學校開除，由于陳原道的介紹北上北京，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35年直到1937年他在上海，又等于上了一次學，主要是因為認識了錢俊瑞、薛暮橋、孫冶方、孫克定等人，組織文化界救亡工作(傳說他和江青保護魯迅，就是這個期間)，后從事地下工作，從此更名為馬賓。“七七”事變后，他先是轉到皖南軍部，任新四軍政治部編譯組組長、新四軍軍部軍法處處長。1941年1月，新四軍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區遭到國民黨重兵的包圍襲擊。新四軍總部9000余人，除兩千人在新一支隊司令員傅秋濤的率領下突圍外，大部被俘或陣亡。軍長葉挺被捕，副軍長項英與副參謀長周子昆在蔣介石下令?；鸷笸粐映觯?月12日，兩人于赤坑山遭隨從副官劉厚總殺害。在突圍得出的2000余人中，馬賓是其中一員。“皖南事變”之后他就到蘇北抗日根據地(鹽阜區)，他在黃克誠師長領導下的新四軍三師工作，擔任射陽獨立團政委、射陽縣委書記。1945年8月抗戰勝利，11月他被秘密派到東北松江軍區政治部任民運部長，隨野戰軍在剿匪戰斗中做地方群眾工作。馬賓來到東北不久，就同當地群眾打成一片。在之后的土改中，馬賓顯示出非凡的才干。在給雇農分配糧食時，他發動當地積極分子領導分配，不僅很好地完成了任務，而且培養了一批新干部。

　　馬賓同志是知識分子干部，肯學習，善于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有理論，有實踐，善于總結介紹工作經驗。1946年7月2日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第2版，發表了馬賓的《地方工作中的幾個問題》，首要的就是干部問題、第二個是政權工作、第三個是武裝問題、最后一個是領導問題。他說，一是領導上不調查不研究的主觀主義作風，自己不深入，只憑主觀做盲目的希望。二是領導上官僚主義作風，領導干部不深入農村，對這種現象不能及時發現和糾正。三是下層群眾工作的干部不走下層路線，到一個屯子里不注意首先接近和了解扛活的、賣工夫的這些數目最多、受苦最深、斗爭性最強的基本群眾，而忙著召集一攬子會議?？陬^上是要發動基本群眾，實際上不住在基本群眾家里，不接近基本群眾。我們為群眾服務為什么不住在基本群眾家里?一定要培養窮人家里一切都好的這種感情。四是還有一種由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產生的形式主義。兩天后他在《東北日報》1946年7月4日第2、3版發表的《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稏|北日報》在發表近9000字的《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時加了編者按：

　　最近我們收到了賓縣群眾工作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包括了各種群眾工作的經驗。我們將連續發表賓縣的群眾工作，作為各地群眾工作的參考。當時的馬賓同志剛剛步入而立之年，竟然寫出如此精辟、透徹、饒有卓見的工作報告，真是難能可貴呀!但是對他來說，卻如春蠶吐絲般自然、綿長。他自己并未覺得難，他就是這么干的，他是從自身實踐中體味、歷練、總結出來的，一吐為快!這從近9000字的《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足以得到證實，可以說他成了戰地群眾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從民運部長的任上轉為松江地委書記是順理成章的，可是他卻選擇了賓縣縣委書記的職務，在新任上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由于他注重發現、培養和依靠土生土長的本地干部，只帶少數幾個外來干部，很快就把全縣(除邊沿少數地區)的農民斗爭都開展起來了。在文中他就“關于領導和工作方法問題”、“干部作風和干部教育問題”、“改造政權、發展武裝問題”三個題目用翔實的論據論述了必要性和可行性，闡述了意義提出了具體做法。最后又是一個專題“群眾武裝問題：滿井的經驗”提供了范例。這簡直成了當時民運工作的教科書，自然得到了報社的重視。因此，在他們看到《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的報告時，自然如獲至寶，決定向全東北推廣。社論指出：

　　馬斌同志是賓縣農民中的生龍活虎，他到哪里，哪里的農民斗爭就斗開了。他的辦公室內川流不息來往著各村的農民積極分子，農民當他為自己人，見了他不是九十度的鞠躬，而是隨便拉話。農民的心向著馬斌，當著冰天雪地過年時，農民抬來野羊，不送別人，單送馬斌。 馬斌同志是我們東北群眾工作的模范。在東北有各式各樣的群眾工作，我們提倡馬斌式的工作。（略） 《東北日報》在發表《陶賴昭戰地群眾工作經過》之前(1946年7月3日)由陳云代表東北中央局撰寫了《學習馬賓式群眾工作方法》的社論，號召全東北的縣委書記和工作隊員向他學習。當時馬賓就用這個“斌”字，可能意為文武雙全，其實他是知識分子。社論開頭就說：

　　馬斌同志是我們東北群眾工作的模范。在東北有各式各樣的群眾工作，我們提倡馬斌式的工作。馬斌同志的這種作風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我們提出每個縣委書記向馬斌看齊，每個縣要出一個馬斌；每個工作隊隊員向馬斌看齊，每個工作隊里要出一個馬斌；我們要求到處有馬斌，馬斌到處有。

　　社論發出后，連松江軍區司令員和總部機關干部，還有青年學生，都紛紛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了。就這樣由馬斌而起，在東北掀起了一股到基層去、到群眾中去的旋風。當時東北局的高層領導把馬斌的群眾工作方法稱之為“馬斌路線”。

　　可見“縣委書記的好榜樣”是從馬賓開始的。

　　著名作家劉白羽著的《環行東北》中有篇《一個模范農村工作者》是這樣開頭的：

　　五月十九的夜晚，我訪問了馬斌。 在訪問之前，我聽到幾個人把他當作一件典型事例介紹給我，他是共產黨的賓縣縣委書記。他剛剛從賓縣來哈爾濱，明天他也許就要離開這里。那座樓上一間小房間里，燈火輝煌，隔壁會議室里正在開會，他擠出開會的時間，坐在我對面。他是一個普通的年輕人，橢圓形的臉，并不是什么滿面風霜，一手裂紋，他臉上似乎有點紅潤，細長的眼睛，些微的近視，還沒有到戴眼鏡的程度。就是這個人，他成為賓縣人民所最親愛的人。

　　這篇文章是這樣結尾的：

　　賓縣人民在半年中間真正翻了身，這是非常偉大的事情。 我離開哈爾濱之后，在途中看見《東北日報》上有一篇社論上說：“我們要求到處有馬斌這一類的工作者和工作作風出現。”他受到共產黨東北局的獎勵：他是一個模范的農村工作者。 一個人的初次成功或失敗會驗證他的思想觀念的正確與否，往往也會決定他今后乃至一生的作為，是慣性也好，是秉性也好，大多如此。尤其馬賓這樣早熟，而且世界觀和人生觀早已確立的革命者，會貫穿始終的。從賓縣縣委書記到哈東地委書記，再到遼寧省委秘書長、民運部長，都是拿得起來放得下，可謂一馬當先、馬到成功。東北解放后，他從民運工作轉為企業建設，出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總工程師。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放著總經理不干，卻要去念書。不久，他的申請得到了上級批準，被派往蘇聯西伯利亞鋼鐵學院學習，因為他的身份是鞍鋼總經理，蘇聯當局要以大企業總經理的待遇給他配專車、住別墅，他都謝絕了。他堅持以普通學生的身份學習5年，1956年畢業于蘇聯西伯利亞鋼鐵學院，獲副博士學位?；氐桨颁摵?，上級讓他繼續當總經理，但他執意要做總工程師，到生產第一線去。不久，他就寫出《中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鋼鐵工業發展問題》報告，強調全國統一布局，關心采用新技術，講究產品質量，全國大中小結合，以大型企業為主。這份報告對我國鋼鐵工業后來的發展方向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在鞍鋼還是用他開展民運工作的辦法發動職工群眾，創立了政治掛帥、群眾運動、“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業建設經驗。毛主席高興地稱其為“鞍鋼憲法”、“馬賓憲法”，號召全國學習，把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鞍鋼技術革新、技術革命和企業管理經驗的報告》做了600字的批示，提到“憲法”的高度，3月22日發給全黨(毛主席批示的《鞍鋼憲法》全文見卷首主席手稿后)。

　　毛主席的批示鼓舞了鞍鋼人。鞍鋼工人階級把它作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大法遵循，把它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學習。作為鞍鋼總經理的馬賓頭腦是清醒的。他知道，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全國解放后，甚至只是大城市解放后，立即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即是說一切其它工作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中心任務始終沒有變更。三年恢復，五年改造，156項建設，1958年大躍進等都未改變過。在1958年由于大躍進執行中急躁冒進，只講多快，不講好省，在發展生產力方面忽視生產力中的第一要素體力和腦力勞動者，偏重于生產工具和技術，忽視生產關系方面的管理工作。在這種背景下，毛主席重新組織研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提出與《馬鋼憲法》對立的《鞍鋼憲法》，就是直接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斗爭。他去蘇聯學習，在蘇聯第二大鋼廠庫茨涅次克廠實習，有深切的感觸：這樣的大企業的廠長是蘇共中央委員，但實行的不是列寧的一長制而是廠長獨裁，黨委、工會變成廠長的“小伙計”，什么工作都廠長說了算，任人唯親，享受特殊待遇。因為斯大林去世后蘇聯人對赫魯曉夫不滿，有人說希望毛澤東能領導他們。他從切身感受和從社會的反映中了解到其中的弊病，這就啟發了他回國后的立意和行動。他把當年戰地的“馬斌式工作法”運用到企業管理上，未想到會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這是他的又一次成功!從“馬斌路線”到“馬賓憲法”，有誰能有這樣的發展?

　　其實，無論怎樣得意的人也都有過失意和受挫的時候，馬賓也不例外。因為在北戴河會議上他贊成大搞群眾運動，但不贊成“小土群”的煉鐵廠，1959年他被批判并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心里不服，但不影響工作，毛主席的批示自然把那一頁給翻過去了。黨中央的信賴和依重使他毫無懷疑地相信我們的黨，相信人民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憑著對黨和毛主席的忠誠他是必然投身其中的，自覺在運動的進展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同時接受革命群眾的檢驗。解放軍支左實行“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時，他被推選為鞍山市革委會副主任委員。當時有規定主任委員必須由軍方支左干部擔任。當毛主席發出干部參加勞動走“五七”道路的指示，號召辦“五七干校”時，他帶頭報名上干校，革委會便決定派他任五七干校校長，赴盤錦辦干校。當運動發展到清理階級隊伍階段，鞍鋼革命委員會整風審干，因為他在早期做地下工作期間兩次被捕，建國初又去蘇聯學習5年，群眾要求審查他的歷史，1968年“文化大革命”已經持續了兩年，發展到“清理階級隊伍”階段，8月7日，正在出席遼寧省委擴大會議時突然被隔離審查。有人要審查馬賓1932年和1935年兩次被捕情況和1951年-1956年在蘇聯學習時是否叛變。熟知當年情況的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元帥知道后，出具了書面證明，肯定馬賓沒有叛變問題。但不知何故，他仍未釋放，還囚禁在沈陽單人監房。但是他心里有底兒，從容面對，把囚室當教室，把監房當書房，利用這段時光讀了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上百本，不知不覺度過了5年半，寫下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學習筆記》、《毛主席軍事斗爭哲學學習筆記》等許多學習筆記，結果為他走上更高一層的領導崗位打下了基礎。。

　　1975年，復出的鄧小平到鞍山視察工作，點名要見他，他并未受寵若驚，在餐桌上他啥也沒說，飯后又被送回牢房。落實政策“解放”后恢復工作。1976年，被任命為上海寶山鋼鐵指揮部副總指揮。他特別注重新技術的采用，為以后寶鋼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做了巨大貢獻。不久，他就到冶金工業部擔任常務副部長;改革開放初期，又由冶金部常務副部長調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專職副主任。由于主任一職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兼任，日常工作實際由他專職副主任主持。這是負責制定對外開放政策的決策機構之一。同事中還有汪道涵和周建南。(江澤民于1980年后也由一機部外事局局長調任該委副主任。)接著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顧問。到了規定年齡從崗位退下來之后，他仍然深入群眾之中搞社會調查研究，寫文章、寫報告，向中央提建議。他雖然身在高層，心卻始終和老百姓連在一起，階級感情沒有變，革命的志向沒有變，仍然要為群眾服務至死，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生!可以說，他憑著對黨的忠誠和對國家對人民的無限熱愛，懷著一顆透明而熾熱的赤子心，開始了新的“戰地群眾工作”。 馬賓老人離休了，可是他的心一刻也未離開他所追求的革命事業。“離休不離崗”對他來說已經不夠了，因為他在崗時有一定的職責、有指定的權限，也就決定了他的行動范圍和作為的內容;而離崗之后無權一身輕，從高干恢復成平民，以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身份和老百姓的距離近了，他的行動也就更廣泛更自如了。他又可以像當年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之中了解實情，客觀而準確地向中央報告。他的身份有資格向總書記遞送材料的，除了自己的之外，也給來訪的上書者遞送過，但必須是關乎黨、國家和人民利害攸關的。對于為一己私利的求見和求幫者毫不客氣地回絕了，其中就包括他的表妹，從此不再登門。他的唯一的隔代后人外孫女在美國留學期間加入了基督教，回國后也勸姥爺介入基督教，讓他痛罵一頓再不來看他。

　　作為已經離休的高干，一條腿傷殘不得不拄棍行走，完全可以閉門謝客頤養天年了，但他只要有機會，有邀請就欣然前往。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上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這是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后來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王岐山、樓繼偉、馬凱、周小川一批后起之秀嶄露頭角。年紀最小的參會者是24歲的張維迎，當時正在讀研。

　　這次會議引起中央高層領導的重視，為后來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但在當時，很少有政府高官對此次會議表示支持。他則是自發參會的級別最高者，正部級。據會議發起人之一的黃江南回憶：“他的思想很解放，參會不是職務行為，是個人行為。”

　　馬老回憶說，“我那時候思想最好、最活，什么人發表意見，都愿意學習和來往?，F在有人認為我很左。必須有左右，沒有就不是辯證法，就像開車一樣，總要有個左右方向。”

　　后來國家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讓馬老開始反思社會走向問題。比如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比如難以根除的貪污腐敗。他認為，貧富差距的根源，在于私有化思潮泛濫。要解決這些，就要重新學習毛澤東思想，回歸毛澤東時期的發展主張。要堅持公有制，要堅持群眾運動：“共產黨是群眾性的黨，只能檢討、糾正領導不好的教訓，不能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如果不依靠群眾，不搞群眾運動，比如說整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貪污腐敗問題是不會解決的。”

　　在此基礎上，他對已經定論的文革，也有了更多的思考。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拋開個人恩怨，寫了一本名為《馬賓同志論文化大革命》的書，主張重新評價文革，認真反思改革開放。他覺得，要相信國家領導人，但不能迷信，“要允許黨內有不同意見”。

　　之后，他就不僅僅滿足于接受邀請赴會發言了，就在轉業軍人(正團職)李森小同志的義務陪護下，到處走走看看，了解下情。

　　在《年終南行記》中有篇“在1999年全國財政理論討論會上的發言”，他說：

　　參加會議的人很多，討論的時間很短，我想著重提出目前國內外主要流行的但是很大的錯誤理論：新自由資本主義理論。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學派，因為對資本主義經濟也不靈了?，F在美國的克林頓、英國的布萊爾、法國的若斯潘也表示反對，而提出“第三條道路”。他們希望我們社會主義也步蘇聯后塵，正在我們中國鬧騰。關于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的理論和資本主義國家反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第三條道路的意見，說法很多，我在這個會上只講其要點：

　　以資本為主體，以企業為本位，國家無計劃，政府不管理，由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人人為我，我反人人，按照游戲規則通過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競爭性的市場，配置資源，獲取利益。

　　不多不少，就這70個字，在短短的幾年，把中國弄到現在這樣私化、腐化、西化、分化程度，面臨黨變質、國變色的危險。

　　凡是在中國實際生活的人，都會體會、了解這70個字，幾乎句句字字與四項基本原則相對立。

　　他們說：“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社會主義誰也說不清楚”、“無產階級專政是獨裁”、“共產黨沒有另外一個反對黨監督必腐敗”。把一些人的原來學的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思維弄糊涂了、甚至弄丟了。于是由他們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地去修正、去歪曲、去反對，而且有人自己被賣掉了還為強盜數賣身錢。

　　經濟是什么？不是他們講的“賺錢”就是經濟，也不是他們講的“節約”就是經濟。經濟是生產、交換或流通、分配，消費四大環節的綜合。為研究方便，可以有條件地按部門說工業經濟、農業經濟；按規模范圍分為國民經濟和地區經濟，國民經濟和企業經濟，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對四大關系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資產階級尤其是重商學派，特別重視交換、流通，重視市場，把它叫市場經濟，而以市場經濟概括為整個經濟關系。即使這樣，市場經濟只能是企業經濟，只能是微觀經濟。凱因斯學派出現后，強調國家干預，出現資產階級的宏觀經濟學。現在就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四大環節的綜合經濟，抽出交換、流通（叫它市場）命名為市場經濟一樣，也不止出現過多少個ＸＸ經濟和ＸＸ經濟學。前天我又在報上看到“蕭條經濟學”。比方說，就四大環節，如分配經濟學、消費經濟學，就某一特征說，叫福利經濟、計劃經濟（這是新自由主義安給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以及灰色經濟、泡沫經濟。

　　新自由主義改革派利用所謂知識經濟，正如所謂市場經濟，還加上一個理論，正是為欺騙國內外勞動人民，欺騙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受壟斷資本家的剝削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從社會主義實踐看，這些都是站不住腳的。

　　我說，這幫新自由主義改革派是沒有經濟（生產、交換流通、分配、消費四大關系總和）知識的騙人的知識經濟。正因為我們重視腦力勞動的知識，同時，指出知識也是勞動，是腦力勞動，而且作為理性知識與體力勞動如五官的感性知識的勞動分不開。他們是借所謂市場經濟的“服務”性質和形式，最容易從中“不勞而獲”。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最后走到寄生、腐朽、投機、賭博、虛擬、泡沫泥坑中的必然趨勢。

　　階級斗爭是馬克思主義政治基礎??！而階級斗爭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作為物質基礎，反映為私有觀念，什么壞事都出自私心私欲。于是上面貪官污吏滋生，下邊騙子盜賊橫生，為了錢，什么假冒偽劣，什么坑蒙拐騙，什么經濟犯罪，什么賣妊嫖娼，什么偷稅漏稅，什么賣官鬻爵，什么走私販毒，《報刊文摘》和《焦點訪談》上有的，或者是《報刊文摘》和《焦點訪談》上沒有的奇文怪事都出來了。（1999年11月25日）

　　到了沭陽，當天晚間又有三位新華社記者一同吃晚飯。他們是在江蘇、安慶分社工作，到這里的任務是考察一下黃河江淮一帶。歷史上這是農民起義造反的地方，如劉邦、項羽、朱元璋等都是這地方人。結合今天農民上訪頻繁，農村社會秩序不穩，領導上要他們了解有些什么歷史經驗值得研究的地方。

　　到此參觀學習、洽談生意的人很多。我因過去（1945年前）就在蘇北抗日根據地（鹽阜區），黃克誠師長領導下新四軍三師工作（射陽獨立團政委），淮海地區同屬蘇北地區，對沭陽比較熟悉親切。我用比較長的時間（3天）訪問座談，從建黨、建立抗日根據地、抗日、抗美援朝和解放戰爭中土改、大躍進、人民公社、三級核算隊為基礎等社會主義建設，直到改革開放20年情形，歷史地考察，得出一點經驗教訓和值得注意的問題。

　　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只講改革開放不講四項基本原則；只講物質文明建設，不講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不講社會主義的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特別是不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講經濟，不講政治，不講階級斗爭的政治，不講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

　　80年代開始農村改革，包產到戶，集體經濟基本散了，支部不是領導集體經濟依附農民的支部了，村民各干個的，各奔前程，也感覺不到支部領導。農村的稅收工作基本回到過去的保甲長式的管理。

　　80年代末90年代初，沂濤鄉鄉村干部亂攤派，為非作歹，農民反抗，不斷上訪，狀子一直告到中央。江總書記看到后批示：江蘇淮陰縣沂濤鄉鄉村干部如此揮霍浪費，加重農民負擔，必須嚴肅處理。說封建宰相范仲淹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何況我們共產黨干部呢？請中央研究室派人員會同江蘇省委配合查處。

　　馬老走到哪里，都是認真的看仔細的問，很負責任地記下來。這已經形成習慣，否則便不是他了。2000年9月他回到故鄉安徽，于是便留下：

　　《安徽故鄉行》“順路訪問小崗村”：

　　小崗村在鳳陽縣，我老家在滁縣，同屬滁州市。這些地方過去是十年九荒。小時候熟悉的歌謠：“說鳳陽，道鳳陽，十年就有九年荒。”主要是因為地處黃淮泛區。大躍進淮河得到了治理，自然條件大變。當你路經608國道，兩邊一馬平川。即無大山，也無荒地丘陵，坡度也不大，完全可以用大機械耕作。另外，降雨總是不缺，如果雨不及時，地下水也很豐富?？傊翖l件均很好。我去過大西南，尤其是大西北，條件簡直是天壤之別。小崗村村長說，他們今后的計劃是改土，土地整平以后再重新分配。如何分配，方案未定，也可能買斷歸私。因為沒有方案，不便詳問。

　　現在全村（兩個老村合為一個村）人均年收入2500元。基本是農業產品糧食和農副產品豬、雞等，沒有什么工業副業。村長說想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但規模大不起來，因為沒有錢。勞動力是有的（他們的總收入中包括在外打工的11人的工資），村長有兩個兒子在深圳打工）。我說，富戶出資辦小廠，這很好，錢少，可不可以貧富一起大家出錢、出力，辦起小工廠？如果一個村辦不成，附近幾個村，或者由鄉鎮發動起來辦。村長說，村民不愿意這么干。我說，那么有威信的同志領著干。村長說村民絕不愿意這么干，不放心，拐跑了怎么辦？而且現在家家都有拖拉機，家家都打一口井，我們只相信自己。我又問，地就這么多地，人口20年增加了幾乎翻一番，將來這些人也沒有地。村長說到那時平整了重分。我再問，多余的勞動力怎么辦？他說，到外地打工。

　　我們請他帶我們到住戶家走走，他站在門外，我們只是進去坐坐。這時是下午3時，有幾個青年人在玩牌，我們只能寒暄寒暄。我要他帶我們到附近合并的那個村看看，那個村有新蓋的房子，也有舊茅棚，說明20年新舊對比大有改進。我問他，那里這里差距有多大？他說，有差距。因為原來幾十戶都是貧農，現在他辦了幾個人的小作坊，也不過幾個人，兒子還在外打工。他的思想明確堅定，只相信單干。“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連一個小姨子都容不得的精神。村長是繼他父親的事業的，他的反對合作集體精神是堅定的。我說，你父親在那個時候從實際情況出發，想法是對的；看現在的情況，是不是應該想一想搞“第二次飛躍”。你村里力量單薄，是不是與其他村，與鄉（鎮）合計合計，國家還有跨國公司，怎能守著一個村呢？你們的孤寡老人不是由鎮上照顧嗎！（2000年9月4日）。

　　一年后，馬老又就湘南之行寫了訪談記，他的關注點始終是農民，是老百姓，是共產黨人應當時刻放在心頭的人民群眾。因此，無論他出行的由頭是什么，所到的地方是哪兒，接待他的人是什么目的和態度，他總得了解一點想知道的情況并表達一下自己的看法。

　　2000年勞動節期間我到湘南永興縣參加黃克誠同志誕辰紀念座談會，順便到了幾個鄉農民家座談。在永興結識了幾個干部和老農。今年國慶節期間，承蒙永興鄰縣汝城縣委書記的邀請，我到他們那里去看看。我在去年5月間就聽說汝城兩個鄉（鎮）農民不愿交過重的稅，到鄉（鎮）政府請愿，結果引起沖突把鄉政府燒了，把鄉干部打了。當時很想去看看，因為回京車票已經買了，就未去成。今年能有機會，我們就在國慶節期間到了汝城，并桂東各縣走走。

　　這幾個縣，汝城、桂東、永興、宜章、資興等縣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師，中華蘇維埃第一根據地。我們還參觀了毛澤東制訂的八項注意的原稿六項注意制訂經過。我們學習了毛澤東當時從農民運動到上山建立根據地，對農民力量和農村革命認識的深化，對軍事力量和武裝斗爭認識的深化，從而有了割據湘南的設想以及從湘贛邊界的起義，由文家市轉師到井岡山等。所以，來此研究一下湘南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歷史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根本沒有想到。老少邊窮（50到70年的老區，瑤族等少數民族地區，湘南、粵北、贛西，汝城書記建議再加上一個“西”字，即老、少、邊、窮、西）交界的邊區，到建國50年后還是貧困，還是要“扶貧”的地區，單這一條，實在令人心酸。在北京未來之前，早就得知，湘南老革命根據地地區，出了多少著名將軍，黃克誠、鄧立群、蕭克、曹里懷……以及曾志同志等。這個地區前后為解放、抗日等犧牲ＸＸ萬人。不在別的地方，就在離世界聞名的井岡山革命圣地百十里路的附近。迄今還是貧困區，能不檢查檢查我們的“為人民服務”的政策執行如何。就從這一條看，我們后輩人是多么對不起我們的先烈老前輩。

　　我們中央、地方黨的領導干部，口頭上說，忙著全國的建設。特別是一些本地區出去的老干部，為了回避“家鄉觀念”的指責，一般的只介紹解決個把地方公益事業如辦學校或興修水利而外，既不敢也無力多搞什么建設項目，甚至不敢回到家鄉看看。老少邊窮西的扶貧區，久而久之，變成了只剩若干什么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革命根據地歷史文物景點，最后變成發展旅游經濟的重地。至于基本貧困區域則很少有人問津。

　　這次我在永興和汝城看到兩件事情：一件是：在永興縣洞口鎮。9月29日中午，車行至界村時，一位中年人擺手要我們車停下，我們以為他要乘便車。車還未停穩，，他突然跪下，說了幾句。我聽不懂湖南方言，陪我通行的陳同志看了看他遞的“狀子”，問了問情況，問我是否到他村上坐坐談談。我當然很高興，有個機會看看老鄉。一到村上，進了一家木匠工房。本來汽車一到就引起了村民注意，坐下來之后，大門口就聚集了不少人。我數數共有38個人，男女老少都有。主要是聽了那個告狀的老鄉，他出示干部打的傷疤（很多，很大 ），出示打他的鞋子（用脫下的鞋子打的）等，當然也說明爭吵的原因，是不按時交費等。此外還有另外的村民，她證明打的太厲害了。當時，她勸說“不要打的太厲害，會打出人命來”時，也被打了一下，并也出示傷疤。此事鬧了半年多一直拖到現在。另外還有人訴說因為超生罰款，付了一次，新來一個干部不認賬，又要向他要一次（我看了一張紙條，金額是50元）。此事我們只能聽聽，說明我們是在國慶節假期來訪親友的，給我們的材料，我們可以負責轉送縣里。后來據陳同志說，他將材料轉給縣領導時，縣領導說，他們曾聽說，該同志（管計劃生育的干部）被農民打過，案子已結；并未聽說，干部打了群眾。既然是這樣，馬上派人去查。我們向縣領導說我們不是工作人員，只是碰到這件事，通報他們一聲，千萬不要小題大做。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我們第四天到汝城縣，縣委王書記帶我們去拜訪了去年農民千余人請愿、抗議捐稅太重，結果造成沖突，小垣兩個鄉（鎮）政府被打砸搶燒了，有的干部被打。這件事已過去一年多了。在縣里看到中央發了一個材料，列舉了2000年下半年全國28個鄉，主要由于反對收費過重、過急，引起干群對抗，造成農民自殺死亡。汝城兩鄉（均系瑤族）一是上半年發生的案子，再是沒有死人，因此未列該項材料。其實，這個材料帶有典型意義。詳細情形，汝城縣委給我一個記者訪問的材料（附上），比較詳盡，我不再重述。我只想講：第一點，今年稅收減了50%以上，說明去年稅收確實太重；第二點打砸搶，燒房子是錯了，但這不能只怪農民群眾，更應怪農民提意見時缺乏黨的正確領導；第三點政府不檢討，只記了群眾的過，不公平。這里我還要說，要是檢討錯誤，錯在中央。如果說錯在干部作風，“說話不和氣”？這不是。一位被打的干部對我說，“我被打了，如果站在老百姓一邊說，我該被打。”基層干部為了一個月40元錢的飯碗子，變成過去國民黨式的稅收員，講道理講不過農民。我同鄉、縣干部談心，他們說“兩難呀！”我從湘南回到北京，正好學習整頓作風問題的文件（六中全會決定），我結合1942年“整頓三風”文件的學習。我覺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勤儉建國，艱苦奮斗，建設富裕、民主自由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說一百年不變的基本路線是決定一切的，背離這條路線什么民主作風，什么務實作風，都只能說資產階級“政客”的作風。黨的作風是極其重要的，但主要是領導干部作風問題，不要只要求基層干部改進作風。黨的作風是極其重要的，但黨的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兩個問題太重要了?。?001年10月）

　　為了說明問題，馬老還把《湖南內參》2000年第17期發表的新華社記者段羨菊和王迎寫的《“汝城事件”始末》和《“汝城事件”的反思》(上、下)以及《“汝城事件”采訪錄》(一、二)附上。馬老把新華社記者的內參稿附上后，又把中共湖南省委辦公廳于2001年8月28日翻印的《國務院糾風辦、農業部、監察部、財政部、國家計委、國務院法制辦關于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涉及農民負擔惡性案件的情況報告》附上。內文如下：(略)

　　據各地上報，2000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全國共發生涉及農民負擔的惡性案件26起，死亡26人。到目前為止，已查結25起，180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17人移送到司法機關依法處理。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惡性事件觸目驚心，可點百度看陶冶：《評總理答記者問》，故略)

　　這個中央五部委辦聯合發出的通報，中共湖南省委辦公廳翻印了10100份，馬老接到1份。老人家將這個通報與新華社兩位記者的采訪紀實一并編入自己的《鄉村記行》里。

　　由此，筆者也將其出示以供人們對馬老的正確認識。下面是馬老的《鄉村記行》中的“陜西四川四縣訪問記”。按照時序把其中的一篇排在這里(摘要)：

　　美國已是世界上擁有最強大武器，原子彈、核武器、生物化學武器都是可以用于滅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武器，干什么？而且只容許他制造使用，而限制別人使用，并且不同意共同銷毀或限制。現在借反對恐怖主義、反對有“恐怖分子的國家“，甚至明目張膽地公布先是有中國、俄羅斯、伊拉克、伊朗、索馬里、北朝鮮、利比亞等，還有一個國名不詳的打擊對象，共有60個國家。最近，5月21日，布什在西點軍校講話，確定先發制人的方針，你不早早投降就拿你開刀。他不知道有矛就有盾，有資產階級必有無產階級，有白色恐怖主義必有紅色恐怖主義，有反人民的反動戰爭必有反侵略、反壓迫的正義戰爭。有許多國家只異口同聲附和布什的反恐怖主義，根本不分析，他反的恐怖主義與他的原子彈、生物化學武器的恐怖手段所反對的對立面也是恐怖主義，是正義的戰爭、正義的恐怖主義。這樣分析形勢就知道現在根本不是和平與發展時代或時期，而是戰爭與革命時代。

　　我們下鄉調查研究的同志討論說，美國自己鼓吹資本主義長期繁榮，向來都說中國落后、貧窮，忽然也把中國的轎子抬起來了。為什么？一切資產階級政客、理論家、經濟學家都說中國不成不成，可笑可笑，忽然說中國要成為經濟大國（其實中國也是泡沫經濟、吹牛經濟），這是什么原因？布什一向是看不起共產黨，仇恨中國共產黨，看不起中國領導人的。美國記者還公開地看不起中國領導人，如美國記者采訪江澤民說：“你說你是政治家，我說你是政客；你說你是馬克思主義者，我說你是假馬克思主義著。”資產階級政客盡管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卻會察其言觀其行，看看實際表現如何。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看看我們的態度。美國侵入我領空撞下我國飛機看看我們的態度，我們要求賠100億美元，美國只賠3個億還說這是招待美軍伙食費。最近總書記買了一架總統號飛機，美國偷偷裝上27個竊聽器，竟然不敢向美國抗議，只能忍氣吞聲處分了自己的同志。其實這也是做個樣子“出一口氣”表示自己還是中國人而已。你說這是“韜光養晦”但是卻由媒體公布。馬克思主義者在進行斗爭也是講戰略戰術的，但是策略應該保密；而現在戰略不僅必須公開，而且越發要廣泛宣傳。打倒美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戰略必須明確、毫不含糊地宣傳，怎么能與他結成什么戰略伙伴甚至朋友呢？你再說這是“騙”他的，說這是外交辭令也只能作為對方將計就計地利用過去，而反過來卻麻痹了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美帝國主義唯恐麻痹了他的隊伍，不斷地對中國挑釁、試探：如偷襲中國使館；如飛機飛到中國領海；如在中國積極支持反恐戰爭下有意公開宣布中國為恐怖主義國家七國之首；如在賣給“中國元首”專機上安裝27枚竊聽器，等等。并且一再強硬支持臺灣武裝到不斷反對大陸，造成不以武力不能解放臺灣形勢，而如動武則美國“借口”侵華。而這些，如不明確反對，犧牲中國人民利益，能說是靈活策略嗎？如果你說不是漢奸，那末歷史上包括溥儀都是曲線救國了。溥儀在被捕后服刑期間不是也表現、改造得很好嗎？

　　讀到這里，感覺到馬老有些義憤填膺了，沿著這個思路肯定攏不住閘了;但還是理智地收攏回來，接著說他最為掛心的農村和農家：

　　姊弟兩家，一家是一個我們評為下中農家養兩頭牛，每頭牛購價為1萬元，新蓋了兩層小樓，蓋了幾年迄今也未完工，據說是舉債蓋的至今債未還清。她家可以說是“先富起來”了，但是如何帶后富呢？一無組織、二無政策，如何帶呢？她的弟弟住在隔壁，又黑又漏雨的小破房，一進屋又黑暗又煙熏，停了片刻，瞳孔放大才多少能看到破爛。這么窮怎么辦呢？當然是“先富帶后富”。如何帶？前者剝削后者是帶，前者救濟后者都是帶，她們姐弟兩家的經濟關系很微妙。弟弟一個小孩，因為交不起學費輟學了。輟學后起碼是一個輔助工的勞力，如照看乳牛。這位姐姐以為我們是什么國際組織（來參加討論的老鄉們可能都是這么認識的）了解情況，給他們救濟或貸款。既述說她們家養牛、種地能干，又講到學費、醫藥費很重，總之希望給她們幫助、照顧。這是他們家姊弟們先富帶后的情形。什么時候帶富了達到共同富裕呢？她們姊弟倆最明白，她怎么也帶不起她弟弟富起來。她自己還欠一大筆債，房子也沒蓋完，怎么能把弟弟帶富呢？“剝削”還來不及呢：她必須利用她弟弟家的僅有的很單薄的勞動力，忍痛讓一個四年級女孩輟學。

　　在目前被帝國主義剝削和侵略下，中國只能被資本帝國主義“帶的”越窮。據《費加羅報》6月16日文章說，由于不公正的全球化，非洲農業面臨絕境。例如，美國、加拿大、歐盟和日本向本國農民提供的補貼平均為2萬美元，而撒哈拉南部非洲農民所得的補貼不到300美元。富國的最高官稅則主要適用于農產品，工業化國家種種鼓勵出口的措施促使一些國際價格低于某些產品的成本價；而發達國家的這些產品往往是富裕的，如谷物和油類，這使得進口國農民破產。

　　中國從社會主義變為資本主義而后，首先是把原來公有的資產剝奪過來，然后中外資本共同剝奪公眾財產和勞動，讓一部分先富起來享受。然后，大部分總也富不起來的世界人民，既愚昧又無權，被帝國主義用各種形式清洗，哪能容得和等到共同富裕呢？像我們考察的這些農村經濟這樣的問題只有靠集體，靠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再由國家幫助，退耕還林，少數土地由部分勞動力耕作、畜牧等，大部分勞動力集中搞農產品加工業、各種礦業加工業，有的附近地方有各種礦業，搞冶煉化工業（現在多為私營企業主占有）。除掉有些初級產品如鋼材、鋁材、煤炭、石材等，還可有后部工序加工成成品而決不以初級產品出口。自己加工開始時可能不如泊來品，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購買力提高，國內產品質量就會提高。在關稅控制下，保護民族工業。怎么能永無止境的對外門戶大開放呢？叫開放，就應該有封閉。如果全開則無所謂開放政策。改革也是同樣道理，既然叫改革，就有繼承保守的部分，離開辯證法搞絕對主義的改革開放是一切運動失敗的原因。

　　蹲在北京看到人山人海，而且很多是在街上游手好閑（實際也多是在跑生意，謀生活），覺得大有人多之患。西方大資產階級或者他們的代表討厭這些人。實際上，我從北京坐火車到西安，從西安到柞水等地；回來從西安坐火車到成都，從成都到雅安各縣，路上常常人煙稀少，公路上看看青山綠水，渺無人煙，覺得人口太少了。我們計劃生育是科學計劃生育，不是片面限制生育。有人計算，按照美國目前實際浪費的食物合乎生理衛生的享受的話，其數量足夠全世界（目前人口水平）一倍半人口消費。我是一直宣傳計劃生育（2030年前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和優生優育的。但是，只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有社會主義計劃生育。

　　盡管我們幾個人是專門到西部考察民情、訪貧問苦，我們還在西安市和成都市探討了歷史重要朝代盛衰存亡。在西安，有幾個同志看了秦陵，共同的感覺，現在需要請領導同志讀讀賈誼的《過秦論》，“滅六國者，非秦也，六國也。亡秦者，非六國也，秦也。”讀讀杜牧的《阿房宮賦》，比較比較我們沿海幾個大城市與西部貧困地區，懸殊大到“危險界限”，基尼系數0.42,再不能說大話不兌現了。我指的我們曾在大躍進搞浮夸，我們曾發誓賭咒說送走20世紀時甩掉貧困區的帽子。我們不是說要穩定嗎？這個界限就是不穩定界線。因此，我們不僅西部農村，就是沿海城市也有這個界限（貧富懸殊界線的一個不穩定因素）。

　　極度分散的農戶，只有在政府出錢下，居民自己有組織、有計劃地在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干部指導下，適當地集中建工廠、建學校、建醫院，如南街村，恢復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才是出路。

　　現在搞的可以說純粹是私有化資本主義經濟，它已是背離了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限于水深火熱之中，限于不能翻身的地步。當然有些“富裕起來”的農民很不同意我的這個意見，那他也不過是代表每天在滋長資本主義意識和言行的農民而已。但是，絕大部分是注定達不到愿望的。因此，絕大多數未富起來的農民是擁護組織起來的。但是，要交待一句，必須做宣傳工作，做落實規劃，由農民自愿地組織起來。農民的出路在集體化，多種形式和有等次的集體化。這里不是講大道理，而是介紹人民對集體化的主觀和客觀要求都很迫切。不管是開發大西北也好，是為老少邊窮區“扶貧”也好，是國防備戰也好，是民族團結工作也好，結合起來都要大量資金。而現在大家知道我們近年來由貪污、浪費、假冒偽劣、賭博、嫖娼、吸毒販毒、污染、天災人禍、呆帳壞帳、虛報謊報……，這些損失的數字，抵消了統計局報告的數字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2002年6月16日)

　　馬老第二次摔傷腿后，就沒有能力出行下基層了。他始終不忘了解百姓疾苦，為人民群眾代言。為了掌握真實情況，他不安防盜門不上保險鎖，室內也不鋪地板。他把受雇給他裝修房間的農民工讓進客廳，聽他們訴說心里話，與他們親切交談。為了便于來訪者跟他無拘無束地接觸，他拒絕10萬元公費裝修，保持初建的老模樣。鄰居們的裝修風格已幾經變換，但他家里依舊保持著原貌。天花板沒有任何裝修，白色的墻皮如今已經泛黃、脫落，露出了里邊的水泥板。客廳里除了四壁書櫥外，就是一張蒙著白色粗布的桌子，幾把捆扎著鐵絲的舊椅子。桌子是二手貨，15塊錢購于鞍鋼;椅子是機關里淘汰的，兩塊錢一把買來的。里屋的鐵管木床也是鞍鋼時期的舊物。屋子里沒有電視，沒有沙發，沒有組合音響，更沒有豪華吊燈。最值錢的，就是一臺電腦和一臺打印機，因為他要每天從網上收集材料看。去年小趙提議買了壁掛式電視機也就千多元錢。整個部長大院就他家的陽臺沒封。他說他的居住條件比老百姓強百套，已經滿足了。

　　住房改革時，主管部門曾主張把房子按價賣給給居住在里面的老干部，他就是不買。朱镕基總理以為他買不起，說少交點兒也可以，最后才知道是他不愿意買房，要當無產者。他說：“共產黨人是堅定的無產者，我活著住，交房租水電費，死了就要還給國家。”當年作價不到3萬，按工齡1年抹去1%的規定，他夫婦而人的工齡之和抹去后，就是象征性地個人出點兒資，這套房子就屬于個人了，但他也拒絕了，說這是國有資產不該私自占有，堅持做純粹的無產者。如今這套房子已經漲到數百萬了。

　　他歡迎各地各界各個年齡段的來訪者與他們交談。他嚴重耳聾，但不用助聽器，就讓說話人寫在紙上給他看后，他口頭回答。尤其對待“80后”和“90后”的新人格外喜歡和高看。這些叫他爺爺的來訪者給他帶來了希望。有個19歲的汪姓大學生請人帶領來看望他，叫他太爺，他高興極了。這是來訪者中最小的一個，因此格外耐心地回答這個孩子的筆談問題。凡是來看望他的人，可以在他書架上拿他寫的書。他的8000元工資除了用在生活(包括扶助他的人工費用)都花在印書上了，因此他也是“月光族”。他寫的《紀念毛澤東》(內含批鄧內容)近1厘米后的16開本打印書和其它專題白皮書，直到拿光了為止。他自費出版的《論文化大革命》被拿光后，還打印了16開白皮書繼續提供。來訪者只要提出跟他合影要求的，他都欣然接受。這不僅是他頤養天年的精神享受，而且還是拿10平米客廳做類似當年“民運工作”的陣地。

　　自去年開始老人身體明顯衰竭每況愈下，先是裝置心臟起搏器，后又下了尿道引流管。食欲也下降了，精神也振作不起來了。但是，只要有人來看望他，他還是要照常接待的?，F在活著對他來說，不是享受了，但對于擁護毛主席和共產黨、熱愛毛主席和社會主義的我們來說，是莫大的鼓舞和激勵!

　　馬老的百年生涯是中國人的百年紀實，他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斗士，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參與者和見證人。馬老的人生是戰斗的人生、清白的人生、光輝的人生。馬老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共產主義戰士，是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和實踐者，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是反帝反修、反資反殖(民地)的急先鋒，是維護國有經濟的堡壘戶，是毛主席無產階級路線捍衛者，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排頭兵，是歷史轉型新時期堅定的毛派旗手，是咱們共產黨人，尤其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一面鏡子。習近平總書記提倡“照鏡子”，馬老不是一般的鏡子，而是一面鑒別真假共產黨人的檢視鏡乃至照妖鏡!

　　今天，我們真正的無產階級繼續革命派歡聚一堂，為我們崇敬的革命老前輩馬賓同志慶祝百歲大壽，回顧馬老一個世紀的悠悠歲月，也審視馬老的百年人生軌跡，接受老革命的實踐教育，這不僅僅是對他革命生涯的肯定和頌揚，更是要從馬老身上，反觀我們自己，從中受到教育、啟示和啟迪，洗滌我們思想、頭腦里的污染;同時也反觀社會現實，對毛澤東思想和所謂“特別是理論”兩相對照，以求準確的認識，開啟我們信仰共產主義的心志，蓄積力量，發動繼續革命的引擎，撥正方向，聚攏一切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的民眾，團結起來，凝聚偉力，鑄成鋼鐵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勢，蕩滌一切污泥濁水，讓神州大地五星紅旗高高飄揚，偉大的中華民族萬世傳承，永遠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批示的“鞍鋼憲法”手稿

　　2014年4月14日定稿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