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巨變的喜和憂（六）

　　陶 冶

　　六 誰不說俺家鄉好？

　　寫完了《家鄉巨變的喜和憂》(五)感覺不太舒服，就量了血壓，血壓高了是意料到的，可是怎么也沒想到脈搏會是140。我懷疑血壓計測脈搏不準，就看電子鐘自己摸著數了1分鐘，還真是不差的。什么原因啊?從以往的57次就增至140了?我冷靜地思索了一下就明白了：我寫的時候心情是沉痛的，我看那些照片時，心情是義憤的。當我想到發還是不該發，我的內心糾結了。除了“之一”是稱贊的，此后就都是批評的，甚或是抨擊的。我批評也好，抨擊也罷，我的對象是誰人啊?我對于市長之前的所有領導都不認識，也沒接觸，對他們沒有個人的利害關系和什么糾葛。我是最能理解人的，哪個到任的領導不是處心想把自己的領地搞好?即使造成了一些問題，也多不是他們主觀故意的。我憑什么責怪他們?我更知道，像我家鄉這樣的、存在問題、帶著問題開發的市縣太多了。從電視曝光的地方來看，造成的問題是不可逆轉的也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認為家鄉的局面和狀況是有代表性的。造成問題甚至后患的因素不在于哪個市長或書記，而是中央的決策和國務院的政令。在我們國家還是受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黨紀、政令的約束的，地方領導怎么能跳出圈外而不跟中央保持一致啊?倘若真的出現了那樣的，也是站不住的，是為當局所不容的。所以，我單純指向家鄉的過往領導們是不公正的。出于這樣的考慮，我還是要發表的。

　　常言說“家丑不可外揚”。我這樣把家鄉的缺點、毛病乃至問題和弊端都和盤端出了，是不是要背負罵名啊?“誰不說俺家鄉好?”你怎么就說家鄉糟啊?你還是梅河口人嗎?你還想不想“落葉歸根”了?

　　我內心煎熬了許久，也回顧了我在家鄉的作為，我心地坦然了。我是土生土長的海龍人。我從未離開過海龍這塊養育我的故土。我對家鄉的愛，是刻骨銘心的。我不僅熱愛家鄉的熱土，更熱愛家鄉的父老鄉親們。我認為，愛祖國必須從愛家鄉做起，愛人民必須從愛家鄉人做起。在我當小學教員的時候，就寫歌曲教唱歌頌我們公社的典型，就寫劇本宣傳我們公社三興大隊好支部書記劉景山的模范事跡。也正因為這個，我才被調到縣文化館搞文學創作輔導工作。我到市總工會后，做職工思想、宣傳、教育工作。我立意搞了“愛我家鄉、愛我家鄉人”的專題演講比賽，激發職工群眾愛我家鄉。一批好人好事，都在演講比賽中被我們發現。之后就用我的筆給他們唱贊歌，他們中就真的涌現出模范來。我把我的工作叫做“播種榮譽”。因為人在受到褒獎之后，只能更好，很少向反方向發展的。我們宣教部不管評選勞模的工作，我就提議樹立職業道德標兵。我們樹立了3批，每批10多個。先是普通職工，后來包括廠長、經理了。效果很好。第三批我竟然大膽提出把當時群眾口碑很好的年輕市委副書記也納進來了。我的理由是，市委書記也是國家職工，只是分工不同。做領導的也要講職業道德。當教師的是師德，當醫生的是醫德，當演員的是藝德。那么當官的就是官德。那位副書記也跟其他受獎職工一起坐在主席臺上，披紅戴花，接受了市總工會主席的頒獎。這個特別的職業道德標兵，真的沒有辜負家鄉父老送給他的榮譽，調到省里做紀律檢查工作也很優秀，直到做了國家反貪局局長。他就是最近被免職的陳連福，現任最高檢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

　　由于我們在全市職工隊伍中，樹立了3批職業道德標兵，職工的比、學、趕、幫、超勁頭十足。我們首批樹立、宣傳的優秀護士李風琴榮獲了全總頒發的“五一獎章”。進京受獎歸來為了擴大影響，我提議又舉辦了歡迎歸來和授獎大會，讓她披紅戴花站在主席臺上接受頒獎，由市委副書記給她掛上獎章。那是我們梅河口首開的先例。我到北京后，北京樹立了公交乘務員李素麗的典型，我覺得李風琴的事跡比李素麗的還感人。倘若在北京的話，她一定會被樹立為全國護士的楷模。北京市公交總公司專門設立了“李素麗服務熱線”，不久就調到總公司一個專做服務工作的什么處，當上了處長;而李風琴僅僅當上了護士長(不是總護士長)干到退休。我寫的《她有顆金子般的心——記市醫院護士李風琴的優秀事跡》，有兩萬多字，我去年回老家竟然發現保存了3套抄寫本。我都不知道當時哪來那么大的精神頭。第三批樹立的中醫院的女醫生鄢亞琴，在我離開家鄉后，竟然被推選為黨代表，榮幸地參加了黨代會(忘記是哪屆了)。我得知后，特地去住地看望了她。我寫她的事跡材料題為《患者心目中的活菩薩》，原稿被市廣播電臺借去了，我少句話，他們因為太長，用時給剪裁了。可能因為這個教訓，我就把李風琴的事跡材料又抄寫了兩份。那時還沒有復印機的。

　　我把這些典型事跡編印成《職工思想教育材料》，當時全總的陳秉德副主席到梅河口視察工作，給這本小書題寫了書名。自然，文字的宣傳又擴大了典型的宣傳、教育作用。我在工作中也更覺得家鄉和家鄉人的可愛，更激發了我為家鄉鞠躬盡瘁的決心。有朋友讓我去珠海發展，我沒心思。有兩位函授大學同學到山西長治職工大學任教，那里對文革前的函授大學畢業的，要比文革中的工農兵學員還重視的。他們倆在那里給我謀個崗位，我怎么也舍不得離開梅河口。我們梅河口太可愛了。自然風光有老八景，還有雞冠山，山上有女真時代的摩崖石刻，是古跡。人工的有磨盤山水庫，是旅游的好地方。我們海龍人更可愛。有抗俄英雄(大刀會首領)王鳳閣，有抗日英雄邵本良，有抗美英雄關崇貴。關于邵本良這個人物直到現在也只有我認為他是抗日英雄，而在流行的楊靖宇傳記里，他是個漢奸。前年我到通化市的靖宇紀念館里參觀，上面也是這樣解說的。我跟解說員說了我的看法和根據，并且留了他們的聯系電話。我說有機會和可能，我要用事實給予糾正的。不過，現在知情人陸續離世，想找到有力度的證實資料是很難的了。

　　說起這個事情，還是我剛到縣文化館的時候，我帶著一個“磚頭”錄音機采訪了一位80多歲的陳姓老人。他住在三中附近的草房子里，孤身一人。他說了兩件事，一是張學良裝瘋除掉楊宇廷和常蔭懷的事情;二就是說的邵本良，邵是大柳河蓮河段南岸邵家溝人。他的隊伍屬于“森林警察”之類的，受皇軍指揮。日本鬼子命令他專打楊靖宇的抗聯隊伍。他違抗不了，就帶隊跟抗聯接觸，每次都是假打真援助。所以，紀念館的解說詞也說他每戰必敗，沒一次取勝的。每次戰斗下來，抗聯都能在戰場上獲得大量的給養和武器、彈藥。我想楊靖宇心里是清楚的。所以，抗聯是怎么被圍剿也消滅不掉。后來日本鬼子發覺了，就把邵本良處理了。從此抗聯沒了后續支援，最后剩下楊靖宇自己，靠吃棉絮，撐著下山求人給買東西吃，就被那個人給告密了。

　　關于邵本良這段事實，陳姓老人讓我找長春市木材公司的王傳勝，說他比她知道的還詳細。但是當時對張學良是不可能洗污的，就是需要洗污也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對于邵本良作為家鄉人我覺得是應該給予洗污的，但沒有機會去采訪王傳勝老同志。老人還告訴我邵本良的老婆還活著，住在鞍山立山區。我同樣沒條件出差采訪啊。身在縣文化館，一是缺經費，二是不屬于我的工作范疇。那個錄音機跟錄音帶都是公物，我離開文化館后自然要交出的。去年我去文化館找我編印的《文藝習作》，現在的館員們(屬于我們下一代了)，什么存檔啊，保存資料啊，根本沒那個意識。書都沒保存，那錄音帶還能保存嗎?在我有生之年，我就想還邵本良本來面目。咱們原通化地區的研究抗聯的孫健已經作古了，于濟源去長春了。我都跟他們說過的，但都沒引起他倆的重視。而紀念館也好，電視劇也好，凡是抗聯題材的，都是根據這兩位專家提供的資料為依據的。所以，都認為邵本良是為日本人效命的大漢奸。

　　我們海龍縣原來是遼東省的大縣，我所就讀的海龍中學是遼東省省立中學。當時整個通化地區(包括現在白山市管轄的所有縣市)和周邊的東豐縣、清原縣和磐石縣的高小畢業生都到這所完全中學深造。校長跟縣長是平級的，都有隨員的。海龍中學造就了不少人材報效于國家。我們梅河口出來了的作家就有耿英和喬邁等;畫家有關鑒和朱丹等;科學家就多了，我怕掛一漏十引起同類人物的不高興，就不提具體名字了;將軍有解放軍軍需學院院長徐太和;政要有鄭培民、趙鳳桐、張恩祥等。因為海龍人出去的都成材了，尤其開放之初，走出去一大批。我對人才流失現象都心疼。我就寫篇文章《開發梅河口，首要的是開發梅河口的潛人才》，發在《梅河口貿易區報》上。我還建議領導注意培養本地的接班人，盡量不依靠外調來的。為了提高本地青年職工的能力和水準，我把吉林工大引進來開辦機電一體化班;為了加工“高考漏”，我把吉林市子龍學校引進來，開辦高考補習班。就在招生簡章發出后，新來的總工會領導把我們工會的職工學校樓賣掉了。為了保住教學陣地，我四處籌款要買下來，但是工會領導有他們的考慮，還是把教學樓外賣了。我遭受了巨大打擊，患了高血壓和心臟病。我帶病去長春處理違約的問題，在客車上心梗發作，客車載著旅客直接把我送到白求恩醫科大學二院，得以搶救及時，總算保住了性命。那是1992年11月17日。后來從報紙上得知，著名作家路遙就是那天發病沒有搶救過來。就在我發病的時候，單位領導報信，市里有新規定，超過50周歲的干部可以預退，工資待遇不變，還給解決個孩子的工作。我還躺在病房的走廊里臨時架起的鋼絲行軍床上，每分鐘只能滴15到16滴的藥液，還沒有進入病房資格哩(就是在觀察，隨時可能心臟停跳),單位就通知了這樣個信息，那意思就是說我已經報廢了。我簡直生不如死。

　　我在單位是個工作狂，外號叫“老認真”。我們的工作沒有指標，就是自己安排工作或搞活動。我從未請過病假，連感冒的時候都沒有。這次是單位領導給我氣出的病，生死未卜，就認為我沒有繼續工作的價值了。我怎么能接受啊?我在教育戰線那15年就不必說了，在文化戰線的15年，我跟同事們一起奮斗，把海龍縣的文學創作搞成全省一流的。我離開后，再也沒有達到我干的程度。現在，文化館已經沒有人搞文學創作輔導了。我到市總工會后，還是那個干法。年初把工作計劃安排得滿滿的，中間還要舉辦臨時的各項應時的活動。活動方案領導批準了，一切工作都要自己做準備，就連市委主管群團工作的副書記的講話稿都得我給寫好了。因此，到現在我手里還有好多領導講過的講稿。我要干的工作是說干就干的。1985年我在省總工會召開的全省工會宣教會上，聽了吉化公司黨委書記李奇生(此人是在全總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曾經跟李長春一起被《半月談》評選為思想教育工作十大杰出人物)報告的“10萬人大討論”，主題是怎么看新形勢下的青年職工。由頭就是他們公司污水處理廠的普通職工王鳳山勇救落水兒童的事件。因為王鳳山好穿當時認為的奇裝異服(其實就是西服和喇叭褲，還有一頭天生的卷發)，就被看成落后青年。黨委針對王鳳山的個人表現，發動全公司開展了10萬人的大討論，效果非常好。可以說，對全公司的思想解放邁出了一大步。我覺得這個事例可以引進。于是散會后我就趕到吉化公司，到污水處理廠，到王鳳山家，采訪到深夜。第二天采訪了公司領導和工會組織，帶回了大量素材。回單位就寫出了兩萬多字的報告材料《潤物細無聲——學習吉化公司職工典型王鳳山》。當時還是地級市，柳河縣、輝南縣和輝南山里的幾個三線廠子都來人聽了，反響很好。借助這個典型，就大作文章，大搞本地典型的發掘、培養、樹立和宣傳工作。我們市的職工思想教育工作真是“開創了新局面(當時流行語)”。

　　地級市降格(改成省直單列市叫“梅河口貿易區”)后，我的工作熱情沒降格。我把縣級市的工會宣傳教育工作也搞得有聲有色。縣委就不用說了，省總工會也給予好評的。我們“樹立職業道德標兵”和“表彰職工自學成材”等活動，省總是掛號的。我力排眾議主張表彰紅梅鎮開礦后、從農民變成市民的、以在街頭刻戳謀生的徐寶貴，震驚了通化市乃至省總工會。徐寶貴是文革期間農中畢業，就靠苦讀“康熙字典”考究了幾個甲骨文，曾給郭沫若寫信，得到了郭老的認可。從此專攻古文字了，成了自學成才的古文字學者，在海內外發表了多篇論文。在古文字學界已經小有影響。這樣一個無業學者，本地用不上啊，那是國家和民族的人才。因為沒有農會了，我們工會也不管他就沒人管了。我們工會是黨和職工群眾的紐帶，我說要通過我們工會組織把黨的溫暖送給他。我的意見得到了主席的認可，也得到了省總宣教部領導的支持。我求得主管財政的副市長(我的初中同學)支持，從財政局撥款1000元作為獎金，請省總宣教部長來頒的獎。

　　可以說我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我把我的工作吃透了，我總結出一套工作經驗：理念教化、形象感悟、典型昭示、競賽激勵、數字警示。當時還沒人說“感悟”這個詞哩，字典里也沒有，我實在不知道在“形象”之后用什么詞匯好了，苦思冥想就用了“感悟”，哪曾想多少年之后，“感悟”幾乎成了口頭語了。

　　同事們說我太超前了，超前意識我是承認的，但大家說我“太超前了”那是不被看好的，是貶義的，真意思就是“脫離實際，行不通的”。而我還是我行我素，就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因為我知道，人類要進步，必須有超前意識，不能人人皆有，但總得有這樣的一些人。可實際上，超前意識強的人，不能主權，就要被否定、被排擠。毛主席就是典型的例子。到遵義會議之后，他才開始上位，施展自己的主張。因為他大權在握了，不贊成的人也奈何不了他了。但是等他去世后，還是不看好他的超前意識。當今有的人被扳倒了，無非也是超前意識太強了。

　　由于我的工作為市總工會增了光、添了彩，我們市總工會主席在省總領導眼里就有了位置，后來居然能參加全總的執委會會議。就是這個領導希望我把職工學校抓起來，我還真的做好了盤子。可是，到我實施的時候他走了，新來的領導權威沒有他強，遇到不同意見時不能力排眾議拍板定奪，致使我辦學興教的愿望落空了。

　　現在，這位領導都明白了，也后悔了。如果我的計劃如愿實施了，那比現在的翰林中學和博聞中學發展的還早還好的。當時我躺在鋼絲床上，顧命都顧不了了，既然領導下通知了，那就是單位的意思了。我的孩子都有工作干了，解決孩子工作的優惠對于我也沒意義了，我還是答應了預退。

　　在走廊搶救一周時間，看我沒“走”，才進重患監察病房;又住20天，單位來車把我接回梅河口繼續住院治療，到1993年3月出院，預退也批下來了。單位不需要我了。家鄉也不需要我了。到6月份，我極力宣傳、推薦的古文字學者徐寶貴，雖然李瑞環同志在我給寫的報告上做了批示，但吉林省也沒落實。我就領他到國務院信訪辦匯報落實不了的實際情況。在等待答復的時候，北大古籍研究所裘錫圭老先生在編漢字字碼，決定用徐寶貴幫助工作。我順便接觸了北大退休副校長張萍創辦的京橋大學，便留下做分校的副校長了。之后到國務院馬洪老主辦的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做辦公室主任，在一次副會長和理事會上，見到了袁木，認識了馬賓老。我是負責接待工作的，見面總要說話的，馬老問我的自然情況，得知我是退休后應聘來的。他看我才50多歲就退休了，覺得不可思議。于是就要說明一下我們家鄉的土政策。老人很愛聽下面的情況，就多嘮了幾句。我就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實質是發展生產力” 以及對文革的全盤否定等積存在心里的疑團說給他了，他沒反感，只是說“你還有這樣的認識?”我對老人的和藹可親是沒想到的，從此我就想進一步接近他。后來，家鄉方面給我帶來了一些鹿茸酒，因為是補品啊，我去看馬老的時候就帶了兩瓶，馬老說什么也讓我帶走，理由就是他不喝酒，更不收禮。我要不帶走就扔窗外去。我很尷尬，但是臨走的時候他還是緊握我的手(馬老的手很有力，到現在還是那樣)說：“東西你帶走，人可以隨時來!”并且拄著拐棍送到門口，坐在“常設”的坐椅上目送我進入電梯還不忘擺擺手。從此我們爺倆結成了“忘年交”。

　　我在北京工作期間，不僅為家鄉的“高考漏”找到了繼續讀書的通道，把一批高中畢業生帶入京橋大學，還為家鄉的初中畢業家里沒法管理的考不上高中的，也不能就業的男女青年帶入金盾學校培訓一年，在京城做保安工作。這在當時都不被理解的：“北京沒人了嗎?還到咱們這里招人培養做保安?有什么可保的啊?”當時誰能想到，保安現在已經發展成了維護首都安定的一個行業，而且逐漸各地都有保安公司和組織了。我為北京注入了這樣兩批新人，對北京是個貢獻，對家鄉青年解決就業出路也是個貢獻。一些家長看見我，說我功德大焉!他們的孩子們早就在北京成家立業了，對我可謂感恩戴德。

　　我到人民日報報業集團內的《人民論壇》做副編審的時候，也不忘給家鄉做貢獻。聽說縣委書記李樹國到中央黨校學習一年，我不認識他，也無索求于他，但考慮是宣傳家鄉的好機會，我是沒有采訪任務的，但也去黨校采訪了他。李樹國很低調，不愿意接待我的采訪。我就先采訪了黑龍江省大慶的楊信、江西省德興市的吳祖國、新疆于田縣的張秀成、浙江省樂清縣的(名字忘記了)縣委書記(他們都是縣市委書記，回去都晉升了)，最后，李樹國才接受了我的采訪，他把梅河口市的發展前景介紹給我。我連同前面采訪的書記們的訪談，編成〈縣市委書記訪談錄〉，做個專題發表了。當時。作為縣市委書記這層的是根本沒有機會在《人民論壇》上發聲的。我就力主《人民論壇》要具備“人民性”，連縣市委書記都不能上稿的理論刊物，怎么還能叫《人民論壇》啊?當然，我決不是為家鄉的父母官們抱不平，我說的是實際道理。后來主編還真就開設了一個普通百姓能發聲的專欄。

　　到2002年我年滿60周歲了，為了要寫點東西，我離開了《人民論壇》。因為鄭培民給我們海龍人增光添彩了，其實他生前我就想采訪他，被他謝絕了。他去世后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我就要寫他。怎么寫能對家鄉有利，當然要從他在家鄉讀書時寫起。我從梅河口，到長春，回到北京，把他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的同學和老師，都采訪了。之后就去湖南，從湘潭到吉首，再回到長沙，把他的同事和4個秘書都采訪了，也采訪了他妻子。歷經一個半月，回家坐下寫了3個月，出版了60萬字的長篇電視報告文學《鄭培民》。因為，鄭培民在家鄉成長那段就要寫老海龍縣的，自然就介紹和宣傳了家鄉。書印出后，我給海龍鎮200本，給五中(鄭培民母校)600本，給市委市政府機關200本。因為我是自費出書，那個田姓市委書記答應給我兩萬元。他們經別人口透露，書里沒涉及當任領導。后來因為河北邯鄲市的常務副市長趙鳳樓答應在鄭培民家鄉武安市安排一些書，說書里內容沒涉及武安。從兩方面考慮，我就決定加印2000冊，把鄭培民的生平附在后面。其中說了鄭培民的祖籍是河北武安。因為加了生平就有空白頁了，我就把王云坤書記到鄭培民事跡陳列室題詞的照片也附上了。照片里有通化市委書記高廣賓和梅河口市委書記在觀看題詞。我把這個新本給通化市黨校1000冊，在兩會期間，我打車給吉林團和湖南團分別按人頭送到住宿地。這樣的目的，不僅是配合當時學習鄭培民的活動，也是為了宣傳家鄉。

　　在鄭培民逝世1周年的時候，梅河口劉鳴奇等三同志寫了梅河口怎么樣開展學習鄭培民活動達3000字的報道文章，我求文教部主任轉給國內政治部主任，在鄭培民逝世1周年沒能發表，我以為落空了，我又求那個朋友給催催，終于在清明節那天見報了。這是直接的宣傳家鄉。可以說，梅河口能上〈人民日報〉的報道文章還是頭一次哩。我是很注重友情的，我招待朋友的時候那位安排發文的主任是女性，謝絕到場，我只好讓我的朋友給買點紀念品。總共上千元的開銷，自然是我掏腰包的。

　　我在北京還給中組部和中宣部送了書。中組部是宋健處長接待的，他到過梅河口;中宣部是蘇小衛處長接待的，是個女同志。我的目的，就是讓中央兩大部門也知道梅河口。可以說，我是盡其所能了。

　　我在期待家鄉那兩萬元就算贊助款吧。電話里那位書記說安排給宣傳部了，讓我跟宣傳部長聯系，并把那個叫韓陽的部長電話號告訴我了。我跟韓陽聯系上了，說正在跟企業聯系落實。那我就等吧。可是等了一陣子，我問韓陽，他說梅河口攤事了，在通往通化市的公路邊上，由政府投資補助，農民統一搭建的苞米樓子，因為非公路邊上的農民心里不平，給舉報了，遭到了央視記者在“焦點訪談”節目的曝光。說他們講排場。其實沒什么不好的后果，但是畢竟在全國造成了不良影響。市委領導忙于擺平這個事件，讓我再等等。我就等吧。直到人家倆人都高升了，書記去通化市政府當常務副部長了，韓陽調到通化市團委當書記去了。他們都說沒法再管我這個事了。我為家鄉做了貢獻，卻一分錢沒給我。央視電視劇制作中心李培森麾下一個叫董國光的老同志看好了《鄭培民》，要籌拍電視劇，但因湖南有個曾姓者已經通過瀟湘電影廠立項了，不能再重復立項，他的愿望也落空了。他說：“你這么大的勞動，若是在北京，就能給你評勞模，可能獎勵你一套住房。”

　　盡管這樣，我對家鄉是無法不愛的。在北京的同學聽我說家鄉變化很大，也很美了，都想回去看看。當然主要張羅的人不是我。一是我的年齡是57年初中畢業那屆年齡最小的，二是我只有職稱沒有職務。我不該挑頭。但我也有我的優勢，我是“兩棲”人，跟家鄉一直沒斷了聯系。所以，我對去年8月4日的同學(82人)聚會也發揮了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我讓《通化日報》的朋友給發了消息，之后請《通化日報》派來記者旁觀并采訪了我們的聚會。《通化日報》在專刊上發了一整版。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聚會，也宣傳了我們的家鄉和家鄉人。

　　我說了這么多，無非是說我不是“下海”“漂泊北京”的。我是不得已的，是家鄉的棄兒。盡管我離鄉背井，但我始終關注家鄉的發展。我到北京不是求財發家的，我是為了證明我還沒報廢，是為了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是來為國家做貢獻的。家鄉不需要我，國家還需要我。如果1992年11月17日沒搶救過來，就沒有我后來的20年生命了。蒼天把我留在世上，可能是因為我還有使命，我就要為人間留點兒痕跡。我是中國人，我首先要為中國人做事的。到北京后，免不了要報自己是哪的人，以前就說“我是吉林人”，自從鄭培民的事跡得到中央領導的批示后，我覺得作為梅河口人很光榮，就具體說是梅河口人了。后來通鋼出了個“7·24”悲壯事件，我為家鄉工人階級的覺醒和英勇壯舉感到振奮、欣慰和自豪，就說“我是通化人”了。通化是抗聯的活動基地，通化人有高度的保家護國精神。回老家，朋友們問我住哪兒，我說“我住在通州”。通化和通州，是“雙通”啊，多么吉利!實際上通州人上市里到現在也多不說“上市里”，而是說“上北京”。所以，我也就不說住北京了。

　　就我這樣一個對家鄉摯愛的游子，我有什么資格對家鄉說三道四?但是，旁觀者清啊，我能用我的眼睛發現了問題，我有什么理由睜只眼閉只眼啊?我承認，我走后的20年，梅河口發展的很快，現在確實具備了城市的規模，樓多了、路寬了、河畔公園也美了。現在早上和晚飯后，到河畔公園散步、健身、休閑和觀光的人都有規律地來和退了。

　　城區的過河橋

　　新修的過河橋已經增強了過車承載力

　　河南就是廣播電視局

　　通過廣電局就可以上南環路

　　但是拆遷量比稻地大　

　　開發商覺得成本相對比較高　

　　政府也覺得對不住開發商

　　于是就在稻地里建設新區

　　不惜占絕良田

　　為表達誠心，把文體中心也跟政務中心并列于稻地里　　

　　但是橋頭確實不能放棄，要建地標了　

　　這是2011年剛開工的招牌

　　河南該成重點了

　　南北對應發展才平衡　

　　北岸樹高樓，給南岸做樣子

　　南北對稱了，才顯和諧

　　該打扮堤下水邊了

　　河畔公園確實很美了

　　美哉，我的家鄉!

　　兒女歸來度國慶長假，父母也帶他倆游公園　　

　　父子小憩　

　　母女小憩

　　仿佛不知道身在哪里

　　看不夠的家鄉美景啊　

　　孩子們更開心

　　為了便于人們的逗留，公園里建了不少的水刷公廁(但是市面上是找不到公廁的)，而且有了專職的園林工，他們整天的巡視、保潔、除草、栽花，維護公園的美好園容。8月份雨季漲水出槽淹沒了公園，水退之后留下的淤泥有半尺多厚，園林工們不辭辛苦千方百計恢復原貌。在漲水期間，有警力在大柳河兩岸蹲守，不準游人越過警戒線擅自下堤入園。那個只供步行通過的人行橋，兩頭封得嚴嚴的，沒曾想那個橋真的就塌斷了。于是有人贊揚決策英明。政府領導珍惜人的生命是對的。

　　但是還能持續多久?莫如步行橋這樣塌架子啊!

　　攔水壩的閘口也沖毀了一門

　　在梅河口沒變市之前，一個廠子的工人把塑料布蘸上汽油點著了甩火球玩，結果火球掉進汽油桶里引起大火，把自己燒死了。此時廠長尤效成正在縣里開會。他是志愿軍營長回國后轉業的，他還在像部隊那樣推功攬過，勇于承擔責任。可是，那個負責生產的副廠長是本地人，有關系，省里要求嚴肅處理，這個廠長就首當其沖了。被判了刑。審判的時候，我想給他辯護(當時還沒有律師的行當)，我認為那個工人屬于玩火，教育孩子不玩火是家長的責任，跟生產沒關系，即便有關系，也是主管生產的副廠長負責的。我的舉動被身旁的主管公檢法的姜姓副市長(在抽調我到一統河大渠工地做宣傳的時候，這個副市長是工地總指揮)發覺了，他勸阻我：“你還想不想在海龍縣了?他的意思是，要想了結這個惡性事件，必須有個替罪羊才好向上級交代。從此，這個很有責任心的一廠之長便結束了政治生命。窩窩囊囊地茍延殘喘了10來年，無聲無息的離開了人間，想效勞于國家也未能如愿。我們的領導，為了表示對那個無意義死去的工人的憐憫，冤枉了一個避過敵人槍林彈雨，有幸正在干一番事業報效祖國的好廠長。

　　可是，在我離開家鄉的多年后，聽說農貿市場發生火災，電線斷了，大鐵門是電動的，無法打開了，燒死不少商販和顧客，準確數字是保密的。有的是大人帶著孩子們來買貨的，一家就攤上好幾口。這么嚴重的惡性事件，沒聽說有哪個領導負責和受過，并未耽誤仕途的發展。

　　還有，在愛民醫院興建外科樓時，升降運人運料的吊箱斷索墜落了，致使3個外來農民工當即摔死，也沒聽說老板怎么樣被問責。

　　更感到可悲的是一位家住興華鄉70歲左右的陳姓老人(跟前面說的剛剛卸任的國家反貪局局長陳連福同鄉同姓)，還能看守承包的水庫養魚哩，得閑進城看女兒，因為患前列腺毛病，孝敬的兒女把他從麻將桌上拉著去醫院治療，大夫就讓他趕緊做手術，結果手術失敗進行二次手術，生生地把老人給糟踐死了。大女兒為了這個事故跑了10來年，也得不到解決。因為這個醫院是市中心醫院，院長也是勞模，醫院效益又好，有能力把事情擺平。

　　在這個老人之前，還未叫愛民醫院，就是市醫院的時候，灣龍鄉有一個潘姓開出租車的，剛跟朋友喝完酒，還能把車開到家里覺得不好，就到衛生院診查。衛生院怕耽誤了治療，就跟市醫院要了救護車。可是救護車卻沒帶氧氣袋，沒等拉到醫院，人就死了。家屬想告狀，但咨詢了一個車姓律師，律師說舉證困難，而他們只有鄉衛生院能證實確實沒帶氧氣袋，律師認為當時沒做尸體解剖，覺得勝訴的可能性不大，家屬也就放棄了。不久國家就出臺了，醫患事故倒置舉證，家屬很后悔。市醫院遷址了，擴建了，添置了好多新設備，但仍醫患事故不斷。盡管如此，但都安然無恙。因此，愛民醫院被群眾叫做“害民醫院”。

　　相比之下，我才明白群眾對當任領導的稱贊，并非不是真心話。

　　孩子，你在欣賞美景，還是在為未來擔憂?

　　大柳河漲水和水消后，我都去看了。不僅是橋斷了，而且橋下的攔河壩也沖垮了一個閘口。我就想啊，現在好多建筑多是好看不好用的。它們的生命力太脆弱了。于是，我還想，梅河口市現在看，的確很像樣了，但是，她的生命力究竟能怎么樣呢?梅河口的表象，繁榮了，到底市財政有多少積蓄?從改革開始就提倡引資、提倡負債經營。引資就是借錢，而且不管是什么人的錢，能引進就好。負債經營，是單純企業嗎?連鄉鎮都負債了，往往后任把前任的賬目封存不管了，他自己從頭開始。這樣的歷史虧欠多了。梅河口所謂的“檔案工資”才解決幾年啊?再說，遇到天災了又怎么樣?前年的大水當地電視臺就說損失了多少個億，今年這場大水電視臺又說損失了多少個億。那么，在河堤下建水邊公園，是福，還是禍?老天能總成全你嗎?領導人想用美好的環境吸引外地人來梅河口買樓，增加市民量，往中型城市進軍，這樣的發展科學嗎?不說天災，就說經濟基礎吧，倘若所有的債主都來索債，靠什么開付?那樣，梅河口的經濟，不就是眼前斷橋的下場嗎，再可觀的市容市貌有啥用?整個經濟基礎塌陷了，那上面的橋體不塌架子才怪哩!一個家庭總靠借錢過日子，不能長遠。如果圖清閑、圖省事，招個拉幫套(學名叫幫婚，俗語叫養漢)的來支撐局面，那這個家還是你的家嗎?人家不僅要分財產，而且要分兒子，甚至要改戶主的。一個家庭要講自立、自主，那是維持家庭存在的必須。一個縣市何嘗不是這樣?一個國家何嘗不是這樣?因此，我對所謂的招商引資從不看好。輪到現在，對那個上海那個剛掛牌的什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不看好。那還用試驗嗎?為此我已經發表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什么要聽奧巴馬的?》(紅歌會網http://www.szhgh.com/article/netizens/201309/30348.html

　　集體經濟網http://www.szhgh.com/article/netizens/201309/30348.html)的文章，明確地表示了我的態度。

　　我這樣的擔心難道是杞人憂天嗎?(全篇結束)

　　2013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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