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章發表時已作部分刪節。

原文見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33776626_d.html

究竟誰是“極端勢力”？誰在走“歧路”？

沈水根

http://shenshuis.blog.hexun.com/

(2009年5月27日)

目  錄

一、吳敬璉在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二、形成三大利益群眾博弈格局的必然性

三、“資改派”制造了自己的對立面！

四、三大利益群體搏弈的新特點

五、吳敬璉的偽批判

六、暗藏玄機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七、心懷叵測的“法治市場經濟”

八、令人蹊蹺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分析”

九、厚顏無恥的“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

一、吳敬璉在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09年5月5日許多網站轉載了《北京日報》上吳敬璉的一篇短文，引起了廣泛的注目。他說：“改革意味著利益結構的大調整”,“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都需要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加以回答”。列舉了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改革、農地制度改革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四個問題后。他認為這都不是“簡單的經濟和技術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在這個過程中還“必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最后，他警告：“總之,整個改革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互動的過程。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以后,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后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我國和世界的歷史告訴我們,極‘左’和極‘右’都會帶來民族的災難。因此,政治經濟學面臨的任務偉大而艱巨。讓我們繼續為‘建設一個新世界,為中華騰飛而努力探索!’”

短短一席話，高度概括了當前中國的嚴峻狀況、三大社會勢力的搏弈格局和三種前途的可能。他所說的“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其實就是西方國家那種完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道路。如果不這樣，就是在走“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否則，“極左”的“另一極端的勢力”，可能會“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他所說的“極左”“另一極端勢力”，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勢力，他說的“歧路”，其實就是他常說的所謂“計劃經濟回頭路”，而計劃經濟恰恰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制度的社會主義道路。吳敬璉的這段話表白了自己贊成什么？反對什么？仇恨什么？這就令人清楚地看到，吳敬璉完全是在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究竟誰是“極端勢力”？誰在把中國引向“歧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實早就反反復復地說得明明白白了：“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

現在的事實恰恰就是總設計師最忌諱的狀況：改革早已偏離社會主義方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卻偏偏產生了一個龐大的新生資產階級，……。公有制徹底被私有化或權貴資本化了，兩極分化更是達到世界領先的水平，大大超過國際標準的警戒線，“共同富裕”已成笑柄！……這難道還不是走“歧路”？而引導中國走邪路的，不正是那股“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的極右的“極端勢力”嗎？……造成這種局面的，不正是吳敬璉也在其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嗎？他為復辟資本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而成為“杰出人物”，這個事實否認得了嗎？

值得深思的是，吳敬璉為什么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不顧本人就是極右的“極端勢力”的事實，膽敢挑戰總設計師，肆意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也許只有一個理由可解釋，那就是：當前中國社會所形成的三大利益群體及其互相之間的搏弈，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吳敬璉憑著職業的敏感，看到了中國未來發展的變數，他內心充滿焦慮，急了！他不希望中國走權貴資本主義道路，更害怕左派力量喚起民眾要求重新回到社會主義的軌道。對此，吳敬璉撕破臉皮，用妖魔化的語言，攻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是“極端勢力”、污蔑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的主張是“極左路線”、恐嚇民眾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引向另一條歧路”！這充分表明，吳敬璉在與民眾為敵，自己把自己放到了廣大民眾的對立面上了！

吳敬璉在30年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拋出這樣一篇短文，其實也是他對30年改革路徑的判斷和總結。既然如此，30年的改革究竟改出了什么？應該如何看待？確實需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這筆改革帳，也該清算了！

二、形成三大利益群體博弈格局的必然性

吳敬璉一直在追求“好的市場經濟”，即所謂政治民主、法制治理、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也就是“全盤西化”的市場經濟。但是，3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并沒有按吳敬璉的設想去發展，……而是走了一條官僚 (權貴) 壟斷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結果不是吳敬璉所追求的目標，恰恰是他認為的“壞的市場經濟”。但是，官僚 (權貴) 壟斷資本主義畢竟也是一種市場經濟。現代社會要搞市場經濟，只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謊言，連直接“對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的吳敬璉也不想再隱瞞了，還能騙誰呢？

既然改革改出了一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果，那么，中國社會也就勢必要分裂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對抗的陣營。而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路徑，又必然使資產階級內部產生官僚壟斷資本和私人資本之間狗咬狗的矛盾，從而分化出官僚壟斷資本利益集團和私人資本利益群體二股社會勢力。所以，目前中國呈現的無產階級(廣大民眾)、私人資本、官僚(權貴)資本三大社會勢力的格局，是30年的改革“利益結構的大調整”的必然結果,準確的說，其實也并不是什么利益的“調整”，而是利益的掠奪和被掠奪的結果，由此引起三大利益群體對改革開放的態度產生嚴重的分歧和尖銳的對抗！

回顧3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文革結束后的全國人民，沒有一個人是不擁護改革的。但是，究竟怎么改？很快就分化出二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主張堅持公有制、在不搞剝削的前提下，改革計劃經濟的各種弊端，繼續走社會主義道路。另一種是強調效率優先，徹底否定計劃經濟，全面推進市場經濟。在爭論中，前者一再警告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必然會瓦解公有制、必然恢復剝削制度、復辟資本主義。而后者卻謊稱市場經濟只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它是中性的，沒有社會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后一種主張的代表人物，正是吳敬璉！為此他獲得了“吳市場”的美名。前者卻被指責為“保守派”(現在吳敬璉把它升級為“極左”、“極端勢力”)。最后，最高權力武斷地決定“不爭論”，用“解放思想”的名義，封殺前者的言論，讓后者獨霸話語權，成為主流派。主流派自稱是“改革派”，準確的表達應該稱為“資改派”。他們利用假馬克思主義的“初級階段”謊言，用“開左燈往右拐”的方式，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名，行復辟資本主義之實。竭盡全力販賣那套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終于把改革一步步引向邪路。

這條邪路，還不完全是吳敬璉所理想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道路，而是一條官僚(權貴)壟斷資本主義道路。它以流失20多萬億國有資產的代價，快速培植了一個龐大的新生資產階級，其中一部分人還暴富成世界級的大富豪。……“先富起來”的人當中，有幾個是靠炒瓜子、做小買賣發家致富的？大部分是靠攀附權勢、官商勾結，炮制一些假資料、偽造幾份假帳、在財務上搞點小動作，然后騙取銀行貸款、偷稅漏稅、盜取國有資產、霸占土地礦產等資源、股市上圈錢……，“合法”地把偷來搶來盜來騙來的一塊塊肥肉占為己有，現在又在啃最后的一塊肥肉——農民的土地。……有的先正當經營后不法營生、有的先不法經營通過“洗錢”后再“改邪歸正”，不同程度以不法手段“致富”。然而，這種“資本原罪”竟然不能追究，還受“法治”的保護，統統被赦免，真可謂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天下奇聞！這樣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怎么能讓老百姓服氣？怎么能讓草根們不仇富？

三、“資改派”制造了自己的對立面！

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對于怎么搞改革？存在二種意見分歧，還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那么，30年后的今天，這種分歧早已跳出書生們的圈子，現實的利益已經把中國社會分裂成三大群體勢力，主宰中國的“資改派”制造了自己的對立面，自己在為自己樹敵！

事實上，真正擁護改革開放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即新生的資產階級及其附庸(中產階級)。廣大民眾雖然隨著“水漲船高”也分得了一點殘羹剩飯，但總體上是改革的犧牲品。沒有民眾的犧牲，又哪來的既得利益？“利益結構的大調整”本來就是一場“零和游戲”！改革給民眾帶來的是，經濟上失業、下崗、買不起房、看不起病、讀不起書；政治上喪失話語權、受盡官霸商霸學霸惡霸的欺凌而無處申冤……。所以，民眾對改革的態度，從最初的雙手贊成，逐步變為看不慣、懷疑、不滿、質疑……。根源就在從一開始就脫離了社會主義的軌道，而且越深化越邪呼。它的性質是一場貨真價實的資產階級革命！對于資本利益群體來說，這場不流血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它得到了所有國際資本的贊賞，尤其是從新中國剛成立時就把希望寄托在中國的第三、第四代進行“和平演變”的美國，更是為夢想果然成真的“如愿以償”倍感歡欣鼓舞。……他們竭力捧高中國的地位，由衷地歡迎中國回到資本主義大家庭的懷抱，非常樂意與中國結成“戰略伙伴”。

民眾對改革開放的態度，之所以出現轉變，歸根到底，是現實逼的！是無情的事實，一一戳穿了政商學界精英組成的“主流派”的所有謊言：

——原先都輕信了市場經濟不姓“社”、也不姓“資”的謊言。結果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市場經濟從來只姓“資”，根本不存在姓“社”一說！事實是，市場經濟使資本剝削死灰復燃了，國企職工下崗了，“主人翁”地位喪失了，淪為雇傭勞動者了。

——原先以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大家“共同富裕”。結果卻是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數還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共同富裕”連個影子也見不著！更令人悲哀的是，靠誠實的勞動致富，根本沒門！充其量只是改善一下生活。要致富，就得走歪門邪道、投機鉆營、強取豪奪，就得攀附權勢、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就得鋌而走險、敢打擦邊球、會詐會騙會造假……。總之，只有抹著良心才能致富，越無恥就越致富！

——原先以為“發展是硬道理”，可以國富民強。結果發現GDP才是硬道理，官員的烏紗帽才是硬道理，國家是富了，而民卻不強、甚至窮了。吊詭的是，GDP本身并不是老百姓生活好不好的標志，而是官僚權貴爭奪與鞏固烏紗帽的工具！為此，官僚權貴追求GDP的高速度，動力十足、經久不衰、銳不可當。這種對GDP的追求，不僅綁架了窮人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福利，而且綁架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遺禍后代。

——原先輕信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有效率、先效率后公平的謊言。結果發現市場經濟不僅不可能“后公平”，而且連“先效率”都不存在。統計數據充分證明，市場經濟只有速度，并沒有效率，投入產出的效率還不如以前的計劃經濟！

——原先輕信“市場萬能”的謊言，滿以為市場能夠解決“計劃”不能解決的所有問題。結果發現“看不見的手”反而制造了買不起房、看不起病、讀不起書的“三座大山”，搞出“泡沫”、“通脹”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事情，弄得人人不得安寧，壓得窮人喘不過氣來。

    ——原先輕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堅持公有制，結果發現市場經濟必須要以私有制為前提，公有制不得不一步步走向私有化。要么以“抓大放小”、MBO、賤賣國有資產等形式，明著私有化。要么用隱蔽的形式，通過“輪流坐莊”的私人擁有方式，把公有制的國有企業蛻變為官僚(權貴)壟斷資本主義企業。所謂“輪流坐莊”的私人擁有方式，是指官僚(權貴)們利用手中擁有國企及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的使用權、支配權、分配權、處置權，使企業在任職期間變成“自己擁有”的企業。國有企業名義上的所有權，究竟是“公有”？還是官僚(權貴)擁有？其實并不重要，關鍵是實質內容，一看勞動者處于什么地位？二看剩余價值如何分配？改革后的國有企業，其生產關系喪失了所有的社會主義元素：(1)國企職工由“主人翁”變成雇傭勞動力，6千萬職工下崗、被趕出企業大門。(2)官僚(權貴)管理層直接參與瓜分剩余價值，除了用公款進行各種高消費的方式侵占剩余價值，即使不算灰色黑色收入，僅是合法的薪水收入，也大大高于普通職工，這種高薪收入早已超出高管自身的勞動力價值，用“勞動報酬”的形式直接瓜分剩余價值。(3)按勞分配被按資分配取代，國企的出資人是國家，但這個出資人舍不得把利潤拿出來給民眾分享，只給自己(公務員系列人員，包括軍人、掛靠政府部門的事業單位人員)大幅加新、提高各種福利待遇，以及用于公款吃喝嫖賭、公款旅游、公車私用等消費，剩下的都繼續進行投資，形成新一輪的官僚(權貴)資本的剝削。這種“輪流坐莊”的官僚(權貴)壟斷資本主義，它以動態私人擁有的方式運行，本質上是一種動態資本主義！（即官僚經營者，先是張三當經理，干幾年撈一把走人，又換個李四來干幾年，撈上一把又走了，再來王五、趙六……換一個地方，撈上一把走人，直到退休，所以無論從企業，還是經營者本人，兩個方面都是處在流動狀態，形成了一種動態的官僚權貴資本剝削方式。）

——原先輕信引進外資的開放政策，是為了引進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經驗。結果發現引進的設備大部分是過時的落后設備，先進技術想用市場換也換不來，先進的管理經驗倒不多，更多的是野蠻殘酷的“血汗工廠”經驗。而引進外資所付出的代價，除了長期減免稅收、少收甚至不收土地使用費，更慘的是資源被破壞、環境被污染。中國除了賺取一點可憐的加工費，根本就是得不償失的買賣。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產品依賴出口，外貿順差形成的巨額外匯儲備又去購買低利率的美國債券，等于低利借錢給美國人，美國人再用這些低成本的資金投資中國，進行新一輪的污染、破壞、剝削。這種出口導向型的引進外資，其實就是消耗中國的資源、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滿足國際資本剝削的殖民經濟！這種開放政策，本質上就是賣國政策！更嚴重的是，國際資本通過企業重組、兼并，在中國28個行業中已經獲得22個行業的實際控制權；并以“戰略投資者”身份浸透到金融領域，試圖控制中國的金融命脈，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在整個30年經濟殖民化的過程中，國際資本培植了一大批漢奸、走狗、買辦、間諜、賣國賊！這些吃里爬外的東西，用“雙蠃”、“多嬴”的漢奸語言忽悠民眾，絞盡腦汁為國際資本輸送利益，爾后去主子那里領賞中飽私囊。讓國際資本在60年前曾用槍炮一直想得的利益，如今不費一槍一彈都一一實現，終于使中國到處受到國際資本的捧場，大大提高了“國際地位”。這種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自我陶醉，猶如被人強奸了還在幫人家數錢，完全成了自甘墮落的傻B！

——原先輕信了“依法辦事”“以法治國”的許諾，結果發現法律是專門維護權貴、資本利益的，是為權貴、資本遮丑的，為民維權的律師是很難生存的，民告官是無法勝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說說而已的。所謂“以法治國”，原來是“惡法治國”！所謂“依法辦事”原來就是資產階級專政！楊佳案、王帥案、吳保全案、鄧永固案……最近的鄧玉嬌案，一個個撕下了法律“公正”、“正義”的偽裝，暴露了惡法對付草根的猙獰面目！

——原先都輕信每年……發出的豪言壯語和錦繡藍圖。結果發現盡是些海市蜃樓的幻影，得實惠的都是權貴和資本所有者，沒老百姓什么份。耗資數億、動用萬人警力的“兩會”，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住五星級賓館、吃200元一天的伙食，不過是空寫幾個議案、侃了十幾天空話而已。真正的核心議題，其實是官位如何協調？官職如何升遷？權力如何平衡？說到底，不過是精英們的“情為己所系，權為己所用”罷了！

……

    30年的改革，怎么有利于權貴怎么改、怎么有利于資本怎么改，方案一個接一個、措施一項接一項，一路綠燈。唯獨有關民眾的事，總是步履艱難、困難重重。這樣的改革，怎能讓民眾擁護？一件件、一樁樁走邪路的事實，使民眾逐漸從“資改派”的忽悠中清醒過來，發現自己受了精英們的騙、上了“主流派”的當。越來越多的人相信，如果沒有這場改革，雖然GDP增長不會這么快，但國民經濟絕不會停滯不前，照樣會慢慢發展起來的，即使按改革開放前的發展速度，老百姓的生活也許比現在更好(河北晉州市周家莊鄉、河南臨穎縣南街村、廣東中山市某鄉等幾個僅存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組織的現狀已證明)。至少不會有現在那么多的貪污腐敗、貧富懸殊、三座大山、環境污染……問題。現實使民眾深切感受到：沒有、也不可能有公平的高速度，對老百姓其實沒有多大意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只能死路一條！這種民心、民意、民情，越來越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左派勢力的社會基礎，并演變為“主流派”的對立面。盡管前幾年民眾反思改革遭到扼殺，但質疑改革的呼聲卻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可見，這個對立面是“主流派”自己制造的，“資改派”自己在培植自己的掘墓人！

四、三大利益群體搏弈的新特點

走上邪路的改革，使中國社會發生嚴重的分裂，三大社會勢力的矛盾與斗爭，呈現出越來越激烈的趨勢，“和諧社會”越來越在遠去。

三大社會勢力的斗爭，交織進行，基本上按照二個層面在展開：一是無產階級(廣大民眾)與整個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二是資產階級內部官僚（權貴）資本集團和私人資本群體之間的斗爭。作為資產階級附庸的中產階級，一直游走在三股勢力之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四面討好、八面玲瓏。

第一層面的斗爭是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兩大階級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性質決定了他們之間的斗爭勢不兩立。改革一方面造就了一批富翁，其中擁有億萬以上財產的富翁，官家子弟就占了80％。另一方面又制造了龐大的弱勢群體。新生的資產階級靠流失的20多萬億國有資產墊底，在這些充斥原罪的原始積累基礎上，再殘酷剝削剩余價值，終于把中國打造成了一個外表光鮮、內部腐臭的“驢糞蛋”！

當今中國老百姓所受剝削和壓迫的程度之深，也許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陳勝、吳廣當年被逼起義、梁山好漢舉義造反時的處境，哪能與現在的礦工相比？恩格斯所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怎么也比中國現在的低層社會要好！狄更斯筆下的《霧都孤兒》在中國要多少有多少！蔣家王朝時期的“四大家族”與現在的權貴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周扒皮”、“南霸天”、“黃世仁”這類小人，與今天的私人資本相比，簡直就是小兒科！討點小債竟然還要親自去要，今天的私人資本卻是倒過來，欠了別人的巨債還要人家跪著來要！過去的白毛女、駱駝祥子、高玉寶、包身工等人的悲慘遭遇，與今天的弱勢群體相比，實在是算幸運得很呢！如果說清朝的和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貪官，那么，現在的官員比他有過之無不及的實在太多太多了！光是權貴們每年合法支配的公款消費、公款旅游、公車私用這些人民的血汗錢，都足夠養活全國的農民，這是西方國家的政客想都不敢想的事……。這種殘酷剝削、壓榨百姓血汗的事情，罄竹難書，說也說不完，干脆不說也罷。……一方面嚴控媒體，不給公民言論自由；另一方面對任何反抗剝削反抗壓迫的行為，用“黑社會、少數壞人煽動”的名義，進行堅決的武力鎮壓。吊詭的是，在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鏟除私有制、消滅剝削等觀念，竟然被視為“極左”而遭圍攻、打壓！弱勢群體受了官霸商霸學霸惡霸的欺凌卻無處申冤，上訪人員被當作“精神病”患者遭驅趕、毒打。……

……

中國社會第二個層面的斗爭，是資產階級內部官僚(權貴)壟斷資本集團與私人資本利益群體之間的矛盾，這是剝削階級內部為爭奪政治權力、生產要素、資源分配、利益瓜分所發生的狗咬狗的爭斗。它們之間的沖突，原來還不突出，現在也越來越激烈了。

當公有制的國有企業蛻變為官僚壟斷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企業后，也就變成了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這種蛻變的過程，其實只有一紙之隔的距離，即下個紅頭文件便使其性質發生了質變。權貴資本的最大優勢就是資本與權力互為一體，對生產要素、資源、利益的分配占據了主導地位，可以借助權力壟斷市場。

改革中產生的私人資本利益群體，本來就是在權貴資本的卵翼下孵化出來的，依附權貴資本發展起來的，更是與權貴資本互相勾結而壯大的，所以，這些被“資改派”稱作“民營企業”的私人資本群體，在發家的初期與權貴資本的矛盾并不大，他們巴結權貴資本還來不及呢！那敢跟權貴斗？個個象只哈巴狗，對權貴搖尾乞憐，以求權貴給點“機會”、施舍點“生意”做做。為此而不惜巨資行賄，或與權貴資本“合作”、互相參股，千方百計把權貴拉在一起到混水里趟。對此，私人資本的代言人就公開鼓吹“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和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主張“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張曙光)，宣稱腐敗“是一個帕累托改進”、“有利于調動官員的積極性”（張維迎）、應該“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張五常)……。現在這些東西倒過來反咬一口，把腐敗的原因歸咎于官僚的權力過大。請問：權力再大，沒人去賄賂，能腐敗嗎？其實，改革開放后發生的腐敗，最初的肇事者正是私人資本群體！

隨著私人資本的發展壯大，現在翼毛豐滿了，翅膀長硬了，胃口也變大了。他們不再滿足權貴資本零敲碎打的施舍了，他們要與權貴資本平起平坐分享權力，瓜分生產要素、資源和利益，擺出一付打擂臺的架勢，公開叫板：有本事，到“市場”上來比試比試！私人資本不甘心處于從屬的“補充”地位，他們企圖主導中國的經濟，因此，與權貴資本的矛盾越來越激化。他們利用民眾對權貴腐敗和壟斷帶來不公平的不滿，抓住權貴資本的這一軟肋，發起一次次進攻。而權貴資本也在利用民眾對醫療、教育、住房等切身問題過度市場化的不滿，把責任推到私人資本及其代言人搞的那套新自由主義改革主張。兩股勢力都在利用民眾的力量！這就是當前中國社會三種力量之間的搏弈格局！如果民眾不能清醒認識這種搏弈的特點，就可能會被某一勢力利用，或糊里糊涂地被一些“著名經濟學家”所忽悠。

五、吳敬璉的偽批判

    吳敬璉就是一次次忽悠民眾，影響最大的“著名經濟學家”。他多次批判權貴資本主義、抨擊官僚腐敗和政府壟斷的言論，一直在迷惑人，很多人把他當作有“良知”的學者，佩服他“為民請命”的膽識。其實，那是他的偽裝！他對權貴資本、腐敗、壟斷的批判，與民眾的批判是有本質區別的，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出發點不同。民眾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發點，是從根子上批判資本剝削，不管權貴資本，還是私人資本，都是批判的對象。而吳敬璉則是在贊同資本剝削的前提下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他一邊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一邊贊賞自由資本主義。所以，他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出發點，是為了替私人資本利益集團說話，站在私人資本的立場上，為他們能夠“公平”地從權貴資本手中爭得更多的資源和利益，以壯大私人資本的力量。如果把他這種對權貴資本的批判，當作“良知”、“為民請命”，那就完全誤讀了這位“吳市場”。

二是批判的實質內容不同。吳敬璉批判權貴資本主義，其實并沒有擊中要害，而是在玩弄避重就輕的把戲。他批判權貴資本主義，主要是批判權力的腐敗和壟斷的不公平的現象，這種批判雖然沒錯，但他不深挖腐敗和壟斷的經濟根源。腐敗和壟斷只是“病癥”，如果只談“病癥”而不找“病根”，那是治表不治本，避重就輕！腐敗與壟斷，固然有著深刻的政治體制的原因，但作為經濟學家，完全有責任從經濟學的角度來找原因。而吳敬璉只談“尋租”、腐敗、壟斷的表面現象，回避“尋租”的經濟根源。他之所以回避挖掘經濟上的“病根”，是因為一旦挖經濟“病根”，就挖到他自己頭上了。吳敬璉反復批判腐敗和壟斷的“根源”是政府和官員的權力過大。但事實上，權貴資本之所以搞壟斷、能腐敗、能“尋租”，并不是權力過大，而是權力被資本化、資源被資本化！計劃經濟年代的官員權力比現在還大，政府對資源的壟斷更厲害，可那時的“舊體制”并沒有這些問題。關鍵就在權力、資源壟斷有沒有被資本化！當權力、資源都變成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時，也就表明權力與資源被資本化了，因此，握有權力與資源的權貴們，必然要搞腐敗、搞壟斷、搞“尋租”！而權力與資源之所以能夠被資本化，根子恰恰就是市場化改革的本身！因為市場化改革使權力與資源，這些本來并不是勞動產品的東西都變成了資本，它們隨行就市，明碼標價，受供求變動。權力、壟斷所發生的權錢交易、“尋租”現象，本身就成了一種市場行為，而且還是市場化改革的偉大成果！吳敬璉的同黨們就大肆贊美腐敗是“推進改革的潤滑劑”。可見，不從市場化改革本身找經濟根源，所謂的反腐敗、反壟斷，其實就是假反、假批判！目的就是反了行政壟斷，再搞市場壟斷，用市場壟斷取代行政壟斷！所以，吳敬璉批判腐敗、壟斷，只做表面文章，根本不敢觸及問題的本質。這種忽悠的伎倆，不僅是沽名釣譽、嘩眾取寵，而且是在利用民眾對腐敗和壟斷的不滿，與權貴資本討價還價！他滿腦子想的是如何為私人資本集團排除發展的障礙，哪有什么“為民請命”？借用大眾對權貴資本的不滿，為私人資本獻媚的“請命”，這是哪門子的“良知”？

三是批判的目的不同。民眾批判權貴資本主義是為了反對改革走邪路，但吳敬璉正相反，他批判權貴資本主義的目的是為了繼續走邪路，而且想走得更快。他反反復復強調改革中出現的問題，都是因為“改革不徹底”、“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是權貴資本主義身上的“舊體制”帶來的。事實上，公有制蛻變成權貴資本主義以后，本身已經是一種新體制了。但吳敬璉認為這種權貴資本的新體制還是改革“不徹底”、“不到位”，潛臺詞就是還沒有完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他所說“舊體制”的問題，除了權力過大、壟斷以外，就是指政府的行政手段和國家干預的宏觀調控！在他心目中“好的市場經濟”是完全自由競爭，不需要行政手段和國家干預的，一切都交給市場，由那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因此，他貶斥權貴資本還在使用“舊體制”的行政干預，有一石二烏的目的，一是通過貶斥“舊體制”來丑化計劃經濟，“舊體制”是他表述計劃經濟的代名詞，丑化計劃經濟就是否定社會主義。二是通過貶斥“舊體制”來丑化行政手段、丑化國家干預，以強調經濟手段(即市場手段)之名，行排斥宏觀調控之實！(“主流派”的名將張維迎、許小年則以打倒、埋葬凱恩斯主義的名義，赤裸裸反對國家干預的宏觀調控)所以，說來說去，萬變不離其宗，吳敬璉批判權貴資本主義，歸根到底，就是為了兜售新自由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毫無一點“為民請命”的“良知”！試想一下，如果不是外匯管理體制還保留著“舊體制”的框架、人民幣還不能自由兌換，中國能躲過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嗎？如果沒有這道“防火墻”，中國在當前這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中僅僅只受這點損失嗎？如果改革真的按吳敬璉販賣的那套新自由主義垃圾“徹底”“到位”，今天中國恐怕還不知道會慘到什么程度呢！中國有今天，很大程度上還是托了毛澤東的福！正是新自由主義改革還“不到位”、“不徹底”的“舊體制”的功勞！阿諛奉承的媒體竟然吹噓吳敬璉有“良知”，他有嗎？他的良心早就讓狗吃掉了！

六、暗藏玄機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為了實現“全盤西化”的市場經濟，吳敬璉主張繼續深化改革，“徹底”把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改革落實“到位”。對此，多年來他集中火力針對權力過大、壟斷和“舊體制”的行政干預三個問題，一直是作為深化經濟改革的主攻方向。

但是，這三個問題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頑癥，久攻不下。他意識到光靠經濟改革，還解決不了這三大難題。為此，他這次使用“政治文明”、“政治和經濟改革”的提法，試圖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雙管齊下的手段來解決這三大難題。他明白，權力過大、壟斷、行政干預這三大頑癥，結癥在政治體制。如果不從政治改革入手，不釜底抽薪，僅僅靠經濟改革是無法“扼制”權貴資本主義的。

過去“主流派”一直為中國的改革成功是因為沒有走蘇東國家那種“先政治、后經濟”的路子而引以自豪，今天卻意識到這恰恰為改革走上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埋下了禍根。因此，吳敬璉這批私人資本代言人急于要補上政治改革這一課，試圖“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后者(權貴資本主義)的勢頭”，而且認為現在提出政治改革的條件基本具備了。

一是私人資本群體勢力已經得到長足的發展，在GDP的貢獻總量中已占大頭，具備了與權貴資本叫扳的實力，不想再象哈巴狗那樣在權貴資本面前搖尾乞憐了。

二是權貴資本的腐敗、壟斷早已不得人心，不僅成了阻礙私人資本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而且已經激怒了廣大民眾，利用這種民憤，正好作為叫扳權貴資本的最好“人質”。

三是一批又一批的私人資本家及其代言人以“中國人民的優秀分子”的姿態，紛紛鉆進了執政黨的隊伍，有的還騙取了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身份，直接參政議政。這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組織基礎和核心力量。這些“中國人民的優秀分子”不滿足于當個舉舉手的花瓶角色，他們現在要向權貴資本分享決策權了！

四是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觀”越來越廣泛流行，利用“普世價值觀”，扯起“民主改革”的旗號，成了私人資本利益群體試圖結束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扼制權貴資本主義最先進的新式武器。

可見，吳敬璉所說的“政治文明”，是針對一黨專政極權統治的“政治野蠻”而言的，他提出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暗藏了推翻一黨專政極權統治的玄機。這表明私人資本與權貴資本之間的斗爭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與之相呼應的，“主流派”陣營里的茅于軾、任志強近期也呼吁民眾在追究高價房的責任時，不要只抓住開發商不放，也應追究政府的責任。這顯然是極右的“極端勢力”從政治上“扼制”權貴資本主義的默契行動。可見，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右”路線的，恰恰就是造成“民族災難”的“極端勢力”！

因此，對于廣大民眾來說，雖然也有實現政治民主、改變一黨專政極權統治的要求，但出發點和目的，與吳敬璉所代表的私人資本利益群體是完全不同的。他們要求的“民主政治”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在推翻現在的執政黨基礎上，自己來取而代之，并不是為了讓人民當家作主。他們有資金、有財力把自己的代言人通過“競選”上臺，繼續維護資本剝削的利益，繼續搞他們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繼續在邪路上走下去。所以，無產階級(廣大民眾)必須識破吳敬璉的玄機，提高警惕，不要隨便附和“民主改革”、“政治民主”和所謂“普世價值觀”的聲音，要分清是誰的“民主政治”、是誰的“普世價值觀”以后再表態。

民主、自由從來是有鮮明的階級性的，從來就沒有什么超階級的“普世價值觀”！現在各種人物都在談論“民主”、“政治改革”，包括掌權的執政黨自己、各式既得利益者。其實，各自對“民主”、“政治改革”賦予的內容是不同的。無產階級必須搞清楚各種“民主”、“政治改革”的真實含義和社會背景，要明白什么才是無產階級自己需要的民主，千萬不要被心懷鬼胎的人所忽悠，小心被人利用、當槍使、作炮灰、成為犧牲品！包括近期流傳的《零八憲章》，要想想：如果《零八憲章》付之實施，到底是誰會上臺？無產階級能上臺嗎？如果不能的話，有必要跟著起哄嗎？許多說得美麗動人的宣言，不過是騙取民眾手里選票的工具！無產階級必須要相信一條真理：資產階級是不會傻到讓無產階級去統治他們的，如果他們能讓無產階級用“和平議會”方式上臺，除非你背叛自己的階級、與資產階級同流合污，否則，很快就會讓你下臺！別以為歐美式的民主制度就能給無產階級帶來福音，盡管那種民主制度可以提供讓普通老百姓當上總統的機會，但當了總統后如果不為資產階級謀利、不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只想為無產階級廣大民眾謀福利，試圖大多數人對少數人專政，那么，對不起，恐怕侍候他的就是被暗殺！所以，無產階級必須丟掉任何幻想，只有準備戰斗，徹底推翻舊世界，才能真正解放自己！這不是誰好斗，而是血的事實逼的！

七、心懷叵測的“法治市場經濟”

“法治市場經濟”是吳敬璉夢想的“全盤西化”的市場經濟的另一個重要內容。

“法治”與“人治”相比，當然要好，太有吸引力了！所以，“法治市場經濟”也就特別能迷惑人！

問題就在，“法治”與“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觀”一樣，都不是超階級的，都有具體的階級內容。老百姓在接受普法教育的剛開始，還真的輕信了“法治”是可以超階級的，但這么多年“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實踐，終于使民眾恍然大悟，原來“法治”不僅有階級性，而且階級性太鮮明、太強烈了！

光從制定法律的先后順序就可以看到：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妨礙公務”、“公安條例”、“保護私有財產”一類法律就一個接一個迅速出臺，對權貴與資本利益集團的保護，“法治”完美得滴水不漏！但是，保護勞動者利益的“勞動法”，一直拖到2006年才頒布，而且還有許多該保護勞動者利益的內容都還沒有寫上去，即便如此，竟然還遭到資方及其代言人的頑強抵制，公然在“兩會”上提議暫緩執行。“法治”的階級性還不鮮明、還不強烈嗎？

當你懷疑或舉報官員在貪污，或不法商人在詐騙、偷稅漏稅、盜取國有資產、股市上搞黑幕交易……，好！那請你舉證！你拿不出證據，那你就是在誣陷！最后，有罪的不是別人，而是舉報人你自己！如果你的舉報對象，正好是“上面”想搞的人，那么，恭喜你舉報對了，揭發有功！如果搞反了，舉報撞到了槍口上，那么，侍候你的將是禍從天降，從給你穿小鞋、找你麻煩，到失業、被追殺……，直至家破人亡！

“法治”是超階級的嗎？能超階級嗎？改革開放后的新生資產階級是怎么一個個冒出來的？不就是在冠冕堂皇的“法治”呵護下茁壯成長的嗎？大批經濟罪犯是怎么形成的？不就是在令人生畏的“法制”慫恿下培養出來的嗎？這些鐵的事實否認得了嗎？

“法治”是公正、正義的嗎？事實告訴人們，“法治”本身并不存在公正、正義！“法治”以事實為依據，一切靠事實說話。問題就在，事實是可以狡辯、可以掩蓋、可以偽造的。所以，“依法辦事”、“以法治國”，本質上是控辯雙方玩弄法律條文的游戲！勝敗取決于誰玩得過誰？并不是事實本身！那怕是陪審團制度，如果陪審團相信“事實”，即使證據是偽造的，案子也勝了。如果陪審團不相信“事實”，即使證據千真萬確，案子也會輸！

退一步說，如果“法治”真的是公正、正義的象征，那么，實行“法治”以后，理應犯罪行為越來越少，社會風氣越來越好。但是，實踐證明，事實恰恰完全相反！“依法辦事”、“以法治國”以后，反而是罪犯越來越多、社會風氣越來越壞！

這就令人要問：建國后的前一個30年里，為什么犯罪率沒有現在高？原因就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性的“群眾運動”，一次次清掃了牛鬼蛇神！雖然群眾運動確有一些負面東西，尤其那種“戴高帽”、“坐飛機”等“暴民專政”的體罰行為，十分野蠻，必須摒棄！但它內涵的法理原則，卻是一種“被告舉證”，這對打擊犯罪活動起了致命的作用。群眾運動在揭發壞人壞事的過程中，如果當事人不能舉證表明自己清白，那就會受到相應的處罰(政治的或法律的或道德的處罰)，從而大大遏制了各種罪惡活動。因此，從治國安邦的角度來說，只要正確運用群眾運動，事先防范它的破壞性因素的出現，群眾運動確實是有效打擊罪犯、維護良好社會秩序和風氣的有力武器。熟讀中國歷史的毛澤東，早就看透了“法治”的局限性，深知唯有群眾運動才是監督權力腐敗的最有效的工具，因此，他在延安時期就胸有成竹地答復黃炎培對革命成功后是否會重蹈“歷史周期”覆轍的擔心，他的法寶就是用群眾運動的“人民監督權”來防止權力的腐敗。在他主政期間，他發動一次次的群眾運動，保障了革命隊伍的純潔性，防止了權力失察的腐敗現象。遺憾的是，毛澤東的偉大創舉被心懷叵測的人篡權后輕易地否定了，片面抓住群眾運動的負面枝節，看不到群眾運動的主流本質，不僅全盤否定群眾運動的歷史功績，而且用“法治”的名義，徹底禁止群眾運動。從此，在貌似文明的“以法治國”下，腐敗叢生、罪惡泛濫、社會潰敗！……

事實證明，資產階級、犯罪分子或潛在的罪犯，最害怕群眾運動。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罪惡行為都可能逃脫司法機關的視線，卻逃不過群眾的眼睛。相反，犯罪分子或潛在的罪犯，最歡迎的是“以法治國”、“依法辦事”，因為“法治”恰恰能給罪犯提供犯罪的巨大空間和逃遁法律制裁的大量機會！在某種意義上，“法治”本身就是一種姑息養奸！“以法治國”與“惡法治國”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近在咫尺！僅以反腐為例，“以法治國”下的反腐敗，究竟反了多少？占實際腐敗的多大比例？“法治”究竟是真的在懲治腐敗？還是在慫恿腐敗？不然，怎么會越反越腐敗？反腐越反越多呢？如果是搞群眾運動，也許不用一年半載，保證可以全面、徹底、干凈掃清腐敗！信不信？“以法治國”下的所謂“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那是對已經歸案的罪犯而言的，至于沒有被抓、逃脫法律制裁的，至少是一比一百倍以上！當官方在慶賀破了多少多少案子的時候，那些未被法辦慶幸逃脫制裁的罪犯其實也在慶賀自己作案成功，不僅在偷著樂，而且還在嘲笑司法部門的無能！

也許有人認為，這些現象是法制不健全、執法不規范的問題，不能以此來否定“法治”的本身。其實不然。因為“法治”的最大軟肋是滯后性，它的功能是事后懲罰，而且犯罪活動一旦既成事實，“法治”本身無法彌補，個案的預警作用遠不如群眾運動。這是“法治”本身的局限性，不是健全不健全、執法規不規范的問題！對于那些準備犯法的高手來說，尤其經濟罪犯，事先都把法律研究得透透的，摸清了法律空子，采取了周密的反偵探措施，作案屢屢得手，“法治”根本不成其障礙，反而成了逃脫懲處的屏障！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本身是靠刺激人的貪婪之惡為原始動力的罪惡經濟形式，它無限膨脹貪婪的人性之惡，激勵資本無節制地剝削剩余價值。資本剝削以市場經濟為載體，永遠是市場經濟的主宰！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只能成為維護資本利益的工具，成為保護資本利益的護身符！這種上層建筑的“法治”的階級性，完全是市場經濟這個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法治”不具備保護資本利益的階級性，市場經濟的游戲就無法繼續玩下去！“法治”的滯后性本身，等于公開宣告：任何新的犯罪形式，只要在新的法律頒布之前干的，就是合法的！因此，“法治”等于在慫恿、鼓勵罪惡活動要不斷地“創新”！所以，越是成熟的市場經濟，犯罪的手段越高明，花樣越新奇。不管“法治”如何健全，執法如何規范，也永遠趕不上不斷“創新”的罪惡活動！這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現狀！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法治”的本質、功能、作用，就可以明白吳敬璉所說的“法治市場經濟”是個什么玩意兒了，他不遺余力地推銷“法治市場經濟”，居心何在，也就不言自明了！

八、令人蹊蹺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分析”

面對改革開放后出現的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問題，吳敬璉一改以往專注政策研究的慣例，開始“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了。也許是退休了，不再參政議政，只好回書齋了。

但人們沒有忘記2004年央視直播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儀式上所宣讀的頒獎詞，是這樣表彰吳敬璉的：“他對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一些關鍵時刻，對于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確定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的戰略方針，…在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促進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以及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努力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等重要問題，向中央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建議。”

遺憾的是，他的政策建議很偏心，只給資本利益集團帶來了福音，對民眾卻是禍害。現在他要對這種“利益結構的大調整”現狀，“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了，這好呵！幾十年來整天不辭辛勞地為資本利益集團出謀劃策，勞苦功高，也該歇歇了，退下來能靜心做點學問，總比在外面東去忽悠一下，西去出一下風頭好啊！

既然吳敬璉要“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了，那么，怎么分析呢？他還沒有來得及具體回答，但他承諾了“要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加以回答”。

這就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心，“現代政治經濟學”是什么樣的政治經濟學呢？

哦，原來就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這是學術界約定俗成的說法。

用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回答中國的現實問題，那就令人擔心了：狗嘴里能吐出象牙來嗎？一個身為共產黨員的中國著名學者，號稱經濟學界的“泰斗”，竟然要借助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回答中國的現實問題，豈不是有點蹊蹺了嗎？

老實說，對于利益的分配、對于市場經濟的研究，至今還沒有誰能超得過馬克思！他為了給無產階級和一切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指明一條徹底解放的道路，為全人類從歷史的黑暗中尋找出光明的前進方向，不顧窮困潦倒，不怕資產階級的種種迫害和瘋狂圍攻，盡其畢生的精力所揭示的無產階級受剝削的剩余價值秘密，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豈是那些華而不實、沽名釣譽、自以為高明的偽學者所超過的？

事實上，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才能正確認識和把握市場經濟所發生的一切現象！舍此，必然會被偽學者、偽專家所忽悠。馬克思所揭示的市場經濟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從未過時！連西方國家的學者和民眾都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說至今仍然是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好武器。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經濟學獲得者，都只是在一些枝節問題上做點文章，目的是為了拖延資本主義茍延殘喘的過程。150多年的事實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發展過程，其實都在馬克思的預料之中。資本主義的喪鐘雖然還沒有敲響，那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挽救不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新理論”，表面上解決了一些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其實恰恰是使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一次比一次更深、更廣。每一次危機的終點，就是醞釀下一次危機的開始。對于這次百年一遇的大危機，無論G20峰會的聯手救市，還是中國政府的4萬億規劃，或美國政府上萬億美元對花旗、通用等等的拯救措施，都是今后更新、更烈的危機的重新啟動、新的折騰的開端，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喪鐘敲響！所以，如果要對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所產生的各種問題“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也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來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否則，必然謬誤連連，甚至會把謬論當真理！吳敬璉不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回答改革開放所出現的問題，而是強調“要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加以回答”，即用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回答，這其實已經露出了老狐貍的尾巴，那就是：吳敬璉退了休還不甘寂寞，又要準備來忽悠大眾了，他特別擅長以關心民眾的名義來推銷新自由主義的那套伎倆，可能又想出新招了。大家要小心，別又被忽悠了呵！

九、厚顏無恥的“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

其實，大家都知道，上世紀80年代吳敬璉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美國進修了一年，從此，就成了新自由主義的信徒，整個學術思想完全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一套垃圾，尤其對新自由主義的頭面人物弗里德曼崇拜得五體投地。所以，從他嘴里說出“要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加以回答”，即用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回答中國的現實問題，倒確實一點也不奇怪！只是從他的身份來說，共產黨員與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這二個東西放在一起，實在太不協調，太蹊蹺了點。

既然吳敬璉要用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來回答中國的現實問題，那就用吧！畢竟嘴巴長在吳敬璉身上，誰也攔不住，何況他的觀點，絕對不會遭到封殺，肯定各類媒體會爭搶轉載、廣為流傳，退了休的吳敬璉還能再紅火一把，多好哇！

可是，吳敬璉偏偏前言不搭后語的，突然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必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這就不是蹊蹺的問題了，而是太厚顏無恥了！

一個鼓吹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忠實信徒，竟然說出“必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的話來，莫非是吳敬璉的神經發生了錯亂？開如此天大的笑話，真是活見鬼了！吳敬璉還有資格再說“馬克思主義”這幾個字嗎？他的嘴都發臭了，“馬克思主義”這幾個字配他說的嗎？從他嘴里說出來，實在是玷污了馬克思主義！

吳敬璉可以去信奉新自由主義，這是他的公民權利，誰也管不著。但是，既然信奉了新自由主義，卻又戴個“馬克思主義”的面具，教訓別人“必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魚目混珠”，這種口是心非，豈不是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嗎？

假馬克思主義還需要再警惕嗎？假馬克思主義早已魚目混珠、大行其道了，要警惕也太晚了！還用得著吳敬璉來警惕嗎？再說，用假馬克思主義來魚目混珠的不就是吳敬璉自己嗎？這不是在賊喊捉賊嗎？吳敬璉不就是一直靠那張假馬克思主義的虎皮飛黃騰達、欺世盜名、迷惑公眾的嗎？

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宣言》說得明明白白：“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不是發展生產力！不是實事求是！更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剩余價值理論！就是要消滅私有制，消滅一切剝削制度！由大多數人對少數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吳敬璉讀了幾十年馬克思的書，一點都沒有讀到心里去，全讀到屁眼兒里去了！崇拜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言必稱哈耶克、弗雷德曼、倫敦學派、芝加歌學派……這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徹底背叛嗎？還有臉再說“馬克思主義”幾個字嗎？其實，吳敬璉也沒必要再標榜什么“警惕假馬克思主義”了，因為不管吳敬璉嘴上唱什么“馬克思主義”的調，但吐出來的詞卻是新自由主義的詞。無論臉上如何涂抹“馬克思主義”色彩，只要一轉身，人們馬上就看到了他的屁股上清楚地打著凢個令人發笑的“馬克思主義叛徒”的烙印！

令人鄙夷的是，共產黨員熱衷于私有化、推崇資本剝削，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既然改變了信仰，卻又不退出共產黨，還打著“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發展生產力”一類假馬克思主義的旗號迷惑大眾。干的是新自由主義，卻用“共產黨員”的牌子招搖撞騙、到處混吃混喝，這樣的“共產黨員”，其實連婊子都不如！結果把共產黨變成假共產黨、全民黨、騙子黨！

說來也很可悲，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信徒連當學生都當得不合格，水平實在太差太差，不是狗屁不通，便是一知半解，淺薄而無知！比如，那位老眼昏花的茅于軾，信奉新自由主義信到連自己的祖宗都搞不清了。09年3月他在廣東電視臺公開宣稱：要推翻“勞動價值論”，不批倒“勞動價值論”，資本剝削的罪名就去不掉。他以為“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的發明，殊不知，那是古典自由主義創始人亞當·斯密的專利！那可是新自由主義的老祖宗呵！茅于軾一心要維護私有制、充當資本剝削的辯護士，無知得離譜，傻B傻到利令智昏！又比如，那位正宗受過新自由主義熏陶的“海龜”教授許小年，在分析這次全球金融海嘯、經濟大危機時，不僅把責任推到政府身上、歸咎于央行的低利率政策，更可笑的說是民眾都去炒樓、買股票造成的，是民眾制造了經濟泡沫、引發了危機！呵呵！這種“著名經濟學家”的高論，也不怕別人笑掉大牙？把金融海嘯、經濟大危機的真正元兇，新自由主義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文過飾非、欲蓋彌彰，可惡、可悲！(見《財經》雜志2009年3月18日《陸克文和凱恩斯錯在哪里？》) 還有一位“改革開放研究會”會長、號稱“改革專家”的高尚全，在2006年3月的一次“資改派”的內部座談會上竟問：“新自由主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多可愛！干的全是新自由主義，卻沒讀過新自由主義的書，也不知道新自由主義是啥玩意兒？太厲害了，與新自由主義不謀而合，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呵！再有一位滿嘴噴糞的張五常，他就主張“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還惡狠狠地說：“馬克思就是蓋棺論定了，也還要踏一腳！”……這些經濟學界的“精英”，毫無學術上的見解，只有十足的政治偏見！其實就是學術騙子！學術政客！

吳敬璉與這些人略有不同，雖然他的言論也從來沒有多少學術含量，但他不會赤裸裸地赤膊上陣，而是很善于巧妙地利用民眾的情緒，用“掛羊頭賣狗肉”的方式販賣新自由主義。因此，吳敬璉具有更大的欺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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