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回顧抗戰歷史，共產黨不僅有廣大的敵后根據地，還在日偽統治的中心城市中，活躍著一群地下黨隊伍。他們并不像抗戰神劇中演的那樣光鮮，天天參加各種應酬，而是默默無聞，開展堅實的群眾工作。走進他們，我們會更加清晰認識共產黨抗戰的歷史功績，也會對當前的群眾工作有指導意義。

　　上海，一座十分特殊的城市，它具有很強的殖民地色彩，同時現代工業相當發達，大批外地人民到滬謀生，造就了一批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1910年上海人口69.2萬人，1927年達到264萬人，其中各類職工約90萬。上海的工人忍受著10-12小時的辛勤勞動，時刻面臨著失業的危險，還沒有任何政治權利。日軍侵入后，上海進入最黑暗的時期。

　　面對龐大的無任何政治、經濟權利的工人階級群體，共產黨從建立之初，就在上海開展了艱苦卓絕的群眾工作。雖然土地革命時期“左”傾錯誤使得群眾工作屢遭失敗，但上海地下黨積極調整工作方向，在抗日戰爭時期探索出成功的群眾工作方法，即以工人階級為核心，團結廣大進步階層，建立多種多樣的群眾組織，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對日偽采取靈活的斗爭策略。上海地下黨的成為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的重要力量。

　　黑暗殘暴的年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人民開始全面抗戰。淞滬會戰后，國軍撤離上海，由于英美為主導的租界在中日問題處中立態度，上海成為日軍不能直接控制的“孤島”。各種抗日力量利用這個空間，積蓄開展群眾性抗日斗爭。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占領租界，日偽對上海開展了殘暴統治，人民喪失了一切政治權利，沒有任何發表愛國言論和開展愛國活動的自由。軍警特務橫行霸道，不但可以隨意逮捕、殺害任何居民，還經常以搜捕抗日分子為由，把某些街區長時間地封鎖起來。由于日軍瘋狂的掠奪搜刮，整個城市經濟一片蕭條，大批工廠關閉，大量工人失業，糧食等基本生活物資高度匱乏，人民生活極其困難。

　　在這個歷史時期，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的統治。“左”傾路線對土地革命時期上海地下黨工作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開展冒險的“飛行集會”，暴露黨員與核心組織;反對進入“官辦工會”，而當時很多官辦工會還可以為工人爭取一定的經濟利益，一度得到群眾擁護。這使得上海地下黨在群眾的影響力急劇減小，黨員數量從1927年1.4萬余人下降到1937年160人。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確定了白區工作的徹底轉變：認為單靠宣傳鼓動沒用，群眾需要在斗爭中積累自己的政治經驗。在白區斗爭，要善于利用公開存在的團體組織，秘密的革命團體必須依靠群眾力量，黨必須重視領導工人群眾日常的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并要取得斗爭的勝利。

　　在此之后，上海黨組織開始進行重建，1938-1939年迅速發展，并在之后逐漸迅速鞏固。1941年最黑暗的時期，地下黨組織更加隱蔽，并更加深入基層。到1945年抗戰勝利，上海共產黨員達到2623人。

　　“爭取群眾，積蓄力量”

　　“大多數群眾，并不是一下就要革命，當時的工人也是這樣的，他們在農村還要更窮，在工廠里就相對不錯了。他們在工廠工作還是很滿意的。一個一個具體的人并不是要革命和斗爭的，要一個一個人慢慢影響、黨的長期工作都是有關的。”

　　這是原全國總工會候補書記韓西雅老先生對抗戰時期地下黨工作的總結。韓西雅老先生和很多工人黨員一樣，在當時從群眾組織中被發展成黨員，并不斷成長。

　　抗戰時期，中共江蘇省委對黨員提出了“三化”“三勤”的要求，即職業化、社會化、群眾化;勤學、勤業、勤交友。這樣才能在“內在的感情上融入工農群眾”，“而不是以共產黨員或者自命為領袖的資格去命令和指揮群眾”(《劉少奇選集》)。同時，成立與加入各種形式、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如組織抗日救國會，組織互助會、興辦補習夜校等團結工人，同時邀請廣大中上冊人士加入群眾組織，增加對群眾的吸引力。在宣傳工作上，采用文藝、展覽、傳單、夜校等多種多樣的宣傳形式，加強宣傳的針對性，結合現實教育激發民族情感，結合紀念日增強群眾自信心。

　　益友社是抗戰時期上海最大的商業職員團體，于1938年2月成立，盡管開創時僅有40余人，但它以“提倡正當娛樂，改善業余生活”為宗旨，辦起了劇團、圖書館、診療所、理發室，尤其是花大力氣開辦業余補習學校，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店員人社，至1940年6月，社員達4 000人之眾。

　　在做普通職員工作時，共產黨善于團結積極年輕工人和有威信的老工人，并在考察后吸納入黨。在社員回憶錄《益友社十二年》是如下記載的：

　　益友商業補習學校的同學會“學習互助組”，在課余時間集體溫課，特別爭取用功讀書和程度較高的同學參加。某系藥店會計員王少飛，原來是為提高自己的會計水平而來補校學習的，所以同學會的活動他都不參加。由于他的簿記知識比其他同學水平高，同學會在建立學習互助組時，一度想推選他為組長。他怕影響自己的學習而不愿擔任，但表示愿意幫助個別同學解決學習上的難題。同學會不加勉強。事實上他幫助了而不少同學解決了很多學習中的問題，在同學中頗有威信。以后當教師偶爾缺課時，同學們要求他代課，他也樂意地擔任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逐步體會到集體生活的興趣和意義，終于參加到同學會的工作中來。不僅參加了出版工作，也參加了歌詠活動，甚至偶爾也擔任起歌詠指揮來了。由此，使同學會的團結面就更廣泛了。

　　作為公開的群眾組織，益友社特別注重統戰工作：

　　從不同的方面，爭取社會名流，取得并保持社的合法地位;團結商業資本家，為店員參加社的活動創造條件;推動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發揮特長，支持社務活動。統戰方式靈活多樣，調動積極性，注意尊重，適時適當的教育。(《益友社十二年》)

　　韓西雅老先生就是通過參與益友社，被發展成黨員并逐漸成長的。他在回憶錄中提到部分黨員特別擅長統戰工作：

　　當時趙樸初就出面擔任益友社的理事長，還請了關徊老、聞蘭老、袁履老等幾位年長、德高望重的社會名人擔任理事。趙樸初其實是地下黨員，長期做各方面的統戰工作，他去世時也未公布身份。趙樸初成立凈業流浪兒童教養院，收留很多逃難的小孩子。益友社就請趙樸初做頭面人物，把上海的紳士爭取過來，把民族資產階級中要抗日的爭取過來，支持我們的活動。

　　益友社還善于利用圖書館、夜校等一切活動形式，靈活開展宣傳工作：

　　圖書館的作用很大，到44年來看書的人很多，借現代的、古典的書籍都有。店員行業很廣泛，辦了借書證后，很多人經常來幫忙，慢慢的就成為骨干。我們黨員在其中不暴露，做工作也講究循序漸進。有人開始的時候來找會計學的書、來看武俠小說，跟我們熟悉以后，我就給他推薦《家》《春》《秋》，然后給他看蘇聯小說《戰爭與和平》《鋼鐵是怎樣練成的》，然后看《毀滅》，再看艾思奇《大眾哲學》，然后跟他聊聊天，問問有什么感想，談得來的話就可以進一步啟發思想，最后推薦《西行漫記》。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教育了多少人!到這地方了，看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一下就把工人的思想變了，懂得辯證唯物主義了、懂得矛盾論了!幾天來一次，我們就和這個工人交朋友了，去單位看看他，一起談談。看了《大眾哲學》、《西行漫記》，就可以講延安、講毛主席了，這就差不多了。從中發展了好多共產黨員、進步力量，在此基礎上，就可以鼓勵店員開展斗爭。(《韓西雅訪談錄》)

　　而在與日偽斗爭方面，共產黨采用靈活的斗爭策略，開展合法的維護工人利益的經濟斗爭;進行磨洋工等“無頭”斗爭。1938年3月，上海郵政局的外籍郵務長準備裁人減薪，郵局系統的黃色工會與資方狼狽為奸，引起職工的強烈不滿，共產黨人即動員數千職工起來反對，并與黃色工會的打手發生對抗，當局最后被迫收回成命。共產黨人乘機在郵局職工中成立了有四百多人參加的群眾“互助社”，有效地擴大了自己的政治影響。郵局系統黨的力量也從1937年10月的1個團小組5名團員，擴大到1939年的一百多名黨員，建立了10個支部。而在反動勢力猖獗，群眾斗爭欲望不強時，共產黨以退為進，保護斗爭力量。

　　偉大的勝利

　　共產黨就是這樣在不拘一格的群眾工作中，不斷成長壯大，并吸納了無數優秀的黨員。上海地下黨領導下群眾組織，成為打擊上海日偽勢力的中堅力量。

　　與此同時，它幫助黨完成黨的社會化，利用各種合法身份隱蔽自己，融入群眾，以此獲得了群眾的認可與支持。廣大黨員干部也在其中迅速成長，成為各行各業威望最高的人。如新本女中黨支部根據“勤學、勤業、勤交友”的方針，組織黨員和積極分子在課余時問，主動找同學一起溫習功課，打球、唱歌;對思想進步的同學，就秘密地向她們介紹進步書籍，例如《新生代》、《西行漫記》等，并開展讀書會和議論時事看法的交流活動。由于黨員和積極分子讀書刻苦，成績優秀，樂于助人，而且在文娛、體育活動上各人都有一手，同學都愿意和他們在一起，和他們交知心朋友。這樣，在黨支部的周圍，就一層一層地團結了一大批群眾。

　　韓西雅老先生在回憶錄中闡述了其成長歷程：

　　38年我先跟老板去租界，做棉布批發店的店員。租界里工廠都能開工，從海外進口棉花、汽油，太平洋戰爭以前都可以正常生產。店員都有點文化，盡管一般讀不到小學畢業，但讀書、寫字都沒問題。那時候我的一個店員老鄉已經是地下黨了，有天晚上他來找我出去玩，我們店員晚上都沒事干，他把我帶到一個綢布社，里面有店員唱歌、演話劇等活動，還辦有圖書館，我一下子就很有興趣。我比較喜歡看書，我的老鄉就把我交給辦圖書館的負責人。這個人也是地下黨，他看我愿意讀書，就主動介紹一些進步書籍給我看。到40年7月，發展我入黨，當時我的介紹人不講是共產黨，只是說有一個革命團體，是抗日的，愿不愿意參加，我跟他們接觸有一段時間，當然很愿意，就拿張紙寫了簡歷。此后就把我介紹給另外一名同志，半年后我轉正，這名同志才告訴我是加入共產黨，拿紅紙畫上鐮刀斧頭，我宣誓之后馬上銷毀。地下工作片紙不能留，保密要求很高。

　　事實上，地下黨員并不像影視劇演的那么光鮮：

　　地下黨的工作沒有電視里面演的那樣光鮮，天天去參加酒會、應酬，地下黨不主動參加交際活動，需要參加交際的黨員很少，大部分黨員都是默默無聞在群眾中開展工作的。(《韓西雅訪談錄》)

　　不拘一格的群眾工作在解放戰爭時期進一步開展，人民群眾思想覺悟進一步提高，各個進步團體更加緊密地團結到共產黨周圍。至上海解放前夕，黨員數量發展到9400余人，其中，益友社擁有超過1.5萬社員，為共產黨輸送了500余名優秀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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