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抗戰時期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戰斗場面。
近年來，歷史學界內外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功績出現了一些異樣聲音，有傳共產黨軍隊是“游而不擊”，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中共抗日根據地是“占領地盤”……9月16日，新華社撰文駁斥上述聲音。
據新華網北京9月15日消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它領導的敵后武裝力量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然而，近年來出現的歷史虛無主義，抹殺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功績：“共產黨軍隊游而不擊”;“共產黨軍隊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中國共產黨創建抗日根據地是“占領地盤”……
為更全面地認識這個問題，多名抗戰史研究學者，用來自日本、西方國家的鐵證和研究成果，有力地駁斥了這些言論。
“共軍”如何打鬼子：持久戰
“中共游擊戰”是一場“不分晝夜、連續不斷、永無休止的戰爭”，是使日軍“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戰爭”。這是日本史料《華北治安戰》的記載。
這部史料，是二戰后由日本防衛廳所編纂，其中收錄了大量侵華日軍的原始資料，記載了日軍與在華北堅持抗戰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武裝之間的反復“拉鋸戰”。
歷史學者王鼎杰說，持久戰是“積小勝為大勝”，《華北治安戰》中若干記錄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有時一天與日軍交戰次數達到數十次，甚至近百次，讓日軍陷入極大的惶恐不安之中。
旅日作家、抗戰史研究者薩蘇，提供了一些最新獲得的證據。他說，這些證據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無時無刻不在戰斗。薩蘇介紹，抗戰期間，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等西方記者，游歷延安和晉綏等敵后戰場。福爾曼所著的《北行漫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當時，福爾曼等記者由延安奔赴晉綏地區，需要經過日軍封鎖線。接到護送任務的八路軍指揮官王長江，卻并沒有像福爾曼所預想的那樣“悄悄通過”封鎖線，而是在馬坊(今山西岢嵐縣境內)激戰一夜，拿下日軍據點，打通前行通道。這令福爾曼極為吃驚，稱王長江為“八路軍瘋狂的司令員”。
薩蘇說，日軍及西方記者眼中的八路軍，在敵后戰場往往會主動出擊，并取得了輝煌戰果;說他們“游而不擊”“散兵游勇”，完全是污蔑。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研究員劉中剛說，由于中共抗日武裝的裝備差，所以作戰往往要近距離接觸敵人，一般會迅速沖入敵人之中，展開搏斗。
“就是在這樣艱苦的作戰環境下，在配合正面戰場忻口會戰的作戰過程中，八路軍先后作戰百余次，連續取得平型關大捷、雁門關伏擊戰、夜襲陽明堡機場等一系列戰斗的勝利……”劉中剛說，八路軍的持久抗戰，是建立在堅定的抗日決心之上，付出了巨大代價。
薩蘇也認為，持久戰并非是“小打小鬧”，“八路軍在平型關開創了全殲日軍先例，戰后，媒體‘每日新聞社’使用了‘全滅’一詞;這是全面抗戰以來，日本媒體首次承次軍隊被中國全殲。”
根據地的作用：消耗日軍
薩蘇認為，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戰，對抗日戰爭的勝利至關重要，“沒有敵后戰場特別是山西的抗戰消耗日軍，日軍就可以從北京沿華北平原長趨直入，直至滅亡中國”。
薩蘇介紹說，早在1890年左右，日本軍事家就設計了“從北京南下江南滅亡中國”的戰略路線;同時，他們還設計了第二條入侵線路，即“從西安出發進入川貴地區”。
然而，日軍自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長期無法南下。薩蘇說，當時日本根本沒有料到中國會開辟敵后戰場，“敵后戰場開辟之時，正是日本預備南下的關鍵時刻，特別是山西所在的黃土高原，地理上俯視整個華北，使嚴重依賴后勤的日軍非常顧忌。”
這一觀點，也在日方資料里得到印證。薩蘇向記者展示了一份標有“極密”的1942年日軍“北支方面敵情要圖”，其中標注有敵后戰場的徐向前集團、聶榮臻集團、劉伯承集團、賀龍集團等軍事力量。“日軍在華北密密麻麻地畫出八路軍各種武裝力量的分布，這足以證明敵后戰場對日軍的影響之大。”薩蘇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研究員湯重南認為，敵后抗日根據地沉重打擊了日本“以戰養戰”的戰略，“當日本‘速戰速決’企圖破產后，對占領區進行瘋狂掠奪成為補給主要方式;抗日軍民頻頻破壞日軍交通線和設施，給日軍造成很大的消耗。”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等，在全國抗戰中，共對敵作戰12.5萬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人。“在正面戰場處于膠著狀態之時，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成為抗戰主戰場。”
美國軍事評論家威爾納嘆服于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戰場的巨大貢獻，1945年他在《日本大陸戰略的危機》一文中寫道：“沒有一個地方的游擊戰能夠擔當游擊戰在中國將要而且能夠擔負的戰略任務。”
敵后抗戰的意義：中流砥柱
國難當頭之際，中國共產黨以明確的政治主張、堅定的抗戰立場，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
湯重南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用，體現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共產黨人從始至終都不變的抗戰決心和立場。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國共產黨就發表宣言，堅決主張抗日;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又以民族大義為重，有力地推動了第二次國共合作;這些歷史都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發動者和組織者。”湯重南說。
不少歷史學者認為，當前出現一些聲音，有意無意地輕視乃至貶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武裝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這是嚴重背離歷史實際的。
劉中剛說，有人拿“共產黨軍隊抗戰前10萬不到，抗戰后近百萬”為證據，說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只發展不抗日”。這種觀點很偏頗，“打仗就是彼消我長的過程，中國人民的抗戰就是‘從敵強我弱，到我強敵弱’的過程;每一個根據地的建立都經過了和日寇、敵偽勢力反復爭奪，付出了巨大犧牲;正是這種犧牲，換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秘書長史桂芳則表示，隨著學界和社會對于“八年抗戰與十四年抗戰的關系”“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的關系”“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與全民族抗戰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不斷深入，一些曲解歷史的觀念也將不斷被清除，最終“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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