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一個關鍵性的重大事件。抗日戰爭勝利使中國擺脫了近百年來受人欺凌的慘痛歷史，使中華民族由向下轉為向上的發展趨勢，所以它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在這個重大歷史轉折關頭，參加抗日戰爭的各黨各派各個階層各個階級如何表現，直接決定著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中國現實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由于抗日戰爭是極其重要的一次事件，這次事件對各政黨各階層各黨派是一次重要的考驗、是試金石，所以在回顧抗戰過程中間，各個黨派都下意識地為本黨在抗戰中的表現鼓一呼，國民黨如此，中國共產黨也如此，各黨各派都一樣。抗日戰爭的勝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勝利，各黨各派合作的結果。但是，各黨各派在這場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中表現的確是不一樣的。經過系統地研究回顧以后，我感到中國共產黨在參加抗戰的各黨各派中可以說表現是最出色的，所以就有“中流砥柱”一說。現在，社會上，包括海峽兩岸，有一部分觀點對“中流砥柱”這個觀點提出質疑，一般不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抗日過程中發揮的重大作用，但是不是夠得上中流砥柱，對此有很多人持質疑態度。我個人認為，“中流砥柱”四個字比較準確、比較恰當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勝利中所作的偉大貢獻，在各黨各派中間中國共產黨貢獻最大，稱得上是中流砥柱。

　　下面我具體就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幾個方面來談一談自己的認識。由于題材比較大，所以很具體、很細微的東西我就不談，我抓住抗日戰爭幾個重要問題來談，因為一個黨派在抗日戰爭中到底是否起到決定性的中流砥柱作用，關鍵要看其在關系抗戰前途、命運、結局的最關鍵的問題上做的貢獻如何。我個人有這么一句話：之所以說中共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創造性地回答和解決了許多事關抗戰結局的一些帶有根本性和戰略性的問題。

　　一、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并且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并且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大家知道，抗戰14年，前6年是局部抗戰，后8年是全面抗戰。為什么“九一八”以后不能全面抗戰，非得經過一個6年局部抗戰階段?這是由中國的內戰決定的。所以，前6年的局部抗戰階段實際上面臨這兩大任務：一個是抵抗日本侵略，一個是盡快結束國內內戰局面，凝聚全國的力量來一致對外。

　　經過6年時間，中國才解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問題，才取得七七事變以后舉國奮戰的局面。因此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關中國能不能結束一盤散沙，各黨各派能不能合作一致抗日的關鍵。這個問題怎么說都不為過。因為國內是否團結是關系到抗戰前途命運、抗戰結局的一個政治基礎。沒有國內團結，就不可能有全國抗戰，更談不上抗戰勝利。這是我反復在說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14年抗日戰爭中至關重要的地位。

　　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做出的貢獻是沒有其他黨派所能替代的。共產黨倡導建立并且始終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意義就在于解開了國共十年內戰的死結，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唯一的可行之道。沒有中共倡導建立并堅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可能出現舉國一致全民奮戰的一幕，而對日本的抵抗也只能停留在局部的有限的分散、自發的狀態。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內戰情況下，不是說不可能抵抗日本，但是那種抵抗只能是分散自發的，是絕對不可能形成全國一致局面的。那種此起彼伏的零亂局部抵抗狀態，談不上抗戰的勝利。這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偉大意義。

　　我們之所以說中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里發揮了決定性作用，首先是由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是中國共產黨倡導提出的。“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普遍認識到了，在國內戰爭各黨各派的內部紛爭的情況下，中國是無法抵抗日本侵略的。所以，各黨各派各階層普遍認識到必須凝聚全國的力量來一致對外。但是怎么停止內戰、結束內戰?它不能停留在口號上，它不只是一種愿望，這個愿望普遍都有了，各個階層都看到了問題所在了，但拿不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在這個情況下，真正拿出解決問題辦法的是中國共產黨，什么辦法呢?就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以后不久，中國共產黨就已經意識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問題，就提出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一些初步的政策。比如，在東北地區——那是抗日戰爭第一線，東北地區黨組織就開始聯合，不論是山匪、溜子、義勇軍，還是東北軍的殘部，不管你是什么階級背景、政治背景，當時在東北第一線已經開始實現要聯合起來，這就是最初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萌芽。隨后不久，中共中央又提出，國民黨軍隊里的下層官兵、部隊，只要愿意和紅軍攜起手來抗日的，一概聯合。這都是最初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的萌芽。當然，當時還不徹底、還不完整。因為當時還是排斥上層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到了1935年7月，共產國際召開了七大，面對法西斯在世界范圍肆虐的情況，共產國際七大形成一個精神，就是要建立人民戰線。人民戰線就不是按階級斗爭的方法去分析形勢，不分黨派，不分階級，只要反法西斯、反侵略，就可以團結起來，站在一個戰線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草擬了著名的《八一宣言》，10月1日在法國的一個雜志上公開發表，很快傳到國內。《八一宣言》比較完整系統地梳理了中國的情況，結合共產國際關于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第一次向中國國內各黨各派發出號召建立抗日聯合政府、國防政府，包括各黨各派也捐棄前嫌。《八一宣言》在國內引起的反響非常大，正當各黨各派、廣大愛國人士都在苦苦尋覓如何才能結束內戰、結束紛爭，如何才能團結一致對外的道路，又苦無對策的時候，《八一宣言》的發表使人看到了希望。

　　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后，得知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看到《八一宣言》以后，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瓦窯堡會議。瓦窯堡會議最終確定了將土地革命政策(階級斗爭政策)改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它的前提就是認識到，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已經是全中國人民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民族矛盾上升為第一位矛盾，因此國內各黨各派的階級分歧、階級矛盾要服從于民族矛盾。按照這個理論分析，黨中央在瓦窯堡會議正式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接下來就是逐步完善政策過程，由最初的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再到聯蔣抗日政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逐步完整。這不僅僅是對蔣介石的問題，雖然是反蔣、逼蔣、聯蔣，實際上“蔣”代表著一種政治勢力，代表國民黨的一種主流的東西。所以，這幾句話政策發展演變過程實際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完整的發展演變成熟的過程。

　　當然，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國內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注意，但大家還將信將疑，因為說的和做的是不是一回事，還很難說。這個時候一次歷史性機遇降臨了。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這件事情在中國抗戰歷史上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周恩來、毛澤東都講過這是時局的轉換樞紐，處理不好就全國大內戰，處理好了就可能由內戰轉向為合作抗日。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事先并不知道這個事情，知道了以后，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只要蔣結束內戰，聯共抗日，中國共產黨就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把蔣介石放回去領導抗戰。這時候就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把蔣介石代表的國民黨這股勢力看作是可能聯合抗戰的，承認他們有抗日的一面。

　　中國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當時出乎全國很多人的意料。他們都認為國共兩黨血戰十年，血海深仇，大家知道毛澤東一家幾口、紅軍的徐海東一族70多口，其他紅軍將士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慘痛的經歷。所以，誰都認為國共兩黨的死結是不可解開。但是各界沒有想到共產黨在蔣介石被控制的情況下不殺蔣，要放蔣，要和平解決，目的就是要國共合作一致抗日。這是試金石，由于西安事變中共產黨的具體表現，全國各個階層以前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抱懷疑態度、抱觀望態度的人，通過這件事相信中國共產黨是怎么說的就是怎么做的，中國共產黨真的是以全國、全民族大局為重的。

　　所以，西安事變解決之后，蔣介石在西安也承認要停止內戰，聯共一致對外、一致抗日。當時他在西安做承諾后并沒有作書面的簽字，是口頭答應，并以他的領袖人格擔保。當時，中共內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對蔣介石不相信，說他口頭表示不行，但中國共產黨敏銳感覺到經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放蔣以后，蔣介石不可能再翻盤了。因為全國都看到了中共在和平解決和放蔣的問題上表達出巨大的誠意，如果這時候蔣介石被放回南京以后再出爾反爾，他在政治上將威信掃地。所以，人們都說西安事變是和平轉變的樞紐，其實再準確地講是西安事變中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解決的主張和放蔣的主張，這才是關鍵，這個問題才可以說透。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后，國共兩黨的合作局面初步形成。后來，經過多次的雙方談判，在兩黨合作形成過程中發生了“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日本全面侵華無疑是加快了兩黨談判進程，促使兩黨的合作局面能夠及早形成，因為兩黨合作的前提就是要抗日，日本大舉進犯，抗日的迫切性增加了，所以兩黨合作的談判進程大大加快。所以，我認為“七七”盧溝橋日本侵華在某種意義上對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促進作用。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9月蔣介石發表談話，國民黨中央社刊登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合作的一個宣言。蔣介石談話中間表示他看到這個文章，對其中的觀點、政策表示贊同，這就標志著國共兩黨合作局面的正式形成。

　　國共兩黨合作局面正式形成以后，全國上下歡欣鼓舞。宋慶齡在南京聽到這個信息后感動地流下了眼淚，因為他們深知國共兩黨合作對抗戰前途來說是至關重要，沒有國共兩黨合作，就沒有停止內戰，全國就不可能凝聚團結在一起一致抗日。所以，國共兩黨合作是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核心。當然，抗日民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合作為核心，包括各黨派各階層各階級的團結一致的局面。

　　中國共產黨倡導、推動并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而解決了自“九一八”以來導致中國難以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個最大的政治問題，就是如何克服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各階層都有這個愿望，但都拿不出解決的辦法來，只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主張以及它的實踐，才解決這次問題。這樣一來，前6年局部抗戰局面變為舉國奮戰。

　　全國抗戰爆發以后，我們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了全國抗戰，但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不是“包治百病”的。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們講的是國共合作，合作就是雙方是都有一定保留的。現在有一個觀點好像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以后就“包治百病”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國共兩黨出于抗日大局相互進行一些妥協讓步達成的，這個妥協讓步就說明國共兩黨都保留了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主張。用我的話說，就是在抗日的前提下，把自己的一些分歧、見解暫時擱到第二，黨派階級的矛盾問題服從于抗日的需要，但服從于抗日需要不等于消失，不等于沒有，矛盾分歧仍然存在。所以，就出現大家所共知的8年抗戰期間國共摩擦不斷，統一戰線內部矛盾沖突迭起，最嚴重的時候甚至發生了皖南事變這樣的武裝沖突。所以，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后還有一個如何維護兩黨合作、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既然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兩黨內部求同存異的一個結果，這個“異”長期存在，這個矛盾依然存在，雖然退為次要，但次要也是矛盾，那么就有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在8年抗戰中間內部矛盾不斷情況下，通過正確的策略有效地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兩黨合作的局面，一直到抗戰勝利沒有破裂。有矛盾，但是我們把矛盾控制住，有對立、有分歧都控制住了。由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在8年抗戰中提出一系列有效的政策主張，所以說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矛盾雖然不斷，但始終保持著兩黨合作不破裂，保持兩黨合作抗戰到底的局面，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所以，我們在講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貢獻時候，我們前面講是前半句，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的中國共產黨的貢獻，下半句是八年抗戰中在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黨合作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的貢獻。在這里我想多說幾句，因為社會上有人不斷提出來這樣一問題：既然抗日戰爭勝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舉國奮戰的結果，為什么八年抗戰期間又存在那么多的內部矛盾，國共兩黨為什么頻繁發生摩擦沖突，甚至武裝沖突。我個人覺得這實際上就是要回答中國共產黨如何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我認為要講這么幾句話：

　　第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造就了兩黨合作、舉國抗戰的大勢，但是絕不能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想化到“包治百病”的程度。經歷了十年內戰，兩黨合作本身就建立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在民族矛盾的制約下，兩黨久已存在的主義之爭得到了淡化，并退居次要，但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抗戰陣營中各派政治勢力的關系也是如此，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毛澤東對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部矛盾作了一個表述，他說：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與磨擦不可避免，只能減弱不能消滅，應在發展抗日運動與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下解決與和緩內部矛盾與磨擦。這說明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頭腦非常清晰，一方面承認內部矛盾摩擦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又承認它必須服從于民族矛盾。這跟一廂情愿地天真地認為不存在矛盾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樣，很冷靜，很客觀，承認事實，然后找出解決的辦法。而解決的辦法就是控制、緩和這些矛盾。

　　第二，八年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合作中的矛盾沖突還有一個責任問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抗戰期間，國共兩黨摩擦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但它絕對不像當年國民黨所說的是中共破壞導致國共摩擦。中國共產黨不是執政黨而是在野黨，其實兩黨關系的矛盾摩擦的主要責任應該在執政黨，他掌握著國家政權，掌握著國家絕大部分軍隊。所以，國共兩黨在全面抗戰期間摩擦沖突存在的原因在于執政的國民黨，他是首要責任。

　　為什么這么說?全國抗戰爆發以后，中國共產黨其實意識到了國共之間的矛盾客觀存在，為了避免這種矛盾擴大，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剛一爆發提出的就是全黨的工作重點放在敵后，國民黨退出哪里，我去到哪里發展。這里面包含了一種深刻的政治用意，就是避免兩黨兩軍在一起。在一個碗里刨食吃，必然會加劇矛盾。國民黨負責正面戰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在這里不和你爭什么東西，我們到敵后去，到你的力量達不到的地方去。實際上就是一種物理的空間隔絕，各自承擔自己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把全部力量、全部注意力放在敵后，其實包含著兼顧內外兩個大局的考慮，在敵后進行游擊戰爭打擊日軍，對內通過把主要力量放在敵后，盡可能減少和國民黨軍隊的摩擦沖突。到敵后發展，既能實現對日作戰的戰略構想，又可以避免與國民黨的矛盾。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抗戰爆發以后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很大的一個內政上的考慮。以前大家對這點認識不足，總以為到敵后作戰僅僅是對日的問題，實際上還有避免和國民黨摩擦的問題。

　　1939年初的一件事情也特別說明問題。1939年初周恩來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皖南新四軍部，對華南一帶新四軍的發展問題作出一些指示，進行一些探討。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的一貫精神對新四軍提出在華中發展敵后游擊戰爭三項原則，這些原則是這么表述的，新四軍怎么發展，往哪兒發展呢?哪個地方空虛，我們就向哪個地方發展;哪個地方危險，我們就到哪個地方去創造新的活動地區;哪個地方只有日軍偽軍，沒有友黨友軍去活動，我們就向哪里發展。這樣可減少摩擦，利于抗戰。這些關于新四軍發展方向的基本原則，既包含對敵斗爭的一面，又包含回避、減少和友黨友軍摩擦的一面。這是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基本的戰略方向，其中包含的處理國內矛盾一些考慮。

　　但是國民黨方面不是這樣，在1938年10月武漢會戰之后，中日戰爭的形勢緩和了，就是日軍大規模急風暴雨式占領進攻結束了，速戰速決破產了，轉入持久戰爭了，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壓力減輕，緊跟著年底南岳軍事會議。1939年初，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國民黨在這次會議上制定了一個方針，“融共、限共、防共”成為五屆五中全會的會議主旨。為什么這個時候提出來“融共、限共、防共”?因為他們認為，日本侵略的最困難時期、最危險的時候過去了，同時他們看到了經過一年多的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在敵后迅速發展壯大，國民黨擔心出現了抗戰勝利、黨國消亡的局面，他們不愿意看到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壯大，所以提出“融共、限共、防共”，也就是要限制、防范共產黨在抗戰中力量發展，擔心日后跟國民黨形成爭天下強有力的對手。這種“一黨之私”就在五屆五中全會上反映出來。從1939年初制定了方針以后直到抗戰勝利，這一直是國民黨對付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態度。在這個方針下，國民黨包括在敵后的一些武裝，在大后方的一些政治勢力，在全國范圍里都按照“融共、限共、防共”的政策來對待共產黨。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兩黨之間出現的矛盾沖突等一系列的摩擦均由此而來。

　　所以，八年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矛盾沖突是客觀存在的。而這種存在又由于國民黨的原因導致了不斷的激化，如果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八年抗戰中兩黨合作面臨挑戰的話，國民黨難辭其咎。

　　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兩黨的合作仍然是主流?這就是因為民族矛盾壓倒階級矛盾，抗戰必定高于一切，特別是加上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兩黨關系上、在國共矛盾斗爭的問題上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一系列政策策略，就是當你進攻我的時候，我站在自衛的立場上防御，給你一定教訓以后適可而止。這是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

　　由于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兩黨關系上的矛盾沖突，第一是有清醒的認識;第二認為它是可控的，制定了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下處理緩和國共兩黨沖突的政策，在整個8年中間一直貫徹這個政策，特別是皖南事變以后。皖南事變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期間最嚴重的一次摩擦沖突，兩黨關系幾乎達到破裂的邊緣。因為國民黨把新四軍軍部打掉了，當時黨內一部分同志很憤怒，就提出來要軍事上反擊，但是中共中央很冷靜，權衡利弊，仍然堅持既定的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來處理這個問題。具體采用的是，軍事上防御，但是不主動挑事;政治上我反擊，所謂政治進攻就是發動全國的輿論，向全國進步力量、各種政治勢力披露真相，要求國民黨結束反動軍事行動并作出道歉等。也就是，軍事守勢，政治攻勢。事后看來，我覺得中國共產黨當時處理這么嚴重的危機真是很高明，頭腦非常冷靜。

　　通過這樣的一系列做法，既斗爭又團結，以斗爭求團結。這是大家很熟悉的話，這些話不是繞口令，當你了解具體的歷史史實后，就會發現共產黨處理得很靈活，很有原則性，一切是為了團結，斗爭也是為了團結。在這樣的政策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合作，抗戰到底才得以維持。這就是我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間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第一個表現，就是中共倡導提出建立并且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石。這個問題大不大，是不是關鍵性的問題，我想大家一聽以后都應該明白，沒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連全國抗戰的局面都行不成，何談抗日勝利。而有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舉國抗戰的局面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沖突，由于中國共產黨積極維護，政策對頭，保證了合作是主流，矛盾沖突是支流。

　　二、中國共產黨以弱敵強的戰爭方略指導抗戰取得勝利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地位作用的第二個表現，也就說他解決的第二大問題是，在敵強我弱情況下，如何以弱勝強的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政治問題，解決了國內不能凝聚起來一致對外的問題。但即使是全國動員了，各黨各派都合作了，還有戰略是什么、戰略對頭不對頭的問題。如果戰略方針是錯的，就是再團結，戰爭也不免失敗。特別是在中日兩國國力軍力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全民族的抗戰就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用什么樣的方法，用什么樣的戰略去指導這場戰爭來達到以弱勝強的目的，這就是戰爭方略的問題。戰爭方略問題也是決定抗戰前途命運的關鍵問題，而在這個關鍵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同樣表現出的就是其他黨派所不具備的眼光，他提出的主張也是唯一正確的主張。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戰方略包括兩個方面。一個就是抗日戰爭必須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它是什么意思呢?國民黨的抗戰也是要舉國抗戰，但他說的舉國抗戰是在政府和軍隊主導下抗戰，偏重軍事。而中國共產黨認為，面對日本這么強大的敵人，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去組織抗戰是不行的，必須充分發動全國4億5千萬民眾，把所有人民群眾力量全部調動起來，才能去以弱敵強，才能彌補國力、軍力的不足。國民黨的抗戰動員是有局限性的，而中國共產黨的抗戰動員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是徹底的。這就是我們說的中國共產黨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還有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中國共產黨認為面對如此強大的敵人，中國只能和日本這個敵人打持久戰，用時間來把它拖垮。我們雖然軍力、國力、經濟力量、軍事力量不如日本，但是我們人多地廣，日本是小國寡民，他經不起長期戰爭的消耗。

　　中共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的價值意義在哪兒?他破解了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如何進行戰爭的難題，為中國的抗戰提供了唯一正確的戰爭指導方略。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講的抗日戰爭實際上是近代以來第二次中日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近代以來中日兩國進行過兩次戰爭，兩次較量。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中國慘敗，第二次我們勝利了。為什么一勝一敗呢?從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情況看，當時中國清朝國家經濟實力、軍事力量和日本基本是相當的，卻割地賠款，輸得那么慘。而第二次中日戰爭，中國的國力、軍力和日本的對比，相對甲午戰爭時候來說距離是拉大了，而不是縮小了，結果反而勝利了。在國力軍力比較平衡的時候失敗，在國力軍力相差懸殊的時候反而勝利了，這里邊就有一個什么問題?就因為這兩場戰爭中國的戰爭方略完全不一樣。

　　兩次中日戰爭最大的不同，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打了一年多，可以說是實現了日本的速戰速決，中國卷入到戰爭里邊只是一部分的軍隊，淮軍、北洋水師，戰爭涉及的空間范圍是遼東半島、膠東半島。第一次中日戰爭時，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和絕大部分民眾不涉及，有的地區普通民眾還不知道中日之間有戰爭，也就是我們投入的國力是極其可憐的。第二次中日戰爭不一樣，戰爭面積空前廣泛，中國4億5千萬人全部動員起來，在前方后方為戰爭服務，而且這場戰爭一打，如果從“九一八”算起到日本投降14年，從“七七”事變算起到1945年整整8年，在時間上曠日持久的。也就是說，第一次中日戰爭是短期的戰爭，第二次中日戰爭(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爭，這是兩次戰爭在戰爭指導方略上根本的不同。

　　而第二次中日戰爭也就是我們說的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爭，它并不是客觀使然，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觀設計。中國共產黨提出來持久戰，要打持久戰，要把強大的日本拖垮、拖死，也就是說持久戰完全是主觀上的一種決策，而不是隨波逐流的一種結果。

　　抗日戰爭必須是持久戰，這一戰爭指導上的變化使中國避免重蹈甲午戰爭的覆轍，為抗日戰爭找到了一條揚長避短，以弱勝強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持久戰方面具體怎么反映出它的作用，可以結合幾個問題談。因為在持久戰的問題上，社會上也有不同的認識，比如說，現在有一種觀點不否認中共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方針，毛澤東《論持久戰》大名鼎鼎，在世界范圍都有名的。但是他提出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國民黨也是持久戰，言外之意就是持久戰的專利并不是共產黨的。甚至還有人提出來要考證持久戰誰先提出來的問題，他說二三十年代國民黨的軍事理論家蔣百里就提出來今后對日戰爭是持久戰，然后得出一個結論：國民黨首先提出持久戰。

　　根據我的研究，國共兩黨確實都是持久戰思想，對全國抗戰前途，抗戰能不能勝利都認為取決于是不是持久戰，這一點兩黨的認識是完全相同的。至于誰先提出來持久戰，實際上通過我的研究，持久戰的思想、持久戰的最初提法并不是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或者國民黨先提出來的，持久戰思想的提出實際上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屢戰屢敗、總是處于以弱敵強的情況下的一個必然產物。我看到的資料是1882年李鴻章曾經就國防問題請他在鎮壓太平軍時期的洋槍隊的好朋友戈登來華，戈登當時和李鴻章密室密談就提出：中國在外敵不斷入侵的情況下，應該發揮自己地大物博人多的優勢。他們首次提到了持久戰的思想。他給李鴻章建議，再發生外國入侵時候，要定下決心，遷都，至少準備打它幾年。所以，持久戰最初出現的時候實際上就是解決同一個問題，如何面對強敵。到甲午戰爭時候最初幾個月時候，陸上、海上失敗，包括李鴻章和淮軍一些將領就提出“不如久戰”，就是把戰爭拖延下去，日本就受不了，就熬不起。但是當時實行持久戰是要魄力的，當時清王朝完全沒有持久戰思想準備，也沒有這種膽略，所以說促成了日軍速戰速決，割地賠款，息事寧人。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的時候，日本人仍然是故伎重演，重新幻想三個月結束戰爭。要從物質力量、軍事力量對比來說，把戰爭當算術計算的話，三個月很有可能的。但是此時的中國已經吸取了甲午戰爭的教訓，已經確定了不打則已，一打就要全國一致對外、一致抗戰。我們就要把戰爭引向持久戰的道路上去，已經把持久抗戰作為最終打垮日本的戰略總方針，并在各個方面全面貫徹，國共兩黨都如此。比如說抗戰一爆發，東南沿海的企業工廠內遷，大量的院校、知識分子內遷，內遷干什么呢?這就是要保存血脈，準備與之長期周旋。毛澤東很快寫出了《論持久戰》，鴻篇巨著全面論述了怎么實現持久戰。

　　我個人覺得是誰先提出來持久戰，并不重要。持久戰，我可以追溯到19世紀80年代，因為所有中國人都在考慮這個問題，只不過到了抗戰這時候把這個問題理清楚，形成了共識。

　　把國共兩黨持久戰的思想、持久戰的理論、持久戰戰略方策相比較，就會發現從理論層面、實踐層面，中國共產黨的持久戰思想要遠比國民黨提出得完善，可行性、可操作性更全面、更完善。國民黨也提出持久消耗，但他是一種正面戰場，死打硬拼，堅決抵抗。而共產黨持久戰不否認正面抵抗時候要堅決抵抗，爭取時間，以空間換時間，以積小勝為大勝。這些大家都以為是白崇禧講的話，實際上你翻《論持久戰》，這兩句話在《論持久戰》里邊都有。而《論持久戰》包括的還不僅僅是這些東西。國民黨認為持久戰要層層設防、節節抗擊消耗。而共產黨持久戰不僅主張正面要節節抵抗，而且主張要在敵后開展廣大的游擊戰爭，把日軍的后方也變成戰場，也變成前方，讓它陷入首尾不能相顧的局面，把它的兵力一分為二，同時對付它的前方和它的后方。沒有敵后戰爭開辟，正面戰場能不能實現持久還真是個問題。

　　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持久戰思想有這么幾個非常突出的特點。第一，持久戰的思想必須回答一系列相連貫的問題，必須有一整套貫徹措施，也就是說它必須是完整的，不僅僅是口頭上、頭腦里想象的東西。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戰爭持久戰爭戰略，是一種主動性選擇，是謀定而后行的。在抗日戰爭爆發前，1936年斯諾訪問延安的時候，就跟毛澤東就談到這個問題。毛澤東就已經提出對日戰略要想勝利必須持久戰。因此，他們在全面抗戰還沒開打的時候，就已經是這么設計的，因此它是一種非常成熟的而不是一種倉促的被動的東西，是一種謀定而行的貫徹戰爭始終的主動自覺性，是一種深思熟慮統籌全局的大的戰略構思。持久戰戰略建立在洞悉敵優我劣的基礎上。持久戰的提出，頭腦必須清楚，它的一個前提是承不承認敵人比你強大，如果你連這個都不承認的話，那就是蠻干。所以說，持久戰思想是很理性地站在承認敵優我劣這個嚴酷的現實基礎上的，它體現在戰爭指導上，知己知彼，不夸大自己，不空談快意，不一拍腦袋，不一廂情愿，一切從實際出發。它體現了戰爭指導上的知己知彼和冷靜客觀。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里把速勝論看做是一種一廂情愿的空談快意，談起來痛快淋漓，實際上于事無補。他反對一切企圖速勝的空談快意，科學地預見了抗日戰爭必須經過三個階段：戰略防御階段、戰略相持階段、戰略反攻階段。這三個階段演變軌跡和抗日戰爭后來實際進程出奇吻合，這說明持久戰的戰略指導在思考、在制定的時候真是非常理智，真是有眼光。他描繪出這個演變軌跡，為全面抗戰實際上事先地勾劃出完整的路線圖。科學路線圖指導實踐的意義是很大的，它使整個戰爭指導不再盲目。

　　中共提出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堅持持久抗戰，還必須有膽略和犧牲精神。因為持久戰是以弱勝強的，而且在長時間里邊去以弱勝強，這意味著無窮無盡的災難，艱難困苦難以想象，所以說敢于堅持制定持久戰戰爭方略，包含著一種膽略和排除萬難的精神。這種戰略表現出我們對長期抗戰中艱難困苦和巨大的犧牲代價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表現出長期殘酷戰爭所必須的一種犧牲意志和堅強決心。沒有這個決心，一看傷亡人數這么大、損失這么大，這么艱難困苦，如果沒有思想準備或超出思想準備的話，他就可能動搖，但是事先你就把這些東西充分估計到，估計到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一定要經過長期戰爭、長期流血，一定要付出這么大代價，有思想準備和沒思想準備結果完全不一樣。

　　中國共產黨抗日持久戰的完善性還表現另一個方面，中共還提出了很多戰略戰術原則。持久戰還有一個問題是怎么打?怎么才能持久?中國共產黨提出一整套實現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原則，具體的就不一一例舉。出于持久戰考慮，中國共產黨反對在戰爭中間蠻干和呆板的戰法，像拼死活、爭一日短長、意氣用事等，還有一些投機取巧的辦法。把發揮主動性、靈活性和能動性，作為持久戰一切戰略戰術的原則，不管采取什么戰略戰術都必須要滿足主動、靈活、能動。我把它概括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不按你的游戲規則來。你跟它死打蠻干，戰爭無法持久，迎合了日本的需要，日本正想你和它盡快決戰，死打硬拼。所以，中共提出來的持久戰戰略方針，我用我的一句話概括：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按我的游戲規則，你按你的游戲規則，而且最終我要迫使你按照我的游戲規則來。這就是毛主席在《論持久戰》里提到的，要盡量避免單純正面死打硬拼，避免不計消耗的死打硬拼，要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出來，要讓戰場流動起來。我和你打，利用廣大的國土空間，你正面進攻，我到你側后，伏擊你，游擊你，消耗你，用很靈活方式讓戰爭流動起來。同時，還提出必須在正面堅持抵抗的時候，積極開展大規模的游擊戰爭，要在敵人后方組織戰場，要把戰爭引向敵人的后方去，造成使日軍首尾不能相顧，必須分兵的局面，這就是持久戰的要旨，迫使敵人分兵，使日軍在它的占領區也不能停止戰爭。

　　這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都服務于持久戰的需要，按照這些獨特的戰略戰術原則，中國解決了如何實現持久戰的問題，實現了持久戰戰略的具體化。

　　在研究抗日戰爭史過程中，我看過國民黨方面的持久戰的東西，包括蔣介石、白崇禧，他們的確也是主張持久戰的，所以我得出個結論：國共兩黨在要不要持久戰這個問題上沒有分歧，但是在怎么貫徹持久戰戰略方針，持久戰戰略的完善與否，是不是成體系成配套等方面，中國共產黨持久戰方針更科學、更完整。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方面也有一些涉及游擊戰、持久戰的論述，但是沒有一個能像《論持久戰》這么豐富完善。1965年9月3日抗戰勝利20年，國內也大大慶祝一番，當時葉劍英元帥在大連棒棰島，在20年勝利日，他重新看《論持久戰》，看完以后，他寫一首七律。時隔20年，他對當年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有《論持久戰》戰略指導思想仍然感慨萬分，他的這首七律名字就叫《重讀毛主席的<論持久戰>》，最后兩句是：“一篇持久重新讀，眼底吳鉤看不休”。他的言外意思是，20年后重新回顧持久戰略，仍然感覺到太高明了。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作用的第二個表現，就是提出了一整套科學的以弱敵強的戰爭方略，解決了戰勝強敵的一個大難題。這場戰爭，中國方面政治力量、經濟力量、軍事力量都不如日本方面，但是我們在戰略指導上的確比日本高明。我們是八年抗戰一開始，就確定是持久戰爭，而日本的戰略總方針在不斷變化，剛開始要三個月滅亡中國，三個月不行了，又調整為持久戰，一步一步在調整自己，在總的戰略方針上是跟隨著中國走的。我跟日本朋友開玩笑時問，你們日軍很強大，也很能打，戰場上屢戰屢勝，但最后失敗的卻是日軍，是怎么回事呢?結果，他說，我們戰略眼光不如你們。這就是我說的戰爭方略的問題。

　　三、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爭和敵后戰場的開辟造就有利于中國的戰爭格局

　　剛才我們講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戰爭指導方略這些方面中國共產黨的決定性作用。下面我們接著講第三個關系抗戰全局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間所進行的大規模的游擊戰爭,開辟了敵后戰場，創造了全新的戰場。中共的游擊戰爭和敵后戰場的開辟，是實現持久戰宏大構思的關鍵一步,是中日兩國大棋局具有造勢意義的關鍵一步。中共開展大規模的游擊戰爭和在敵后開辟新戰場，構造了一個中日戰爭的基本格局。按照日本來說，他想象的戰爭就是正面進攻，兩國在正面較量，他從來沒想到會是兩個戰場這種格局。所以，中共開展的游擊戰爭和開辟的敵后戰場在抗日戰爭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是，在根本上造就了一種有利于中國的戰爭格局。

　　從“九一八”事變以后，中國局部抗戰開始了，中國14年抗戰最先開始的其實就是游擊戰。“九一八”以后不久首先轉入抵抗日本侵略的就是東北幾十萬抗日義勇軍，就是游擊戰。全面抗戰一爆發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就按照持久戰的設想去謀篇布局。持久戰怎么才能實現持久呢?我們提出要敵進我進，用超常膽略，到敵人后方去，在日軍的后方占領區開展廣大游擊戰爭，通過這種游擊戰爭造就一個全新敵后戰場，使中日戰爭的陣線不那么分明，呈現出犬牙交錯、前后夾擊的戰場態勢。戰場格局越復雜對中國越有利，越簡單對日軍越有利。復雜以后，日軍的兵力就必須分散。

　　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這關鍵的一步造成了兩個戰場，最終結果是造成敵后和正面兩個戰場，這兩個戰場輔車相依，互為依靠，互為支持，形成了前后夾擊日軍的有利于發揮中國優勢的戰場格局。在這種戰場格局下，由于敵后戰場開辟，戰場空間大大增大了，特別是敵后戰場的形成，造成了有利于發揮人民戰爭威力的犬牙交叉的戰爭形態。敵后戰爭有大量的民眾參與，如果僅僅是正面一線作戰、正規作戰，就只是軍隊作戰，但是游擊戰爭開展起來就不一樣了，廣大人民群眾就有用武之地。這樣就為發揮中國地廣人眾的潛能創造了條件。中國的優勢在于幅員廣大，人口眾多，但是這只是一種潛在的條件。如果僅僅是正面作戰的話，這兩個條件都發揮不出來，作戰地域是有局限的、確定的，參與正面作戰的只是軍隊，大量的人民群眾是用不上力的。但是進入到敵后開展游擊戰爭不一樣了。大量的人民群眾可以參戰，而且戰場空間大大打開，東方不亮西方亮，廣泛機動，地廣的優勢、人多的優勢全部就可以發揮出來。在某種程度上就可以抵消日軍裝備上的一些優勢，達成力量上相對平衡。

　　中共進行敵后游擊戰爭造成兩個戰場，形成了有利于發揮人民戰爭威力的戰爭形態，為中國發揮地廣人眾的潛能創造了條件，打開了展現人民戰爭威力的廣闊空間。所有這些都為構建持久戰爭大格局奠定了重要基礎，對把戰爭納入中國設想的持久戰爭的軌道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朱德總司令曾經說，沒有敵后游擊戰爭，沒有敵后戰場的牽制，正面戰場想要做到持久是不可能的，敵后和正面兩個戰場猶如一個車子的兩個輪子，單輪驅動是不可能的，是要翻車的。

　　敵后游擊戰爭和敵后戰場開辟是一個錢幣的兩個面，只有通過敵后進行廣大的游擊戰爭才能形成戰后戰場。講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游擊戰爭中間的貢獻作用，我們把它看作中流砥柱另外一個方面表現，但是社會上可能也有人會提出不同的觀點，我在回答這些觀點的時候，實際上就是要加深中國共產黨在游擊戰爭和敵后戰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理解。

　　當年在抗日戰爭過程中間，國民黨就否定、貶低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游擊戰爭，認為中國的武裝在敵后是“游而不擊、光游不擊”，這是當年國民黨詆毀中共在游擊戰爭中的貢獻的一個標準說法。現在很少有人再重談這個老調了，因為事實不是如此。但是認為“游擊戰是小打小鬧，遠不如正面戰場正規戰作用大”等這種觀點，在年輕人中間比較盛行，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觀點。

　　我們認為這種觀點其實是不了解游擊戰的表現。游擊戰的確是“小打小鬧”，毛澤東在《論持久戰》早就說過要積小勝為大勝，游擊戰并不謀求一時顯赫的戰果，它貴在持久，貴在零打碎敲，貴在積累，所以才出現積小勝為大勝。就游擊戰本身的每一場游擊戰斗、襲擊來說，的確不如大會戰來的壯觀，但是，成年累月，千百萬人民群眾都致力于這樣一個游擊戰爭，它的威力就不一樣。所以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了解中共領導抗日戰爭與舊式游擊戰重大區別，沒有看到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巨大的威力和跨時代的發展，忽視了中共的抗日游擊戰爭在抗戰全局和全過程中發揮的重大戰略作用。注意!我提的是重大的戰略作用，就是全局性的作用。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一種嚴重低估中國共產黨抗日游擊戰爭地位作用的淺薄之見，是一種不了解情況的表現。

　　中國共產黨的游擊戰爭的地位作用通過它的效果來看。抗戰開始以后，中國共產黨當時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等所有武裝力量只有5萬多人，但毛澤東當時說，我們這5萬多人在正面戰場上是發揮不了戰略作用，但是我們要把這5萬多人放到敵人后方去，開展大規模的游擊戰爭，而且是長期的游擊戰爭，他的戰略作用是非同小可的。事后也證明了，經過8年抗戰，最初四五萬人的武裝到日本投降的時候，打到了100多萬，在日軍的占領區解放了擁有1億多人口的廣大地區。你說這個游擊戰爭威力大不大。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從一開始就和一般的小打小鬧不一樣，出發點就不一樣，他給自己定的目標很高。我說的是立意高遠，是什么樣的高遠立意呢?一開始進行游擊戰的時候，中共中央主席就要求八路軍，要在日軍的后方，打出一個持久穩定、規模宏大，能夠長期吸引打擊和消耗日軍主要力量，并對中日戰爭全局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一個嶄新的戰場。

　　而經過八年抗戰游擊戰爭，中國共產黨進行游擊戰爭的目標完全實現了，從四五萬人到100多萬的武裝，還有200多萬民兵，19塊抗日根據地，擁有1億多人口。這樣大的一個局面。一般小打小鬧的游擊戰能夠有這么大的戰略作用嗎，能夠打出一個全新的戰場來嗎?這個戰場是什么分量呢?日軍半數以上的軍力必須投入到這個戰場來。你說這個戰場規模大不大，這就是中共領導抗日游擊戰爭的威力。這恐怕不是任何小打小鬧所能解釋的。這樣的一場抗日游擊戰爭，這么立意高遠的抗日游擊戰爭目的完全達到了。

　　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改變了戰爭的格局和節奏。改變戰爭格局指的是，從日軍希望的單一戰場正面戰場變成兩個戰場，日本兵力必須一分為二，這就是改變了戰爭的格局，這種格局顯然是有利于中國的。同時還改變了戰爭的節奏，單一的正面戰場如果沒有敵后游擊戰爭、敵后戰場開辟的話，日軍全部主力將用于對付正面戰場國民黨軍，攻城略地，進行一場一場大會戰，而大會戰恰恰是日本的強項。他裝備訓練水平都很高，喜歡打這種大兵團作戰，追求決戰，而我們要避免決戰。因此，抗日游擊戰爭也改變了戰爭的節奏，日本三個月要滅亡中國，結果打了整整8年，說明敵后游擊戰使戰爭節奏在改變，沒有按照速戰速決的節奏進行，是按照持久戰的節奏去進行的。怎么能夠把戰爭節奏由速決戰戰爭節奏扭轉到持久戰戰爭節奏來呢?正面抵抗有功勞，但是敵后游擊戰爭新戰場的開辟，迫使日軍分兵，是第一位的功勞。

　　這改變了戰爭的節奏，改變了戰爭的格局，同時還改變了雙方的作戰游戲規則，前面我們一再講到，日軍擅長是大兵團作戰、機械化作戰，部隊武裝訓練水平很高，追求決戰。會戰越大，他越高興，他希望把你一勺燴了，把你多少萬軍隊通過大會戰一口吃掉，才能達到速戰速決。但是由于敵后游擊戰爭的開辟，敵后游擊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敵后戰場相應不斷發展，這樣就迫使大批的日軍主力從對付國民黨軍正面戰場回師后方。大量擅長大兵團作戰的日軍回到后方以后，等于放棄了他擅長的作戰方式，被迫回師后方以后，進行分散配置。因為他的敵人都是小的，不是整軍整師整個集團軍這樣的敵人，而是看不見摸不著到處存在的游擊隊，所以他必須把擅長大兵團的主力部隊高度分散配置，一個炮樓一個據點，用這種高度分散的配置來對付無處不在的游擊戰。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游擊戰不僅改變了戰爭的格局和節奏，而且改變了雙邊作戰的游戲規則。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實際的作用效果。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改變了戰爭格局，改變了戰爭的節奏，改變了中日雙方交戰的游戲規則。改變來、改變去，實現中國的持久戰主張，把戰爭由速決戰納入到有利于中國的持久戰的軌道。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獨當一面。所謂獨當一面就是敵后和正面兩個戰場，游擊戰爭負責開辟新的戰場，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獨當一面支撐起抗戰的半壁江山。游擊武裝由最初出兵時候的幾萬人發展到日本投降100多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建立了19塊抗日根據地，這19塊抗日根據地上包括1億多人口，面積達到100多平方公里。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抗日戰爭)中間，日軍的占領區在關內面積一共有一百五六十萬，到1945年的時候，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敵后抗日武裝在敵人后方開辟的根據地人口有1億多，面積就已經有100多萬平方公里。這樣的游擊戰爭其局面之大，水平之高，戰略作用之顯赫，遠遠超出日軍的想象。

　　在講到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游擊戰爭時候，我們可以再把視野放廣一點，和二次大戰中其他國家的游擊戰爭做個對比，有這么幾個特點。抗日戰爭是反法西斯戰爭一個組成部分，反法西斯戰爭也叫二次大戰，在二次大戰中，在德日意占領的這些地區都出現游擊戰。有的地方游擊戰搞得很厲害，像南斯拉夫、歐洲、法國，游擊戰都很有名。但是，與同一個時期游擊戰相比，中國的游擊戰局面最大、規模最大、水平最高、戰略作用最顯著。為什么這么說呢?據我們統計，整個二次大戰期間，世界各國進行游擊戰的游擊武裝在歐洲有300多萬人，亞洲不包括中國也有一二百萬人。中國一個國家進行游擊戰斗的八路軍、新四軍正規部隊軍有100多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這么大的規模。而且在二次大戰中，中國的游擊戰顯示出巨大的戰略價值的。它的戰略價值顯示在哪兒?就是能夠把半數以上的日本侵略軍牽制、捆綁在敵后戰場，而且締造了一個全新的戰場，一個可以獨當一面的戰場。這是其他國家游擊戰做不到的。一般國家的游擊戰正像我們有些網友所說的是小打小鬧，是分散孤立的游擊戰斗，襲擊、伏擊，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不僅有小打小鬧，襲擊、伏擊等戰斗，而且有游擊兵團的戰役，水平達到很高。比如1940年8月的百團大戰，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百團大戰打5個月的時間，參戰的八路軍有105個團，至于參戰的民兵群眾人數就更多了。據我了解二次大戰期間，世界各地的游擊戰能夠達到發動游擊兵團、游擊戰役級別的有蘇聯，1943年庫爾斯克戰役期間，蘇聯的游擊運動總司令部曾經組織敵后武裝100多支游擊隊、十幾萬人，進行了一次持續時間一個月的代號為“鐵道戰”的游擊戰役。所謂游擊戰役就是對零散的游擊武裝進行統一部署、統一指揮，高度協同作戰、配合作戰，達到一個戰役目的。當時，蘇聯對德軍后方支持庫爾斯克前線必須依賴的鐵路交通線進行大破襲，很成功。但是我們的百團大戰比他還早，他是1943年夏秋之際，我們是1940年8月，他打了一個月，我們打了五個月，他們動用了十幾萬游擊武裝，而我們參與的正規部隊八路軍就有20多萬，還有不亞于這個數量的民兵游擊隊。戰果也比他顯赫。所以，二戰世界大戰中，游擊戰爭水平發展有明顯的提高，其中一個標志就是游擊兵團進行的游擊戰役。而在這個問題上，百團大戰是最典型的例子，也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水平之高，也是世界之最。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游擊戰爭搞得非常成功，在戰后的影響也很大。戰后各國民族解放運動中，凡是以弱敵強的時候這些國家普遍都搞游擊戰，而這些游擊戰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當年游擊戰的翻版。

　　在肯定中共在抗日游擊戰中地位作用時候，我們還想回答一個觀點的疑問。有一種觀點認為，游擊戰爭固然重要，但據他所知國民黨也搞過游擊戰，他的意思實質就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作用多少有點稀釋的作用。我們不否認國共兩黨都搞游擊戰，都重視游擊戰，但是我們把具體事實講一講。中國共產黨開展游擊戰爭是在八路軍出師之前，毛澤東在1937年洛川會議上就提出來了。我們的拿手好戲就是在敵后搞游擊戰，要打開一個新的戰場，這在抗戰爆發之初就提出來。而國民黨對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視是在1938年10月武漢會戰以后，1938年底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在召開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上提出了要高度重視游擊戰，并且成立了兩個游擊戰區，一個蘇魯戰區，一個冀察戰區，派了十幾師的正規武裝深入敵后，進行游擊戰。他開始重視游擊戰是從這時候開始的，而且他重視游擊戰時候，在南岳開設游擊干部培訓班，請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從各地抽掉游擊戰專家當老師，給國民黨各個戰區培訓游擊干部。這個時間順序和請中國共產黨來主持游擊培訓班說明什么?在游擊戰爭問題上，他們是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啟發。在1938年底舉辦的南岳軍事會議上，國民黨提出三分之一力量用于敵后游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游擊武裝在華北一帶，已經很成氣候了，已經顯示出巨大的作用，所以引起國民黨的重視。我個人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很好地給國民黨上了游擊戰爭如何重要的一課，促使國民黨方面開始重視游擊戰爭，開辦游擊干部訓練班。他們請中國共產黨八路軍干部來進行講述游擊戰，也說明當時他們以中國共產黨八路軍為師的，至少在游擊戰這個問題上是這樣。

　　另外一方面，我們進行國共兩黨兩軍的游擊戰比較的時候，我認為最好的裁判是日軍，因為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游擊戰，作戰對象都是日本人，所以日軍對國共兩黨游擊戰的評價應該說是最能說明問題的。早在1937年12月華北，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武裝最早開辟游擊戰的地方，日本華北方面軍就提出了，要把討伐有組織的匪賊(日本把敵后武裝叫匪賊)的重點指向共匪。當時在華北敵后各種游擊武裝，日本把重點指向所謂共匪，說明他當時就已經認識到，在各色游擊武裝中間，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武裝是最值得重視的，這是1937年12月。1938年9月，也就是武漢會戰快結束的時候，日本的認識又提高了。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指出，共軍的影響已經波及到華北的全域。1937年的時候還基本上在山西，到1938年9月的時候，華北方面軍日軍司令官就已經意識到共軍的影響已經達到了華北的全部地區。日本已經把中共的敵后抗日武裝視作眼中釘。1939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舉行一次各個師團的情報負責人會議，這次會議得出個結論：中共勢力是華北治安肅正最堅韌的敵人，中共軍隊是今后華北治安之癌。1940年春，日本中國派遣軍對國共兩黨在敵后的游擊戰作出評價說，重慶軍比較容易打破，而捕捉消滅中共軍極其困難。1940年8月，百團大戰發起以后，日本華北方面軍對幾年來跟中國抗日游擊武裝作戰做了個總結，他說：自前年以來，盡管集中了華北方面軍的所有政策努力剿滅中共勢力，但中共勢力卻日益增大，活動區域蔓延到整個華北，今后要統一一切政策，采取一切辦法，集中剿滅中共勢力。這就是日軍對中國共產黨游擊戰爭的評價，對國共兩黨敵后游擊戰爭的評價。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作用又一個表現，就是在敵后開展了廣大的游擊戰爭開辟了新的戰場，為中日戰爭造就了一個有利于中國的全新格局，使得中國抗日戰爭走向了持久化。

　　四、中國共產黨是抗戰意志最堅強的政治力量

　　在抗日戰爭中，各黨各派都是競相表現的，但是綜合比較各黨各派特別是國共兩黨在抗爭中的表現來看，他們又有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黨各派中抗戰意志最堅強、承擔的任務最艱巨、模范作用最突出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全黨全軍的工作重點全部在敵后，不言而喻敵后的環境最艱苦。

　　抗戰期間中共武裝孤懸敵后，面對遠較正面戰場更為艱苦的環境和更為兇險的敵情，從來沒有畏懼，從來沒有退縮。最困難的時候苦到什么地步?部隊沒吃沒穿，包括各根據地的首腦機關——延安機關連辦公用的紙都沒有。在這種艱巨情況下，中共及其抗日武裝仍然擔當并且完成了其他任何黨派所無法勝任的敵后抗戰的使命。我個人認為，當時不僅是國民黨，中國統一戰線內部的其他黨派，都無法承擔在敵后這么艱苦的環境下長期堅持抗戰這樣的任務，只有共產黨做到這一點。所謂中流砥柱，就是別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

　　中國共產黨的抗戰意志最堅定。從“九一八”以后國民黨一度曾經對日不抵抗，后來對日不斷妥協，簽訂了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等等，當然也有抵抗，但是往往局部抵抗以后就妥協。而相比較之下，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戰這個主張是從“九一八”事變一開始就提出來的。1932年，當時還在內戰，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就宣布發表對日作戰宣言。盡管由于內戰牽制，紅軍到不了抗戰第一線，但是一紙對日抗戰宣言就足以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日抗戰的堅決性，也包括當時在鞭長莫及的地方——東三省，先是幾十萬草莽義勇軍被擊潰，1932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逐步掌握了東北地區抗日領導權，按照統一戰線政策，組成抗日聯軍。大家所熟知的楊靖宇、趙一曼這些共產黨人在那樣的冰天雪地里，在艱苦卓越的情況下進行抗日，那種抗戰意志真的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抗戰到底的堅強。

　　從“九一八”一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中共是中國各黨派中抗戰到底主張最堅決，從來沒有動搖的一支政治力量。大家知道，八年抗戰中，日本曾經好幾次對國民黨政府進行誘和，跟他談條件，結束戰爭，迫使他妥協投降。但是，日本和侵華日軍沒有一次敢奢望能和中國共產黨進行談判接觸，談什么妥協。他們壓根想都不想這個事，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抗戰到底的意志最堅決，反對任何與日本妥協。早在1936年7月，斯諾在延安窯洞曾經跟毛澤東一次談話，他向毛澤東提問，假如戰爭拖了很長，日本又沒有完全失敗，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能否同意日本講和并承認日本統治東北。毛澤東回答是斬釘截鐵的——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這種主張在整個八年抗戰期間一以貫之。所以，抗戰期間日本屢屢對國民黨政府又打又拉，不斷誘和，但從來沒敢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武裝涉及到所謂談判妥協這類東西。在日軍眼里跟共產黨謀妥協是不可想象。

　　中共這種抗戰到底的堅定意志不僅反映在敵后抗戰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聯每個黨員英雄人物身上，而且在抗戰整個全過程中，全黨都是如此的。中共抗戰到底的堅定意志為全國軍民在整個抗戰中樹立光輝的榜樣，而且對任何可能的對日妥協的力量還形成了強大的制約作用。

　　我們在抗戰中的很多文件都會看到，每到中國抗戰出現挫折的時候，不管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不管是戰場上還是政治上出現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總是要發表宣言、公告，警惕妥協投降，堅持抗戰到底，這種號召、警示不絕于耳，貫徹整個抗戰的始終。這不是無病呻吟、無的放矢的。整個八年抗戰中，日本屢屢誘降，向國民黨政府伸出“橄欖枝”。我沒有證據說中國共產黨了解國民黨和日本接觸的內情，但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成熟政黨，敏銳地感覺到、意識到每當抗戰出現困難局面時候國內特別是國民黨內部就很可能出現的妥協風氣和可能，每當出現這種危機的時候，出現這種可能性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總是以宣言、公告等各種方式向全國民眾大聲疾呼，要警惕妥協投降放棄，要避免抗戰半途而廢，要把抗戰堅持到底。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共產黨堅定抗戰的意志，不僅表現在承擔的任務最艱巨、模范作用最突出，不僅表現在它為全國軍民樹立了抗戰到底的榜樣，他還有另外一層作用，就是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戰中具有表率作用的政治力量，實際上對國內任何可能出現的對日妥協動搖的傾向，形成一種制約監督作用。這是以往我們在談抗戰時候，談中國共產黨的地位作用時候很少觸及的，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貢獻之一。

　　每逢執政的國民黨內部出現動搖跡象的時候，我們總能感受到來自延安窯洞在野黨的一種威懾。抗戰沒有中途夭折，國民黨沒有對日妥協，中國共產黨監督作用功不可沒，這是我們要講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中流砥柱也罷，歷史地位作用也罷，我認為這是第四個方面。

　　五、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不斷推進中國社會進步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個重大表現，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不僅是對日斗爭最堅決的政治力量，而且是推進中國社會不斷改革，走向進步的政治力量。

　　國共兩黨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初都提出了不僅要抗戰而且要建國的主張。但是，八年抗戰證明了國民黨的抗戰建國停于口頭上，到抗戰后期，國民黨最失敗的就是在內政上，最后搞得民不聊生，國民黨威望急劇下降，腐敗橫行，而且在鎮壓民族力量等方面累累劣跡。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卻是可圈可點。共產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在陜甘寧邊區大力推行社會改革。減租減息，調整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包括在政治上搞三三制民主政權，這和國民黨一黨專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國民黨不僅不允許其他黨派參政，包括對共產黨還要限制、防范。而共產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除了減租減息，在經濟領域中發展生產，最重要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突出的表現就是三三制政權。所謂三三制政權，就是共產黨人不包辦政權，根據地各級政府中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進步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間人士占三分之一，盡可能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它的政權建設是開放的民主的。

　　在抗日戰爭期間，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仍然在自己控制的抗日根據地里邊，推行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改革，包括推行文化教育、文學藝術大眾化，為工農兵服務，這都是重要的社會改革。它使根據地面貌一新，使根據地出現了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成為中國進步的一個縮影，以致于各中間黨派、民眾黨派組團，各國記者，包括美軍延安觀察組到延安后，都對中國竟然能有這么一塊生機勃勃的地方始料不及，都認為它代表了中國未來前進的方向。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根據地里，推行各項社會主義改革，一是著眼于長遠，指出中國向何處去，推進社會進步。同時，通過社會改革直接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加抗戰的積極性。發展生產、改善軍民關系、改善黨政關系、推進三三制政權，調動了各行各業的人民積極性來參加抗戰。所以，推動社會改革的兩個目的，一個是直接為了抗戰的需要，發動群眾;另一個是扎扎實實在謀求中國的進步。

　　我認為這幾個方面足以回答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歷史的地位和作用，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中國共產黨成功解決和實踐的這些問題，都是抗日戰爭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是整體性的問題，所以中國共產黨夠得上“中流砥柱”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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