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北抗戰中，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形勢多么惡劣、戰爭多么殘酷，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模范行動，團結東北各階層愛國群眾，共同支撐起東北救亡圖存的希望，并取得最終的勝利。

　　一、中國共產黨吹響了東北抗戰的號角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面對日軍侵占東北的危機局面，國民政府一味忍耐退讓，命令軍隊執行“不抵抗命令”，僅僅6天就丟失了遼寧省的三分之二及吉林省省城與鐵路沿線城市。

　　危難之際，中共滿洲省委同志冒著日軍搜查的危險，第一時間站到抗日斗爭的最前線。1931年9月19日，在沈陽召開常委緊急會議，分析形勢，制定措施，當日發表由趙毅敏連夜起草的《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占領滿洲宣言》。這是中國14年抗戰史上、也是世界二戰史上受侵略國家向法西斯國家發出的第一個正義宣言。《宣言》痛斥了日本的強盜行為，指出這一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為實現其“大陸政策”，把“滿蒙”變為它的殖民地所采取的蓄意行動。《宣言》揭露了國民政府所謂“忍耐”“鎮靜”“莫給人以可乘之機”的賣國妥協的實質，指出“只有工農兵勞苦群眾自己的武裝軍隊，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能將日本帝國主義驅逐出中國”。

　　9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又發表了《為日本武裝占領滿洲告全滿朝鮮工人、農民、學生及勞苦群眾書》。9月21日，中共滿洲省委再次召開全體緊急會議，作出《關于日本武裝占據滿洲與目前黨的緊急任務》的決議，進一步分析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歷史背景、罪惡目的及反動本質，并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揭露國民黨政府對日本所采取的一貫妥協、退讓的不抵抗政策。9月23日，中共滿洲省委又作出《對士兵工作的緊急決議》，提出“黨應加緊領導與號召士兵群眾，發動他們不讓日本軍隊繳械、反抗國民黨長官之一切命令的斗爭”。

　　中共中央9月20日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強烈譴責日本公然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揭露日本侵華的真相和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本質。同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共工農革命委員會為“滿洲事變”發表《宣言》，指出“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早經預定的計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演”。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指示滿洲省委“加緊在滿洲軍隊中的工作，組織它的兵變與游擊戰爭，直接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嚴重打擊”。周恩來同志發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滿洲與我們黨當前任務》，提出：“我們要領導與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眾自己組織武裝的救國義勇軍”。

　　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及滿洲省委發表的一系列“抗日宣言”，猶如一聲聲反擊的號角，喚醒了陷入迷茫的東北民眾，鼓舞了瀕臨絕望的民族情緒，傳達了中華民族面對侵略絕不屈服的抗爭精神，從此開啟了東北民眾長達14年的前仆后繼、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

　　二、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東北抗戰的方向

　　1932年底，隨著義勇軍主力相繼移至熱河地區和退入蘇聯境內，以義勇軍為主導的東北抗戰漸次沉寂，步入低潮。危難時刻，中國共產黨再次挺身而出，開創性地提出建立東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明了東北抗戰的方向。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地區的中日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下降為次要矛盾，原有的“下層統一戰線政策”脫離了客觀實際，已顯得不合時宜。中共滿洲省委在省委書記羅登賢的領導下，從東北的實際情況出發，開始自覺地探索新的統一戰線模式，由于受全國革命環境的影響，這種新的模式只能在原來的“下層統一戰線”的框架下去探索，也就是根據東北不同于全國的特殊性對“下層統一戰線”進行一定的創新和補充，一種全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模式開始孕育。

　　面對東北地區斗爭的特殊情況，1933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明確提出:“盡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境)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斗爭。”《一二六指示信》說明中國共產黨為了適應東北抗日斗爭的新形勢，主動科學地調整自己的政策，開創性地提出在東北組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后，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同其他抗日義勇軍、抗日山林隊的關系有了顯著改善，在哈東、吉東、東邊道等地區先后建立起在中共領導下的地區性的抗日聯合組織。從此，中國共產黨逐漸擔當起領導東北人民抗戰的重任，團結東北各民族、各階層群眾，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東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5年夏，華北危機日益加深。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聽取了由東北抗日前線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代表們的報告。這些報告“詳細匯報了南滿、東滿、珠河、吉東、湯原等地的實際情形”，代表團根據這些報告和其他的補充材料，起草了《給吉東負責同志的秘密信》，即《六三指示信》。《六三指示信》分析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總形勢，提出堅持長期抗戰思想，重申擴大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和廣泛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主張。

　　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正式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實行反帝統一戰線策略。根據這一精神,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發表《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提出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八一宣言》表明中國共產黨堅決抗日的主張,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東北抗日游擊戰場上的政治路線的確立。《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范圍等主張，得到了中國東北乃至全國民眾的認可，從而開啟了全民族抗戰的嶄新局面。

　　在東北抗戰走向低谷的關鍵時刻，中國共產黨以敢于擔當的責任感，永不放棄的堅韌品格，不斷創新的科學精神，根據東北特殊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提出并實踐了東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東北人民指明了抗戰的方向，并為全民族抗戰的爆發直至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好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三、中國共產黨是東北抗戰永遠不倒的旗幟

　　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東北紅色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抗日聯軍，貫穿了東北14年抗戰，尤其是東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后，中國共產黨作為東北抗戰的領導核心，在東北抗戰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1931年10月起，中共滿洲省委先后派遣200多名優秀黨、團員到各部義勇軍中參加領導工作。1932年，派李兆麟等到遼陽一帶，派周保中、李延祿等去吉東地區開展抗日救國軍工作，派楊靖宇到磐石整頓和發展游擊隊，派馮仲云去湯原創建游擊隊。1933年秋，派趙尚志到珠河建立抗日武裝。1932年到1933年期間，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多支抗日游擊隊在東北相繼建立。

　　這一時期，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雖然僅僅是三十萬義勇軍中極小的一部分，有些游擊隊成立之初甚至只有幾十人，還要向山林隊、保安隊借槍，但就是這支不起眼的武裝，在兩年間其他義勇軍紛紛潰敗的同時，卻在一次次勝利中不斷的壯大自己，逐漸成為東北抗戰的中堅力量。

　　在《一二六指示信》的指導下，到1934年，中共滿洲省委在東北地區已建立起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與第二軍獨立師、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綏寧反日同盟軍、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湯原游擊隊、饒河游擊隊等7支抗日隊伍，形成了大小7個抗日游擊區。在此基礎上，反日游擊隊陸續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至第六軍。

　　東北人民革命軍的成立推動了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殲滅了大量日偽軍，多次粉碎了日偽軍的“討伐”。東北人民革命軍的抗戰嚴重動搖著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殖民統治，在義勇軍潰敗的情況下，人民革命軍力挽狂瀾，尋機制敵、擾敵、殲敵，打亂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計劃，為東北抗日聯軍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東北黨組織于1936年2月發表《東北抗日聯軍統一軍隊建制宣言》，在人民革命軍的基礎上，組建東北抗日聯軍。1936年至1937年，是東北抗日聯軍迅速發展的時期。到七七事變時，東北抗日聯軍已編成10個軍、1個獨立師，共3萬余人，并開辟了東南滿、吉東和北滿3大游擊區，威脅著日偽統治，牽制了大量日偽軍，支援、鼓舞和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斗爭。

　　從1939年春開始，日偽統治者殘忍地推行“歸屯并戶”政策，切斷了抗聯與東北群眾的血肉聯系，致使東北抗戰形勢逐漸惡化。1942年初，東北抗聯主力部隊被迫轉入蘇聯遠東地區整訓，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抗聯教導旅在蘇聯整訓期間，從未間斷過對東北抗戰的領導，不斷派小部隊深入東北腹地進行游擊戰。

　　為配合1945年8月9日蘇聯遠東方面軍對東北日軍的總攻，抗聯教導旅成員也紛紛奔赴長春、沈陽、哈爾濱、佳木斯、牡丹江等東北大城市，參與接收工作。全軍在一個多月中迅速擴充到4萬人以上。1945年9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成立。同年10月20日，周保中、崔石泉等同志向東北局移交了組織關系，東北抗日聯軍及其前身至此完成了其長達14年的偉大使命。

　　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及其前身東北反日游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浴血奮戰、艱苦斗爭，涌現了楊靖宇、趙尚志、趙一曼、冷云等一批抗日英烈，用生命書寫了中華兒女為民族解放運動不屈斗爭的篇章。中國共產黨人這種可歌可泣、英勇無畏的偉大愛國情懷，猶如一面永遠不倒的旗幟，在日偽長達14年的黑暗統治下，激勵著東北人民不斷戰斗，直至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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