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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戰再研究——以“五一”“掃蕩”后之冀中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把增強 · 2015-06-19 · 來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中共是抗戰中流砥柱 收藏( 評論() 字體: / /
地道戰不僅在中國軍事戰爭史上是一個創造,即便是在世界軍事戰爭史上也是一個奇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中國特殊環境下形成的一種斗爭方式,具有戰爭范式的重大意義

 

地道戰再研究——以“五一”“掃蕩”后之冀中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把增強(河北省社會科學院)

 
摘要:地道戰是冀中軍民在反擊日軍“掃蕩”的過程中產生,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而逐步發展的。有關冀中地道戰的研究始于20世紀40年代。但是,盡管有關地道戰的研究開展較早,盡管人們通過各種媒介已經對之耳熟能詳,客觀來講,有關地道戰的研究還很不完善甚至可以說很薄弱,有一些具體問題還需要繼續探討。本文從“五一”“掃蕩”后冀中地道戰開展的動因、地道戰開展過程中所取得的戰績、地道戰開展過程中所體現的特點及其在抗日戰爭中所起的作用等三個方面對冀中地道戰進行了再研究。文章認為,地道戰不僅在中國軍事戰爭史上是一個創造,即便是在世界軍事戰爭史上也是一個奇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中國特殊環境下形成的一種斗爭方式,具有戰爭范式的重大意義,冀中軍民在開展地道戰過程中結合本地實際情況所體現出來的求實、創新、奮斗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后人學習。
 
 
冀中平原交通便利,境內有平漢、津浦、北寧和石德四條鐵路干線與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石家莊等大中城市相連,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當日軍侵略華北伊始,就集中兵力對冀中平原進行大“掃蕩”,并瘋狂叫囂:“欲確保華北,必須先控制冀中”,妄圖使冀中平原在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內占一重要之地位”。[1]地道戰就是冀中軍民在反擊日軍“掃蕩”的過程中而產生,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而逐步發展的。
關于冀中地道戰,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有人著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例如,針對日軍“五一”“掃蕩”之后地道斗爭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楊成武撰寫了《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爭》一文,從地道斗爭的發展方向和目的;地道的構筑方法以及地道戰術和組織領導問題等幾方面提出了相應的應對策略并進行了重點探討。此后,成學俞、張桓則以《冀中的地道斗爭》為題從地道的產生、發展成戰斗堡壘的過程;遭遇嚴重困難后的大發展和完善以及地道戰的幾個戰例進行了回憶性論述。上述情況均可看作是研究地道戰的重要史料。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陳寶松撰寫了《抗戰期間冀中平原地道斗爭研究》一文,對冀中地道斗爭發生、發展過程及其在冀中平原游擊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探討。當然,還有些內容大多散見于各教材、抗戰或根據地史等方面的著作中,也有些是針對個別地道斗爭的敘述,但多是通俗性的敘述且大多雷同、新意較少。因此,正如李金錚教授在《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撰文探討華北抗日根據地史研究狀況時所指出的,盡管有關地道戰的研究開展較早,盡管人們通過各種媒介已經對地道戰耳熟能詳,但客觀來講,有關地道戰的研究還很不完善甚至可以說很薄弱,有一些具體問題還需要繼續探討,且很有深究的必要。[2]比如,這些無論是時人從戰時出發的應對策略、晚年的回憶錄,還是后人的系統研究均未能對日軍“五一”“掃蕩”后冀中地道戰之所以開展起來的內外動因、特點、意義以及具體取得了怎樣的戰績進行一個全面系統的梳理。故此,筆者撰此文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以期推動地道戰研究進一步向縱深方向發展。
 
一、“五一”“掃蕩”后冀中地道戰開展的動因
 
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地道就已經在冀中出現,且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五一”大“掃蕩”后,冀中地道在經過短暫的萎縮后很快恢復并又有了長足進展。因此,以1942年“五一”“掃蕩”為界冀中地道斗爭可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整體來說,可用一條不規則的拋物線來概括:即地道由出現——逐步發展成一定規模——一度短暫的萎縮——恢復后逐步發展壯大——轉入高潮。那么,經歷了日軍殘酷的大“掃蕩”之后,冀中地道斗爭為什么會如此快的恢復并迅速發展壯大呢?其動因何在?筆者認為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日軍對冀中地區的大“掃蕩”,促發了冀中人民的覺醒,這是地道斗爭得以開展的內部因素。
1942年5月1日,日軍采用鐵壁合圍、縱橫梳篦的清剿戰術,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對無險可守的冀中平原進行滅絕人寰的大“掃蕩”,并有計劃地建據點、修公路、挖封鎖溝,進行細碎分割,妄圖撲滅抗日烽火。據統計,日軍在冀中8000多個村莊、6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總計修筑據點、崗樓、碉堡1700多個,新修公路5250多公里使得冀中公路達到7580多公里,挖封鎖溝達到4150多公里,把冀中根據地用點、碉、路、溝分割成2670多個小塊,每塊都處于嚴密的火網封鎖之下。[3]僅冉莊周圍9公里內,就建有炮樓、據點15座,公路4條,形成“抬頭見崗樓,邁步登公路,無村不戴孝,處處起狼煙”的悲慘景象。[4]在這種情況下,冀中各地基層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軍民損失慘重。據統計截至“五一”大“掃蕩”結束為止,主力部隊損失34%,地方部隊損失46.8%,區以上干部犧牲1/3,群眾被抓被殺達五萬余人。[5]面對日軍的強大攻勢,冀中工作人員只得被迫轉入地下。在這種情況下,日軍更加囂張,每到一處,他們都進行殘酷的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等罪行。如在安國縣的小流屯,日軍一次就搶掠了3000多元,被抓去的人、被燒掉的房屋還不包括在內。為求得片刻安寧,老百姓只得逆來順受,答應日軍的種種要求,交納各種賦稅和財物。但忍耐終究不是長遠之計,冀中人民無時無刻不在尋求一種可以擺脫日軍控制的策略。那么,采取什么樣的防護措施才能避免或少受損失呢?實踐證明,在無險可據、無處可藏的平原地區,只有廣泛的修筑地道才能較好的達到目的。然而,修筑地道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據一般估計,僅一部頂棚所用的木料,就需要1000至2000元,每村修筑地道,如果大部有勞動力的人都參加,需要一個月的時間。[6]如此大的耗費,人民卻樂于負擔,原因何在?下面以藁無縣趙莊在半年內資敵所受損失的情況為例,進行圖表說明(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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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修筑地道誠然需要大批勞動力,需要大批資財,但由于地道的修筑,人民可以不因敵擾而照常生產,工作人員可以堅持工作,民兵可以堅持斗爭,生產所得較之修筑地道所需費用更多,同時又可停付浩大的資敵費用,如此算來較之長期資敵,卻要便宜多了。
另外,日軍違反國際公法施放毒氣進一步促發了冀中人民覺醒,更加堅定了人民的反抗決心。1942年5月27日,日軍從定縣的新營、市莊等據點出動300余人,向定南北町村方向大舉合擊。北町附近的南町、東西趙莊、東西城村及馬阜才等十余村莊的人民,見日軍來勢兇猛,乃紛紛來到北町進入地道隱蔽。縣游擊隊與民兵在給予日軍迎頭痛擊之后也躲進地道繼續堅持斗爭。但可惜的是,因漢奸告密,日軍找到了地道入口。鑒于地道作戰的隱蔽性,日軍不敢下洞,在手足無措之余便違背國際公法將大量窒息性毒瓦斯放進了地道,致使800多手無寸鐵的婦孺老弱全部斃命,縣游擊隊及民兵亦有一部犧牲。[8]慘案發生后,日軍又洗劫了北町整個村莊,使一個生氣勃勃的地區一變而為死的沉寂。這次慘案的發生雖然給我方造成了不可彌補的巨大損失,但在客觀上卻以血的代價喚醒了民眾,使冀中人民擦亮了眼睛,丟掉了對日軍的幻想,引發了廣大人民對日軍及偽軍漢奸的無比仇恨,同時也暴露了地道建設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地道設備不全,無防毒設備等,從而給以后的地道建設和斗爭提供了血的經驗和教訓。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這是亙古以來顛撲不破的真理。日軍的倒行逆施給冀中人民造成財、物和肉體上的重創并使其心靈蒙上一層厚厚的陰影,從而造成一種強烈的反抗情緒。一旦條件成熟,人民心中的這座活火山必將以不可遏止之勢噴發。
其次,冀中區黨委和軍區的正確決定與大力倡導,是地道斗爭得以順利開展和維持的重要因素。
早在1942年“五一”“掃蕩”前的4月25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就發出了關于人民武裝工作的重要指示,明確了邊區人民武裝的組織系統、民兵的主要戰略戰術,要求大力發展地道戰、地雷戰。6月25日,中共冀中臨時區黨委發出《關于青紗帳時期工作指示》,指出冀中的斗爭方針是:“保存力量、隱忍待抗、堅持分散的(小塊的)游擊戰爭,逐漸恢復陣地。”[9]與此同時,冀中區黨委和軍區還指示各地“迅速完成斗爭形式和組織形式的轉變,要普遍地發展秘密地洞,特別是發展干部和小型武裝以及群眾使用的小型地洞。要絕對保密,便于在情況緊急時隱蔽”。[10]在這一系列指示下,各地的秘密地洞迅速向地道發展,地道斗爭從而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
隨著戰局的發展,冀中區黨委還專門指示各地,要將只能隱蔽不能作戰的地道與雖能作戰但不完全的地道加以改造。冀中軍區司令員楊成武還系統總結了構筑作戰地道的經驗,寫成《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爭》小冊子發到各地。接著冀中軍區又發出《關于地道戰術問題》、《加強地道管理問題》、《加強地道斗爭中的政治工作》等一系列指示。這使地道的發展,越來越完善,地道的構筑越來越巧妙,對地道的戰斗化起了重大作用。
地道開展起來后的維修及管理也是地道斗爭能否發揮積極作用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每年雨季。雨季是地道最易損毀的季節,如果保護不好就會妨礙地道戰的開展,給戰斗造成負面影響,因此必須加以保護。在這方面,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冀中區行署、中共冀中區黨委均作出過重要決定。即便是到了1945年7月,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冀中區行署主任羅玉川還專門下達了《關于保護地道的指示》,責令各級部門提前防范,責成村級干部及群眾分段負責,雨時隨時檢查,修堵漏口,特別要注意出土口的防護。[11]
由于地道是廣泛存在于各村、各處、各家的,因此,針對地道的組成特點,中共冀中區黨委將保護地道與群眾切身利益聯系起來進行深入宣傳,如提出:“認真保護地道防止房倒屋塌”,“保護地道不壞省得第二次挖掘”,“有了地道斗爭,就能避免敵人‘掃蕩’時的損失”等口號,動員廣大群眾為保護地道而斗爭。同時,各村還成立保護地道委員會之類的組織負責領導、督促、檢查保護地道的工作。[12]在這些宣傳和指示下,冀中人民踴躍的投入到地道的防護中來,從而對地道斗爭的健康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損失。再者,基層組織及時響應上級號召、積極配合是地道斗爭取得重大成績的保證
地道工作指示傳達以后,各級、各政府直至各村委均高度重視,及時給予貫徹執行,在地道建設上取得了重大成績。
其一,各級在貫徹上級精神的過程中形式多樣。如,1945年3月,武強縣某村支部三個支書[委]以開展競賽的方式進行地道的挖掘工作,“每個支委帶領四個黨員去干,并且看誰得了模范”。[13]平山縣政府則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指示第六區張區長領導成立縣、區地道委員會,村組織戰道委員會,以與戰斗密切結合,積極對敵展開攻勢。
其二,根據敵人過去破壞地道的經驗及我們受損失的教訓,各地還自發地進行地道設計的改良研究。如武強七區某村村干在挖掘地道的過程中研究出一種新型地道。這種地道口圓而小,洞深而大,即上小下大,做活時像澆園一樣,最后把口打死。這樣敵人不易尋找,即便發覺后,也不好破壞。
其三,經過冀中人民的艱苦努力,在具體地道的建設上取得了巨大成績。之光縣各區有戰斗設備的地道村在縣武委會直接領導下,地道干線、支線大都完成,屋頂崗樓、地道崗樓、地道堡壘等戰斗設備都很齊備,自動洞口雖還沒達到原來計劃的要求但也大部完成;普通地道村大部都完成了干線和支線,個別村莊已完成了連村地道。[14]易縣的地道建設也取得突破性進展。截至1944年6月,有50%以上的村莊能容納全村男女,一般的村有15%戶與戶相通了,并有不少干線、支線、卡口、翻口、戰斗洞等防敵、防毒、防煙設備。[15]
完縣(今河北順平)的地道建設尤為可觀。在反“掃蕩”中,截至1943年11月底,完縣各區70個村莊就新打地洞164個,地道29個,取得了巨大成績(詳情見表2)。游擊區打洞、挖地道工作也大規模的展開。據不完全統計,僅三、四、五區的83個村莊中有44個村莊新打地洞98個,有10個村莊新挖地道14條,長達530丈。[16]1945年初,經過兩個月的突擊,游擊區(三四五六區)的地道已逼近了城關,逼近了點線;鞏固區的地道,各區的重點村都勝利的完成了計劃(一區重點村修建地道詳情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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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44年,日軍由于整個戰局失利,不得不撤碉并點,這就給冀中人民以大舉反功之機,同時也給地道斗爭的迅速擴展和達到高潮提供了外部條件。隨著形勢的變化,在政府直接領導下地道的發展也進入一個大規模發展和完善時期。
 
二、地道戰所取得的戰績管窺
 
冀中地道創始于“五一”“掃蕩”前,而廣泛應用是在“五一”“掃蕩”后。據陳寶松考證,八年抗戰期間,冀中人民構筑的地道大概在3萬華里(1.5萬公里)左右。[19]地道構造形式最初比較簡單,僅僅是一個秘密地窖形式。由此發展為比較復雜的完善的隱蔽地道,有的地方發展成戰斗地道。隱蔽地道適用于軍民隱蔽。戰斗地道便于作戰殺傷敵人。兩種地道設備作用各不相同,互有利弊。饒陽、任丘以隱蔽為主,自動口多,技術很好,有的挖兩三層,能很好地保存自己。任河一帶有很好的作戰設備——射擊孔、崗樓等,適于作戰。自“五一”“掃蕩”之后,地道戰作用日益凸顯,其中有地道戰模范村之稱的清苑縣冉莊地道戰可為典范。
為了保存有生力量,有效地打擊敵人,冉莊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戰爭需要將地道逐步延伸,最后挖成戶戶相連、村村相通、四通八達、上下呼應,長達32華里的地道網。整個村落設有墻壁、地面、牲口糟、炕面、鍋臺、面柜等各種構思巧妙的地道口,并筑有碾盤、地堡、柜臺、燒餅爐、石頭堡、高房工事、廟宇工事等戰斗工事多處及暗室、隱蔽槍眼、水井等與地道相通,構成立體交叉火力網。地道內有指揮部、休息室、地下兵工廠、囚籠、儲糧室、指路牌、陷井、廚房等,形成了能打能藏、可攻可守、進退自如的地下長城。中共清苑縣委、縣政府,以及九地委城工部、保定工作委員會,都曾先后駐冉莊辦公。冉莊民兵利用地道優勢,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配合武工隊、野戰軍對敵作戰157次(其中利用地道工事作戰17次),斃敵106名,傷敵不計其數,給駐保定日軍造成嚴重的心理輻射,致使其“寧繞黑風口,不從冉莊走”,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冀中的對敵斗爭,為抗擊法西斯侵略,作出了卓越貢獻。[20]
其余各地的地道斗爭開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各地民眾憑借地道優勢廣泛的開展游擊戰,他們由村外打到村內,由村內轉入地道,由地道再上到另一房頂,村村相連,戶戶相通,彼此配合圍攻敵人,打得敵人摸不著頭腦,只好狼狽逃竄。經過兩年半的奮斗,特別是1944年,將敵人大大的壓退了一步,將內部點、碉奪回一部分。截至1945年5月,把敵人的1783個點碉毀滅了1399座,兩萬余里的公路只剩下兩千多里了,平大(北平到大名)、滄石(滄縣到石家莊)、津保(天津到保定)、津高(天津到高碑店)等主要公路干線已被打斷不能通行了。[21]
鑒于地道的種種威力,為了更好地進行“掃蕩”,迫使冀中人民屈服,敵人采用各種方法破壞地道。據資料顯示,敵人破壞地道的辦法很多:一是遍地尋找洞口,鉆洞捉人;二是在洞口放瓦斯氣,運用毒氣進攻;三是從洞口內放水,運用水攻;四是在洞口處放火,運用煙、火進攻;五是運用挖掘尋找洞身;六是鎚尋,用打井鎚或長鐵棍往地下鎚透尋找洞身;此外在“清剿”的過程中,還毒打群眾,向群眾要洞。冀中人民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更好地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在冀中區黨委、軍區的正確指導下,針對敵人破壞地道的種種殘酷措施,探索了一套反對敵人破壞地道的辦法:第一是防尋,研究偽裝洞口的辦法,使敵不易發現洞口。第二是防鉆,把洞身設計的復雜多變,迷惑敵人。既有包括干線和支線的棋盤路、進去出不來的蟠坨路、設有許多死岔迷惑敵人的“憋死牛”,又有陷阱以及洞身忽粗忽細、忽上忽下的雙層洞。即便敵進入地洞,也可利用敵明我暗的優勢,在洞內打擊敵人。第三是防毒、防水、防火。由于洞身有高有低水不能攻;有粗有細(堵住細處),毒不能入,煙不能熏。第四是防掘、防鎚。洞身放在墻根下,使其不易掘、不易鎚。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冀中軍民的聰明才智下,日軍所采取的諸多破壞辦法均未奏效。地道戰以燎原之勢更加蓬勃的開展開來,并且戰績更加非凡。具體到每次戰斗所取得的戰績,可從表4中略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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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冀中人民憑借地道與日偽軍進行了堅苦卓絕的斗爭,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大大打擊了日偽軍的銳氣,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地道戰的特點及其意義
 
在中、日雙方整體軍事實力對比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地道戰基本上是防御性質的積極進攻戰,或者說是以地道為依托的進攻戰。綜觀地道戰的具體開展及其取得的成績,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地道戰實現了隱蔽性與戰斗性相結合。
有人將地道概括為四好即“好打敵人,好藏自己,鉆了又能打,藏了還可跑”,寥寥數語將地道的隱蔽性與戰斗性相結合的特點概括的淋漓盡致。地道里面設施完備,分別有射擊孔、瞭望孔、拉雷孔(或三者結合)、洞口設射擊座,洞內設有拉鈴、電話、短距傳話筒(戰時設遞步哨)等方便打擊敵人的設施,以及翻板、陷阱、翻口、卡口、沙袋、石板、水缸、休息所、廁所、糧、水、燈火等以便保衛自己的設備。此外,還設有崗樓、高房堡壘、屋頂工事、夾墻、暗室,以及堵塞某些街口、巷口、村口、大門等地上工事,從而將地道戰與武裝斗爭、爆炸運動結合起來便利了地道效能的發揮。這樣,在冀中黨、政、軍統一領導下,地道斗爭向著一個新的階段發展,并最終發展為地道斗爭、地面戰斗工事、爆炸運動相互配合的三位一體的斗爭格局,在保存我方實力的同時有力地打擊了敵人。
其次,地道戰實現了地道與地道之間、地道與村落之間以及村落與村落之間等諸多形式的聯防作戰。
地道聯防作戰即村落地道與野外地道的聯防作戰。在戰斗中運用“打了再鉆,鉆了再打,打后又鉆又再打”的策略,在戰斗中夾擊敵人,互相援助,使敵人攻無目標,戰無對陣,首尾不能兼顧,造成一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從而在心理上戰勝敵人,在持續作戰中盡可能多的消滅敵人。
地道與村落間的聯防作戰。各村落依托地道組織成天、地、院戶的聯防以及村邊沿高房頂和地道內的聯防,從而組成縱橫各三層火力網。縱的第一層是高房頂,第二層是院內、戶內、圍墻內,第三層是地道火網;橫的第一層是村邊沿,第二層是街道村內中心地帶,第三層是院戶內及地道火網。這縱橫三層火網的重點都在第三層,即依托地道進可攻,退可守的安全性從而無形中形成了一個立體作戰的格局。村落與村落之間依托地道開展的聯防作戰。如當敵人包圍某村時,該村民兵或部隊進行正面拒敵的同時,前、后、左、右四方鄰村的民兵、部隊即通過地道運動到該村邊沿外圍,出擊配合作戰,或從野外洼地里的地道之槍眼射擊敵人,分散敵人注意力,拉敵回頭爭取更多的殺傷敵人,不讓敵人達到目的。
再者,群眾工作以及鋤奸工作貫穿地道斗爭整個過程的始終,群眾工作及鋤奸工作是地道斗爭能否搞好,能否取得最終勝利的基本條件之一。“五一”“掃蕩”期間,正是由于群眾工作做的不好(地道開展的不普及)、鋤奸工作做的不好(致使漢奸趁機混入,造放謠言,迷亂群眾),才會導致北町慘案的發生。對此,冀中黨委、軍區非常重視,經常對群眾進行抗戰教育,動員開展地道斗爭,并發動干部、群眾隨時隨地注意對敵之暗探特務的調查,一旦發現立即肅清,決不姑息。因此,地道戰的成功與群眾工作、鋤奸工作的成功是分不開的。
冀中地道戰的高度發展,使我軍在敵碉堡林立、路溝如網的平原上,到處都有鞏固的后方。這樣,既有利于打擊日偽軍,也利于部隊集結隱蔽,突然殲敵;既有利于防御,也利于進攻,從而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具有鮮明的意義。
首先,在無險可據的平原上,在極端殘酷的環境中,地道在保存革命力量,保衛群眾利益,堅持和開展斗爭,打擊消滅敵人,特別是保存我們的干部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楊成武就曾經指出:“根據各地經驗,有地道使干部少受損失,工作安心對堅持地區深入工作保存干部關系重大。”[23]“五一”“掃蕩”后,干部的犧牲量是很大的。如僅藁無縣兩年來黨政軍民經濟部門,犧牲被捕的縣區干部就幾達百人,游擊隊隊員還不包括在內。假如沒有地道作掩護的話,干部及游擊隊員之犧牲被捕更不知達到何種驚人的程度。因此,正是由于地道的廣泛開展,地下斗爭配合了地上斗爭,從而有力的掩護了游擊隊,保存了干部和廣大青年群眾。
其次,地道隱蔽性特點便于中共以及人民大眾地下工作的開展。在敵人“掃蕩”、“清剿”的緊張環境中,有許多工作均在地道里面秘密進行,從而鞏固了群眾斗爭情緒,提高了群眾信心,特別是提高了群眾斗爭的勇氣。另外,根據地的工廠、醫院、報社、倉庫、電臺、以及法庭看守所,也都設在地道里,使其有了不間斷工作的條件,保證了前線的斗爭。同時,還在邊沿區村利用地道擠敵人,圍困敵人,實行冷兵戰、爆炸戰,奔襲、奇襲等手段打擊敵人,向外推廣,擴大了新的解放區。
再者,冀中地道戰的成功開展給其他地區的抗日斗爭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進入1943年,冀南、北岳、冀東等地區的地道也都得到廣泛發展。如冀南區肥鄉縣,有的地方幾十個村地道相連,變成了打擊敵人的“迷魂陣”,有效的掩護了黨政干部,使他們能夠堅持地區領導抗戰,從而對本地抗日戰爭的順利開展起了巨大作用。
最后,地道戰所創造出的游擊戰爭模式,是軍事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跡,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它不僅在抗日戰爭中居功至偉,而且為隨后的解放戰爭的勝利也作出了突出貢獻,即便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反抗美、英、蘇聯的聯合封鎖,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等方面亦起到了巨大作用。
本文的要義在于,對地道戰進行系統而全面的解析,將人們從電影、電視以及其他媒介的宣傳中引入學術研究的視野之內,使之真正從那個殘酷的時代中體會到地道戰的艱難與可貴。地道戰不僅在中國軍事戰爭史上是一個創造,即便是在世界軍事戰爭史上,也是一個創造。可以說,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在中國特殊環境下形成的一種斗爭方式,具有戰爭范式的重大意義,而冀中軍民在開展地道戰過程中結合本地實際情況所體現出來的求實、創新、奮斗精神也永遠值得我們后人學習。
 
注釋:
[1]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河北學刊》編輯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專輯[Z]內部發行本P87
[2]李金錚近20年來華北抗日根據地經濟史研究述評[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
[3]參見《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二冊(回憶錄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590頁;龔古今,唐培吉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稿》(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頁。
[4]王樹林冉莊地道戰紀念館[J]文物春秋,1999,(2)
[5]參見黎典,李銘:《河北近代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說主力部隊損失約35%見魏宏運主編:《華北抗日根據地紀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1頁。
[6]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Z]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19。
[7]表系根據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9-20頁編輯而成。】
[8]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3頁。
[9]魏宏運華北抗日根據地紀事[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P320-321。
[10]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二冊(回憶錄選編)[Z]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P590。
[11]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Z]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182。
[12]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Z]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183。
[13][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Z]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68。
[14]王樹林:冉莊地道戰紀念館[J]文物春秋,1999,(2),P85。
[15]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Z]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43。
[16][王樹林冉莊地道戰紀念館[J]文物春秋,1999,(2),P40。
[17]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Z]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39
[18]此表是根據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7頁所定制
[19]郭金平,趙金山.中國抗戰與民族振興[C].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P302。
[20張僧元清苑縣志[Z]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特約編輯孟憲玉],P575-576。
[21]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Z]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143。
[22]此表系根據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二冊(回憶錄選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黎典李銘:《河北近代大事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相關資料整理制作的
[23]河北省檔案館地道戰檔案史料選編[Z]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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