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在華北根據地開展反“掃蕩”作戰(資料圖片)

　　作者賀新城，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院科研名家，軍隊杰出專業技術人才。主要學術成果有《中國抗日戰爭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戰后世界局部戰爭史》《世界軍事革命史》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所以在人類戰爭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僅在于它推動了機械化軍事革命走向高潮，而且在于它促成了游擊戰的大發展。與歷史上的游擊戰相比，二戰期間的游擊戰具有許多新特點。其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是游擊戰發展創新的集大成者，其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達到了游擊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日本軍事理論家指出，毛澤東“論述的游擊戰，比以往任何戰略書籍都豐富。他那富有想像力的敘述，是舉世罕見的。在20世紀出現的各種戰略著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

　　機械化戰爭提升游擊戰地位

　　作為一種以攻擊敵軍后方為主的特殊作戰樣式，游擊戰在二戰中的大發展與機械化戰爭有著密切關系。機械化戰爭是一種作用范圍很廣的戰爭形態，這恰好有利于發揮游擊戰的特點。二戰期間，僅被法西斯軍隊全部和部分占領的歐、亞、非國家就有30多個，占領區總面積約850萬平方公里。如此巨大的戰場是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占領軍的兵力因此極大分散，游擊戰也因而擁有了避實就虛、充分發揮其機動靈活特點的廣闊空間。

　　此外，機械化戰爭強化了后方與前方、作戰與后勤的關系，使軍隊對后方交通線、通信保障和各種物資需求的依賴達到須臾不可或缺的程度。由于戰爭的機械化程度提高，軍隊的物資需求急劇增長。據統計，一戰時每個士兵日均消耗物資6公斤，二戰時達到20公斤，是一戰時的3.3倍。美軍在二戰中消耗彈藥696萬噸，是一戰時的7倍，蘇軍消耗彈藥1000萬噸，是一戰時(沙俄軍隊)彈藥消耗量的10倍。機械化武器裝備的大量出現，還帶來了諸如油料等許多新的物資需求。戰爭期間，蘇軍1個機械化軍的耗油量就相當于一戰時整個沙俄陸軍耗油量的總和。這些由機械化戰爭帶來的巨大消耗和需求種類，不可能通過“現地征集”的方式來解決，必須依靠后方來提供。由此而來的交通運輸等一系列后方支援保障問題，就顯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這也為游擊戰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而且大大提高了游擊戰的地位和作用。通過游擊戰攻擊敵人的后方，成為機械化戰爭中的一種重要的戰略手段，其重要性超過以往任何時代。

　　戰爭期間，凡是被德、日、意占領的國家和地區都爆發了游擊戰，蘇、美、英等國也都不遺余力地組織和支援各國的游擊戰。據統計，二戰期間的游擊戰覆蓋了德、日、意占領的廣闊空間，幾十個國家的數億人民投身于各種形式的抵抗運動，其中僅南斯拉夫、波蘭、希臘、阿爾巴尼亞、捷克、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蘇聯，共有不下300萬人直接參加游擊戰。而在中國，僅中共領導的游擊武裝就有約100萬八路軍、新四軍，以及200萬民兵。如果加上其他未統計的國家，二戰期間參加游擊戰的人數應當在千萬以上。這種普遍開展的游擊戰規模之大、覆蓋范圍之廣，是世界戰爭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現象。

　　游擊戰通常以各種小型、分散和隨機性的襲擊戰斗為主要作戰方法，但在二戰中，除了大量分散實施的小型游擊戰斗之外，還出現了各地游擊武裝在統一計劃下的聯合作戰，從而將分散孤立、各自為戰的游擊戰斗發展為步調一致的游擊戰役。

　　1943年8月3日至9月5日，在蘇聯“游擊運動總司令部”的統一部署下，活動于德軍占領區的167支游擊隊約10萬人，實施了代號“鐵道戰”的大規模游擊戰役。此次戰役在正面1000公里、縱深從兩軍對峙的戰線直到蘇聯西部邊界的廣闊地域內同時展開，目的是通過集中進行的大規模鐵路破擊，癱瘓德軍的供給、后送，支援蘇軍的庫爾斯克戰役。同年9月19日至10月末，蘇聯又組織193支游擊隊計12萬人，在正面約900公里、縱深400多公里的德軍后方發動了大規模破壞鐵路的“音樂會”戰役。

　　與歐洲的游擊戰相比，中國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役不僅次數多、規模大，而且創造了游擊戰中的經典戰役———百團大戰。1940年8月20日夜，在八路軍總部的周密部署下，位于日軍后方華北各省的八路軍和民兵游擊隊同時行動，對所在地區的日軍守備部隊和鐵路、公路、煤礦發起全面襲擊。此次游擊戰役自1940年8月20日起至1941年1月24日結束，持續時間長達5個月，參戰八路軍共105個團20余萬人，還有大量的民兵游擊隊協助作戰。

　　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出來

　　近代以來的軍事理論，對游擊戰重要性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總體看仍然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幾乎所有論述談論的都是游擊戰而非游擊戰爭，都將游擊戰看成是正規戰的輔助手段，都是在如何更好地配合正規軍作戰的戰術框架里去談論游擊戰的作用。這種將游擊戰定位在戰術性從屬地位的認識，實際上低估了游擊戰的能量，限制了游擊戰作用的充分發揮。而毛澤東則擺脫了這種局限性，他的論述中通常使用的是游擊戰爭的大概念。從游擊戰到游擊戰爭的一字之差，包含著毛澤東對傳統游擊戰思想的重大發展，反映出他所思考的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游擊戰，而是戰略層面的更為宏大的游擊戰爭。

　　毛澤東認為，游擊戰爭可以是一種輔助配合的戰術手段，也可以是一種獨立發揮作用的戰略行為，在被占地區不大或戰爭時間較短的國家，游擊戰爭通常表現為戰術戰役上的配合作用，但在幅員廣大的國家里實施的持久而大規模的游擊戰爭，其作用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于是，這種大規模的持久游擊戰爭就“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就從戰術范圍跑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游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

　　近代以來的軍事理論家將游擊戰稱為“民眾之戰”。毛澤東繼承了前人的認識，并將其進一步發揚光大。充分認識和肯定人民群眾的主導作用，是毛澤東游擊戰爭乃至其整個軍事思想的核心。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抗日游擊戰爭中游刃有余、成就卓著，而國民黨盡管也意識到游擊戰爭的價值，但卻有心無力、乏善可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雙方對人民群眾的認識上存在很大差距。

　　在如何組織游擊戰爭的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一整套超越前人的思想認識。首先，他嚴厲批評了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輕視民眾組織動員的傾向，反復強調說，游擊戰爭是人民群眾的戰爭，而“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其次，毛澤東批評了國民黨在組織動員民眾時的單純軍事觀點，指出僅從狹隘的軍事角度去動員和組織民眾是不夠的，現代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因此，組織和動員民眾也必須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復復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其三，以持續不斷的組織動員來支持長期艱苦的游擊戰爭，是毛澤東在組織游擊戰爭問題上的又一深邃見解。毛澤東認為，在強敵入侵的時候，動員和組織民眾比較容易，因為這種動員在很大程度上“是敵人給我們做的”，但是，能不能在艱難困苦的長期戰爭中，始終保持人民群眾的昂揚斗志和廣泛參與，則是更加重要的問題。正是在這一極具遠見的思想指導下，中國抗日游擊戰爭的組織動員才能發揮出持久強韌的力量，中國的游擊戰爭才能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成為反法西斯戰爭中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效果最顯著的典范。

　　在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方面，毛澤東不僅繼承了以往游擊戰理論的內容，而且提出了許多新的認識和觀點，構建起更加豐富、完整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體系。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軍隊崇尚深溝高壘、層層設防的“堂堂之陣”，期望以死打硬拼的戰法來抗擊日軍。針對這種簡單機械的戰略戰術傾向，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面對的是強大的敵人，以弱敵強是無法回避的客觀現實，因此，絕對不能按照有利于強敵的戰略戰術規則行事，必須“采取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和運動戰，避免一切被動呆板的戰法”，把“戰爭從壕溝里解放”出來，要以發揮主動性、靈活性和能動性為原則，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創造性地理解和處理一切戰略戰術問題。在游擊戰爭的力量運用上，毛澤東指出，游擊戰爭在整體上是分散的，但在執行具體的作戰任務時，“仍須集中大力，打敵小部”，要按照情況靈活地分散、集中和機動兵力，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敵人后方建立能夠持久堅持的游擊戰爭根據地，是毛澤東游擊戰爭思想的又一獨到之處。毛澤東指出，雖然游擊戰爭孤懸敵后，脫離國家的總后方，但是，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必須徹底克服以往游擊戰爭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義”，在敵人后方建立各種形式的根據地，以此來建立游擊戰爭自己的后方，支持游擊戰爭的長期生存和發展。

　　中國游擊戰爭的三大特點

　　在毛澤東全面、系統、充滿創意的游擊戰爭理論指導下，中國億萬人民群眾積極投身抗日游擊戰爭，迸發出極大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在二戰期間普遍存在的游擊戰中，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堪稱世界之最。

　　一、開展最早，持續時間最長。中國是第一個武裝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國家，也是最早發動游擊戰爭的國家。從1931年到1945年，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持續了整整14年，比歐洲的游擊戰早了8年，比亞洲其他地區早了10年。

　　二、規模最宏大，空間最廣闊。二戰期間，世界各國被占領地區有上億人民群眾參加各種形式的抵抗運動，其中游擊戰發展充分的歐洲各國有總計超過300萬人直接參加游擊武裝。而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武裝由最初的幾萬人發展到上百萬人，還有200多萬民兵，并建立了19塊抗日根據地，控制了1.6億人口和100多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地域，形成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完整意義上的敵后戰場。

　　三、水平最高，能量最大，戰略作用最突出。二戰期間的游擊戰遍及世界各地，但沒有哪個國家和地區能有中國抗日游擊戰爭那么大的能量和戰略作用。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從一開始就立意宏大：要在日軍后方獨立自主地開展大規模游擊戰爭，造就一個持久穩定、規模龐大、能夠長期吸引、打擊和消耗日軍主力，對戰爭全局發揮決定性影響的新戰場。為此，區區幾萬裝備低劣的八路軍、新四軍，以“敵進我進”的超常膽略逆勢而上，如水銀瀉地般滲入日軍所占地區，打出了一個幅員遼闊的敵后戰場。

　　大規模游擊戰爭的展開是決定中國抗戰前途命運的關鍵之舉，它不僅改變了雙方交戰的基本格局，形成了有利于中國的犬牙交錯的戰爭形態，迫使日軍陷入同時應付前后兩個戰場的困境，而且極大地改變了雙方作戰的“游戲規則”，使日軍半數以上的兵力不得不放棄擅長的大兵團作戰方式，被迫回師后方，以高度分散的配置來對付陌生的游擊戰爭。如此一來，中日戰爭就脫離了日軍追求的速決戰方向，進入了中國設定的持久戰軌道。全面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獨當一面，抗擊了半數以上的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撐起了抗日戰爭的半壁江山，其局面之大、能量之巨、戰略作用之顯赫，遠遠超出了日軍的想象，各國的游擊戰也無有出其右者，堪稱人類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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