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建設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紀念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70周年

　　周建明

　　1945年，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之前，還有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七大的召開標致著中國共產黨通過自身建設實現了飛躍，成為一個成熟的、全國性的、群眾性的、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政黨，具備了領導全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素質和能力。抗戰勝利后，在決定中國命運的較量中，雖然中共所領導的軍隊在數量和裝備上遠不如國民黨軍隊，所領導的根據地只有全國面積的四分之一，但只經過4年時間，中共就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七大所標志的正是中共中央達到延安以后所進行的黨的建設，成為了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紀念七大召開70周年，正是為了借鑒這次黨的建設的經驗。

　　一、從六大到七大，黨的建設使中共發生了飛躍

　　從1928年的中共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相隔了17年，幾乎橫挎了土地革命戰爭與抗日戰爭兩個歷史階段。在這17年中，中國共產黨曾犯過嚴重的路線錯誤，又通過自身的建設而發生了巨大的飛躍。

　　召開六大時，中共還是一個秘密性而非群眾性，局部性而非全國性的政黨，在政治上還很不成熟。在六大上，中共剛剛搞清楚所面臨的是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許多人認為的社會主義革命。六大之后，中共并沒有形成成熟的領導核心，缺乏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以至于在“左”傾路線的主導下，第五次“反圍剿”遭遇失敗，丟失了中央蘇區的根據地，紅軍力量遭受重創，黨也一度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而到黨的七大，中共已經有了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革命理論——毛澤東思想，有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和成熟的領導集體，有了正確的政治路線，有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優良作風，黨已經成為一個全國性、群眾性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政黨，并實現了政治上的高度統一和緊密團結，從而具備了領導全國人民奪取革命勝利的條件。

　　在這17年中，中共之所以能發生如此之大的變化，是因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進行了自覺的、自上而下的、全面的黨的建設。在遵義會議上進入中央領導核心之后，毛主席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在延安領導了中共歷史上最為全面，影響最為深遠的黨的建設。

　　二、建構了中國革命的理論，指導了中國的革命行動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延安時期黨的建設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共建構起了自己的革命理論。實踐表明，如果只會照搬經典作家或別國的革命理論，就一定會陷入教條主義不可自拔;如果只有工作方針而上升不到理論層面，也一定會陷入經驗主義、事務主義而失去政治方向。劉少奇在七大上指出：“我們黨和許多黨員，曾經因為理論上的準備不夠，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頭，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彎路。”毛主席的貢獻，就是在中國革命實踐的基礎上，領導當創造性地建構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其中有許多是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面前從來沒有提出過與解決過的問題。

　　毛澤東第一次系統地回答了中國從哪里來，在世界上處于什么歷史方位，應該朝哪里去，所面臨什么性質的革命，革命的動力、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未來發展的方向，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和所應采取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是中共自成立以來第一次在理論上講清楚了世界，講清楚了中國，講清楚了當前革命的性質，講清楚了未來的方向，講清楚了怎樣革命。這個革命理論適合于中國的歷史環境和國情，成為中國無產階級群眾與全體勞動人民群眾戰斗的武器。正是有了這樣的革命理論，才使中國共產黨人不再在黑暗中摸索，也才能樹立起堅定的理想信念。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黨內被冠以“理論”的不少，但能夠從歷史和世界兩個維度來回答中國從哪里來，處于世界的什么方位，要往哪里去，從中國的國情說明怎么去的理論并不多，能在指導實踐中經得起歷史檢驗，能解決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更少。延安時期黨的建設在自覺建構中國革命理論方面的歷史經驗尤為珍貴。

　　三、路線是黨的建設的總課題

　　“路線決定一切”這句話比較容易被理解的是：思想路線是否正確，是決定政治路線的基礎;政治路線是否正確，決定著革命行動是否能夠成功;政治路線決定之后，干部路線是否正確，則決定著政治路線能否貫徹落實。而在黨的建設中，“路線決定一切”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即能否從政治路線層面入手解決黨內的認識問題，則決定著黨能否在政治上實現高度統一。對此，毛主席深有體會。他指出：“十八年來，黨的建設過程，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的過程，是這樣同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系著，是這樣同黨對于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之正確處理或不正確處理密切地聯系著的。這一論斷，很明顯地，已經被十八年黨的歷史所證明了。” 在毛主席看來，離開了黨的政治路線，黨的建設就無從談起。因此，他提出黨建的“總課題是黨的路線”。是在政治上統一全黨的關鍵。對此，毛主席有一很形象的說法：“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 而要實現全黨的團結，只有“弄清路線的是非，才能真正團結。”

　　遵義會議之后，毛主席雖然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在中央的決策上阻止了錯誤路線發揮作用，但并沒能在政治思想上清算錯誤路線的影響，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正確路線上來。能否在思想上政治上清算錯誤路線，確立正確路線，實際上成為能否真正掌握黨的政治領導的關鍵。而解決這個問題，不能通過組織措施，采取壓服的辦法，只能采取思想教育，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加以解決。為此毛主席創造了通過學習黨史，總結歷史經驗來統一大家思想的辦法。他領導主編了《六大以來》，以后又應大家的要求編寫了《六大以前》，把歷史上的黨內文件作為高級干部學習統一思想的材料。直到1941年6月《六大以來》一書出來，統一黨內思想才有了政治基礎。毛主席后來在談到這個過程時指出，“ 一九三七年洛川會議通過的決議，實際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勢估計、國共關系、戰略方針這三個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抗戰初期的右傾投降主義，六屆六中全會在政治路線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結論，組織問題也沒有說，目的是希望犯錯誤的同志慢慢覺悟。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六月后編了黨書(指《六大以來》——筆者注)，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才可能召開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大家才承認十年內戰后期中央領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是一個關鍵，否則我是不敢到黨校去作整風報告的，我的《農村調查》等書也不能出，整風也整不成。”

　　延安時期黨的建設的經驗表明，圍繞著路線問題對黨的歷史的學習成為統一黨內的思想的關鍵因素。這是一個艱苦而細致的思想教育過程。經過這個過程，六屆七中全會才能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七大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實踐證明，黨的政治路線是黨的建設的綱。不抓住這個綱，或缺乏能力來抓這個綱，就很難有針對性地從思想理論基礎出發來在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在政治路線的高度來統一黨內思想，從而也很難為黨性建設，黨的作風建設奠定堅實的政治基礎。

　　四、黨性建設，是黨實現偉大而艱巨使命的保證

　　對擔負著偉大而艱巨使命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黨性，是確保全體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都能在統一紀律下面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統一行動的保證，是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內容。毛澤東把黨性看做是科學性和階級性的統一。

　　由于中共長期在廣大農村的、分散的獨立活動的游擊戰爭的環境，黨內小農及小資產階級的成份占據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產生某些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習氣。假如聽任干部中、特別是高級干部和軍隊干部中這些傾向的發展，就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與派別斗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與革命受到極大損害。長征途中張國燾分裂中央及以后的叛變、項英在皖南事變中擅自脫隊，都是這方面深刻的教訓。而要克服這些錯誤的思想，只有通過黨性建設。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專門做出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針對在政治上自由行動，對黨陽奉陰違;在組織上自成系統，搞獨立性;在思想意識上發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集體主義這三種錯誤傾向，提出六項針對性的措施：(1)在黨內更加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不允許任何黨員與任何地方黨部標新立異，自成系統;(2)更嚴格的檢查一切決議決定之執行，堅決肅清陽奉陰違的兩面性的現象;(3)即時發現，即時糾正，不縱容錯誤繼續發展;(4)要在全黨加強紀律的教育，嚴格遵守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基本原則;(5)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使適合于黨與革命的需要;(6)從中央委員以至每個黨部的負責領導者，都必須參加支部組織，過組織生活，虛心聽取黨員群眾對于自己的批評，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

　　在延安時期，除毛主席的一系列著作之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陳云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都對黨性建設起了重要的作用。經過延安時期的黨的建設，全黨的黨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使中國共產黨成為高度團結統一，具有堅強戰斗力的工人階級政黨。

　　五、通過學習、批評自我批評來整頓黨的作風

　　毛澤東認為，解決黨內的思想矛盾，包括政治上的問題，不能單純靠組織處分和采取壓服的辦法，而必須使黨的干部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辨別是非，認識世界和中國。因此必須在黨內進行一次普遍的、生動的、理論聯系實際的、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這就是延安整風學習運動。通過對《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在《六大以來》和《六大以前》基礎上編寫的《兩條路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材料的學習，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全黨進一步樹立起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注重調查研究的學風;密切聯系群眾，緊密地依靠群眾的工作作風;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實現新的團結的黨的自我凈化機制，以及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

　　經過整風運動不僅黨的作風發生了轉變，更重要的是黨的政治思想理論水平產生了飛躍，建立起黨內自我凈化機制，全黨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統一起來，黨的組織得到純潔，黨的紀律得到強化，黨的優良作風得到發揚，這對貫徹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領導抗戰取得最后勝利和以后奪取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六、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

　　在黨的建設中，毛主席高度重視思想教育作的重要性。在政治局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黨務五大工作中，毛主席強調要把思想教育放在第一位。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毛主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這是從我們黨的建設的實踐中所總結出來的經驗，也反映了黨的建設的一般規律。現在回過頭來看，在黨的建設中，思想教育是全方位的，包括了世界觀、時代觀、人生觀，也包括了政治路線、思想路線、黨性和作風。延安時期黨的建設經驗表明，懂得掌握思想教育，才可能掌握對黨的領導的制高點和主動權。而能夠成功地進行的這種思想教育，關鍵在于黨的領袖所具有的理論高度，在于懂得和善于抓住路線這個綱，在于善于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在于使全黨能夠從對黨的歷史中學習和理解政治路線上的經驗與教訓。

　　70年過去了，雖然時空、黨所面臨的任務、黨的建設所需解決的主要問題都發生了變化，但黨的建設仍是實現黨的偉大歷史使命和奮斗目標的關鍵環節。自黨的十三大以來，歷屆黨中央都很重視黨的建設，都就黨的建設發過專門的文件或做專門的決定。但實踐證明，發了文件、做了決定并不等于就抓得住、抓得好黨的建設，其中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總結。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正在展開全面從嚴治黨。要完成這項嚴峻而艱巨的任務，70年前毛主席所領導進行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回顧和認真學習。這就是我們今天紀念黨的七大召開70周年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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