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還得先說說靖宇將軍。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一個《關于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議中開列了一個25人的名單，作為七大的準備委員會委員，第1人是毛澤東，第2人是王明，而楊靖宇排名第24，在高崗之前，而在當時中共的軍事將領里，他排在朱德、彭德懷、張鼎丞和陳毅之后列第5位。

　　但其時，遠在東北的南滿領導東北抗日聯軍(紅軍)第一路軍的楊靖宇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經入選中共七大的準備委員會，那時，正是楊靖宇的部隊最為發展壯大的時候，最多時達到6000之眾，我們在關于楊靖宇部隊的文章中看過太多艱難困苦，豈不知，東北抗聯也曾有過很長時間的興旺時期，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要槍有槍，要勝利有勝利，只是艱難困苦更容易煽情罷了，但即使在那時，不能與陜北的中央紅軍和黨中央取得聯系亦是他最大之遺憾。

　　而在1930年代早期，領導楊靖宇的中共中央一直是上海的那些人，包括周恩來，至于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及其后毛澤東成為中共中央的實際領導者，我還找不到證據證明楊靖宇在生前了然之。

　　而且，在兩年之后，即1940年2月，靖宇將軍壯烈殉國，這使他無法于1945年4月23日，作為中共七大的準備委員會委員之一出席這一中共歷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會議。

　　其實，當年在中共的那些領導人里，有這樣經歷的人并非楊靖宇自己。

　　早在1931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時任(上海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就曾提議要召開七大，后來，不但七大沒有在上海開成，向忠發自己也成了可恥的叛徒;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腳不得不轉移到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區)境內，接著就是歷次反圍剿和萬里長征，還有就是當時的中共中央一直受到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的影響和控制，在那種外有強敵內有紛爭的復雜狀況下，召開一個全國代表大會的條件根本不存在，雖然紅軍走過雪山草地達到陜北并站住腳跟，毛澤東也正式作為中共的偉大領袖登上了歷史舞臺，但在1937年12月13日出臺的這份七大準備委員會名單里，王明仍然作為中國政治舞臺上的一個重要人物實際地存在著，1937年11月他從蘇聯回國，駐鎮武漢，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長江局書記，并帶著莫斯科的意志試圖與毛澤東對抗，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加之，當時日本國全面侵華戰爭爆發。

　　所以，即使有了完備的準備委員會，中共七大仍然無法如常召開。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六屆六中全會，對七大報告的起草、議事日程、代表分配及產生辦法等問題，都做出若干明確規定，1939年6月和7月，中央書記處兩次向各地黨組織發出如何選舉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它們務必在當年9月1日前選出代表。

　　1940年4月的一個晚上，離陜北根據地較近的晉察冀根據地七大代表在通過太原西南白水鎮的鐵路后，受到日軍的襲擊，突圍后經清點，有的代表被打死，有的代表被打傷，有的被俘虜了，損失巨大，而幸存的代表又歷經數次危險，兩個多月后即6月底才到達延安;與此同時，新四軍和皖南地區選出的七大代表一行24人，在穿越國統區的安徽無為時，被國民黨軍隊扣押，最后全部遇害，他們參加中共七大的代表身份自然是令國民黨斷下殺手的主因。

　　那是24位久經戰爭考驗的黨內精英啊。

　　但即使如此，還是有代表終于歷盡千辛萬苦走到了他們心中的圣地延安，然后，他們等來的，仍是七大因各種不可抗拒的原因無法召開。

　　1942年3到7月，時任新四軍領導人的劉少奇亦起身赴延安參加七大，他之所以跋涉時間如此之長，緣于一路上既要避開日本人的堵截，還要躲過國民黨的暗害，關于此事我就聽說過許多新四軍、八路軍和游擊隊員們如何舍命保護劉少奇同志參加七大的故事，許多人還獻出了生命;而華東根據地的陳毅從1943年11月25日踏上赴延安參加七大的路程，到1944年3月7日才到達延安，在華北抗日前線指揮作戰的彭德懷和劉伯承于1943年9月一起赴延安，而賀龍、聶榮臻等也在這段時間里到達延安。

　　但很可惜，這一回，從1942到1944年，中共七大仍然因種種原因無法召開。

　　中共七大，是中共歷史上過程最艱難同時也意義極為重要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直到它于1945年4月23日終于召開的時候，楊靖宇將軍已經犧牲5年了，而此時，這位中共在東北的最偉大領導者到底是戰死的還是自殺的仍然沒有準確說法(直到1958年)。

　　但不管如何，到1945年4月23日終于召開，并于6月11日終于勝利結束的中共七大，最終為4年之后該黨奪取全國勝利，建立新中國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它在歷史上的作用空前絕后，無可替代，所以換句話說，雖然有那么多優秀共產黨員在漫長的“走向七大”的過程中犧牲掉，但最后的結果證明，他們并沒有白死。

　　但，這也不是七大在中共歷史上如此偉大、如此重要全部原因。

　　今年，其實是中共七大召開70周年的紀念年份。

　　中共七大的作用，一直以來的官方權威結論是“這次大會，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實現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空前團結和統一”,但此之外，真正令七大可以如此成功的，還是在1945年4月30日，即七大召開前3天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獻，即《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份文獻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并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對若于重大歷史問題做出結論，比如它批判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錯誤，它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理論和實踐的貢獻，系統地總結出合乎中國民主革命實際的一整套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它還指出對犯錯誤的同志應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

　　這份出臺極為艱難的文件，一下子令中國共產黨從一個愣頭青一樣的青少年，變成了城府頗深、經驗頗豐、力量頗強的青壯年;簡單一句話說，中共全黨之所在七大之后達到空前的團結和統一，是因為六屆七中全會出臺的這項決議，對其曾經的24年歷史做出了系統的、全面的結論，更主要的是“批判了王明，肯定了毛澤東，總經出了一整套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

　　其實，尤其在今天，在紀念中共七大召開70周年的時候，可能越會對那個推動七大成功召開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做出更為崇高的評價，而這種認真對革命實踐進行總結，并階段性地梳理既往的歷史 ，厘清歷史中的那些重要領導人們的政績、經驗和教訓的立黨方式，其實也是中共得以長立不倒的優秀政治傳統。

　　為此做例證的，還有36年之后即1981年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在鄧小平主導下推出了《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是令鄧小平可以成功開啟中國改革開放新時代的一份非常重要的歷史文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與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出臺的那份決議的作用同樣重大，換句話說，它讓鄧小平可以最終成為中共歷史最重要領導人之一，或說者它最終讓鄧小平成為了鄧小平。

　　不能準確認清歷史，無法成功把握未來。

　　兩個決議之間，相距36年，而現在距離1981年，又是34年過去，這是不是在提示，現在仍然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應重新開啟這種“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模式了，1945年的決議總結了建黨前24年的歷史，1981年的決議總結了建國32年的歷史，現在，是不是也該出來總結一下1981年之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歷史了呢?

　　無論是與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巧合的七大召開的70周年，還是從1945年到1981年與從1981年到2015年，相距時間如此相似(36年和34年)，這中間不但似在催促執政黨須要再一次回頭認真總結某一段歷史，更是在提示所謂“歷史周期率”可能真是存在的，興也衰也，生也死也，也許就埋伏在這些彎彎曲曲的阿拉伯數字里，三四十年，兩個代際，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從熱血創業到坐享其成，其志、其性、其趣、其能都會發生不可避免的周期率、拋物線一樣的變化。

　　單論，2012年中共習近平時代開啟以來，中共在官員層面大刀闊斧的反腐敗已然使不能計數的前官員落馬，作為一名普通老百姓，咱看著都眼暈，一邊看還會一邊疑問，乖乖，哪里來這么多貪官?那里來這么多可以通過非法手段私隱進自己腰包的國家財富?

　　從1981年以來，“改革”已經取代“革命”成為中共作為執政黨的最主要施政綱領，曾經它是多么的朝氣蓬勃，多么的理想飛揚，多么的引人遐思，正如當年“革命”，曾是多么的朝氣蓬勃，多么的理想飛揚，多么的引人遐思，但及至現在，又如當年，“革命”在某一個周期活躍之后，也造成了文革中的極端化，造成了全社會的泛政治化，造成生產、生活的停滯，當下中國的貧富懸殊、階層分化、官場腐化、黨性墮落，又哪一樣不與這“改革”二字密切相關呢?

　　而不管中國的領導者們表面上承認或不承認。

　　歷史，從來都是有周期的，歷史中的人與事，也都是有周期的，改革開放，它當然也是有周期的，而回顧中共之前的那些歷史周期的規律，又不得不說，如七大之前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這歷史周期最重要的結點，而現在的問題是，是麻木等待那個結點的到來，還是主動找到那個結點，并成功跨越之?

　　所以，我覺得，長則5年，短則1年，另一份所謂的關乎改革開放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勢必要經過創造性的、嚴密完整的醞釀，勢必要以一種大無畏的歷史英雄主義的面目誕生，這既是作為執政黨的必然需要，也是冥冥上歷史宿命的需要。

　　關鍵是，在此結點到來之前，都需要做好什么樣的準備?

　　其實，這也不難，只須再回到看看留在歷史檔案中的那兩個經典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能一目了然。

　　比如，一些關于改革開放的慣有的認知將被徹底推翻，比如全面的市場化、私有化，是不是真就是改革的必然未來?

　　比如，一些關于改革開放的慣有的認知將被提升，比如那些被證明有助于可以同時提升生產力和改善生產關系、階層彌合的政策、手段和價值將被固化和提升。

　　還比如，有些人，可能再不會再像被唱贊美詩一樣高高地托在天上，而是要降下身段，或者直接跌落地面，想想連毛澤東都曾經不被例外，別人又能怎樣。

　　而有些委曲要有傾訴的渠道，有些冤情要有平反的機會，有些分歧要找到趨同的方向，否則如何再一次做到“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語)”?

　　復習過歷史使我更加相信，一些原本潛伏在歷史基座里的共產黨的原教旨將會再一次煥發生機，比如共同富裕，比如純潔黨性，比如團結一致。

　　沒有七大，以及七大之前的那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不可能新中國的建立，而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其后的那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啟。

　　那么，在下一個歷史周期結點就要到來的時候，沒有、拿不出，或不想拿出一個新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不是也可以說，也不會有黨和中國的未來呢?

　　但，這些內容以及對內容的想像，其實也并不是最重要的。

　　再想想吧，從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中，凡17年時間里，中間有多少中共的早期精英，他們都還是那么年紀輕輕、歲月茂盛，卻以這樣或者那樣的原因，獻身于“走向七大”的過程里，想想在白山黑水、冰天雪地里獨戰倭寇，死前全然不知延安已將自己列為七大準備委員的楊靖宇將軍，想想那么多一齊成了國民黨槍下之鬼的新四軍七大代表，想想那些為保衛劉少奇能成功到達延安參加七大不惜戰死的八路軍戰士們，想想彭德懷、陳毅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人物經歷千里跋涉，一定要堅持到七大召開的赤膽豪情。

　　你沒發現嗎?現在的中國，飛機滿天跑著，高鐵朝發夕至，互聯網密布神州，和平安全統治著這個國家的每一個角落----但，可能越是腳程迅速的時候，意志的革命和改良越是緩慢，越是交流通暢的時候，真誠的回歸與統一越是艱難，越是物質豐富甚至豪華的時候，精神和信仰的純凈與升華越是舉步維艱。

　　七大，70年了，新的七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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