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

　　——論中共“七大”的偉大歷史功績

　　錢昌明

　　70年前——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

　　“七大”是中共黨史上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一次重要會議，沒有這次會議，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七大”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沒有這一事件，就沒有我中華民族其后偉大復興的偉業。

　　“七大”所以在中共黨史和中華民族歷史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這是因為：這次會議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思想”地位，并成為全黨的共識，為中國革命航船駛向勝利提供了保障。

　　毛澤東思想，是20世紀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偉大的革命領袖毛澤東，站在以工、農為代表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吸取中國歷史、社會的全部革命斗爭經驗，創造出來用以解放中華民族全體人民的思想和理論。中國共產黨“七大”以前的24年歷史，充分證明：

　　什么時候遵循了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地發展，不斷地取得勝利;什么時候背離了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就會遭受挫折、曲折，直至陷入危亡的境地。

　　正是黨史上正、反兩方面的慘痛的歷史經驗教訓，教育了全黨，這才在“七大”《黨章》中莊嚴地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思想”地位。

　　“七大”是毛澤東思想大放光芒的會議。正是毛澤東思想保證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成功，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七大”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七大”的成功，或者說它所建立的偉大歷史功績，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制訂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

　　對一個革命政黨來說，革命成敗，說到底，是一個路線問題。誠如毛主席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指出：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1971年8月、9月《毛澤東同志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

　　是毛主席的領導、毛澤東思想為本次大會提出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這就是“七大”通過的正確的政治路線：

　　“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49頁)

　　正是這一條政治路線，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七大”召開，時處抗日戰爭由“戰略相持”階段向“戰略反攻階段”的轉變時期。

　　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雖已勝券在握，但戰爭仍在激烈地進行：歐洲戰場，蘇聯紅軍和美、英盟軍，已從東、西兩個方向夾擊納粹德國，希特勒政權在垂死掙扎。亞洲戰場，美軍已開始向日本本土進軍;在中國，國民黨主導的正面戰場，繼1944年豫湘桂的大漬敗后，力量逐漸恢復，1945年4月在芷江戰役中開始反攻;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戰場，局部反攻早已開始，全國范圍解放區已發展到了19個，遍及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地區，擁有面積95萬平方公里，人口9500多萬，軍隊91萬，民兵220萬;日軍占領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線處于人民軍隊的包圍之中。

　　當時中國的發展，實際上面臨著兩種命運與前途：

　　一種是以美帝國主義代理人蔣介石為代表的地主、買辦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他們堅持要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老路。這是一個分裂的、貧弱的與黑暗的舊中國的命運與前途;

　　另一種就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工農人民大眾的政治勢力，他們堅持要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這是要求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光明的新中國的命運與前途。

　　在歷史命運的轉折時刻，敢不敢做歷史命運的主人?敢不敢斗爭?敢不敢勝利?能不能在打敗日本侵略者后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必須做出的抉擇。

　　自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后，中國共產黨雖然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否定了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接受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逐步承認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地位;但對思想上產生“左”、右傾機會主義的認識根源尚未清除，這就是進入抗日戰爭階段后為什么還會出現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根本原因。

　　1937年11月，王明回國。他不僅沒有認識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嚴重危害;相反，繼續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反對毛澤東思想，干擾黨的正確路線的執行。其時他由原先的極“左”立場滑向極右，在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期間，提出了一條右傾投降主義的政治路線。公然抹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階級差別、階級斗爭和國共兩黨的本質區別;否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放棄黨的領導權;相信國民黨超過相信共產黨和人民群眾，輕視人民群眾、人民軍隊、游擊隊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

　　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嚴重地干擾和破壞了黨的正確路線的貫徹。在王明負責的長江局和項英負責的東南局工作中，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喪失了在長江流域發展新四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大好時機。1938年10月，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黨中央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確定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采取有斗爭、有團結，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批判和糾正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保證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力量的發展與壯大。

　　其后，再經過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通過整頓“三風”(學風、黨風、文風)，徹底批判了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從思想上清算了產生“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源。延安整風運動為“七大”的成功召開創造了條件，也為“七大”政治路線的制訂的提供了保證。

　　毛澤東在“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政治路線，是完全符合當時中國實際的唯一正確的政治路線，它其實包含著三個內容：

　　一是確定了當時的奮斗目標。這就是：“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尚未勝利。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把受苦受難的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鐵蹄的蹂躪下解放出來，驅逐日軍出中國，這是當時中華民族的首要問題。在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基礎上，我們再不能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老路，而應該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只有這樣一個奮斗目標，才是符合最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發揮他們的政治積極性。

　　二是組織隊伍。這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

　　奮斗目標定了，靠誰去斗爭?靠什么去實現?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去組織隊伍，并領導這支隊伍去斗爭，去奪取勝利，去實現奮斗目標。

　　怎樣組織隊伍?是實行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還是縮手縮腳，懼怕群眾，限制群眾的革命積極性?這是區別馬克思主義政黨同資產階級政黨的分水嶺。毛主席根據中國的國情，在報告中特別強調了發動農民的重要性。因為農民占了中國人口的80%，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中國革命偉大的同盟軍。國民黨在抗戰中所以腐敗無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它反對解放農民。

　　三是強調黨的領導。這就是“在我黨的領導下”這句話。

　　中國共產黨，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革命需要它的領導。在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沒有這樣的黨的領導，中國的獨立與解放是不可能的。為此，毛主席在報告中特別強調，為了完成黨的奮斗目標，必須進一步發揚黨的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

　　在“七大”閉幕式上，毛主席發表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用“愚公移山”這個故事，比喻共產黨人要用“毫不動搖”的奮斗去感動“上帝”——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只要全體共產黨人認真貫徹“七大”的政治路線，人民大眾就一定會被“感動”，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兩座大山就一定會被“挖”掉!中國革命就一定會勝利。

　　歷史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七大”路線的正確。

　　實現全黨思想上的高度統一

　　革命政黨要贏得革命的勝利，除了黨的路線要正確，還需要全黨思想的統一。只有這樣，革命政黨才會有戰斗力，才可能戰無不勝，所向披靡;否則，只能陷入內斗、扯皮。

　　中共“七大”不僅為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制訂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還實現了全黨思想的高度統一。這種全黨思想的“統一”，不是簡單地靠黨的組織紀律的強制;更大程度上是靠黨員的思想認同與自覺——這集中體現在“七大”《黨章》中確立了：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

　　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寫入《黨章》，并得到全黨的認同，這是黨在長達24年歷史經驗的反復證明后，是歷史的一種必然選擇。

　　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黨內正確的與錯誤的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過。毛澤東思想就是在革命實踐中，在同各種錯誤思潮、特別是在同“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作斗爭，在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的過程中形成與發展起來的。

　　第一次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由于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由于黨內出現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路線，導致大革命的失敗。期間，毛澤東同志從中國的歷史和中國社會的實際出發，深入研究了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與農民運動，創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思想，奠定了中國革命理論的基石。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面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面對黨內出現三次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毛澤東同志在嚴酷的革命實踐斗爭中，創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理論，為中國革命開辟了一條奪取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抗日戰爭時期，在國際、國內不斷變幻的復雜形勢下，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完善了新民主主義理論;統一戰線和策略的理論;人民戰爭的理論;黨的建設的理論等。尤其是期間發表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進一步揭示了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科學地總結了革命斗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使毛澤東思想形成了系統的理論體系。

　　在毛澤東思想日臻成熟的背景下，1941年3月，黨的一位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提法，并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言論、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

　　1943年王稼祥同志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認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和中國共產主義到勝利前途的保證”。(以上引文均轉引自羅正楷主編：《毛澤東思想概論》)

　　王稼祥同志原是王明“左”錯誤路線的核心人物之一，紅軍時期曾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然而，作為一名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遵義會議時正是他嚴厲批判博古、李德錯誤的軍事路線，力挺毛澤東復出重新走上領導崗位。是革命實踐教育了他，使他真正認識了毛澤東，以后，又是客觀事實讓他心悅誠服地與張聞天、周恩來等同志一起，共同支持、維護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劉少奇在“七大”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對毛澤東思想作了科學的概括和全面的概述。指出：

　　“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它是中國的東西，又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它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

　　要問：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在“七大”實現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全黨的高度統一?

　　可以用馬克思的一句話進行回答：“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毛澤東思想是科學的革命理論，它已為“七大”以前中國24年的革命實踐所證實。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是嚴謹的、徹底的，因此，它就能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就能得到全黨的擁護。

　　保證了組織上的堅強團結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和建設新中國的最基本的條件”。(《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政治路線的正確，全黨思想的高度統一，最終一定要體現黨在組織上的堅強團結。

　　“七大”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團結的大會。是什么保證了這次大會成為一次“團結的大會”，真正實現了全黨的堅強團結?答案還是一個：是毛澤東思想保證了黨的堅強團結，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黨建”理論完成了這一堅強團結。

　　毛澤東思想的“黨建”理論認為，“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論》)

　　問題是面對黨內客觀存在的矛盾與斗爭，如何正確認識、解決?毛澤東思想的“黨建”理論實際上解決了三個問題。

　　第一，科學地認識黨內矛盾與斗爭的性質。

　　毛澤東思想認為，世間一切事物，矛盾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相對的平衡，又是在矛盾的斗爭的過程中實現的。共產黨本身既然階級社會的產物，階級社會中存在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然而這些矛盾在黨內的“反映”，畢竟不是原有意義上的矛盾。因此，不能把黨內矛盾等同于階級矛盾、敵我矛盾。一般說來，黨內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只要他不是叛黨分子。

　　黨內矛盾雖然不是階級矛盾、敵我矛盾，但開展黨內斗爭又是必要的。否則，聽之任之，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必然會在黨內泛濫，導致“左”的右的機會主義在黨內發展，就會影響與支配我們的黨，危害我們的黨，直至使黨失去革命性，使黨腐敗、變質。黨的歷史也已證明，打自它成立那天起，就不只是要同黨外敵人進行斗爭，而且也是在同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進行斗爭。雖然這兩種斗爭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但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第二，黨內斗爭必須采取正確的斗爭方式、方法。

　　毛澤東思想的“黨建”理論認為，受黨內斗爭的性質所決定，黨內斗爭的方式，只能是思想斗爭的方式;斗爭方法只能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毛澤東批評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懲辦主義”錯誤做法，認為那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甚至把同志當敵人來進行斗爭，“破壞了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取消了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民主精神，使黨內紀律成為機械的紀律，發展了黨內盲目服從和隨聲附和的傾向，因而使黨的新鮮活潑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之發展，受到打擊和阻撓。”(《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正確的結論只能是：“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第三，黨內斗爭要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

　　毛澤東思想的“黨建”理論認為，黨內斗爭的目的是為了加強黨內團結，以增強黨的戰斗力，而不是相反。

　　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中強調，黨內斗爭“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

　　“懲前毖后”，就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能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慎重些、更好些。“治病救人”，是指揭發錯誤、批評缺點的目的，就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其后，他又把這種做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由于歷史原因，中共黨內曾經存在著不同的“山頭”影響團結，特別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集團。然而，正是依照毛澤東思想的“黨建”理論，通過必要的黨內斗爭，特別是延安的整風運動，最終實現了黨內的堅強團結。

　　“七大”選舉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在組成中央委員會的44名委員中，就有陳紹禹(王明)和秦邦憲(博古)，實現了團結那些犯過重大錯誤——只要愿意改正的同志。

　　正是由于毛澤東思想的“黨建”理論，正確地處理了黨內矛盾，著重于從思想上建設黨，搞五湖四海，反對宗派主義，這才使中共“七大”真正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

　　制訂了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實現全黨思想上的高度統一，保證了組織上的堅強團結，這就是中共“七大”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七大”的成功，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它為中國革命奪取最后歷史階段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歷史記錄了過去，也昭示著未來。毛澤東思想將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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