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基層反映實錄

　　周建明

　　在貴州省畢節市金沙縣調研農村的村級組織情況，順便走訪了黔西縣看精準扶貧的情況，回來時經過貴陽。一路聽到一些基層干部反映的問題，記錄如下，以供參考。

　　一、留守兒童——一個被過于簡化又被媒體過度渲染了的問題

　　今年6月9日，畢節4位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事件，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關注，也成為全國輿論關注的焦點。留守兒童，這個經濟、社會、文化、歷史多因素造成的問題，也給畢節市的各級干部、學校和老師帶來極大的壓力，幾乎成為當下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這種現象，不到畢節，難以想象。而同時，人們對貴州等西部省份之所以出現那么多的留守兒童，甚至出現留守兒童自殺悲劇背后的原因，仍缺乏深入分析，缺乏對這個問題的全面認識。

　　留守兒童的經濟原因產生于東西部巨大的發展差距。東部地區能夠提供的更多的就業機會，打工收入較高。近年來西部地區雖有較快發展，但農民的打工機會少，收入低，生活開支不斷增加，是外出打工的主要動因。一個要撫養子女，特別是孩子到了上學年齡的農村家庭，如果斷了現金收入流，日子馬上就過不下去。這是驅使大批農民離鄉外出打工的強大動因。

　　而在屬地化責任與管理的體制下，東部城市的財政收入和城市容量，難以向流入的農民工提供像市民一樣的公共服務，流入的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無法攜家在此安居樂業，這是造成父代與子代以骨肉分離，實現勞動力再生產的經濟原因。

　　在市場經濟沖擊下，中國傳統最堅實的社會細胞——家庭紐帶的松散，是造成留守兒童的社會原因。在今天，家庭不再是神圣的，不再是在熟人社會中受監督的一個單位。夫妻之間、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法律、倫理約束、對責任與義務的信守已敵不過利益的誘惑。在家庭分離的情況下更是如此。畢節6.9悲劇中的家庭，4個孩子并不是缺吃少喝，家中有米，有臘肉，但缺乏父愛和母愛。父親外出打工，母親卻跟了別的男人，已經懷孕。即使是最后這4個孩子的葬禮，母親也不愿意出席。在這種家庭中，孩子們陷入感情上的絕望和安全感上的極度恐懼而導致悲劇，就難以避免。今天，家庭的這種變化已悄然發生，并產生出負面的社會效應。對此，人們并沒有充分的認識。

　　另一個因素是超生現象依然嚴重，農村家庭仍把生男孩看得很重，這在許多中西部地區都存在。但畢節當地農村卻有“只管生，不管養”的現象。往往有了孩子就扔給父母，自己外出打工。金沙縣總人口67萬，留守兒童(0-18歲)23449人，占總人口3.5%。筆者到訪的一家留守兒童，主人是一對64歲的老夫婦，帶著兩個孫女。其中一個是親孫女，另一個是兒子離婚后再婚，兒媳帶來的女兒，這在當地叫“碰頭姊妹”，女孩都是6歲。老夫妻每人每月領取60元基礎養老金，靠種7畝地，養6頭牛為生。兒子兒媳外出福建打工，沒有給過老人撫養孩子的錢，更不用說贍養老人了。這種情況并非少數。這類留守兒童還是有人監管的。金沙全縣無人監護的留守兒童有100人，監護較差的609人，占留守兒童的3%。父母撫養和監護沒盡到責任，是留守兒童中的突出問題。

　　現在留守兒童一出問題，媒體大量報道，上級要求追責，留守兒童已成了當地政府和學校不可承受之重。不到金沙，不知道當地政府學校在留守兒童問題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派干部進村入戶，對留守兒童摸底排查，建檔立卡，按照是否在校、有無監護、親情缺失、心里失衡、行為失控、安全失保、鑒于缺位等分類登記，實行動態管理;對留守兒童進行安全隱患排查、心理健康撫慰、宣傳教育引導、對家長勸返幫助就業、強化家庭監護責任、強化學校管理責任、強化政府救助責任、強化社會關愛責任;對留守兒童縣和鄉鎮黨政主要領導實行“一崗雙責”，在鄉鎮建立由聯系村的鄉鎮干部、社會事務辦干部、教管中心干部、村干部、學校校長或教師、社工志愿者六方面組成的留守兒童日常工作體系;增加用于留守兒童的工作經費保障;完善輿論應對機制。在學校設立中午專為留守兒童服務的“陽光活動室”，有教師負責，開通留守兒童與父母的視頻電話，給留守兒童作心理輔導。當地干部反映，對留守兒童工作已明顯影響了黨政部門和村的日常工作，也給學校和教師帶來了很重的負擔。

　　對留守兒童出問題后的追責，也到了非常的地步。黔西縣的一位鎮長告訴筆者，當地因兩個留守兒童自行外出，不知下落，變成追責的大事。上級已擬定追責的方案是對中心小學校長、鎮教管辦主任和村主要負責人三人法辦，對鎮村干部7人撤職的處理方案。幸好這兩位留守兒童外出幾天又回來了。鎮長說，否則我今天已沒法在這里和你說話。因兩個留守兒童自行外出，導致要法辦3名，處理7名干部，可以想見當地干部的壓力有多大。這種一味追責的做法，雖然強化了地方政府和學校在留守兒童問題上的責任感，但也混淆了監護留守兒童的主要責任到底應該屬于政府還是家長，也助長了部分家長對孩子的失責，甚至有的家長在出去打工前，把孩子領到村書記跟前說，我要出去打工了，孩子交給村里了，出問題我找你們。叫人啼笑皆非。

　　近年來，一出問題只強調追責，不深入研究分析出問題的根源和主客觀環境，不總結經驗教訓，變成一種常態。它看似上級部門負責，實質上并不實事求是。結果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不能避免今后再次發生。這種處理方式，看來需要檢討。

　　二、醫界人士話改革：醫療改革怎么了?

　　改革，在我們國家已成了“政治正確”的標志。但在高舉改革大旗的過程中，為什么有那么多已明顯暴露出來的問題多年沒有解決，出臺的改革措施的效果有時卻違背初衷，個中原因值得我們深思。此次調研過程中聽到醫界人士關于醫療改革的一些反映記錄下來，供大家參考。

　　在金沙縣聽到，一些鄉鎮衛生院不看病了，只搞衛生防疫。原因是國家規定鄉鎮衛生院取消藥物在批發價之上的15%加價，必須按照批發價銷售。這項惠民政策本意是降低人民群眾的看病負擔。但是，快兩年了，取消藥品的批零差價之后，衛生院運作中所產生的費用至今仍未解決。結果導致衛生院無法供應藥物，只能干脆不看病了，只搞衛生防疫，反正醫務人員工資照發。這下苦了患病的群眾，卻肥了民營醫院。民營醫院也屬于新農合適用單位，藥價不用執行國家政策，批發價基礎之上照加15%出售不誤。一項出發點好的改革，卻因政策不配套，結果卻去掉了農村鄉鎮衛生院為農民看病的功能。在基層，碰到這種南轅北轍的改革項目其實并不少。

　　在貴陽，一位在三甲醫院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上面只管要求醫院承擔公共服務的責任，卻既不提高醫療服務的收費標準，也不增加財政投入和編制。財政對三甲醫院的投入只占醫院整個支出的幾個百分點，逼得醫院要靠設法贏利才能生存。目前執行的還是2002年制定的醫療服務的收費標準。近年來物價不斷上漲，醫療服務的收費已變成價格洼地。醫院要盈利，對病人的過度檢查，過度治療行為都由此而來。朋友說，你只要想一想，這些年來物價上漲了多少，就會明白公立醫院實際是在相互矛盾的政策要求和體制的夾縫中艱難生存。上級所有的要求，不管是政治性的還是業務性的，一到醫院的具體運轉中，都必須讓位給經濟收入的考核指標。經濟指標不掛帥也得掛帥。醫院作為事業單位，這些年業務成倍發展，但增事業編制，因為增編財政就得增經費。醫院只能招合同制醫務人員，出現一院兩制。上級又下文，合同制醫生要與在編醫生同工同酬，逼得醫院只能拼命賺錢。現有的收費、編制限額都是2002年制定的，我們黨已經從十六大到開過十八大了，但這些體制卻始終動不了。

　　醫患矛盾，實際上是當今社會關系扭曲的表現。問題并不是出在醫院的贏利性上。因為如果看不起病，病患倒并不怪醫院。而是病人把醫生的治療，看做是自己購買的服務，必須服從自己的意志。不承認醫療技術是有局限性的，病人病情是客觀的，從而完全不相信和尊重醫生。醫院本來就是要死人的，現在醫院是死不得人。在“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環境下，社會上充斥著暴戾之氣。病人一有狀況，不管什么原因，病患先拿醫生出氣。輕則動拳頭，重則動刀子。醫生變成了高危職業，在心理上蒙受著被冤枉、羞辱，被加害的陰影。如此下去，誰愿意當醫生呢?

　　在這種環境逼得醫生首先想的不是怎樣給病患治病，而是怎樣自我保護。醫院也是如此。因為只要發生醫患矛盾，最后總是醫院賠償。現在凡是70歲以上有些風險的病患，一住院醫生就下病危通知。能開但有風險的手術，能不做就補做。這樣醫生減少了風險，病人實際上也失去了許多可能的治療機會。在醫生和病患、家屬之間相互提防的基礎上，我國公立醫院、已全民覆蓋的醫保制度的優越性已打了很大的折扣。

　　另一個反映是價格低的基礎藥物消失了。國家對藥價開放的改革，本意是讓價低利薄的基礎藥物廠可以通過調價，增加生產。但藥價放開后，藥廠寧愿放棄生產成本和價格都較低的基礎藥物，選擇生產價格和利潤都更高的藥物。一句話，在市場規則下，藥廠的行為不是從病人需要什么出發，而是從什么能賺錢出發來決定生產什么。這種結果，完全背離了改革的初衷。

　　三、基層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反映

　　貴州縣以下的教育，近年來在資金投入、硬件建設，以及今年開始農村義務教育特崗教師到位，都能看出明顯的進展。在金沙縣，小學生均經費達600元，師生比達1：19。特別是今年特崗教師能到位，解決了偏遠地區教師不足的問題，改善了那里的教育狀況。但沒想到校長們最大的抱怨，在于各行政部門所加于的負擔太重，他們日常的精力80%要應付各個條線的檢查布置，只有20%可以用于教學工作。“行政不減負，教育搞不好”。一位長期擔任小學校長的同志這樣說。“不管什么工作，像普法宣傳、禁毒、計劃生育、環境保護、人口普查、文明創建，等等，只要有條線管，就要進學校來檢查工作，校長必須寫書面材料，當面匯報，還必須接待吃飯。他們不管你有沒有時間，不管學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學，也不管你有沒有相關經費，否則就是不重視，檢查就不過關。”應付這種檢查的時間，校長只能從抓教學的時間中擠，經費從生均辦公經費中擠，接待吃飯只能校長自己掏腰包了。有了八項規定，不接待吃飯不行嗎?不行，否則校長在地方上沒法活人。

　　充滿這種無奈的不僅是小學校長，也包括村干部。各個條線向基層要的所有數據、普查、需要動態更新的情況，在農村地區最后都要靠村干部這一根針來完成。一個行政村一般都有幾百戶，數千人，小的方圓幾平方公里，大的有兩到三個行政村合并的，達二三十平方公里，只配4個村干部，僅完成上面各條線布置的調查數據、工作檢查情況匯報，就要占用村干部2/3的工作時間。村干部講，哪還有時間來考慮工作嘛!特別是有的數據材料要線上填報，那些不會使用電腦的村干部頭都大了。“要切實為基層減負”是基層干部的共同呼吁。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中，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受到檢討，有所收斂，但現在又有所反彈。畢節市的一位村支書說：現在是上面的會越開越多，群眾的會越來越少;上級工作檢查越來越多，干部面對群眾越來越少;基層填報表冊越來越多，去落實工作的時間越來越少;上墻的制度越來越多，干部為群眾解決的實際問題越來越少。這種說法代表了一種呼聲。

　　另一個反映是對簡政放權的呼聲。2007年前，結婚在鄉鎮就可辦證。現在必須到縣民政局。一些偏遠地方，群眾去一趟縣城來回一天，都縣城還找不到民政局在哪里。以前群眾對自由林的采伐，在鄉鎮就可辦審批手續。現在全部收到縣里。群眾怕麻煩，就干脆不辦采伐手續了。基層反映，為什么這些權限就不能放到鄉鎮呢?這些權限，哪怕允許鄉鎮政府為群眾代辦，也可以方便群眾。

　　切實為基層減負，對基層簡政放權，說到底還是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看來這不是一次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就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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