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在1962年正式簽署《中日貿易綜合協定》，圖為中方代表廖承志(右)和日方代表高碕達之助(左)。

　　2015年3月，在亞洲的外交舞臺上，“萬隆會議”一詞成為熱門話題。2015年4月是萬隆會議60周年，印尼為此將隆重舉行紀念活動。

　　3月初，有日本媒體報道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擬在今年4月22日、23日親自赴印尼雅加達出席紀念萬隆會議召開60周年的首腦會議，并發表有關二戰反省及日本對和平展望的演講。

　　而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3月12日明確表示，1955年在印尼召開的萬隆會議，是歷史上首次由亞非國家自發舉行的國際會議，是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3月26日，中國與印尼在北京發表的聯合聲明進一步表示，“(萬隆)會議倡導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至今仍對國際關系具有指導意義。”“中國支持印尼舉辦萬隆會議60周年相關紀念活動，愿與印尼方密切配合，推動亞非各國增進互信，深化南南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外界分析，由于二戰歷史問題的敏感性，日本首相安倍在萬隆會議紀念場合發表的有關二戰反省的演講，將受到中韓兩國的高度關注，其講話也必將直接影響中日關系下一步的發展。

　　歷史總是驚人相似。60年前的萬隆會議上，中日兩國代表也曾同時出席會議，盡管當時雙方立場明顯不同，但仍實現了2次秘密會談。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中日兩國官方在二戰之后首次正式接觸。但長期以來，外界對于當時雙方如何互動、會談的內容及成果為何這些問題都知之不多。直到多年之后，當年的外交檔案逐漸解密，這些問題的答案才開始變得清晰起來。

　　中方會前備多套草案

　　1955年1月16日，中國外交部就提出了參加亞非會議初步工作計劃草案。按照后來解密的文件時序，這份草案應是新中國參與亞非會議的第一份工作計劃方案，并且存有周恩來的親筆批示

　　1954年4月，亞洲幾個新興的獨立國家緬甸、錫蘭(斯里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5國總理在錫蘭首都科倫坡舉行會談，提出舉行亞非會議的主張。在當年年底于印度尼西亞茂物市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雙方明確了在1955年舉行亞非會議的具體安排。

　　當時的原則是這5個發起國根據“獨立政府的原則”，各自提名可參加亞非會議的國家名單。最后共提出了30個國家，中國名列其中，但中國是否能夠獲得正式邀請一度面臨著困難。

　　當時，在總共提出的30個國家中，只有6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而在萬隆會議的5個發起國中，錫蘭還沒有與中國建交。為了爭取與會，當時的中國政府作了最大的外交努力與工作準備。

　　1954年7月，毛澤東曾在政協常委會議上提出了外交工作的11條意見，明確提出要團結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國，建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增強外交工作陣營。隨后的10月，周恩來在為尼赫魯訪華而召開的會議上，對如何建立國際和平統一戰線作了進一步闡釋。他認為，資本主義陣營存在三種類型的國家，一是以美國為首的主戰派;二是以法國、英國為首的維持現狀派;三是以印度為首的和平中立派。“我們要孤立美國、爭取第二類國家、團結第三類國家。”他說。

　　在提出了具體工作方法后，周恩來對可能要召開的萬隆會議寄予厚望。早在1954年6月訪問印度時，周恩來就已經明確向尼赫魯表示，中方贊同正在醞釀的亞非會議計劃。1954年10月，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先后訪華，都主動提出邀請中國參加亞非會議。周恩來當時的回復是：“會議由你們幾位總理發起，我們支持。這一會議使向無來往的亞非國家能夠會面，這樣就可以增加了解，消除誤會和隔閡。”而毛澤東也對會議非常重視，向周恩來提出了做好參會準備的要求。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亞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代表5個發起國，正式向中國發出參會邀請。第二天，中國外交部就提出了參加亞非會議初步工作計劃草案。按照后來解密的文件時序，這份草案應是新中國參與亞非會議的第一份工作計劃方案，并且存有周恩來的親筆批示。

　　這份工作草案稱：“我國必須采取主動而慎重的態度，以便會議發揮積極作用。在會議過程中，我國應集中力量孤立美國勢力，大力爭取和平中立國家，并設法分化追隨美國對我敵視的國家。”

　　此外，在政策的準備項目上，草案也提到：“要調查研究與會國家在會場內外可能提出的問題并擬議對策;估計這次會議可能達成的協議，準備發言綱要和提案;設想這次會議是否發表宣言，是否建立常設機構，從而考慮我方應持何種態度。”

　　到1955年4月，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會議的準備工作。4月1日在中南海舉行的外交部黨組擴大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了在政治、經濟、新聞、文化等多個方面的準備工作的詳細安排。

　　這次擴大會議明確，中國代表團由周恩來、陳毅等人親自率隊參加。會議還提出了代表發言時的具體要求：“我們發言時要著重說對亞非國家有共同性的問題，提法上要注意從亞非國家的代表能了解的角度上提，要有說服性，能爭取大多數人的同情。”

　　在隨后通過的最終版本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是，方案將日本、南越、約旦等國列為丙類國家，即“接近反對和平中立的國家”。而這些國家是中國應該積極影響的對象。當時提出的重點工作順序是：“除錫蘭國家外，其他重點國家是埃及和日本。”

　　日本為何受邀與會

　　日本政府在萬隆會議前對應采取何種態度一直猶豫不決。最終，為了避免爭議，日本決定盡量回避政治議題，而突出經濟議題

　　在已經解密的中國參與萬隆會議的歷次工作方案記錄中，有一處細微變動頗值得玩味。在中方對當時可能與會國家的陣營劃分中，巴基斯坦一度被認為應歸屬于“接近和平中立的國家”，但在最終版本的工作計劃中，巴基斯坦被微調至“接近反對和平中立的國家”，與日本處在了同一個陣營。

　　文字上的細微變動，折射出中方對巴基斯坦當時的政治屬性判斷上的猶豫。在萬隆會議最初確立的參會國提名原則中，“獨立政府”是最主要的原則。而根據這一原則，巴基斯坦曾力主邀請日本與會。日本作為亞洲曾經最主要的殖民國家以及戰后美國扶持的反共先鋒，與參加會議的其他國家有著顯著區別，巴基斯坦力邀日本參會的考慮又是什么?

　　當時的亞洲，“獨立自主”成為最重要的外交議題。中國和印度兩國處在蜜月期，這兩大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了親密的合作關系。對于中印之間的這種合作關系，美國非常警惕。在美國的外交授意下，菲律賓、土耳其等國被要求積極參與萬隆會議這個“沒有歐美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從而阻止中國與印度兩國在亞洲的外交攻勢。而日本也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美方要求日本承擔起反共盟友應有的責任。

　　當時，對于中國與印度兩國關系越走越近的事實，巴基斯坦也維持警惕。此一時期的巴基斯坦與中國雖有外交關系，但雙方關系并不緊密，僅僅維持著半官方的貿易與商品合同。巴基斯坦與日本，在平衡中印影響力方面有著鮮明的共同意圖。

　　對于萬隆會議，當時的日本政府又是如何具體應對呢?當時的日本鳩山一郎政府同樣視萬隆會議為戰后最重要的一次國際會議。但日本政府的考慮和巴基斯坦有著明顯不同。鳩山一郎政府認為，如果在參會時突出強調反共先鋒與美國盟友的一面，那么將不利于日本改善與印度、中國、印度尼西亞之間的關系,而如果加深與亞非新興獨立國家的關系，又將損害與美國之間的同盟關系。

　　日本政府在萬隆會議前對應采取何種態度一直猶豫不決。最終，為了避免爭議，日本決定盡量回避政治議題，而突出經濟議題。為此，鳩山一郎本人不出席會議，改派以經濟審議廳長官高碕達之助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會議。

　　中日戰后首次秘會

　　對于萬隆會議，中日兩國對彼此的需要有著顯著不同。當時，高碕達之助希望從經濟層面加強與中國之間的貿易，而中國代表團的方向則是實現外交突破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城市萬隆舉行。中方經過充分準備派出以總理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與會。按照此前擬定的工作計劃，日本是中國代表團繼錫蘭、埃及之后的重點外交工作對象。

　　然而，對于萬隆會議，中日兩國對彼此的需要有著顯著不同。當時，高碕達之助希望從經濟層面加強與中國之間的貿易，而中國代表團的方向則是實現外交突破。盡管雙方目的不同，但在敏感的二戰之后，中日兩國官方能夠有機會實現會談這還是第一次。僅這一點就已經引起當時各界關注。

　　在高碕達之助與周恩來的歷史性會面中，日本代表團成員之一的岡田晃是關鍵人物之一，而中方則由廖承志負責接洽。

　　按照日本外務省公布的檔案與岡田晃的回憶，萬隆會議期間中日兩國代表團共進行過兩次會談。第一次會談是在4月18日萬隆會議開幕式前，會談進行了大約30分鐘;第二次會談從4月22日早上7∶20談到8∶45，共進行了1小時25分鐘;第三次會談原本安排在25日一早進行，但因第二次會談引起美國駐印尼大使不滿，日本外務省阻止了第三次會談。

　　岡田晃后來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曾回憶當時雙方會面的場景：“萬隆會議開幕式以前，周恩來、高碕達之助均提前半小時到達，首次在霍曼大廳見面，雙方約定另行會談。那時，中日兩國代表是否借會議之機舉行會談，是全世界密切關注的焦點。為了不走漏風聲，雙方曾為怎樣才能保守機密煞費苦心。最后決定由廖承志和我就會談時間和地點等細節進行聯系。”

　　“4月22日清晨6時，廖承志搭車去飯店接高碕達之助，高碕達之助和我上車后，汽車朝萬隆郊外的山區開去，中途又換乘另一輛在郊區等候的汽車駛達周總理下榻的地方。”岡田晃表示。

　　在前后2次會談中，雙方到底談了什么?按照雙方的檔案記錄與當事人的回憶，2次會談中周恩來與高碕達之助不僅談到了個人經歷，還提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兩國共同使用簡化漢字、歷史問題、臺灣問題、日本戰犯歸國以及兩國的民間貿易問題。

　　關于談到個人經歷一事，岡田晃曾表示，“會談的地方拉上了窗簾。會談時，周總理考慮當時的日本政府完全追隨美國的態度，同時也照顧到高碕達之助本人設法打開兩國關系的良好態度，有意找了一些輕松的話題。”

　　他說，周恩來對高碕說，年輕時候曾經在東京留學一年，當時雖然不懂日文，但卻能讀日本報紙，通過讀報了解中日兩國的政治動向，也考慮中國的前途。

　　“周總理說，日中兩國所幸的是一千多年來都使用相似的文字，高碕先生，恐怕你也能讀懂中國報紙上的漢字。然而，中國今后想實行簡化字，聽說貴國也搞了簡化字。讓兩國學者聚集一堂研究一些共同的簡化字，你以為然否?兩國政治制度不同，但這一點卻是在百年、千年之后也能留給兩國子孫后代的一筆遺產。兩國進行這種對話是與美國無關的，日本政府恐怕也能夠贊同。”岡田晃回憶時表示。

　　周恩來給日本“送禮”

　　萬隆會議結束后，中方代表廖承志與日本代表高碕達之助經過多次談判，最終促成中日兩國在1962年正式簽署《中日貿易綜合協定》

　　在中日兩國2次秘密會談中，周恩來主動提及文化交流，但雙方談得更多的仍是外交、歷史以及經濟交流問題。

　　在歷史問題上，周恩來表示，“甲午戰爭以來的五十年，日本因受軍國主義之誤，對中國造成了各種各樣的損害，但同樣也給日本自己造成了各種各樣的損害。”“這五十年，從中日幾千年的友好關系看，是非常短暫的。我們應該從長期的觀點出發，認真思考如何繼續發展中日兩國的友好關系”。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議題上，周恩來表示，中方并不急于求成，也不要求日美改變現有關系。他的建議是先設立“半政府的機關”，可以先處理包括戰犯歸國、船舶進出港問題，并且該機關可以辦理簽證，至于這一機關的名稱，可以由日本決定。

　　至于中國臺灣問題，當時日本仍與臺灣地區仍保持著密切關系，對此，周恩來認為這是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必然需要面對的問題。他說，“日本國民選擇吉田政府，我們就以吉田政府為對手;如果鳩山先生成了多數，我們就以鳩山政府為對手。然而日本不以大多數中國人民支持的我們為對手，卻以臺灣為對手，這是所有中國人民都感到遺憾的。”

　　當高碕達之助詢問大陸準備如何與臺灣實現統一時，周恩來表示出熱情，二人相約下次會談可專門為此交換意見，但由于美國的阻撓，雙方的第三次會談最終沒能實現。

　　在兩次會談中，周恩來的人格魅力給高碕達之助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見到周總理，第一個感覺是舉世聞名的中國總理竟然如此溫文爾雅。”參與會議的岡田晃后來回憶說。而在會議討論環節，周恩來所表現出的大度更令日本代表團成員詫異不已。

　　在萬隆會議和平促進委員會的討論中，日本提出了一項“和平宣言”的提案，結果卻始終沒法通過。最終，周恩來毅然向日方表示，中國愿意撤回自己的提案，轉而支持日本的“和平宣言”提案。這讓高碕達之助等人頗為意外，最終日本提案獲得通過。高碕達之助等人由此開始對推動中日關系發展產生極大熱誠。

　　萬隆會議結束后，中方代表廖承志與日本代表高碕達之助經過多次談判，最終促成中日兩國在1962年正式簽署《中日貿易綜合協定》。在兩國還沒有正式邦交的情況下，這項協議規定雙方可互相建立聯絡處，進行半官方半民間的貿易活動。

　　這項協定很快就成了中日貿易的助推器，在中日尚未建交前，高峰時期中日貿易額的一半左右受惠于這項協定。而為了紀念兩位談判代表，這項貿易協議從此也被稱為“LT貿易”(取自廖承志與高碕達之助的英文名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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