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840年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出現了一批正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以林則徐、魏源為代表，他們首先看到的西方槍炮的厲害、造船業的先進，無法戰勝他們，感覺到中國在軍事技術和經濟制度上學習西方，形成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改革思想雛形。后來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實權派，在這些萌芽了的改革思想基礎上操縱了中國近代第一次改革——“洋務運動”，以為以此就可以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就可以戰勝西方;但是黃粱美夢很快被打斷，甲午戰爭敗在鄰近此之前一直拜中國為師的小日本身上，再一次逼著中國統治者反思，尋找失敗的根本原因，最終發現制度有問題;于是開始了政治體制改革，像日本一樣變君主專制制為君主立憲制，改革現存的多項封建專制制度，限制皇權增加政府機構部門的權力、增加議會民主權力和民主成分，實行有利于現代國家管理體制，以期達到在政治、經濟、軍事都趕上超越西方，求睡獅猛醒自強抵御列強的侵略和殖民，于是就開始了政治上改革的“戊戌變法”。

　　一、 由于戊戌變法引發了戊戌政變。

　　戊戌變法本質上是一場消弱皇權，增加民主的一場政治改革，由原來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經濟改革向一場改革國家政治體制的政治改革。

　　戊戌變法也稱百日維新。由于甲午戰爭的中國方面一敗涂地，致使維新派發動了“公車上書”等強大政治攻勢，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康粱等維新派依靠光緒皇帝發動的一場資產階級政治改革運動，變法由光緒皇帝領導，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諭，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個層面，希祈大清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然而后期遭到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反撲，發動了戊戌政變，變法僅經歷了103日就告終，守舊派勢力重新掌權，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訓政”，維新變法在戊戌政變后宣告失敗。

　　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勢力之所以發動這場政變是因為以光緒皇帝為首的維新派要求變法改革，在政治上模仿英國日本減少皇權、擴大政府部門的權力，學習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現代國家機構和部門，增加這些機構部門的權力，使封建官僚的特權受到損傷，故而封建官僚便聯絡他們的代表人物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奪回被光緒皇帝康有為實行新政所失去的那部分已經享受兩百多年多少代人都在享受的封建特權。

　　所以政治體制改革是有阻力的，需要攻破敵方的堅固陣地，往往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二、慈禧太后再次撿起改革招式來減緩社會淪陷的速度。

　　戊戌政變后由于西方列強對中國侵略不斷加緊，中國正在步入半殖民地化的深淵，搖搖欲墜的氣數已盡更大的劫難來臨了。隨著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辛丑條約》的簽訂，大清王朝危在旦夕，迫使他們不得不再次損害封建貴族的自身利益(為了整體利益損害局部利益)，進行挽救危亡的改革——慈禧太后為首的再次實行“新政”。

　　慈禧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逃到了西安，回到北京后從1901年到1905年，先后頒布30多道上諭再次推行新政(改革)：1906年，光緒奉慈禧諭旨，宣布“預備仿行憲政”，1908年，憲政編查館頒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清單，慈禧和光緒帝發布《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諭》;同時社會上要求速開國會、速立憲法的呼聲更趨高漲。

　　清末“新政”實際上是一場更具近代化性質的改革，下了更多的猛料，比戊戌變法更有進步性，更靠近資本主義性質。政治上，它在承襲戊戌變法裁汰閑衙冗官的思路的基礎上，設立外務部、商部、學部、巡警部、郵傳部等新的政府機構，使傳統的六部體制不復存在;經濟上，肯定了戊戌變法時獎勵工商、發展實業的各種措施，還頒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產律》《商會簡明章程》等多種經濟法規，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軍事上，戊戌變法時的主張為整頓團練、令八旗改練洋操，并著手改革軍制，而新政則致力于用現代化軍隊建制編練新軍，軍隊成分、武器裝備和指揮水平明顯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變法時提出改革科舉制度、設立新式學堂、獎勵游學,新政則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大規模地創辦新式學堂和派遣士人出國留學，并參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國最早的學制——《欽定學堂章程》和《奏定學堂章程》。

　　慈禧太后所代表那些封建老官僚因為無任何回旋余地，不得不硬著頭皮在進行改革;但并沒有因為這場改革更貼近資本主義性而為社會所接受，遠不足以使社會各階級、階層感到國家已有新的氣象和起色，新政建立不起來根本性的長效機制，沒有起到加強清朝統治的效果，最終只能被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取代。

　　從戊戌變法到新政，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過程：改革的洪流在經歷一番曲折后，又重新回到原來的航道，被更徹底、更高級的革命性改革所取代。

　　三、中國前三十年的重大政治民主改革。

　　主要集中體現在1975年憲法的兩條重大民主規定：

　　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在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十八條　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

　　1975年憲法由“四大”和“罷工自由”構成的社會主義大民主，是建國后政治民主的最大改革，這種改革具有革命性的跨越，是中國共產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標志性成果，也是國際共產黨主義事業建設的重大突破和重大成果之一，用現在時髦用語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穿越。它超越了美國民主歐洲的西式民主，更有利于人權的保障與發揮，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華麗轉身，只有中國人民得天獨厚地享有。

　　四、新時期改革的攻堅戰主要攻在政治民主化上。

　　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重點還是改革，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到了八十年代前期就開始了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要改什么，當然是改革那些不適合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其中一項基本內容就是“政治民主化”，后來高喊的攻堅也就是把把政治民主化這個“堅”給攻下來，但是進入九十年代攻堅的內涵在悄悄發生轉變，公知們在暗地里塞進他們自己的私貨——在暗度陳倉，走美國化的民主道路，所以改革開始瞄準邪路走。

　　公知們經常嘮嘮叨叨說美國民主，但你可曾思考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經歷了二三百年已經已經處在成熟期，而且已經常態化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雖然借鑒了蘇聯模式，但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民主只有三十年的閱歷，根本沒有定型，中國的社會主義大民主正在探索、建設、修葺期間，它不夠完善是非常正常的，你怎么能說這又不是，那也不行呢?出現了小的亂子有人就說是動亂，損害了他們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們就強加上“錯誤發動”。

　　他們喋喋不休要走美國化的民主道路，美國的民主比前三十年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集體開辟的人民民主就一定高級，就一定真實廣泛嗎?其實不然，美國的民主比較社會主義大民主的人民民主，它的廣泛性不是絕大多數，它的真實性難以惠及底層的平民百姓，在基層那些公司老板就很難給他們打工的雇傭個人給以真實的自由民主。就今天美國式民主而言，它也吸收了中國當年人民民主的許多積極成分，所以才讓我們看上去很華美，很動人，很有誘惑力，才實現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華麗轉身。

　　五、從曾國藩的感覺到王震的歷史經驗的感慨。

　　1867年曾國藩的幕僚私下推斷，大清帝國不出50年就會滅亡。曾國藩聽后，無奈哀嘆道“我日夜望早死，不愿看到國家抽心一爛、土崩瓦解”。如果慈禧太后當時有這樣預感和清醒地認識大清面臨的是絕境，那么她就不會為了眼前的小利而保護官僚保守派的既得利益至大清王朝要滅亡的大局不顧，會支持光緒皇帝等維新派的變法改革，不會得到了芝麻而丟了西瓜，而發動戊戌政變。

　　王震將軍在生命的最后階段說過：毛主席至少比我們早看五十年。是的，近代以來在世界范圍里，有誰能和毛主席比肩，他們都只能望毛主席的項背。如果王震將軍早十多年發現這個問題，當時就理解了毛主席的遠見卓識，及時幫助社會主義改革者糾正改革的偏差，中國的改革就不會走這么多彎路，甚至會走上邪路的危險。

　　正在探索、創新、建設之中的社會主義民主，還沒有完全定型，還需要不斷的充實、完善、提高，但這是堅定中國社會主義道路、鞏固人民政權的一種探索，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是讓共產黨保持革命黨的本色而不變修的重要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你要拿顯微鏡照射來挑毛病當然能挑出一些，然而要知道這些革命性改革完全符合辯證法，任何生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怎么可能全是利而沒有弊呢?顯然你不應該因此“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地自廢武功。

　　我們沒有理由刪除、廢止前三十年創立的人民民主這種社會主義大民主形式，再去拼命地贊美西方民主，進而不顧一切地移植西方民主。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就首先在憲法和法律的制定上具有人民性，把法律制定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基礎上。依憲治國在國家方針政策的執行上要時時處處對照憲法，依照憲法糾正偏差和錯誤，凡是與憲法相沖突的終止和廢除，而隨意性的“依憲”就根本談不上“依憲治國”，那是在糊弄百姓。

　　石臺中學張新國 2014年12月29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