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什么?這是一個涉及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談到自己的新貢獻時，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他主要是證明了這樣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不難理解，這三點新貢獻中，最核心的就是“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核心觀點，完全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區分真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試金石。這樣說的原因主要在于這樣兩點。

　　第一，它揭示了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深刻揭示出封建地主階級專政代替奴隸主專政，資產階級專政代替封建地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是階級斗爭發生發展的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但是，在階級斗爭問題上，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們總是從其狹隘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出發，只承認封建地主階級專政代替奴隸主專政，只承認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地主階級的斗爭，他們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尤其堅決反對無產階級建立取代自己政權的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他們用“專制”、“獨裁”、“極權”來攻擊或者妖魔化“無產階級專政”，用他們的那一套“純粹民主”理論來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誘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就不是什么難以理解的事情了。針對資產階級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這種歷史局限性，列寧深刻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斗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范圍。把馬克思主義局限于階級斗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里。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

　　第二，它揭示了無產階級歷史性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要通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實現自身和人類的解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常識，但是，無產階級如果不通過階級斗爭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和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那它就不能“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簡言之，無產階級如果不能充分發揮其最為徹底的歷史性革命作用，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正是基于此，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或者說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是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最高表現”。需要指出，在資產階級及其學者們那里，無產階級是愚昧無知、等待他們來拯救的“群氓”，是根本不具有任何歷史作用的，自然也就談不上要建立什么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了。一些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雖然出于自己一時的某些不可告人的需要，也許會點贊幾句無產階級歷史作用的話語，但是，因為他們從根本上否認無產階級的革命作用及其“最高表現”，他們提出的各種改造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主張，最終總是服從和服務于這樣一個目標，即使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最終局限在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改良主義的范圍，使無產階級的革命止步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圍內。這種“馬克思主義者”，絕無可能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相反，他們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同道”。

　　二、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終于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它是人民民主和人民對極少數敵對分子專政的有機統一，是無產階級新型民主和新型專政的有機結合。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切實保護了人民的利益，有效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安全、統一與穩定。因此，對于取得革命勝利了的中國人民來說,它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

　　正是基于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人民護身和傳家的“法寶”，中國共產黨在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以后，仍然一再鄭重宣告要長期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動搖。

　　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我國的國體，作為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內容，我們旗幟鮮明地宣稱要堅持它、捍衛它，本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但是，無庸諱言，在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國內各階層利益深刻調整，在我們黨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建設，在西方敵對勢力或明或暗支持我國國內民族分裂主義勢力，對我國“適時”大打其所謂的“民主”牌等復雜的歷史背景下，國內思想輿論界最近卻出現了一種明顯不合時宜的刺耳的噪音，就是誰一提人民民主專政，立即就有人提出質疑，說這樣提就意味著重新回到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時代，就意味著要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看來，在當前很有必要澄清一些同志在要不要旗幟鮮明地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問題上的誤解。

　　一些同志不愿意提人民民主專政，說來說去，是把人民民主專政簡單等同于“專政”，而專政又是同階級斗爭聯系在一起，因此他們對人民民主專政的疑問就來了，大都主張只要提人民民主就行了。他們大都認為，我們黨已經果斷地廢除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全黨工作重心已經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再提“專政”就明顯不合時宜了。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沒有多少馬克思主義氣味的誤解。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點。

　　第一，人民民主專政，是人民民主與對敵人專政的有機統一，其內涵并非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把這兩個方面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甚至否定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根本錯誤的。須知，任何性質的國家政權，都有民主與專政兩方面的職能，區別只在于國家政權的階級性質不同。同樣的道理，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人民民主與對敵人專政的統一。如果不堅持人民民主，不堅持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保證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形式和途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一句話，保證人民當家作主，那就不可能對一切敵視人民利益和損害人民利益的敵對分子進行有效的專政，堅持對敵人的專政就會缺乏堅實的基礎而力有不逮甚至軟弱無力。反之，如果不堅持加強人民政權的專政職能，不加強司法機關尤其是不加強作為人民政權堅強柱石的人民軍隊的建設，那就不能為人民當家作主，充分行使各項民主權利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和良好的社會環境，這樣的人民民主，如同建立在沙丘上的建筑，隨時會有坍塌的危險，建筑在這樣基礎上的人民的民主權利，隨時會有遭到敵對勢力反攻倒算和得而復失的危險。

　　這里需要指出，堅持人民民主，一定要防止誤入西方的民主化陷阱。原蘇聯東歐國家，以西方的多黨制、三權分立和競爭性選舉等民主制度為樣板，大搞極端民主化，結果丟掉政權，使國家陷入動亂和解體的深淵，這方面的教訓值得警惕。

　　第二，堅持對敵人實行專政，不能削弱和放棄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職能，是有充分的根據的。除了專政與民主本身是不可分割的有機體這一根據之外，在社會主義階段，雖然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被消滅，階級矛盾已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受國內外因素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被激化，這是我們必須堅持對敵人實行專政的重要根據。只要不無視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無孔不入的或明或暗的破壞和滲透活動，只要不無視國內外形形色色的敵對分子昭然若揭的各種顛覆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只要不無視國內外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此起彼伏的分裂活動，只要不無視各種嚴重危害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令人發指的暴力恐怖活動、嚴重刑事犯罪，只要不無視國內仍然存在殘害生命和危害國家政權的邪教，只要不無視各種嚴重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腐敗現象等等，那他就一定不會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階級斗爭提出質疑了，他就一定不會書生氣十足地在要不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職能問題上提出疑問了。相反，他一定會心悅誠服地表示，必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能削弱和放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還要加強。

　　第三，旗幟鮮明地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僅不會動搖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反而只會有利于我們更好地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一方面，堅持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本身就需要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經濟建設搞好了，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更加有了主動權，就更具堅實的基礎了，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于主動地位”，反之，如果中國經濟建設搞不好，亦或中國經濟發展太慢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都會遇到極大的困難。正是在此意義上，鄧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經濟發展速度問題，“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另一方面，旗幟鮮明地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切實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統一和穩定，依法嚴厲打擊危害社會主義制度、危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危害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充分發揮國家機器保護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有利于我們更好的堅持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我們完全不能設想，放棄和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如何還能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問題上，我們有必要重溫列寧的這段話，即“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產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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