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黨史文匯》2014年12期

　　在新中國的歷史上，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是兩件大事。其功過是非，中共《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作了這樣的結論：“一九五七年的經濟工作，由于認真執行黨的八大的正確方針，是建國以來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仍然有人質疑這個結論：認為整風就是為了反右，而且毛澤東一開始就設計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然而，歷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整風的目的并不是為了反右

　　全黨整風實際上是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的八大提出來的。聯系到延安整風，毛澤東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現在我們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思想和作風，不利于黨內團結和黨同人民的團結，必須大力克服這些嚴重缺點，才能把我們面前偉大的建設工作做好。與會的主要中央領導在會議期間和會議以后，都談到了整風問題。朱德在會議期間的1956年9月17日發言時說：“我們只要接受過去犯錯誤和改正錯誤的經驗教訓，采取整風的方法.....我們就能夠防止發生嚴重的錯誤，就能夠及時地糾正已經發生的錯誤，使小錯誤不致變成大錯誤，使暫時的錯誤不致變成長期的錯誤，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和黨的統一和團結。”

　　中共八大召開前后，即1956年秋冬，中國國內出現了一些不安定的情況。工廠農村學校都發生了一些群體事件。針對引發群體事件主要原因之一的干部特殊化問題，劉少奇在1956年11月10日指出：“在干部中間要用整風的辦法進行教育。要批判特權思想、站在人民頭上的思想、社會沙文主義的思想、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的思想、官僚主義思想。”1957年5月7日，劉少奇在高級黨校和學員就整風問題進行了長談。他說：“關于學習和整風的矛盾問題，你們準備把整風和學習理論結合起來，這樣好。要力求兩不誤，既讀了書，又整了風，只讀書不解決思想問題，不整風，就是教條主義;只整風不讀書，就可能犯經驗主義。我們過去整風，讀書少了一些，有的甚至沒有讀書，是個缺點。這一條是值得今天注意的。”“整風整什么? 認真學習文件，聯系實際，討論問題，檢查自己的思想。”“整風就要大講這些脫離群眾的事實，要大家想一想。好多同志對這樣一些脫離群眾的事實熟視無睹，看一看就過去了。要學會聽閑話，有的同志聽不得閑話，特別是聽到告狀一類的事，就沉不住氣了?？吹矫┓繉懥藰苏Z就去追查，當反革命問題搞。這樣一些問題，都要在整風時想一想，檢查檢查。整風中就是要注意研究檢查黨和各方面群眾的關系。”“在黨校整風過程中，同志們不論有什么意見，都可以講。對中央和中央各部門有意見可以講，對地方有意見也可以講，可以放手批評。但一定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實事求是，和風細雨，注意態度。”

　　在中共八大召開前后，國際上的波匈事件對中國國內影響也很大。周恩來于 1957年1月先后訪問了蘇聯、波蘭和匈牙利。波蘭的亂局和匈牙利的騷亂都使他更加深刻感到，執政黨一旦脫離群眾，就會出現危機。中共要避開這個陷阱，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行全黨整風以加強與群眾的聯系。周恩來回國后“無論在什么會議上，只要講話都要談到這個問題，幾乎是走到哪里，講到那里”。

　　1957年3月12日，周恩來在與來訪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會談中說：我們每個國家都存在矛盾，而人民內部也還有矛盾，解決這些矛盾是一個重要的任務。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看望正在療養的地質學家李四光，告訴他中國共產黨準備開展整風運動，希望李考慮意見，幫助黨整風。4月13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決定(草案)》。4月14日，周恩來接見60多位電影工作者，在講話中闡述了在黨內開展整風運動的必要性。4月24日，周恩來在中共浙江省委第4次會議(擴大)和省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作國內外形勢報告，指出：我們主張從現在開始，自上而下地進行整風。4月25日，周恩來在杭州筧橋機場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等人交談關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說整風應經常進行，否則思想會生銹。4月29日在北京又與毛澤東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了整風問題。

　　總之，從中共八大召開后的半年多時間里，中央幾位主要領導成員都在積極推動整風的開展。“1957年4月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加緊部署整風的一個月，甚至可以說，在這個月內，幾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談論整風問題。”(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07頁)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因為向國內多次介紹了波蘭匈牙利由于內亂而造成的嚴重損失，以及共產黨人和愛國者慘遭殺害的情況，對推進全黨整風起到了了特別的作用。國際知名研究周恩來專家、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在其《周恩來傳》中寫道：“(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國.....周得出的教訓是，共產黨領導們應當糾正自己的錯誤....不斷糾正錯誤可以加強而不是削弱中國的社會主義”。周恩來“明顯地贏得了毛對此事的贊同，并決定開展大規模的整風運動。”(迪克.威爾遜：《周恩來傳》 解放軍出版社 1989 第207頁)。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風指示，全黨整風開始。初期進展健康順利，黨衷心歡迎黨外人士和黨員群眾的善意批評和建議。毛澤東曾肯定開門整風的成果，指出：開展整風“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化學教授傅鷹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90%以上，對于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

　　但是從5月中下旬至6月初，國內政治生活的氣氛突然十分緊張起來，社會上極少數人乘“大鳴”、“大放”之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他們公然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要求“輪流坐莊”，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極力抹煞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成就，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把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說成產生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極少數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很快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在某些地區和部門的一定范圍內出現了復雜的局面，而且有蔓延之勢。

　　這種出乎預料的極端錯誤言行，引起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警惕。中央領導連續召開會議進行研究。5月l4日晚九時，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至次日凌晨一時。到會的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李維漢、康生、陸定一。16日繼續開會，從晚九時到次日一時二十分。與會者增加了新華社社長吳冷西。這表明此時中共中央已經將這那些極少數的人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了。

　　5月19日，北京高校學生中出現了不穩定的跡象，有些學生開始分頭到北京各大學和天津、濟南等地的大學去聯絡，并通過書信將大字報寄往全國各地的高校，企圖造成一個全國性的運動。當晚，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開會至深夜。5月20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至翌日凌晨一時。5月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鄧小平關于最近整風鳴放情況和工作部署的報告。中央認為，整風運動的目的:一是整自己，改缺點、改進工作;另一個是團結黨內外中間派。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必須采取“放”的方針策略。中央決定主要在國家機關和大專院校集中一周左右的時間“放”，黨員暫不反擊。這次會議實際也是準備由黨內整風轉向開展全社會的反右派斗爭。

　　5月25日，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成員接見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他號召大家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斗，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 是完全錯誤的。次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刊登毛澤東這段講話。毛澤東的講話，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在整風鳴放的重要時刻公開發出的反擊右派的預警，也是為鳴放劃出了底線。

　　但是極少數人仍然我行我素。例如曾經表示新中國七年來，“看到了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的章伯鈞和儲安平。儲安平在6月1日的座談會上發言，把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章伯鈞在6月1日晚向周恩來表露“共產黨不能維持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組織反擊右派的斗爭。6月4 日晚，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等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會議，討論近期內要結束鳴放的決策。6月6日凌晨，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羅瑞卿開會，繼續討論整風面臨的問題。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么?》。當天下午，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德懷、陸定一、康生和李維漢開會。自此，中共中央正式改變了決策部署，全黨由開門整風轉入了反右派斗爭。

　　以上種種史實可以表明，所謂的“整風就是為了反右”是沒有根據的，因而“引蛇出洞”的策略亦無從談起。無論是開展全黨整風，還是從黨內整風轉向反右派斗爭的重大政治決策，都是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在高度共識的基礎上作出的集體決策。這個決策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積極擁護和熱烈支持。

　　反右派斗爭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支持

　　歷史學者沈志華在查閱了大量的檔案資料后，不認可“整風就是為了反右”和“引蛇出洞”的說法。他認為，無論整風運動還是反右派斗爭，都是為了鞏固中共的執政黨地位(參見沈志華《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一書)。筆者覺得還可以把問題說的更明白一點，那就是說無論整風運動還是反右派斗爭，其唯一目的都是執政黨為了爭取更多群眾的支持。因此，當中共發起反右派斗爭后，立刻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支持。下面兩位親歷者的回憶有助于理解當時真實的民情民意。

　　2004年一家文史類期刊發表了當年一位參加了國家高教部反右派斗爭的工作人員寫的回憶錄，反映了這段歷史中普通工作人員的心情和態度。

　　“但整風內容卻很快隨著5月中旬辦公廳圖書館館長葛某的一篇長達兩小時的發言，發生了質的變化。此人是從舊營壘過來的，一向對黨懷有不滿情緒， 這次乘機大加發泄，說了許多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 制度的話。在他看來，共產黨一無是處，甚至不如國民黨，把建國后的大好形勢說得一團漆黑。這就明顯地 把他自己推到了與廣大人民敵對的立場上，理所當然 地引起了大多數黨員、群眾的憤怒，不少人自發地站 起來予以嚴厲反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辦公廳參事室的一位非黨參事卿汝楫，在沒有任何人動員他的情況下，自發地作了一次頗有分量的發言。此人曾在蔣政府任職多年。他列舉了蔣介石內部派系林立，政客間勾心斗角，以及四大家族如何利用權勢巧取豪奪，尤其是抗戰勝利后，各級官僚乘接收敵偽財產之 際如何大肆中飽私囊，以致弄得國統區物價一日數漲，幣值一貶再貶，民不聊生，民怨沸騰的種種事實，有力地駁斥了葛某所謂‘今不如昔’的謬論。他還說：看事物要從本質上看，共產黨人也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他們身上不可能沒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從根本 上來說，共產黨是‘立黨為公’，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為全國廣大群眾謀利益的，這與國民黨的‘立黨為私’、腐敗透頂怎可同日而語?由于他是黨外人士，又是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發言有理有據，就更有其價值，至今仍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此也可看到，不管是黨內黨外的知識界，只要是一個正直人士，就能客觀公正地看問題，就能堅持真理。”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孤立的。葛某之所以不早 不晚選擇此時發言，是與當時社會上的大氣候分不開的。那些日子，報上諸如‘反對黨天下’，‘反對馬列主 義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反對外行 領導內行’，‘共產黨下臺，輪流坐莊’，‘教授治校’以及葛佩琦、林希翎等在校園內大肆鼓吹西方民主，抨擊無產階級專政的演說紛紛出籠，甚囂塵上。其人數雖不多，但能量卻不小。其核心和要害在我看來就是不要共產黨領導，不要社會主義，要西方民主，要資本主義。以至使整風運動脫離了幫助黨改進作風的宗旨，有的甚至公然違背了國家憲法，致使人民內部矛盾演化成敵我矛盾。由于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主要來自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我身處中央高教部機關，更感受到極大的沖擊。部內大多數共產黨員每天目睹耳聞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不能不深感氣憤。紛紛磨拳擦掌等待出擊，可就遲遲不見黨中央發出反擊的信號。這種烏煙瘴氣的局面持續了20多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終于發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號召廣大黨員、干部、工人向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發起反擊。據我觀察高教部辦公廳多數同志對此發自內心的擁護。我這時也好象從憋悶多時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氣。”(《新中國往事 風雨歷程》中國文史出版社 2011 第2頁至第3頁)

　　美國學者李敦白，在中國工作和生活的35年，親歷了當代中國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1957年他在北京的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他是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并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資。”他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后，“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沖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后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位普通勞動婦女，她干脆把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見《紅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第139-141頁)

　　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的宋慶齡發表在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報》上的文章也反映出了當時民間情緒。這篇標題為《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的文章寫道：“這些言論和手法在我們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中所引起的反映，充分說明這少數人推銷他們貨色的市場是小得可憐的。有些反動分子說，八年來中國‘一事無成’，或是說‘一團糟’。生活本身就給予了駁斥!饑餓、貧困、孱弱的舊中國一去不復返了，這是怎會發生的?難道這些人的眼睛瞎到了這般地步，以至于連我們國外的最兇惡的敵人也不得不勉強承認的進步他們都看不出來嗎?反動分子的謊言所激起的憤怒是不難理解的。依我看來，人民出來說話，把事情搞個清楚，是完全正確的。”(《宋慶齡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9-280頁)

　　所以當時廣大群眾和工農干部里面的有一股非常大的壓力，要求黨中央盡快發起對那些“放屁”言論的反擊。因此，當黨中央反右派斗爭號令一響，廣大群眾和那些工農干部都一馬當先。喧囂一時的極端言行很快就沒有了市場。

　　雖然這種大規模的群眾支持說明了中共的的反右決策的確是得民心的，但群眾運動式的反右也衍生了不可忽視的負面效應。薄一波在總結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的教訓時指出：“我們對右派的情況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20頁)

　　極少數右派分子在極端言行甚囂塵上時確實誤判了民意。以章伯鈞為例。周恩來在1957年6月1日認為章伯鈞是“腦袋膨脹得很，熱得很”;章伯鈞的老友梁漱溟則在1985年11月11日稱章當時是“忘乎所以”。因此，盡管中共中央發出警示，但在當時的形勢下，這極少數人堅持“出洞”的欲望是擋也擋不住的。

　　外國學界對整風和反右的主要看法

　　國外關于中國近代史的主要著說是怎樣看待這段歷史的呢?

　　當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權威的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中的毛澤東辭條有這樣的評述：“顯然，當時從來也沒有想把百花政策當作通常意義上的自由化政策?？墒菤g迎‘放’，也并不是陷害具有不同政見者而設的圈套。毛希望只要黨表明并不認為自己一貫正確而愿意傾聽批評，那么他在1956年1月曾經看作是發展中國經濟不可缺少的那些知識分子和專家，便會全心全意支持共產黨政權，但毛很快發現他的估計錯誤，批評者絕不滿足于譴責制度的具體缺點，他們對制度的基本原則即共產黨的領導權提出了疑問。因此，毛在1957年秋把對上層人物的注意力轉向了群眾，如果專家不夠‘紅’，他就把他們送到基層工作，改造他們。”(蕭延中主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 思想的永生》 中國工人出版社 第453頁)

　　世界上頗具影響力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這樣評述的：“到2月份(1957)，毛澤東斷定，如果黨的整頓不被完全侵蝕，就需要采取大膽地行動，于是他作出了兩次重要的講話進行干預。在講話中，毛澤東恢復了1956年的基本上抱有信心的看法。勝利已經取得，主要任務是注意制度中的缺陷。知識分子基本上是一支能對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忠誠力量......知識分子被邀請在向黨批評時擔任主要角色。”(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140頁)“毛澤東相信，思想灌輸已經使得知識分子達到了足夠的忠誠，所以黨應當相信他們，讓他們進行其目的在于改進黨而不是反對黨的批評。那些黨外人士，特別是有知識分子組成的‘民主’黨派，應該請他們來批評黨并提出不同意見，以防止官僚主義僵化，麻木不仁和脫離群眾。”(同上書 第264頁)。“‘百花’運動的發展勢不可擋，大大出乎黨的預料之外。黨曾經提出和確定了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表達自己意見的框框，至少在最初時期是如此。但是，盡管黨限制了范圍和規定了批評的條件，它也不能充分控制所引起的反響。對官僚主義的批評超過了對個別官員的批評，而變成了對制度本身的批評。它釋放了比黨所預計的更多的被壓抑的和不滿的牢騷。批評的不斷擴展、獨立小集團的組合以及特別是學生們反對黨當局的示威游行，使黨決定停止運動，因而在6月8日發起對它的參加者的反擊，把這些人稱作‘右派’。”(同上書 第268頁)

　　國際著名的研究毛澤東專家，美國學者施拉姆在其《毛澤東》一書中指出：“毛的希望落空了，評論者沒有滿足于評論個別的弊病，而是對整個制度的基本原則----共產黨權力的獨占----提出了疑問。毛于是強調他公式的另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國出現匈牙利那樣的暴亂”。“1957年初開始進行的‘整風運動’原是針對黨和國家干部中的官僚主義傾向的，后來就轉為反對‘右派分子’的激烈運動了。”(見該書第254-255頁 紅旗出版社 1986)。

　　另外一名知名的研究毛澤東的的專家，英國學者菲利普.肖特則描述道：毛澤東認為引起東歐風暴的內部原因是“波匈兩國共產黨的干部疏遠了群眾”，因此中國要“再來一次整風運動”。“但是毛點起來的火并不十分容易撲滅。學生領袖們公開號召結束共產黨的統治。老師們為其學生榜樣所鼓舞，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毛的統治是‘專橫無情的’，一名沈陽的教授宣稱，要說中國無民主，其錯全在黨中央。還有人說及‘狠毒的專制獨裁’，仿效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法西斯手法’。在武漢，中學生們也涌上街頭，沖擊當地政府機關。四川與山東也有騷亂的報告。”毛澤東“暗示的是，‘雙百’方針是正確的，但絕不能允許一小撮對共產黨的勝利耿耿于懷、妄圖倒轉歷史的極端分子搞破壞活動。”(見菲利普.肖特《毛澤東傳》第374-275頁 中國青年出版社 2004)

　　這些來自于國外主流學界的論述亦可以從一個第三方的視角說明，整風并不是為了反右，在整風運動轉向反右派斗爭的整個過程中，并沒有人設計過類似“引蛇出洞”那樣的策略。

　　所謂的“引蛇出洞”

　　既然不存在“引蛇出洞”，但為何不在右派言論剛露頭時就反擊呢?關于這個問題，當時劉少奇和周恩來就作了解釋。

　　1957年5月22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劉少奇在發言中談到開展整風運動和孤立右派的問題。他指出：我們黨實行整風很有必要?，F在黨外有很多的意見，黨內也有意見。相當嚴重地脫離群眾，不整風，我們黨就會慢慢地毀掉。黨外人士的意見，百分之九十是正確的。有些不正確的意見，不要忙，不要一下子頂回去?，F在大家都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有真有假，包括黨內，也是有真有假。國際有修正主義思潮，國內也有這種思潮，黨內也有。我們讓它放一個時期，然后準備反擊。讓修正主義改一下教條主義有好處，但是修正主義不能夠克服教條主義，教條主義也不能克服修正主義，必須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有許多人用修正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所以我們在整風中間要正確地區別。現在黨內許多同志受到黨外的攻擊，這種攻擊有好處，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一點。我們國內各條戰線現在都發生了重新改組的問題，各個階級都有左、中、右三派。在斗爭沒有開展的時候，中派總是跟右派站在一起。因此，我們考慮做中派工作，要搞政治的“化學工業”，把中派和右派分開，讓中派和我們結合，使右派孤立起來，辦法是充分暴露右派。

　　1957年11月11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的講話中談到了開展整風運動的初衷和轉向的原因。對于整風的初衷，周恩來說：國內現在搞整風的目的是為了社會主義基礎更加鞏固，為了使上層建筑，使政治思想更適應社會主義的要求。對于整風運動轉入反右派斗爭的原因，周恩來解釋說：整風開展后，問題暴露出來了，右派進行煽動，反黨反社會主義。“事情發生之后，為什么我們不馬上敲起警鐘，馬上回擊，反而讓他們在報紙上、大字報、大辯論中這樣大講特講呢?因為右派分子來勢很兇，本來我們講的‘鳴放’只限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和文化上的百花齊放，而右派分子要把整黨都搞成鳴放。這樣一來，問題就擴大了，什么反動話都打算說出來。既然來勢很兇，我們索性就讓他們都說出來。否則，如果馬上反駁，結果少數人的話說了，右派中的多數人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就又回去了，回去了又懸起來了，將來還有一天又要露出來，所以不如讓他們都說出來。于是在一個短時期內，拿北京來說，包括黨校在內的各學校、機關好像是烏云遮天，了不起。這一點，應該說我們是有意識的‘放’，便于把形形色色的反動觀點都暴露出來，使群眾更容易認識它的反動性，認識事件的嚴重性，就更可以激起群眾的正義。”

　　余緒：反右派斗爭的意義：“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多次談到了57年的反右問題。在談到反右擴大化時指出：“大批的人確實處理得不適當，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但他同時也多次指出“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根據1957年毛澤東提出的判斷人們言行是非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核心內容，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基本原則，并強調：“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期間，鄧小平在談到反右時指出：“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1981年7月17日，當他發現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又呈現泛濫之勢時，嚴肅指出：“前些日子大鳴大放了一通，有許多話大大超過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會主義言論的錯誤程度。像這一類的事還有不少。一句話，就是要脫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脫離黨的領導，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回憶一下歷史的經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分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現在有些人就是這樣殺氣騰騰的。我們今后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

　　后來的事實證明，不管是被改正錯劃的還是維持原案的右派分子之中，有的并沒有真正轉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每當遇到合適的時機和場合就出來活動。雖然人數極少，但能量并不小。這些人在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中就起到了非常大的推波助瀾的作用。鄧小平曾于1986年年底親自點名，開除了三位被改正錯劃的右派分子，即劉賓雁、方勵之和王若望的黨籍。這些人在那場政治風波中 “做盡損害自己國家的事”(鄧小平：《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年9月16日)。

　　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時指出：“面對國際國內政治風波，他冷靜觀察、從容應對，堅信馬克思主義、堅守共產主義理想，堅持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推進我國現代化事業。”政治風波過后的1992年春，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今天我們重溫鄧小平教誨，對于總結歷史經驗、汲取歷史教訓、把握當下時機、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都是很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