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也是中共中央制定“三線建設”決策50周年。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三線建設”是一個規模空前的重大經濟建設舉措。由于鮮明的特定時代特點，在現有的研究中對“三線建設”的評價看法各異。正確評價“三線建設”是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重要環節，宏觀地、歷史地、科學地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這場持續多年的大規模建設，是中國當代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所謂“三線建設”，是指 1964年中共中央針對嚴峻國際形勢和中國東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況，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它是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和周恩來、鄧小平等親自視察部署下，在三線地區進行的以建設國防工業為主導的大規模工業和交通建設。“三線建設”歷時15年，共投資2052億元。1983年開始，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又對全國三線企業進行了歷時23年的調整改造，使之適應改革開放新形勢發展。

　　“三線建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到1980年底，國家在“三線”地區建立起約2000個大中型企業和科研單位，包括攀枝花、六盤水、酒泉等鋼鐵、煤炭基地，酒泉、西昌衛星發射基地，成昆、湘黔、襄渝、青藏(西格段)等重要鐵路干線，湖北中國第二汽車廠，重慶常規武器制造基地，貴州、陜西飛機制造和電子工業基地，葛洲壩、劉家峽水電樞紐等，至今仍然是中國中西部地區工業的支柱。“三線建設”大大改善了我國工業的整體布局。當然，“三線建設”的決策和建設過程中存在著失誤和偏差之處，關于這一點，我們必須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毋庸諱言。決策者在指導思想上確實存在對戰爭估計過于嚴重的偏差，“三線建設”上馬倉促，工程的選址、規模等前期決策工作不夠科學合理。在遭遇“文革”時，片面追求政治目標，忽視規律，進程過快、過急，造成了許多不應有的嚴重事故。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國際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中共中央認為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是有可能的。1983 年，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作出了對“三線建設”進行調整改造的戰略決策。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西部大開發的決策以后，“三線”企業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下通過各種方式進行了改組變革。“三線建設”雖然結束了，但在“三線建設”中形成的基礎設施、大中型企業、科研院校等仍在繼續發揮作用，尤其是在“三線建設”中的大型機械制造和軍工企業為發展新興產業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三線建設”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特定經濟和國防建設，是在戰后兩次局部熱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都威脅到中國安全，以及中國與蘇聯、印度也發生武裝沖突的環境里開展的，因此它沒有將投資的經濟效益和機會成本放在第一位，投資結構和布局以及施工方式也顯得倉促，這些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它的投資里面實際上包含了國防費用和成本。同時，這種主要出于備戰和國家安全的投資在客觀上又兼顧了緩解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狀況，為經濟落后的內地偏僻地區帶來了現代工業的技術、人才以及文化，對當地經濟發展起到了拉動作用。

　　那么，怎樣看待“三線建設”?對于“三線建設”的評價莫衷一是，其中基本否定或認為得不償失的評價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是“三線建設”是以備戰為主要目的搞的，花了這么多錢，既然大規模戰爭沒有打，說明當時決策有誤;二是從經濟的角度看，在當時資金那么緊張的情況下，投資的機會成本很高 ，將那么多資金用于基礎條件極差的“三線”地區和國防工業，遠不如當時用于沿海地區和民用工業的經濟效益高。

　　上述兩種觀點的形成有其客觀環境，這就是1978年以后，一是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和平與發展，我們黨也轉變了對形勢的估計，認為大規模戰爭爆發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二是我國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因此，一方面資金短缺，對資金運用的機會成本和效益看得很重;另一方面，“三線建設”進入調整時期，還需要國家投入很大的資金來保證搬遷和轉產。此外，80年代實施的“兩個大局”設想、優先發展條件好的沿海地區，也需要轉變“三線建設”所體現的區域均衡發展思想。正是由于上述客觀原因，使得自80年代以來對“三線建設”的評價莫衷一是，基本否定的聲音不小。我認為，對于“三線建設”的評價，一定要以歷史的、辯證的眼光來看待。

　　第一，不能就經濟論經濟，就戰爭論戰爭，而應放在上世紀60年代特定的國際環境中看待。60年代的國際環境對中國而言充滿了威脅。從世界局勢來看，美蘇爭奪世界霸權事件不斷，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不斷擴大，蘇聯又發動對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裝入侵。從國家間關系來看，在新疆塔城事件、珍寶島事件后，中蘇關系緊張;越戰升級，中美關系緊張;中印邊境武裝沖突導致中印關系趨于緊張。在當時的決策者看來，戰爭是否爆發和爆發的時間和規模，無法準確地預料，有準備比無準備要好，準備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把國家的安危寄托在對敵人的估計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國際形勢和認識來評價昨天的判斷。

　　第二，要從開始“三線建設”時內地工業基礎極端薄弱的客觀情況來看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是中國的最基本國情。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面對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發展極不平衡的經濟形勢，選擇了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改變落后農業國面貌的工業化戰略。在戰略實施中，沿海地區與內地經濟由于歷史因素形成的發展差異，特別是工業發展的較大差異成為一個阻礙。“三線建設”的上馬，確實是以備戰為中心的，但也有在工業化推進過程中改變我國經濟布局、開發落后地區資源的長遠考慮。“三線建設”在中國西北、西南掀起一輪工業建設的高潮，客觀上形成了中國工業建設的一次戰略性大轉移，這對于改變我國舊有的不合理的工業布局、促進內地經濟的全面發展是有巨大影響的。

　　第三，應看到在努力探索真相、客觀評價歷史的前提下，仍然有一個史學研究的立場問題。從史學的功能和文化傳承來看，應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增進正能量、提高中國軟實力為目的。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給后世留下的遺產，不僅有有形資產，還有無形資產，或稱其為精神遺產。“三線建設”雖然已經成為歷史，但是“三線建設”中所體現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和為國家、為人民的奉獻精神，仍然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三線建設研究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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