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粵訪古，“進”“出”“開”“關”這些字眼兒始終縈繞糾結于心。“進”是進口，“出”是出口，“開”是開放，關是“閉關鎖國”。車子從北海返回廣州，道路堵得不堪入目，于是閉上眼做起白日夢，其中一夢是這樣的：

　　是夜天氣清涼，月色澄明，我家窗前貓影一閃，只見一UFO飄落窗臺。里面走出一個虛實不定、像光又像玻璃的透明小人兒。小人兒先是沖我似笑非笑，然后手一揮，整個天空即變作滿屏彩色星圖。我飄飄然由近而遠，不知經過多少世代，又蕩悠悠由遠而近，亦不知經過多少光年，最后來到獵戶座某星球…

　　那邊的五光十色按下不表。話說歸來后，我的身份已不復百無一用的書生，而是“獵戶座聯盟”駐“日”(太陽系)巡視員的正“地”級助理(自己定的)，幫著小透明人兒籌備兩邊的交流。我在紫金山天文臺召集了首屆“銀漢迢迢新思/絲路”主題研討會，請來各方人士暢談哪些應走出去、哪些該請進來。關于請進來，先進能源、先進空氣、先進政治、先進宗教等毫無懸念，成為壓倒性訴求。但也不乏雜音和噪音。幾位老中青女漢子不依不撓，蹦蹦跳跳著高呼“都教授!都教授!”與此同時，坐在后排的男屌絲喃喃自語，看眼神像座空房子，看口型有可能是“女”。關于走出去，一位被捉回的外逃貪官率先報名，說他“完全可以代表”刑期十年以上的領導干部向黨和人民立下軍令狀：保證在有生之年向茫茫廣宇“殺出一條血路”，為萬世開太平。有位身子要多小有多小、音量要多大有多大的意見領袖不以為然，說人才畢竟是人才，“長時間照宇宙射線這樣的事情還是留給——”他看了看后排又指了指門外。“給誰?”剛被兩百夏爾巴人運上珠峰超越了“自我”、再被幸存的一百人抬到大本營的福布斯前首富不以為然，“有病!地上的路靠哪一部分人先怎么起來，天上的路還得靠這部分人，明白?”意見領袖向身邊羅玉鳳一樣的少女連連點頭稱贊，“我是順流而下，他是溯流而上，講到了大本大源!”少女不屑地起身，先是毛遂自薦前往“比心還近的星星”，接著朗讀了給一位天皇巨星的永別信，末了擅自任命自己為我的辦公室主任。會議還涉及了出口轉內銷，有位研究民族劣根性的文化學者建議把中國人統統運過去，徹底收拾一遍再運回來。忽聽主任一聲尖叫，屋里一陣動亂，還沒等我看明白怎么回事，這位學者已被眾多“自干五”收拾完了……

　　白日夢先做到這兒，還是說中國古代的進出開關。古代世界山阻水隔，彼此間的隔膜未必小于地球人對獵戶座的生疏。同為歐洲，金毛的北歐人，就曾被黑發的羅馬人傳為森林中的怪物。中國這邊也是，成書于戰國秦漢間的《山海經》記載了好多光怪陸離，簡直就是“謠諑”的聚散地，擱今天早銷號了。就說“奇肱國”吧，其實也就在云貴川一帶，可那里的人民愣是比中原甚至荊楚的居民多只眼睛，少條胳膊。再如“驩頭國”，據說位于昌明繁華的珠三角一帶，其國民尖嘴溜下巴，撲騰著翅膀捕魚捉蟹，跟魚鷹似的。近處尚且如此，遠處就不用說了。西方版的《山海經》說到東方人，也凈是一年睡半年、或長了羊腿、或皮厚如犀牛之類的荒誕不經之辭。各處的人民各過各的，老子理想的“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果是以區域為單位的話，基本就是古代世界的寫實。中國更是如此，雖然地廣人眾，卻早早“海內為一”，整合程度要高于其他一些古代文明區域，太行東西、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得以互通有無。司馬遷曾感嘆，“皆中國人民所喜好”的各地物產，隨著向錢沖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也不用領導指示，自己就運出去了，也不用政府規劃，自己就送過來了。可以說，從中原向四夷八荒持續延伸的“中國”，其隨之擴展的內部交換體系大體滿足了這里人民奉生送死的基本需求，對外貿的依賴并不高。中國自近代被西方破門而入以來，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做了一遍又一遍的檢討，這檢討固然必要，但也有一種不良傾向，那就是把近當代的問題、近當代的答案強加給古代。成為價值觀的“開放搞活”“走向世界”不但管著今后，還管了以往，成為一種“歷史正確”，見門開著就點贊，見門關著就拍磚。至于進出開關背后的社會需求，反倒不大認真計較了。

　　那么，古代中國都運進來、運出去了哪些東西，滿足了哪些人的哪些需求呢?這個問題，以我極有限的閱讀加上此番走馬觀花，是回答不了的，只能說點浮光掠影的印象。還是順著“絲綢”之路說。張騫“鑿空”，是為了跟西域諸國建立對付匈奴的統一戰線，著眼點在“國際政治”，絲綢貿易只是副產品。在絲路起點的中國，孟子當年談起絲綢，就像赫魯曉夫展望“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明天一樣，那是理想社會里老年人都能享受的穿戴。而現實中，絲綢一出場就站在社會等級制度的臺階上，為上層達官貴人所專有。根據漢初的政策，商人可以買賣絲綢卻不可以穿戴絲綢。到南北朝只要有錢就能穿帛，但沒錢的還是沒戲，所以宋代仍有“遍身羅琦者，不是養蠶人”的名句。再說絲路的另一頭大秦即羅馬，傳說羅馬人頭一次接觸絲綢是在跟東邊一點的安息即波斯人交戰的時候：波斯部隊在陽光下忽然打出流光溢彩的綢緞旗幟，羅馬軍團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不知道是什么神器，驚駭中兵敗如山倒。絲綢初入羅馬貴得跟黃金一樣，逼得當地的能工巧匠將成衣拆成絲線，一件織好幾件，在淫靡之風勁吹的羅馬上層社會備受歡迎。這種薄如蟬翼、穿了實在等于沒穿的衣衫，羅馬的貴婦人可以據理力爭說她們確實穿了。據羅馬的一位史學家說，這些風流娘們就像在臥室里一樣在公共場合接待情人。到了羅馬帝國后期，絲綢品由奢侈品普及為常用品，連搬運工都穿上了。而在同時期的中國，絲綢還沒向“民庶以下”正式開放，這是值得玩味的一例中西差異。絲綢的涌入造成黃金的流出，耗竭了羅馬帝國的財力。曾有考古學家檢測了羅馬酒器的含鉛量，認為羅馬亡于酒。也有史家認為羅馬亡于綢。姑妄聽之吧。

　　從絲綢之路出去的絲、瓷、茶都屬日用之具。而進來的凈是些海外的“異品”“殊玩”，只能滿足社會金字塔“頂尖”(如今中國社會特別愛用的一個詞)的奢侈需求，即《漢書·西域傳》里說的“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庭，蒲梢、龍文、魚目、血汗之馬充于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這其中的“通犀”指犀牛角上從上貫通到下的白色紋理，應屬玩家的說法，聽著跟黑話似的。塔尖是塔身的人生榜樣和奮斗目標，因此這種需求會從上向下有所延展。三國時期孫吳的中書丞華覈舉薦陸胤，夸他又能干又廉潔，“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為難得”，認為這樣的干部應該上調中央，到大大

　　身邊工作。這次在合浦的博物館里便看到一些來自域外的水晶、瑪瑙、玻璃等器皿，美輪美奐，都是漢代當地領導干部的隨葬。再說公元七世紀的絲路上，一雄一雌兩只源自拂箖(拜占庭)的“猧子”即哈巴狗，搖著尾巴從中亞的康國跑向東土大唐，大概沒用幾個月的時間，它倆便跑到長安。它們跑進皇宮，跑入貴妃的懷抱，跑上皇帝的棋盤。后來，這“毛香足凈”的汪星人從皇家跑向同城的尋常百姓家，卻花了由唐至元明的整整六百年。“萌”的長征雖然過長，但總算跑完了。而中國古代許多產品，無論是自產的還是進口的，其自上而下的旅程磨嘰來磨嘰去，總在“頂尖”附近徘徊。忽必烈托馬可波羅幫他尋找、能叼起大象的巨鳥，以及耶穌墓的燈油就不必說了。就說“胡旋女”(西域)、“昆侖奴”(東南亞及南亞)和“高麗婢”吧。“胡人獻女能胡旋”，當然是獻給大唐皇帝，不過唐詩里也有《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里面說的是胡騰兒，跟胡旋女基本一個意思。明初筆記里說蒙元“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廝。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類似今天中國的一些大款，家里講究雇個菲傭，以及中國富婆在巴黎、慕尼黑逛街時身邊帶個東非俊男，比牽條德國黑貝還神氣。絲路上運進來的這些東西，干民眾鳥事兒?跟民眾相關的如大米(康熙曾下令從泰國采買)，貴了老百姓買不起，便宜了商人不愛運。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國運出去的東西。早期運到羅馬的絲綢就不說了。后來的茶葉在英國，不但普及到中產階級，也成為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綠金：茶葉帝國》作者麥克法蘭認為英國若沒有茶葉就不會有工業革命，英國的殖民戰爭也沒法打贏。那我也起哄跟上一條：沒有茶葉清火去燥的功效、閉目回甘的講究，也就沒有漸進改良的“英國道路”，歷史很可能由開膛手杰克、斯溫船長率領，奔了另一個方向。還有美國，自從“中國皇后”號從中國運回琳瑯滿目的貨物、賺的缽滿罐滿之后，據說該國每條小溪上能裝四五個人的小船都準備揚帆遠航Canton(廣州，美國叫Canton的地方有好多)。在廣大民眾那里形不成需求生產和貿易，其規模和意義都有限。而中國上層的奢侈需求，其核心在于稀缺，跟海不海外、奇不奇珍沒必然聯系，不用“百國共臻奏，珍奇獻京師”，就用下圖的這種方式也能解決。說到這兒，也許有朋友以為我又是站在“民

　　粹主義”的立場上批評古代中國，其實沒那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國古代地理上自居一隅，政治上自成一統，文化上自成一格，經濟上對外部的世界的需求真沒多大。對外需求沒多大的時代，議論它開門還是關門，就沒必要用詩朗誦的方式了。到現在連動機都說不清的鄭和七下西洋，不僅迥異于西方的“地理大發現”，跟張騫鑿空、班超經略西域為“中國”擴容，恐怕也不能同時而語。乾隆的名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俾日用有資，并沾余潤。”——扣除那種扶貧口吻，應是絲路兩邊供求關系的真實寫照。

　　絲綢之路的作用不必高估，但也別低估。除了獅子大象，中國還從西北進口了以“玉花驄”、“照夜白”為代表的大量馬匹尤其是戰馬，從西南、東南引進了棉花、花生、番麥(又稱“珍珠米”即玉米)、番薯、番茄、洋芋(土豆)洋蔥(據說原產地就在中亞，本來陸路傳進來過，后來從歐洲那邊繞一大圈從海上二次傳入)以及南瓜、胡蘿卜、辣椒之類。其中一些品種產量高而成本低，為中國人口至明清的720度前滾翻鋪墊了跳板。還有一樣進口貨，我非要在這兒說說不可——茉莉花。這倒不是因為茉莉花茶(我不太喝茶)，而是因為《好一朵茉莉花》。好聽的歌可以改變人對世界的感受，要不那么多人帶著隨身聽、以出世的神情走在塵世呢。我也是，回回聽到這樣的歌，平時看著多鬧心的嘴臉都順眼了不少。其實，我更想說的是，理解絲路的意義，“物”之外還有一個“心”角度。從這個角度放眼，一眼就會看到云崗石窟、樂山大佛。漢末天下擾亂，生靈涂炭，社會無所規矩，人心無所依傍，這時空中傳來梵響，佛教開始流行中國。在近二千年的時間里，華夏民眾與西天來的佛教之間購銷兩旺，就其對中國人心及人生影響的深遠程度而言，佛教大概是古代中國的對域外的最大一筆訂單吧。

　　中外相互需求總體上的不平衡，也反映在官方對官方的“貢—賜”關系上。古代世界幾大文明山頭，華夏占了一個。周邊小邦以“天可汗”看中國，中國以“天朝”看自己，彼此形成所謂的“宗藩”關系。公元八世紀西域曹國國王在貢表里說“望乞慈恩，將奴國土同為唐國小州，所須驅遣，奴身一心赤忠，為國征討，”充滿了這種關系的語感——只是不清楚其中的“奴”字究竟是直譯還是鴻臚寺胖翻譯官的發揮(蒙朱玉麒、韓香教授賜教，正式文書的筆譯當由中書省負責)。在這個貢賜格局里，“貢”與“賈”有時不分，一貢一賜之間，買賣往往就在其中了。例如，日本貢刀，成千上萬把地“貢”，中國回賜不起，只好減少進貢的次數、壓低貢品的價格。外藩進貢，天朝恩賞紙幣“大明寶鈔”，對方不干，非要銅錢不可，這分明就是商貿。此外，古時出使四夷不像今天的訪美而更像援藏，是苦差事，去的多為貧寒之輩，辛苦一趟利用職務之便做點生意，給家里弄點實惠也在情理中。但話說回來，既為“貢賜”，就不同于一般的貿易。貿易講等價交換，而貢賜則“外交無小事”，講的宗藩關系的大局、“四夷向化”的政治，因此薄貢厚賜是常態。我去年在山東德州，扒雞沒顧

　　上吃，就尋尋覓覓跑去蘇祿王墓，趕上人家閉館，只好手機拍了幾張照片，包括這張照片上的石像生。史載大明永樂十五年，蘇祿三王帶著家小隨從三四百口子“浮海朝貢，進金縷表文，獻珠、寶石、玳瑁諸物”。明王朝按照滿剌加(馬六甲)王的規格接待，隨后“并封為國王，賜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住了一個月三王告辭，“各賜玉帶一，黃金百，白金二千，羅錦文綺二百，帛三百，鈔萬錠，錢二千緡，金繡蟒龍、麒麟衣各一”。這樣的活動雖然外交上有利，但經濟上不劃算，民委、統戰部有積極性，但多了戶部肯定阻力不小。所以天朝只好讓外藩少來磕頭請安。類似的厚往薄來在近現代地緣政治、國際關系中也屢見不鮮，“頭兒”不是那么好當的。

　　宗藩關系的核心，是中心的影響力，影響力的本質，是文明的程度及規模。中國周邊的藩屬和非藩屬，其實都是有待中國化——當然也包括“化”“中國”——的“化”外之地。近代以前異族入主華夏無不以夏變夷告終，原因就在這里。這種文明差距內化成的文明優越感，以今天的知識視野和道德標準看，既狹隘又過分，但放在當時的世界觀里，也沒什么奇怪的。歐洲殖民者到了美洲，教會里也曾討論過印第安人究竟算不算人。同樣，《宋史·外國傳》也說過菲律賓一帶生民“袒裸盱眭，殆非人類”。中國古人的中國觀與世界觀基本重合，世界也就比中國大出一個荒涼的邊兒。邊上的人到中心來，跟劉姥姥領著板兒進大觀園差不多，雖不會被尊重，但可以得實惠。葡萄牙商人本來不屬華夏山頭，屬于跟華夏平起平坐的泰西山頭，可也混在藩臣貢使里叩完頭滿載而去。等到十八世紀末，泰西文明開始得到工業資本主義的強力助推，顯示出吞并宇內(全球化)的氣象，情況就同了。泰西山頭的新班長英國派出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這邊給人家發了個“英國貢使”的牌子一路舉著不說，還要讓人家給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禮，雙方就談崩了。

　　改革開放向西方學習，故學人對古代中國與西方的交往，眼睛總是瞪著的。奈何古代中國對“泰西”或“遠西”的需求，遠遠小于對方對中國的需求。四世紀的羅馬史家瑪爾塞林講過西方商人見了中國絲綢一擁而上、中國居民對西方商品視若無睹的情形。十九世紀之前的歐美產品很難進入中國市場，不像附近東南亞地區還能運些海參魚翅燕窩什么的進來——中國的需求主要在“南洋”，華人在那里建立的華人社會更是影響深遠。那么，歐美拉走中華物產，撂下了什么呢?撂下了白銀，所謂“夷船所載無幾，大半皆屬番銀”。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生產的東西越來越多，可金礦銅礦卻沒能越開越多，這樣買東西的錢就不夠用，哪兒像今天四萬億說印就印出來了。由于錢緊，宋代法律嚴禁銅錢流出境外，犯禁者五貫以上處死，后來主犯一貫就沒命，從犯不到一貫的，西北的發配東南老少邊窮地區，東南的流放西北苦寒不毛之地。運來的貨物用貨物交換，運出的貨物以白銀結算。錢不夠，替代品就會出來。史籍里講中世紀國外運到廣州的珍寶“積載如山”，這些珍寶雖沒金幣銀幣直接了當，但很可能在半實物經濟、半貨幣經濟的環境里也有價有市，既能當準藝術品擺著，還能當準通貨攢著，跟現在的“集郵收藏”、“藝術收藏”差不多——我知識不夠，只能瞎猜猜。那么，古人干嘛不發行鈔票來“注入流動性”呢?其實宋代就開始用“交子”“會子”，主要是為了方便。元朝則全面使用紙幣，以銀子做后盾，使用者若不放心可到官府以鈔兌銀。解除了后顧之憂，做買賣的就可以揣著幾張紙而不是押著幾車金銀銅鐵在元帝國的廣大疆域內走南闖北了。馬可波羅在游記里對此稱嘆不已。不過凡事有利有弊，紙幣既無使用價值，也無價值，它只是價值的代表。而我們都知道，“代表”往往是靠不住的。紙幣用起來方便，印起來也方便，它可以輕松地為經濟增長補充適量的貨幣，也能輕松地讓適量成為過量，淪為發行者空手套白狼的魔術。其實，紙幣即便是適量多發一些，相對于貴金屬都是相對貶值，會讓持有者睡不踏實，更何況官府大發特發呢。所以到元末紙幣就失去信用。明代蹈元覆轍，“大明寶鈔”發行沒多久便毛了，最適合死人帶到陰曹地府去揮霍。于是民間通行的白銀被官方默認為合法通貨。但問題是，中國銀礦既不富，開采成本又高。那就只好從外國進口，先是日本，后是美洲。據說中國銀子最多的時候，占了全世界總量的一半。銀子對中國的影響，可以用評劇《楊三姐告狀》中三姐哥哥說法官的那句話來形容：“您說話兒怎么凈銀子響啊!”中國雖然通行銀幣，卻不太有統一標準，成色要靠聽“響”來鑒定。可以想象舉國上下的老少爺們把辮子一甩，臉一歪，耳朵一支，定格“在銀色的月光下”(網上有彭麗媛女士的演唱版，確實動聽)。有學者認為中國要是能夠不用銀幣，要是能夠自己發行銀幣——再合并其他因素，那么中國就能從18世紀一直偉大到20世紀。此說我一傳，信不信讀者自便，我反正不大信。

　　銀子進來，當然不是什么壞事，它說明“中國制造”不光是今天的奇跡。這些銀子后來又出去了，出去也不能說就是壞事，因為掙錢總為了花的。可惜的是，這出去的錢一沒買波音空客，二沒買美國國債，幾乎都買了鴉片。英國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走私鴉片賺到的錢，占了大英帝國歲入的15%到20%。而中國，每四個男性就有一個成了癮君子。今天很多人羨慕英國人的“紳士”風度，嘆息中國近現代“貴族”不發達。沒法發達，剛積攢了點家業，還沒等窮人組織起隊伍，自己先端起煙槍把自己斃了。英國人當年也吸食鴉片，主要是藥用，鎮痛什么的(美國當年最大的鴉片消費群體是女人，用它治療痛經)，英國醫生如果被發現亂開鴉片處方，是要吃官司的。鴉片是什么東西，英國人心知肚明，東印度公司負責鴉片生意的官員對鴉片的詛咒若翻譯成文言文，讀起來宛若林則徐給道光皇帝上的禁煙奏折。中國采取禁煙措施，合情合理合法，就連那位義律也能給予同情之理解。但前面說了，英國收入的每五塊多錢里就有一塊是向中國賣鴉片賺的，于是有理也變成沒理，沒理也變成有理了。大英帝國的理由之一是：你可以讓你們的人民別吸鴉片，你不可以讓我們的商人不賣鴉片。這個全民投資戰爭、按股分紅的國度，把自己當成可憐的小婊子，把中國當成老不死的嫖客，把責任全部推給了需求方而不是供給方。這當然是妓院黑老板的強盜邏輯，但也不能說一點真理都不包含。

　　中國為什么對鴉片有那么大的需求，自己也確實需要找找原因。在我看，上層精英的腐朽是最主要的原因。他們向迷幻尋high找樂，在前輩那兒有得是“路徑依賴”。例如魏晉時神童何晏帶頭服用的“五石散”(南越王墓波斯銀盒中黑乎乎的東西，據專家推測可能就是)，后來光皇帝就吃死了好幾個。東南亞的貢品里包括鴉片。明憲宗還曾派人訪求鴉片，出的是金價(派太監去合浦一帶政府采購“南珠”，也是高出市價——我忘了是三分之一還是三倍)。到了清代，又是皇親國戚帶頭吞云吐霧，自我忽悠。中國就是這樣(其實哪國又不是這樣)，上層也不是不想打鐵(雍正時明令禁煙)，怎奈何身子板兒跟起酥似的入口即化。八榮八恥不叫京官玩雞，于是他們改玩鴨;八項規定禁止官員下戲園子，于是他們在家里辦堂會。有上層帶頭，中層跟進，風氣大面積的敗壞勢如雪崩。到19世紀中期，寬裕一點的農民都抽上鴉片了。照說人來到世上，命大的也才百年，難道不該花天酒地而且分秒必爭么?很難說不應該，人應該追求幸福，但幸福指數還真不能定得太高了。人類社會的前世是虎嘯狼吟的叢林，今生是南拳北腿的綠林，這就決定一個人練黑煞掌的時間必然超過性高潮的時間。在中國文明最輝煌的開元全盛年，尚且“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那么到了工業資本主義從北大西洋席卷而來、迅速改寫全球歷史的近代，中國亟需的是奮發蹈厲的國民，而不是五迷三道的煙民。今天很多青少年從前輩那里得知，理想國就是中華民國在大陸。前輩告訴他們當年餓極了的中共可是種了鴉片的，前輩沒告訴他們當年抽鴉片的可凈是不太餓的民國官兵。貴州的官軍把自己抽成了一堆青煙白霧，讓顛沛陸離的紅軍自由穿插。中共得天下后干的一件頗具象征性的漂亮事，就是從供、求兩方面徹底鏟除了此前一二百年沒鏟除了的毒禍。近些年毒品死灰復燃，好在精英階級里還不太流行——富二代里有一些。藝術家雖然最近抓了好幾個現行，但聽他們本人后來告白，那純粹是為了激發藝術靈感，以便為人民創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相當于給種馬打催情針。如果所說屬實，那么國家實在應該為他們投保特殊行業工傷險，并且經常送他們去九寨溝等景區減負蓄電。

　　不過平心說，就算中國當時由明君能臣治理(曾、左、李都夠“能”的了)，大清寶鈔一枝獨秀，煙館煙槍無影無蹤，結局恐怕也不會不同到哪兒去。鋪天蓋地的工業資本主義及其“現代化”進程，絕非中國以往的“天下”“治亂”等經驗所能理解，亦非貢賜、羈靡、和親、懷柔遠人之類的故事所能應付。“中國”要想在這個過程中全須全尾、重復以夏變夷的故事，已經不可能了。如果將中國歷史做一個最簡單的劃分，1840年以前是傳統中國，之后是現代中國。而今天我們仍處在比舞蹈家金星從先生到女士要復雜、痛苦得多的轉變之中。我在寫舞臺劇《我們走在大路上》時，也曾詠嘆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1840年，夢得到這么兇的炮，這么快的船

　　夢不到資本要全球擴張，這擴張勢不可擋

　　No more一生二、二生三

　　No more三省吾身、三代圣王

　　No more四體書、 四言詩、四聲猿

　　No more五經六藝七步詩八卦圖九天玄女十方洞天

　　五千年從此改走你的道，1840年，沒有人知道哪里是終點

　　走過改良，走過革命，走不出1840年

　　走向崛起，走向騰飛，走不完哪，走不完的1840年

　　(讀者如果看累了想歇歇，可以點擊這個鏈接http://pan.baidu.com/s/1o6ul4vC,欣賞侯牧人先生譜曲并演唱的這首歌)

　　古代中國對外需求的有限，我想比習慣、審美、趣味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千萬里之外運來的海外奇珍，廣大人口尤其是中下層民眾實在消費不起。但這回情況變了。在工業資本主義的起源地英國，1770年腳踏紡車要兩百小時才能紡出的線線，到了1824年的走錠細紗機上，只需一個多小時就變出來了，把運輸成本加上，價格也還會下降很多。足夠低的價格就能在廣大中低人群那里創造足夠大的需求。一旦英國海軍的鏈彈霰彈爆炸彈壓住大清的“神威大將軍”炮，接下來就是英國的紡織工業品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了，花木蘭“唧唧復唧唧”的紡車(不知到底是木蘭“唧唧”還是紡車“唧唧”)退出歷史舞臺，是遲早的事兒。再如鐵路，林則徐從北京去廣州禁煙，車轔轔馬蕭蕭地走了足足兩個月。而火車一叫，用黃遵憲較比寫意的說法，“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火車剛入中國，曾因為叫聲太大，“震動陵寢(清東陵)”，塘沽那段改由馬拉車廂。民國時北京開通有軌電車，祥子們也搞過臥軌。但馬車黃包車以及八抬大轎最終還是被火車汽車電車擠進了博物館。貪婪而博大的工業資本主義不會滿足于只在北海和中南海之間修一條鐵軌，光讓老佛爺娘們幾個開心。它一定要用一切手段，把已有的城市連接起來，把沒有的城市創造出來，讓沒有能力乘坐火車的階級有能力，沒有資格消費汽車的人群有資格。民初小說里，小商小販已拎著雞鴨籠子上火車了。

　　中國被一通炮火轟上了現代化的長征路，從此中國進出開關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逆轉。對外需求驟然暴增，就像金星先生既然改當金星女士，那么從歐萊雅眼影到“女子抗暴御辱指南”，要采購的東西真是數也數不清。這段生死時速的行軍上氣不接下氣地走了一百七十年，走出了走路史上的好成績：中國走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就連孔子孟子都跟著中國的內衣內褲遠渡重洋，去了世界各地;而窮奢極欲的上層精英又在率領大眾娛樂至死了。至此，中國進出開關的形勢又將經歷新的變化。至于變成什么樣，那要取決于中國想把中國變成什么樣的中國，想把世界變成什么樣的世界，我是說在一定程度上。

　　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故地北海，那頭上的藍天白云，跟兩年前在陸上絲綢之路的故地新疆所見略同。當時聽到一首西北腔的新邊塞詩,真是大快人心之作，不妨抄在文末聊志這回的心情：

　　剔牙(天)，辣(藍)個毬

　　蛹(云)，悲(白)個毬

　　餓(我)這心里，擼啊(亂)個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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