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劉家駒,1931年出生,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任副連長、副隊長、副處長,《解放軍文藝》副組長,《炎黃春秋》原副主編。）

　　很多人說：“林彪是個謎。”

　　人都是好奇的，往往對于越是“謎”的東西就越想知道內幕，越想找到答案。

　　因此，很多人都愛寫林彪、談林彪。因為只要你的書籍或文章中寫到了林彪或與林彪相關的歷史事件，讀者群往往就會擴大，文章或書籍的銷量也會隨之提高。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治史要謹慎，發表言論更要有依據，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甚至是人身攻擊就更是要不得了。近日，筆者在共識網上讀到前《解放軍文藝》副總編劉家駒先生關于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一次訪談，感覺這位老先生在訪談中發表的一些觀點實在值得商榷，也引起了我對劉先生治史態度的質疑。

　　骨鯁在喉，先吐為快吧!

　　通觀劉家駒先生訪談全文，其主要的想法還是要為林彪辯護和翻案的。實事求是地講，客觀看待一個歷史人物，辯證地講述歷史人物的史實，就己所知、有理有據地為歷史人物辯誣、翻案，這都是值得肯定的史學探討行為。可惜的是，在劉先生這篇涉及林彪的訪談中，卻實實在在地存在若干硬傷與不實之處。這些硬傷的存在，不僅直接降低了這篇訪談的認知價值，也使人不得不懷疑劉家駒先生發表此篇訪談是否含有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特殊目的。

　　一、周恩來應為長征前期的被動挨打負全部責任嗎?

　　劉先生的這次訪談的題目是《林彪和九一三》，但是在訪談的開篇，劉先生卻另辟蹊徑，首先提出了一個周恩來對造成長征前期被動挨打局面應負全責的問題，直接將譴責的矛頭對準了周恩來同志。劉先生說：

　　“長征過程中，林彪一直是先鋒，兩萬五千里都是他開路。過湘江，我們的傷亡很大，為什么?周恩來要負全責，大搬家，壇壇罐罐都搬，部隊行動非常困難。林彪已經打開了一個大口子，結果我們傷亡了一半，八萬多人的長征，只剩下不到四萬人。”

　　這種說法直接把造成紅軍長征前期的被動局面的原因歸結于周恩來，認為應由“周恩來負全責”。這種說法公平嗎?能站得住腳嗎?

　　眾所周知，在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早期，黨和軍隊的最高指揮權主要集中在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手里，具體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負責，軍事上由李德負責，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三人中又以博古、李德為核心，周恩來同志主要負責決策后具體工作的實施。關于在這個過程中，為什么會出現“大搬家”的現象，以及究竟應當由誰來負這個由于“大搬家”造成紅軍行動遲緩，人員大量傷亡責任的問題上，時任“三人團”首腦的博古早在延安整風時期，就曾專門做出過清楚的解答，他說：“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長征是搬家,抬轎子，使紅軍受到很大削弱。當時軍事計劃是搬家，準備到湘鄂西去，六軍團是先頭部隊。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博、李、周)。干部的處理我負全責。......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1版，第109頁)

　　從博古的這段談話中，我們不難發現，作為“三人團”的成員之一，周恩來確實對造成長征前期因部隊負擔過重，行動遲緩，人員大量傷亡負有一定的責任，但絕不是主要責任，更不是什么“要負全責”。誠如美國作家哈里森.索爾茲伯里所言：“迄今中國的歷史學家們還未能發現關于長征準備工作的任何具體指示、備忘錄或命令。討論這些問題似乎經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之間，連周恩來都未能參加全部的商談決策。”(見《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3版，第58頁)。同時應當指出的是，在紅軍長征初期，周恩來同志審時度勢，精心籌劃，抓住國民黨內部派系之間的矛盾，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中共隱蔽戰線的能量，積極與擔任阻截紅軍任務的粵系軍閥陳濟棠達成“就地停戰，互相借道”的默契，這才保證了紅軍能夠在基本沒有發生什么損失的情況下，順利通過三道封鎖線，進至湘江沿岸。僅此一點，周恩來對中共、對紅軍，就稱得上是功不可沒。

　　對于這段非常清楚的史實，劉家駒先生卻故作驚人之語，將相關的歷史責任不分青紅皂白，一股腦扣到周恩來同志頭上，是治史不精，是為了單純突出林彪的歷史功績，抑或還是有其他目的呢?

　　二、用“吹牛”評價平型關大捷合適嗎?

　　劉家駒先生在訪談中說：“抗日戰爭，不說別的，平型關，打出了我們的國威、軍威，但平型關在國內吹牛太大，最后落到1400，都不準確。參與戰爭的人，林彪身邊的參謀告訴我，他清點了戰場，真正殲滅敵人只有800多人，還跑了600多人。它是一個大隊，1400多人，我們怎么殲滅2000多人呢?”

　　筆者以為，用“吹牛”這樣的語匯來形容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所取得的勝利，實在是不妥當的，也是不嚴肅的。要知道，在平型關戰役爆發之前，中國人民在抗擊日寇侵略的戰斗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卻未取得一場像樣的勝利。特別是在平型關戰役爆發前夕，在山西戰場上，又出了一個喪盡國威、軍威的61軍軍長李服膺。這位李軍長深得當時山西最高軍事長官閻錫山的信任，統率重兵，駐防天鎮、陽高，卻在日寇來襲之際，不戰即潰、潰不成軍。更有意思的是，面對自己的慘痛敗績，這位李軍長竟然拿出了“可以節節后退，誘敵深入”的命令為自己辯護，一時國內輿論嘩然。最后只好由閻錫山親自出面，將其槍斃了事。(參閱張洪濤著《國殤》第285-287頁，團結出版社，2005年3月第2版)作為擔負領導全國抗戰重任的南京國民政府，此時此刻，最急于得到的就是一次痛快淋漓的勝利，以重振軍威，安撫民心。而林彪率領的八路軍115師正逢其時，于平型關戰役中充分發揮了運動戰、伏擊戰的優勢，粉碎了日寇不可戰勝的神話。國民政府在宣傳這場戰斗的成果時，出于鼓舞人民、振奮人心的目的，將戰果夸大至“痛殲日軍三千”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單純用“吹牛”二字來形容，實在是有點失之偏頗了。

　　何況，從現在發現的史料來看，中共中央當時發給國民政府的戰報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并無多少虛夸成分。比如在當年10月3日，朱德、彭德懷發給蔣介石、程潛、閻錫山等人的電報中，就曾明確說過：“繳獲汽車八十余輛(現已燒毀)、九二野炮一門(無子彈)、七三七五炮彈三千余發、步槍三百余支、機關槍二十余挺、其他軍用品甚多，并斃敵千余人。”(見《毛澤東與林彪》，胡哲峰、于化民著，第170頁，新世界出版社2013年3月1版)

　　此外，筆者同時認為，今天的我們看待70多年前的平型關大捷，視野并不能僅僅只局限在當時當地發生在平型關地區的這場伏擊戰，而是要把與這場戰斗相關的戰爭行為聯系在一起來看待。比如，在平型關戰役爆發前一天，115師下屬由楊成武統率的獨立團，已經在平型關附近的腰站地區，展開了以切斷廣靈到靈丘公路線，阻止日軍增援的戰斗，并以傷亡300余人的代價殲敵300余人，為保證平型關戰斗的勝利做出了貢獻;在平型關戰斗的同時，日軍從虢縣、代縣方向派出戰斗部隊1000余人增援，在115師當時已無兵可派的情況下，八路軍總部派出特務團直接參戰，遲滯了日寇的增援，進一步確保了平型關大捷戰果的鞏固。將這些戰斗取得的戰績與成果納入平型關戰役之中，無疑也是無可厚非的。

　　綜上可見，在詳盡的史實面前，我們有什么理由質疑平型關大捷的戰果是“吹牛”呢?劉先生在極力為林彪翻案的同時，卻對在林彪一生中堪稱“一戰成名”的平型關大捷突發微詞，是否也是與其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共產黨參與領導所取得的抗戰成果的心態有關呢?

　　三、林彪說過自己“起碼是個民族主義者”嗎?

　　在表述“九一三”事件起因時，劉家駒先生說：“下面就是“九一三”，起因是9月5號晚上由廣州空軍參謀長，把他聽來的毛南巡講話的傳達稿用電話傳給了于新野，于新野接到文字，送到北戴河給林彪、葉群。晚上住在外間的林彪的衛生員聽到他兩口子說話，葉群想動員林彪去到蘇聯，林彪說要走你走，我起碼還是民族主義者。后來我考證這話的真實性，我認為真實。這個衛生員，他在所有的工作人員中，天真、單純、不說假話。”

　　看得出來，劉先生引用這段史料，其用意主要是為了論證林彪本人并無叛逃國外的思想，在“叛國”這個問題上林彪是無罪的。但是筆者在這里必須要指出的是，劉先生所引的這段材料不但只是一段孤證，而且還是一段證明效力值得商榷的孤證。

　　從目前披露的史料看，林彪、葉群等人得知毛澤東同志在南巡路上的談話內容的渠道主要有兩個。其一就是劉先生文中提到的9月5日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通過電話密報給周宇馳和于新野，并由周宇馳于9月6日親自駕駛直升飛機趕到北戴河，告知林彪、葉群;其二是由武漢軍區政委劉豐于9月6日凌晨向時任海軍政治委員的李作鵬密報了毛澤東同志在武漢期間的談話內容，李作鵬隨即將此事告訴了黃永勝和邱會作，并由黃永勝于6日晚間通過電話密報給了葉群。可見林彪一家獲悉毛澤東同志南巡談話內容的時間應當是在9月5日、6日這兩天。(邵一海著《林彪“九一三”事件始末》第215頁，四川文藝出版社，1996年5月1版)而劉先生訪談中提到的所謂住在外間的林彪的“衛生員”在當天晚上偷聽到的林彪自稱“民族主義者”的時間實際上發生在9月12日，也就是林彪一家準備出逃的那個晚上。

　　實事求是地講，劉先生首先在當事人身份確認的問題上就沒有完全搞清楚。劉先生訪談中提到的這個“衛生員”實際上是林彪身邊的內勤(公務員)陳占照。而這段材料的來源截至到目前來看只有一個，那就是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女士的講述。

　　按照張寧女士的講述，事情的大概經過是這樣的。1971年9月12日晚間，林立衡要求陳占照去偷聽林彪、葉群、林立果三人的密談。陳占照回來說：“我端了茶水進去時，葉主任和副部長(林立果)蹲在首長面前，說話聲音很輕，聽不清楚，我見首長一邊流淚，一邊說。首長好像說，說什么是民族主義者。副部長發現我，把我推出去，后面的話沒聽見。(張寧《“九一三”事件前在林彪家》，轉引自張聿溫《九一三事件考證》第260頁，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1月1版)

　　這是一份孤證，而且是一份很沒有把握的孤證。陳占照只是一個普通內勤，在關系到林彪一家生死存亡的緊張時刻，他可能做到隨便出入那間正在發生密談的房間嗎?更何況，即便我們承認這段史料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可是就連當事人自己也只是表示林彪“好像說，說什么是民族主義者”，為什么到了劉先生的口中，就成了確鑿無疑的“葉群想動員林彪去到蘇聯，林彪說要走你走，我起碼還是民族主義者”了呢?至于劉先生認為“這個衛生員，他在所有的工作人員中，天真、單純、不說假話”，那就更是近乎主觀臆斷的想法，實在不像是一個認真搞歷史研究的人該講的話。

　　對這段史料的鑒別，筆者比較贊成林彪生前貼身警衛李文普同志的看法。他說:“我沒有聽到內勤公務員陳占照說過他偷聽到的這句話。林彪、葉群、林立果三個人秘密商量的談話內容誰都說不清楚，在偷聽來的一兩句話上大做文章并不能否定林彪是自己走上飛機逃往蘇聯的歷史事實。”(《林彪衛士李文普談“九一三”事件》，《中華兒女》1999年第二期)。

　　四、關于林彪在天安門上的那次不辭而別

　　1971年“五一”的天安門城樓，林彪與毛澤東在公開場合的又一次會面。對于這次會面，劉家駒在訪談中說：“五一上天安門，周恩來打電話，非讓他去。林彪去了，氣鼓鼓的。廣場的平臺上布滿了圓桌，不少人已入座，主席坐中間一桌，他正興致勃勃的和西哈努克夫婦攀談，林走到他面前敬了禮，毛抬起頭，面無表情的點了點頭。葉群上去緊緊抓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說了句什么，毛主席笑了。他用手指點點葉群的臉笑了幾下，葉群低頭。林站在一邊沒說話，走開了。到了離主席好幾個位置坐下來，他側著身，一直紋絲不動。前前后后不到個把小時，林突然起身離座，向毛走過來，我以為他要如廁。他到了我跟前，一揮手說，走回去。我愣住了，焰火滿天飛舞，不辭而別好嗎?林回到毛家灣，見到秘書，葉群跟在后面，林氣呼呼的鉆到他的臥室去了。這是見到毛主席最后一面。這是通過葉群的警衛員了解到的。”

　　這段內容看起來講的是真熱鬧，可事實卻是上述這段內容絕大多數都是移花接木的編造。林彪當天晚上在天安門城樓出現的時間很短。短到什么程度?短到只有五分鐘，短到連一張和毛澤東同時出現的照片都差點拍不到，短到在制作新聞紀錄片時只能把這唯一的一張根本稱不上完美的合影定格使用。

　　據當天在天安門城樓負責攝影工作的杜修賢回憶：“(因為林彪遲遲不來)總理不停地看表，濃濃的眉頭凝了結。他派秘書去打聽林彪的下落。終于，林彪慢條斯理地走進大家焦急萬分的視線里。5月的天，他披著一件軍呢大衣，皺著眉，一臉枯黃的樣子。......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話沒說。和近在咫尺的毛澤東沒有握手，沒有說話，甚至沒有看一眼，只是一味耷拉著焦黃的臉”(顧保孜、杜修賢《紅鏡頭》第19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9月1版)。當杜修賢只拍了一張主桌的全景圖片，剛想尋找毛澤東與林彪交流的畫面進行拍攝時，林彪已經起身離開，既沒有同毛澤東告別，也沒有向周恩來說一聲，不辭而別了。這件事使在場的周恩來總理憂心忡忡，他說：“如果人民問，城樓上觀看焰火，怎么沒有林副主席啊?你們回答說林副主席只來了幾分鐘。行嗎?黨中央在人民中的形象靠你們宣傳，不能靠解釋!”(顧保孜、杜修賢《紅鏡頭》第204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9月1版)

　　當然，最讓筆者感到難于理解的是，其實就算劉先生不無中生有地添加那些所謂的“細節”，毛澤東對林彪的冷淡態度，林彪極具個性的不辭而別，已經足以展示毛、林之間的矛盾在當時、當地逐漸表面化這一客觀現實了。可劉先生為什么非要添加這些所謂的“細節”不可呢?是要表現林彪在“文革”中“忍辱負重”的“抗爭”形象?還是試圖借此改變人們心目中林彪在文革期間“當面喊萬歲，背后下毒手”的負面形象呢?筆者實在不得而知。但是無論如何，劉先生這種無中生有，編造史實的行為都是不嚴肅的。以如此不嚴肅的治史態度在公共平臺上發布訪談，這和公開撒謊，誤導輿論又有何區別呢?這不就是活生生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實例嗎?

　　筆者上面所舉的只是在劉家駒先生訪談中的一些相對比較明顯的硬傷。至于劉文中采用的那些或死無對證，或直取“下三路”，已基本接近人身攻擊的內容，筆者覺得實在是筆法下作，不值一駁，就不再一一列舉了。

　　記得毛澤東同志在1971年的南巡途中曾經說過：“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其實，現在很多打著為林彪翻案旗號的人，也不見得就真的對林彪的這段歷史有什么特殊的情緒要抒發，說到底也不過就是要借著為林彪一人翻案的機會，達到他們全面否定毛澤東同志，逐步改寫黨的歷史的目的也就是了。

　　“眾人皆無罪，有罪在一人”，這本身就是一個既荒唐、又可笑的邏輯。但就是這樣荒唐的邏輯關系，依然有人敢于在公共平臺上不負責任地宣講，這才是一個真正值得人們引起人們注意的問題啊!

　　文章的最后，筆者想簡單講一下自己對林彪這個歷史人物的一些基本看法。

　　1、林彪是毛澤東軍事思想培養出來的我軍戰史上不可多得的一員戰將。在革命戰爭年代，林彪戰績驕人，貢獻巨大，這是不容抹煞的事實。

　　2、林彪元帥是一個很有個性，也很有主見的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史上，他無疑是最敢于在統帥毛澤東面前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是提出不同意見最多的一員戰將。

　　3、總的來看，毛澤東同志在革命發展的歷程中，對林彪一直是比較器重，也是比較愛護的。毛澤東建國后的許多舉措都可以證明他選擇林彪做自己的接班人絕非一時的心血來潮，而是一個經過綜合考量、深思熟慮后做出的決策。盡管這一決策被后來的歷史證明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失誤。

　　4、林彪在建國初期意外卷入高、饒事件，并親眼目睹了高、饒集團的覆滅，這對他的精神狀態和從政心理都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加之他的身體狀況確實較差，也直接影響到了林彪晚年的精神狀態。應當說，林彪晚年的政治心理確實是比較陰暗的。

　　5、林彪利用毛澤東同志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反修防修”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搞了許多形左實右、拉幫結派的小動作，事實上是起到了打亂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總體部署的作用。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林彪卻借機清除了許多他眼中的異己勢力，并在軍隊中逐步培植起了自己的嫡系班底，很多史料(林彪在公開場合的講話、對相關文件的批注等)都可以充分證明林彪絕非是某些人記述中的那個“清心寡欲”、“相忍為國”的形象，說他是個陰謀家、野心家并不為過。

　　6、廬山會議上的挫敗，使林彪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日益膨脹的權力欲望正在受到打擊與壓抑，但是倔強的個性以及本身就不夠健康的心理狀態使他不能理解，也不愿接受來自毛澤東、周恩來的善意的暗示，并進一步導致了他在中國政壇上的一系列誤判，最終走上了“九一三”事件的絕路。

　　林彪是個謎，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謎。

　　附：劉家駒：林彪與“九一三”之謎

　　來源：共識網

　　原編者按：9月12日，共識網邀請《解放軍文藝》資深編輯，《炎黃春秋》原副主編劉家駒老師做客共識演播廳，講解”林彪與九一三“之謎。劉老師出生于1931年，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歷任副連長、副隊長、副處長。曾奉命撰寫《林彪傳》，只是由于種種原因，《林彪傳》最終擱淺。在撰寫《林彪傳》的過程中，劉老師接觸了林彪身邊大量的工作人員以及部下，通過對他們的走訪，留下了許多珍貴資料，是不可多得的口述歷史材料。

　　九一三事件過去43年了，但是當中的謎團仍然沒有澄清，劉家駒老師這篇文章也許可以部分還原林彪其人以及“九一三”事件原貌。當然，在相關檔案尚未完全公開的情況下，文中所述史料和史觀也只是劉老師的個人研究，共識網也在此歡迎史學界的朋友就此話題展開嚴肅討論，廓清相關史實。正文內容已經劉家駒老師審訂。

　　【訪談正文】

　　當前談論林彪是一件難事

　　主持人：劉老師，我想知道您對林彪的評價，您說他是軍事上的天才，政治上的蠢材，您對這句話是怎么理解的?

　　劉家駒：我先說幾句開場白，共識網邀請我來談“九·一三”事件，我很感動，你們有膽有識，敢于在今天來講林彪的問題，這在我們國家當前來說是件難事，但你們做的非常好，沒有顧慮。

　　我患有心臟病，搭了四個支架，今年三次心梗，一次腦梗。你們要我談“九一三”，我很興奮，應該來面對，再不談，我采集的一些資料和半條命就沒有了。

　　主持人：謝謝劉老師。

　　劉家駒：今天這個時間正是43年前“九·一三事件”的始發時間。當年的此時此刻, 毛澤東剛回到豐臺就召集李德生、吳德、紀登奎、吳忠匯報，還部署李德生在南口放一個師，說明毛澤東有所警覺。毛澤東回到北京，打亂了林立果小艦隊的部署。他們在北京開了幾天會，慌忙散夥了，準備跑。今天你們選這個日子，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反思，應該是件好事情。

　　平型關之戰吹牛太大

　　劉家駒：言歸正傳，最好縱深地講林彪。林彪參加革命很早，17歲就入團， 19歲入黨進黃埔軍校。南昌起義的時候是連長，上井岡山到1932年，已經是軍團長了。林彪是從戰爭中成長起來的，戰爭培育了他非常難得的軍事才干。兩萬五千里他是開路先鋒。過湘江，我軍傷亡過半，周恩來要負全責，他指揮紅軍撒離中央蘇區是把壇壇罐罐都帶上的“大搬家”。林彪在湘江西岸打開了個大口子, 由于后續部隊行動遲緩, 林彪守不住撤走了。結果紅軍八萬多人死拼硬打的過了湘江, 剩下不到四萬。

　　四渡赤水，毛澤東亂指揮，林彪打了兩個敗仗，比如土城、青杠坡的兩次戰斗,一軍團損失五千多人。但林彪在保衛遵義之戰中, 打敗了吳奇偉。

　　抗日戰爭，他指揮的平型關戰役，這場戰斗的勝利在當時國內影響很大, 報刊吹牛也大，說殲滅敵人三千多啊, 兩千多啊，最后說有一千四，這些數據都不準確。林彪身邊的作戰參謀蘇靜告訴我，他清點了戰場，真正殲滅敵人只有八百多人，跑了六百多。日軍是一個輜重大隊，總共只有一千四百多人，我們怎么說殲滅兩千多人呢?但是，這個功勞在當年還是了不得, 打出了我們的國威、軍威。挺高了我軍的抗日士氣。

　　平型關之戰, 我軍裝備太差, 打起來火力輕, 一支槍才十幾發子彈, 拼刺刀三個人對一個日本人, 敵人退到一座高山上守住老爺廟頑抗, 我們拼命攻山, 傷亡2800多人, 林彪看到傷亡的大多是紅軍戰士, 還大哭了一場。

　　林彪的負傷是1938年3月2號，中央命令他到呂梁山建立根據地，路過隰縣, 行軍的時候他跟著前哨部隊走，一共15個人，15匹馬，林彪穿了一件日本軍官的呢子大衣，閻錫山部隊的哨兵班長以為是日本人來了, 就專打穿日軍大衣的。

　　參謀給他包扎，并報告中央。送負傷的林彪過黃河的時候昏迷了，林彪命大，到了延安，半條命救回來了，又送到蘇聯治療。回國以后，當了三年的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校長，又重新率領部隊打解放戰爭。

　　林彪最突出的戰功是東北的解放戰爭。抗日戰爭結束后， 中共中央有個很正確的決定，就是“向南防御，向北發展”。向北發展到哪里呢?東北。東北是個工業基地，又靠著蘇聯，是個非常好的奪取全國勝利的起點。林彪受命去了東北, 一到山海關, 看到集結的都是些雜牌部隊, 冀東過去的部隊很少, 黃克誠帶他的三師三萬多人算是主力, 整個部隊集中在一起才9萬5千人,“老兵老槍、新兵新槍“，內部也不團結。又是冬天，部隊處在“七無”的困境:——無地方的黨組織、無群眾、無政權、無糧食、無經費、無藥、無衣服鞋襪，有些主力部隊還缺槍少彈，雪地行軍, 凍死、餓死了很多人。還被國民黨追過了松花江。林彪在艱難困苦中, 堅決執行了中央“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指示, 把從延安來的兩千干部撒向基層開辟根據地。他邊戰斗邊提高部隊的戰斗力, 改善了部隊的裝備，凡是俘虜的日本軍人的技術力量, 他都充分的使用。如醫務人員、槍炮修理、飛機駕駛、汽車駕駛、火炮操作, 鐵路管理等, 迅速提高了部隊的素質, 部隊很快得到發展。

　　遼沈戰役一結束，林彪的部隊壯大到130萬人。當時我們四個野戰軍的軍力都無法和林彪的四野相比。一野只有7萬5，二野從大別山出來是12萬5，華野好一些，38萬人。林彪的130萬人又有優良裝備，加速了解放戰爭的進程。

　　林彪的軍事理論，在世界軍事將領中少有

　　劉家駒：林彪的軍事理論在世界軍事將領中是很少有的。很多著名的元帥和將軍, 都把自己的軍事思想放在戰略運用上。林彪卻把他從戰爭獲取的經驗重點放在單兵、小組、班排連的基層戰術的運用。他的“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非常實用。我是軍事干部出身，我覺得用他的方法為戰爭需要做準備訓練部隊是非常實用的。國外的一些軍事院校都采用了他的戰術做教材，林彪堪稱世界級的將領。

　　建國以后的林彪一直在養病。醫生告訴他要像候鳥一樣南北轉游。國家大事他也關心，高饒事件沒有介入;反教條他避開了;廬山會議避不開，跟大家一起把彭德懷罵了一頓。后來他主持了軍委，提倡“四個第一“、”四好“、”五好“，部隊開展學毛澤東著作，一切以毛澤東思想為建軍的根本就是他抓的。在歷史條件下，他對鞏固軍隊，這還是有一定作用的。

　　林彪對出山早有先見之明

　　主持人：文革中的林彪是什么樣的呢?

　　劉家駒： 林彪是怎么介入文革的呢?1966年的7月，周恩來兩次到大連，一次是陪外國代表團，一次是專門傳達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主要是那封信。周恩來告訴林彪原信燒了，現在是根據原來信的意思重新寫的，又經過毛主席的審定，周把信傳給了林彪。信中間有對林彪的批評，主要是對他“五·一八”講話中談政變的問題。林彪聽了周恩來的傳達，心情沉重。周圍的工作人員觀察他那些天的精神狀態很不好。開十一中全會拒絕去。直到毛澤東秘書打來電話，周恩來打來電話，他才不得不在8月6號回到北京。回到北京那天是周恩來去接機的，周單獨的跟他談話，說了什么，誰都不知道內容，最后周恩來跟他說“最好先見見主席。”

　　林彪到毛澤東的住處一見毛就跪下了，就是軍人的那種一只腿的下跪。毛生氣的問他：你是不是想學明世宗?這句話以及林彪的下跪是不是真實的，我考查了很久。后來黨校的一位研究員，他從檔案館看到了李文普的交代中間有這個說法，研究員就向我提出問題：毛說林想當林世宗? 怎么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我說，那不是林世宗，是明世宗，嘉靖嘛。我這才相信林下跪是真的, 是林彪的警衛參謀李文普在現場看到的。當時他跟葉群作了匯報，葉群不讓外傳。

　　林彪是拗不過毛澤東的，最終勉強接受了出山。

　　林彪是個自恃很高的人，他給毛的下跪歷史會記住的，從此刻起, 林的后半生命運就徹底地交給毛澤東了。

　　“八·一八“講話不是林彪的真實意思

　　劉家駒：八屆十一中全會選林彪當了唯一的副主席，這里有個小故事。毛澤東雖沒有提名，陳伯達心領神會的玩了個小花招, 他也要表明不是自己的提名, 他把周恩來、康生，陶鑄找在一起, 陶當時還不是常委。陳伯達說，少奇同志已經不行了，下一個接班人選誰? 我們在自己的手心上寫個姓，互相對一下。結果這四個人都寫了林。這個傳言來自邱會作, 我是相信的。

　　林彪選為二號人物后，他在全會上的一番講話是很耐人尋味的：“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現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只好順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他的話是出于本心的。

　　8月18日林就上天安門發表講話,“八·一八” 是個什么樣的講話呢?是一篇文革的宣言書。號召紅衛“非常革命化、非常戰斗化、非常無產階級化。”要他們去“破除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舊習慣。”

　　長期養病的林彪是說不出這些話來的。我問林彪身邊的秘書張云生:“林彪剛出山, 對毛發動的文革知之不多，講這段話的內容是你們哪個秘書起草的?”張回答:“我那時剛到毛家灣, 我也不明白, 還是老秘書陽地告訴我, 說, 中央文革有規定，今后凡首長的講稿都由中央文革審定，首長的命令、指示都要送中央文革梳理。首長要接見外賓，對群眾團體的說話要點，都要報經毛主席批準。”張又問陽地，那么“八·一八”講話是中央文革起草的嗎?陽地回答:“是伯達同志親自捉筆，寫成后報給主席審定的，主席秘書告訴我，主席還做過不少的改動。”

　　“八·一八”講話以后，9月13號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毛讓林彪在會上講話，公開點了劉鄧的名，責成他倆對派工作組一事作出檢討。中央召開的工作會, 來的都是各省市的頭頭腦腦，百把人，批判劉鄧對他們來說難以啟口。毛火了，把全國的造反派頭頭找來幾百人，京西賓館給擠的滿滿的，整整把劉鄧批了十天。林彪在現場，他沒有感受嗎?他沒有想到自己的未來嗎?

　　葉群是毛家灣最有權勢的女人

　　劉家駒： 10月1號，中央領導都上了天安門。林彪的女兒林豆豆、毛澤東的女兒李訥，陶鑄的女兒陶斯亮都跟著, 林彪在前面宣讀中央文革起草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講稿, 幾個孩子在后面議論。李訥是毛澤東了解在京院校的聯絡員, 陶斯亮是上海軍醫學校造反派的頭頭, 她倆都指責軍隊保守, 按兵不動, 在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還說有不少部隊支持保守組織, 破壞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李納放言, 如長此下去, 主席要解散軍隊。

　　豆豆回來后就向葉群報告，葉群緊張了，趕緊把林彪叫來，讓豆豆把天安門聽來的話傳給了林。林彪一聽，也焦慮地說, 如果我們再不采取辦法，就要犯錯誤了。他馬上讓秘書把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劉志堅、劉華清、蕭華都找來了，商討辦法。軍隊能動嗎?軍隊亂了怎么辦?葉劍英提出了個折衷建議，這樣吧，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軍以下的部隊不動，讓軍隊院校搞些串聯。林彪贊同, 很快起草了一個緊急指示。由葉劍英于10月5日，在工人體育場當著北京的師生、各地的造反派宣讀。

　　林彪當時對待文革的態度確實是被動的。我有采訪林辦秘書的記錄：從這一年的十月以后，掀起文革的熱浪席卷全國，軍隊上下卻是一片罵聲。多年養病的林彪，胸中還沒有社會這一扇窗口，他只是在觀察，在判斷，看主席發動這場政治運動的走向。這段時間，主持軍委工作的元帥經常向他來匯報，他只是聽、問，但不表態。葉群還規定我不得跟林彪說社會和部隊的亂象。傳來了小道消息，也只能告訴她，不能告訴林彪。

　　這時的葉群, 是毛家灣最有權力的人，也是最忙的人。她要參加御前會議，奔波釣魚臺，協調中央文革小組議政。軍委開會，她要代表林彪表態。各軍兵種的大事、小事，都要由她躬親，汪東興找他、總理找他，各大區領導工作請示也找她。造反派來京告狀, 她要上人大會上接見。她房間有三部電話，甚至端著飯盒子，邊吃邊和人家通話。

　　這就是林彪在1966年10月前后所處的真實狀態。

　　林彪根本不想部隊亂

　　劉家駒：這時候的毛澤東不單鼓動地方造反, 還號召軍隊機關“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一時間，各軍兵種、三大總部機關和一百多所軍事院校“群情奮起“，老革命紛紛被打倒，主官被批斗，有的甚至四處避難，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就逃到大別山。全軍除林彪外，老帥老將幾乎無一不被整肅，連被視為林彪四大金剛的“黃吳李邱”也被整的死去活來。

　　廣大部隊的干部戰士都憤怒了，他們暗中支持保守派，認為保守派出身好、黨員多，于是斗爭升級了。開始的武斗，都是拳頭、棍棒相向，后來各軍分區人武部都給造反派放開手，讓他們到軍事倉庫搶槍，全國動用熱兵器造成的流血事件天天報向林辦，林彪都向主席報告，比如說，有一份說西北情況甚堪憂慮，林彪斟酌“憂慮”這兩字有些不妥，把“憂慮”改成了“注意”。林彪那時候真是謹小慎微。

　　那個時候部隊常有鎮壓造反派的事件發生，而且互有傷亡。毛澤東在林彪呈送給他的一份簡報上批示：

　　這是個大好事，左派準備犧牲幾千人，換取右派幾十萬。

　　林彪看了無所適從, 他不想讓部隊亂, 只能陽奉陰違。因經常給毛看這類流血的報告，毛逐漸的對林彪有了看法，后來毛見了安徽省軍區的一份軍隊阻止造反派沖擊省軍區的報告，發火了，說軍隊不介入是假的，讓林彪收回“緊急指示”，重新發布新的八條命令。

　　八條命令下達后, 280萬軍隊全投入“三支兩軍”(支農、支工,支左、軍管、軍訓), 明確必須支持造反派，不得鎮壓。

　　從1967春開始, 機關, 學校, 公社, 工廠, 企業, 交通……軍人無處不在, 國家進入了軍人專政時期。

　　吹捧文革是林彪當年之“得”，今天之“失”

　　劉家駒：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緊跟”毛澤東, 始終是在撥慢步。他巴望文革早結束。

　　1968年10月，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二中全會。這次會是為1969年召開九大做準備的。目的是要確定黨的政治路線，肯定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正確的, 非常必要的”。當時到會的中央委員只有40人，八大選舉的是多少? 97人，現在出席的人只占原來的百分之三十幾。那些人到哪里去了?10人過世了，其他的被打倒了。就這么個狀況，毛澤東還要組織批判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這些人是“二月逆流”的主將，毛要跟他們算賬，要清理他們的思想。還要背靠背的批判老右傾的朱德、陳云、鄧子恢。剩下的人都是憂心忡忡，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時候大難臨頭, 林彪何嘗沒有想法?

　　林彪在這次會議上講話很特別, 他既不跟毛反“右傾”, 也不批“二月逆流”，他講的是世界文藝的三大復興，奴隸時代、資本主義時代、馬克思主義時代。這篇發言引起江青的憤怒。江青覺得，講文藝只有她才有主導發言權，怎么是林彪來講?

　　我認為當時林彪講這篇話有他的出發點，他對“二月逆流”是同情的，不能再去落井下石。朱德這些“老右”，也不能批。但毛又要他表態，怎么辦呢?他就抓住這個題目，大談世界的文藝復興。借機把毛的文化大革命說成是第三浪潮的頂峰，讓毛滿意，又向江青挑了戰，老將老帥也不會責怪他。

　　在歷史條件下，林彪的這一做法是聰明的，但今天來看，我說他很愚蠢。今天人們重新審視的文化大革命是個什么樣的狀態啊?那是意識形態的極端，是暴民政治，是反人類的。林彪把它舉到天上，這就是林彪當年的得，今天的失。

　　這些代不代表林彪的真心呢?不代表。為什么這么說?十二中全會完了，林彪住在人民大會堂，有一天散步，他突然跟陪同的張云生說，我做了幅對聯，你聽聽。這副對聯的上聯是: “同心同德, 同舟共濟, 同登彼岸”。下聯:“ 同床異夢, 同室操戈, 同歸于盡”。這就是林彪最真實的思想，他看到了文革的后患, 但只能隱藏在心里，對他的孩子和夫人都沒透露，哪怕對最信任的人也只透露了這一點點。這就是林彪襟懷的多面性。

　　林彪不是一個鉆營的人

　　劉家駒：召開九大要修改黨章，1969年的2初，把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的草案。其他政治局的成員都在“草案”上劃了圈, “草案”送到毛家灣, 等林彪劃了圈就送給毛澤東劃圈了。林彪看了“草案”, 用紅鉛筆劃了個大圈, 勾掉了要他當接班人和贊語的一段話, 林是有意用這種不恭敬的方式給毛明跡坦心的。葉群緊張了, 要管文件的李根清用消字靈消去林劃的紅圈。林知道了，找來李根林拍著桌子罵他, 李根清難受了好些天。

　　我這里還有個記載，當時宣傳毛主席是萬壽無疆，林彪是永遠健康。林彪讓工作人員印了三千張傳單在一些會議上散發, 不能說他是永遠健康，更不能讓他跟毛主席平起平坐。

　　1969年4月1日, 九大召開, 毛澤東組織陳伯達、張春橋, 姚文元三人共同起草九大的政治報告, 張姚謙讓, 陳只好自己動手。陳征求林彪的意見，林彪說最好把毛當年八大的講話《論十大關系》的基本內容寫進去。寫進去的是些什么話呢?就是 “當前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觀點。林雖然心中沒有多大的社會窗口，他能看到暴風驟雨的文革中，國民經濟已經處在崩潰狀態，為了國計民生, 該抓革命、促生產了。陳伯達很快動筆寫完后報給毛，毛連文稿的封都未拆就退給了陳伯達。 張春橋、姚文元也趁機批判陳，說陳寫的政治報告是唯生產力論，充滿修正主義的貨色。這是林被選為副主席以后，毛給他的當頭一棒。這一棒，林沉悶了好多天。

　　廬山會議存在兩個誤判

　　主持人：林彪跟毛的關系在1970年出現了極大的轉彎，這是為什么?

　　劉家駒：林彪和毛的關系，最關鍵的就是1970年的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可以說廬山會議是“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線。

　　為什么說它是“九·一三”事件的導火線呢?我講講廬山會議很多人不知道的前因 。最初是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為四屆人大召開做準備。人大召開前, 要先開九屆二中全會，比如修改憲法、經濟問題、戰備問題，這些都要在黨的會議上先議定。這里面有兩個誤判，上海幫誤判，毛家灣誤判。為什么我這么認為呢?上海幫在1970年春天，具體時間我搞不清了，在上海召開了經濟工作座談會，有上海的知名人士參加，其中最著名的是陳望道。他們的討論中，把張春橋捧得特別高，認為張春橋抓上海工作貫徹毛主的革命路線堅定不移, 組織能力、政治能力非常強，又年青, 意思就是張春橋進入中央接班總理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們寫了約千把字的簡報，很快送到中央辦公廳。汪東興嗅覺很靈敏，感到上海幫在搶班奪權了。汪東興是靠林彪這邊的，簡報沒敢直接給葉群而是給了陳伯達，讓陳伯達當二傳手。陳伯達一看，馬上寫了條子，請葉主任看。葉群一看，喲，上海幫要張春橋頂周恩來的班了。因為毛當時對“小張”很感興趣, 這就引起葉群的猜測，要是把總理趕走，讓張春橋上來，那將來軍隊怎么辦?葉群跟陳伯達商量，召開了半個政治局會議，李先念、陳錫聯、汪東興、黃吳李邱等等大概十個人參加，討論上海的這個簡報。大家認為上海幫意圖不軌，要制止。怎么辦呢?陳伯達提出要清君側, 必須抓住張春橋的反天才觀批判。葉群一聽，好，我們馬上做準備。然后就由葉群主導，組成一個強大的寫作班子, 給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準備發難的講話稿。空軍黨委、空軍政治部，林彪身邊的幾個知名人士,如邢賁思、楊尚奎，還有總政宣傳部長姜思毅都參加了。一共有30多人。林的講話列出若干小題分到個人執筆, 葉取名叫“拉條子”。林立果也自告奮勇的寫了一段“富國強軍”。半年的時間都在為廬山會議做準備。

　　廬山會議召開，林立果最積極，他要上山，找到汪東興，汪東興說好，你坐我的飛機，林立果說還要帶周宇馳。汪東興說，行啊。林立果和周宇馳上了廬山。那時他們覺得這次上山就是“倒張”,沒有動江青，目的是“清君側”,勢在必得。現在有學者不認同是“清君側”，我認為,林彪沒有奪取大位的企圖, 只是想把張春橋扳倒，削弱四人幫的力量，讓毛澤東多聽聽軍隊的話，趕快結束文化大革命。

　　到會有中央委員200人，候補委員55人。這里要說明，軍隊的比例很大，能達到62.2%。

　　林彪報告之前，先是毛澤東召開了一個小會，康生、張春橋、林彪都參加了。毛先問張春橋講不講，張說不講，林彪說我準備講。康生說我可以補充。后來張春橋走開了，康生也走開了，林彪就把自己的手稿給了主席看。意思就是告訴主席我準備要講幾個問題。毛不看，跟他說，你可以講，不要點名。沒有說更多。林彪就甩開了手稿講，講了約一個半小時, 現在看林的講話全文，雖有些前言不搭后語, 確實遵照了毛不點名的要求, 講的非常謹慎。

　　林彪在“不點名”的講話中只說了幾句:“-----毛主席寫了幾十年的東西, 水平高, 有創造性, 說他沒有發展是形而上學的, 反馬列主義的。因那個中央不同……”后來康生又講了20多分鐘，支持肯定林講毛澤東的天才觀。到會的人, 幾乎沒有幾個人能聽懂林彪說的“因那個中央的不同”指的是誰? 是什么意思? 因此在討論的時候，也沒有人對張春橋進行批判，葉群著急了，趕緊把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還有空軍的一些人找來點火，讓他們宣揚“那個中央的不同”的含意，說，你們不要直接點張春橋，點陸定一式的人物就行了。周恩來還讓吳法憲帶著錄音機播放林彪的講話。那個時候參加廬山會議的軍人多，他們對張春橋反感透了，批判開始后廬山像一下著了火，掀起了要把張春橋拉出來批倒、批臭的陣勢。

　　林彪知道下一個是自己了

　　劉家駒：這時候江青帶著張春橋和姚文元告御狀了，說批張就是批文革, 有人在搞非組織活動。陳伯達在會上搞了個八條馬恩列斯語錄就是罪證。毛看到整個軍隊的代表都倒向林，而且對張春橋的批判就是對著他來的，毛不干了。25號下午，毛召開大組長會, 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有陳伯達和汪東興講話的六號簡報。毛這么一搞，老兵都偃旗息鼓了。 31號，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我的一點意見》其實是兩個稿子，這是后來我從江青1972年有個講話中發現的。第一個稿子點了林彪的名, 第二個稿子把林彪名字拿掉了，改成了“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認為”，中間有一段話保留了。毛罵陳伯達兩次上廬山，第一次你跑到哪兒去了?意思就是陳伯達在第一次廬山會議的時候跑到彭德懷那兒去了，當時彭德懷上了萬言書，第一個交給的人就是陳伯達，陳伯達再交給毛。當晚，陳伯達就跑到彭德懷那兒去了，說寫得好，我支持，我贊成。這些話都傳到毛的耳朵里去了。毛對陳伯達結下了梁子。《我的一點意見》說陳伯達到處煽風點火，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這不是陳伯達干的嘛，明明是林彪講話造成的嘛，林彪看了《我的一點意見》, 毛打陳伯達就是打他。后來，周恩來、康生，來回做工作，讓林彪去見一見毛，林彪不見。9月6號下山，林彪連向主席告別都沒有就走了。林彪氣啊，他認為，是你主席同意讓我講的，我沒有點名嘛，為什么還打我一耙?林一下山就“窩”到了北戴河。

　　參加廬山會議的人, 大都給毛說成上了賊船的。毛要“宜將剩勇追窮寇”,陳伯達給軟禁了。還給吳法憲、葉群開了三次批斗會。林彪知道, 下一個就是他了。

　　1971年的5·1晚上，按照慣例，國家主要領導人要上天安門觀看焰火。周恩來打林彪電話要林參加。林彪去了，給毛敬了個禮。關于這個場景，我也有記錄，是采訪葉群身邊的內勤小畢錄下的：城樓面向廣場的平臺上布滿了圓桌，不少人已入座，主席坐中間一桌，他正興致勃勃的和西哈努克夫婦攀談，林走到他面前敬了禮，毛抬起頭，面無表情的點了點頭。葉群上去緊緊抓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說了句什么，主席用手指點了點葉群, 葉群笑了, 很激動。林站在一邊沒說話，走開了，到了離主席好幾個位置坐下來，他側著身紋絲不動望著廣場。大概不到個把小時，林突然起身離座，向我和李文普站立的地方走過來，我以為他要如廁。他到了我跟前，一揮手說，走, 回去。我愣住了，焰火滿天飛舞，主席還沒有離位，不辭而別好嗎?小畢還用理性的口氣惋惜說, 他倆又拉開了距離, 四個月后的9·13分道揚鑣了。毛是自己孤立了自己, 林是賭氣走向了他人生的終點。領導人的矛盾激化就是流血。

　　林給毛寫的“四不一要”是他最心里的東西

　　劉家駒：到了5月20號，林彪給主席寫信了。我問他的政治秘書于運深, 于告訴我，“這封信的內容讓人吃驚。林給毛寫信提出‘四不一要`，林口述，我記錄。主要內容有，暫定在十年內, 對現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和大軍區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這是‘四不’。遇有特殊情況，要執行主席面授的機密指示。這是‘一要’。并且要求將這‘四不一要’傳達給每個士兵, 十年不懈。我記錄后，由葉群整理，我看了整理稿，沒有增添內容，只是細化了文字，林和總理通了話，由保密員李根清抄成了三份，一份留底，一份給了葉群，一份送了總理。”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毛的權力無人可比，任何人他都可以打倒。我記得十多年前，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采訪我，讓我講講對毛的評價。我說了一句話，在中國歷代611個帝王中間，毛澤東是最獨裁的。林寫這封信雖是在忠告毛澤東對黨政軍的一把手不要輕易抓、殺、關, 實際上是對毛獨裁的大揭露。

　　林彪為什么在這個時候表態?他的意思是，即使我見不到主席你，也要用我最忠誠的話勸戒你。這是林彪從心底發出的最后呼聲。

　　林彪根本不知道林立果的計劃

　　主持人：關于九·一三事件爭議很多，真實情況是怎么回事呢?

　　劉家駒：要知道九·一三，就要把時間放到“九·一二”。九·一二那天林彪在干什么? 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 也無法知道林的內心世界。可以知到的是，上下午他在審查干部名單，還提到尼克松訪華的問題，傍晚參加了女兒林豆豆的婚禮。從現場的人分析的情況來看，“九·一二”那天，林彪沒有任何要跑的跡象。算他經歷了千軍萬馬的斗爭，也不至于心情平靜到這樣一個程度吧?我認為林彪對兒子林立果的策劃是不知情的。

　　至于林彪對“九·一三”承擔多少責任，我不贊同中央的說法。中央認為，他跟著跑就是犯罪，跑了就是事實。現在的法律還有無罪推定，而那個時候是政治決定一切。

　　小艦隊真正的成員只有三個半

　　劉家駒：我先告訴你一個數字，1981年審判“兩案”，有很多東西沒有公布。涉案的人員是多少呢?120674人，其中省軍級862人，地師級3699人，縣團級11668人。這個數字高得驚人。后來我從大量的資料，包括對李德生的采訪中了解到，真正涉案的人沒有這樣高的數字，毛澤東講涉案人員百把人吧，李德生說幾十個人，李震說十幾個人，李震是當時的公安部部長，但是我要認定，小艦隊的真正成員只有三個半。哪三個半?林立果、于新野、周宇馳，王飛算半個。下面我就告訴你，這幾個人的狀態。

　　現在很多人沒聽過王飛的名字，王飛是空軍黨辦的主任，后來當了空軍副參謀長。葉群曾經把林立果交給王飛，讓王飛管。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時候，把王飛的位置放的很高，四大金剛“黃吳李邱”之后就是王飛。后來把他拉下來了，換成了江騰蛟。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王飛的地位。

　　王飛是個“三八”式老兵，抗日戰爭的后期已是渤海軍分區獨立團的政委了。進城后, 他被選到空軍司令部當了辦公室主任。他為人處世練達沉穩, 葉群到太倉搞“四清”,特地帶上他當助手。林立果進空軍后, 所有活動都是王飛在安排, 王還管小艦隊那幫人。 1970年廬山會議以后，有個空軍的女文工團員從毛那里得到信息傳給了他, 說毛對“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的廬山會議還在耿耿于懷, 說了句:雨過未天晴。王飛聞到形勢不對，就急著后退, 從此,他對小艦隊的活動多是應付，所以我說他只能算是半個。

　　小艦隊成立之初, 目標是反吳法憲的。林立果認定吳法憲在三個雞蛋上跳舞, 就是說他對周恩來、江青、葉群一樣的熱情。對周好, 不會引起責難, 對江青過分親密卻是大忌。這是小艦隊反吳的基因。林立果還準備把王飛舉到司令的位置, 讓吳法憲靠邊休息。小艦隊反毛是廬山會議之后的事。

　　林立果是1967年到空軍的，這年他還不滿22歲。在基層摸爬滾打一個月就調到空軍機關當秘書。他很聰明，不愿意在機關，經常主動下部隊搞調研, 他從情報部門弄來不少機密材料, 寫出"保密與與泄密”的研究文章, 還搞出很多小發明。比如汽車怎么在沙漠上行動, 飛機機械故障報警器等。 林立果還搞了幾個大工程，比如說，無人飛機。我們國家是沒有無人機的，他和周宇馳弄到架打下的u2無人飛機殘體, 拿到沈陽飛機廠讓工程技術人員仿制，搞出的無人飛機可以在天上飛個把小時, 高度能到1200米。他們還把林彪葉群邀到南苑機場觀無人機的飛行演示，林彪看到后很高興。1970年, 雷達部長研制出541型遠程雷達，林立果策劃到內蒙選了座黃羊山組織施工, 劈山半拉, 把雷達安放在山腰上對向莫斯科。

　　九屆二中全會召開, 林立果興致勃勃上了廬山, 看到的結果卻是一場敗象, 回到北京憤然罵他娘, 說葉老胖瞎指揮給翻了船; 指責黃吳李邱搞不到點子上; 周恩來看風使舵…1971年3月, 他帶領周宇馳、于新野到上海寫成《571工程記要》準備搞政變。

　　周宇馳是1945年入伍的, 他是一航校宣傳科長任上調來空軍司令部給劉亞樓司令當秘書的。這人個性堅強, 人品正直, 敢當面頂撞劉亞樓。1960年代初, 空軍訓練每年要摔飛機幾十架, 劉亞樓經常把空軍摔飛機的事瞞下來，但周宇馳就敢把各種事故報給軍委，周宇馳指責劉司令：用黃金等身培養出來的飛行員，摔飛機死了，不報就是犯罪!劉亞樓可是一霸啊，一氣之下把他打發到某工程團當政委去了。劉亞樓去世后，愛才的王飛才把他調了回來。

　　自林立果到空軍后, 扶持林立果成了周宇馳的專職。他倆形影不離, 情同手足, 還結成“一幫一”“一對紅”。林立果在他的呵護下得到快速的成長。為了宣傳林立果, 周費心盡力修改林立果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還給林立果組織了學毛著的《講用報告》,讓林立果大講空軍的建設。

　　1970年的8·1，在學習毛主席積極分子、四好五好代表會議上，林立果講了八個小時，因此這個報告也被叫做八小時報告。報告引起轟動, 贊揚林立果是小天才、超天才, 給他的講話印了48個版本，共計714265冊，空軍人手一冊。

　　再一個是于新野。1947年的兵, 葉群在太倉蹲點時, 凡是給毛澤東的報告都是他寫的, 葉特別看重于的文筆簡練犀利。于新野原是轟炸36師的宣傳干事, 他父親早年是我們黨蘇北地區漣水縣的縣委書記，解放以后當了上海電臺第二臺的臺長，建國初因統購統銷犯了錯誤，弄到寧夏電視臺當副臺長。于新野對黨沒有任何的怨言。為什么突然間他對毛澤東的態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呢?

　　他有一個情人是空軍文工團的演員，非常漂亮，女演員愛上他，但他是個有婦之夫啊。由于毛經常接見這些文工團的演員，這個女孩子回來跟他哭訴，于新野一下子感情變化了。本來他正在為空軍黨委擴大會給吳法憲寫講話稿，突然躺下不干了。副參謀長王飛去催交稿，于對王飛說自己眼睛瞎了, 不想干了。王飛說，什么瞎了?你不是好好的嗎?于新野說，我看不清了，看不清偉大領袖了。參謀長了解于“罷工”的原由后, 把情況報告給吳法憲，吳法憲光火了, 說于是在造謠, 侮辱偉大領袖，要把于抓來槍斃。王飛打圓場說, 不能讓他亂嚷嚷擴大影響了, 多做思想工作。

　　吳法憲比誰都明白, 空軍文工團經常派人“出差”去中南海伴舞, 他當然不會處理于新野的, 王飛也沒揪于新野有婦之夫的過錯, 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于新野心底卻埋下了一顆愛恨情仇的種子。

　　從此以后，于新野從無限的尊崇變成無限的憎恨。我認為“九·一三事件”,于新野起了推手作用。

　　林彪自認為是民族主義者，沒有想過去蘇聯

　　劉家駒：下面談談“九·一三”事件。九·一三的直接起因就是9月5號晚上由廣州空軍參謀長顧同舟，把毛南巡的兩次講話傳給了于新野，于新野和周宇馳送到北戴河給林彪、葉群。

　　6號晚上, 住在林彪臥室外間的的衛生員小陳聽到他倆口子說話，葉群想走，動員林彪去蘇聯當寓公，林彪說, 要走你走，我起碼還是民族主義者。后來我考證這些話是否真實。我調查所有跟小陳有接觸的工作人員都說他天真、單純、不說假話。

　　9月7號，葉群把林豆豆的未婚夫張清林、林立果的未婚妻張寧一起叫到北戴河。姐弟倆有三次對話。對話很長，我采訪過豆豆，留有記錄。

　　林豆豆說：“------到了56號樓，我放下行裝，到57號樓去見林立果，(原是張學良公館)。我們兩個樓之間也只隔了一條馬路。我一進客廳，空軍司令部的秘書劉沛豐跟我打了一個招呼就走開了。林立果坐在沙發上，他身邊是周宇馳。我在空軍經常見到周，但很少說話。我打量他的表情很木然，好像心事重重。

　　“豆豆，我有事找你談。”老虎(林立果小名)語氣沉重。他一生中從來沒有叫我一聲姐姐，當部長以后，父母在他眼里也變了樣，覺得葉群是個能人，林彪是個半殘廢，但是他對我卻很尊重。“你知不知道叫你到北戴河怎么回事?”

　　“不是主任(葉群)說爸爸要見小張嗎?”

　　老虎說:“打電話是我的主意，讓主任把你騙來的。”老虎說話很直率。老虎接著說:“毛現在在南方背著總理、中央到處打招呼，他要搞掉黃吳李邱，毛還批了夫人專政，下一步就輪到爸爸頭上了，我這里有毛的講話記錄，一會兒您看看。”老虎把一摞稿子遞給豆豆。

　　豆豆翻了幾下，說:“我不看。”

　　老虎說:“那我就先跟你講講。黃吳李邱聽到毛的講話，嚇壞了，這幫人難有作為。爸爸也知道了消息，也不想活了，主任嚇得哭，她想跑到蘇聯去，讓我調飛機，我現在瞞著吳法憲把飛機調來了。我想知道您的態度，您能不能跟我一塊走?”

　　我聽了驚愕不已:“到底出了什么事，又不了解情況，我怎么能回答你?”

　　老虎說:“回頭您好好看看毛的南方講話，毛把我們逼上梁山了。要么出走，要么坐以待斃。現在我問您，如果我們走，您走不走?”

　　我被老虎突如其來的危言震住了，感覺眼前的弟弟不是弟弟，是一只攔路虎。我又望了望他身邊的周宇馳，板著臉，腰里別著槍。

　　至九屆二中全會后，林的地位處在風雨飄搖中，老虎眼前要破釜沉舟，是出于他的怨恨或只是在口頭上說說?一種驚恐的疑慮陡然在我心里攪動。

　　林立果說:“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瑞卿都是在毛的步步緊逼下整垮的，爸爸的身體很弱，關起來沒人照顧，不用幾個月就完蛋了。我考慮把爸爸救出去, 空軍還有一定力量。這次不就把飛機弄出來了嗎?”

　　老虎的話讓我萬分震驚，我相信他的膽量，不相信他的能量，我感覺他在逼我表態。我要不說，很可能后果難測，我知道老虎已非昔日，現在是只真老虎。我只好說：“走。”

　　我認為毛要動手不會這么緊迫，歷來他要剪除一個黨的領導者，總是要事先發動一群人。我又感到林立果在顯示自己，認為林、葉在生死關頭無能為力，只能聽他指揮。

　　我告訴老虎:“我剛下飛機就遇到這么大的事，腦子都轉不過來。”

　　林立果說:“過去我們兩個是同盟軍，現在關鍵時候了，你要出來說話，要聯合，怎么行動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連小張(張清林，林豆豆丈夫)也不要講。飛機是留下或是今晚走，你看怎么辦?”

　　豆豆說:“我不同意今晚走。你先把飛機放回去，到底怎么回事，我還要了解情況。”

　　這時候李文普來電話，讓他們上去見林彪。老虎說:“好吧，那我們下午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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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駐地，已經是下午了，老虎又迫不及待把我帶到57號樓，我一進客廳，周宇馳已經先到了。老虎坐下來先講了一通國內外的形勢，又講了幾個野戰軍是他的團結力量、依靠對象。說汪東興是他的內線，還把毛澤東南方講話進行了分析，老虎特意強調毛的那句話:“我在原則問題上是不會讓步的。”老虎接著說:“毛這次南巡回京以后, 要對爸爸下手了。現在我們是魚死網破的時候了。”

　　老虎有一腔怒火，但應對辦法不多。我堅持要他先把飛機放回去，等我了解了情況再說。老虎同意明天再談。

　　第二天傍晚，林立果來到我住的56號樓，一進門就說:“飛機放走了，我們不走了。”

　　我感到寬慰。還是很想知道爸爸看了南巡講話有什么想法。我急切的問:“爸爸對南巡講話有什么表示。”

　　老虎不說，又告訴我:“我又想到一個辦法，搞政變。”“政變，政變怎么搞法?”我問。

　　老虎說：“我們有“五七一工程”，以主席的名義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毛家灣開，把江青、張春橋找來，來一個抓一個，采取逼宮，讓毛主席表態。”

　　我再問：“汪東興什么態度?”

　　老虎答：“汪東興是我們的人，做內線，主席不從，就只好采取暗殺辦法了。”

　　我又問：“誰敢下手?”

　　老虎說：“江騰蛟。這個辦法還是他提出來的。”

　　我問：“江為什么這樣做?”

　　老虎答：“江得了癌癥，活不了多久了，他恨主席。文革中他要支持反許(世友)的那一派，后來主席做了好人，又把江當了替罪羊。江反對毛的腐化，最記恨毛在全國選妃，糟蹋了我黨。”

　　我再問：“他怎么接近主席?”

　　老虎說：“他用自己的身份可以進到主席的警衛圈，待主席經過上海、杭州就可以動手，那里是他的地盤。”

　　我問：“警衛部隊能放他進去嗎?”

　　老虎答：“汪是內線，要是汪不聽，我們可以把汪干掉。暗殺不成功，政變就搞不成功，我可以用林的命令把黃吳李邱騙去，我還掌握了汕頭的55軍和保定的38軍，政變不成功，我們就飛往香港或者逃往蘇聯。”

　　我問：“去香港爸爸愿意?”

　　老虎說:“你放心，我們已經預演過。”

　　所謂預演, 是去年林上井岡山故地重游時, 江西省革委會主任程世清想讓林去南昌看看。葉知道, 自程世清主政江西,一直宣傳林與毛會師井岡山。葉怕招風, 飛機上了天，葉硬讓駕駛員飛回北京。老虎從中得到啟示。

　　“爸爸到底什么態度?”我盯住老虎要探明究竟。

　　林立果只說：“主任說全靠我們了，我過去空軍掌握一些力量，關鍵環節主任不知道。我現在告訴她，她要依靠我，我也依靠她。”

　　我說:“我有第三條道路。朱老總頭兩天我還看到在北戴河，他現在是甩手掌柜。爸爸有病，他可以什么都不管。”

　　這條路當然好走，毛不會叫爸爸走。”老虎說。

　　“爸爸不是真正掌兵權的, 你的先發制人又沒有多大把握。”我軟下來規勸老虎,“你還是個孩子，人家聽你的?就算搞成功了，周宇馳年紀比你大，再來爭奪你怎么辦?我的意見不要這么急，現在北京什么情況你都搞不清。我我的看法是, 在十·一前雙方都不是動手時機，按照慣例，十一爸爸還要和毛在天安門亮相。”

　　老虎也陡然轉了彎了:“我現在就上北京了解情況，我們是同盟軍，聽您的, 十·一后再說。”

　　老虎走了, 他一人駕上佛爾加去了機場。

　　主持人：這是他們姐弟兩個人的對話?

　　劉家駒：這就林豆豆、林立果姐弟兩的對話。我為什么選擇姐弟倆的對話說事, 它的真實性是專案組肯定的。我們從中可看到 林立果焦急的為老爸的存亡尋求出路，他的想像不是空穴來風, 半年前他們在上海制定的《571工程記要》時 就議過。他還是接受了姐姐“緩動”的主張, 可他一回到北京為什么就變了?他派出于新野去上海杭州告之空四軍空五軍的領導, 毛很快就要到了, 要求他們不要輕信毛的“打招呼”, 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數。8號中午, 于在上海見了王維國, 晚上到杭州見了陳勵耘。于沒想到毛3號就到了杭州, 一到就召來陳勵耘、南萍等駐軍領導, 又大講他對廬山會議的種種不滿, 還點了林的名，汪東興第二天就給駐抗的陸海空三軍師以干部傳達毛的南巡講話。于認定, 毛正緊鼓密鑼的為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造勢, 收拾林升級了。8號的晚上，于新野就把收集的情報傳給了剛從北戴河回到毛家灣的林立果。于竭力地向林立果強調, 毛從滬杭回京的路上, 必須用“大鐵錐”的手段先下手, 機不可失。林立果本來是回京觀望的，聽了于新野的匯報, 急不可待的和周宇馳一起去到西郊機場, 召開了幾個人參加的行動會議, 部署江騰蛟為前敵總指揮。這樣紙上談兵的會, 五天開了六次，設想的暗殺手段就有五、六條。多數人都是在會上湊熱鬧, 真心實意要干的只有周宇馳于新野。林立果不光是開會說, 還有行動, 他帶王飛到釣魚臺踩點, 要王飛帶領空軍警衛營攻打釣魚臺, 不知兵不知戰的林立果, 還在現場指指點點的給王飛部署攻擊路線和火力點的設置。王飛確實可以動用警衛營, 只要他向干部戰士宣布是去抓張春橋, 都會奮勇當先的。拿下釣魚臺是可能的, 王飛更知道, 北京周邊駐有66、38、27、28、63、69、65七個野戰軍, 只需半天時間他們就會興師勤王, 即使你十個警衛營也會灰飛煙滅。王飛只能應付林立果, 規勸他不能動武。林立果又把關光烈找來，關光烈雖己是43軍軍政治部主任, 也調不了兵。林立果已決心“魚死網破”了, 誰也阻止不了他的鋌而走險。

　　飛機毀于油箱爆炸，不是被擊落的

　　劉家駒：我最后講講飛機情況，飛機0點32起飛，飛到遷安上空，轉向340度，飛行高度600米, 航速是550到600公里, 飛的是之字形, 在出境時飛機飛上升到3千，飛機出境后又進入低空, 很快又下降到2千8、2千6----- 5分鐘后目標在熒光屏上消失。為什么這么詳細?空軍雷達部長給我劃了一張256飛機的航行圖。這是他研制的541雷達獲得的記錄。很多人傳言說，到了蘇聯邊境又回來，沒這么回事。因為北京到溫都爾汗只有1100公里，2小時的時間剛好飛到溫都爾汗。

　　飛機上有沒有黑匣子? 我認為有，很多人跟我有爭論，說那時候英國的羅爾斯羅伊斯公司還沒有搞黑匣子。但是接這架飛機的人跟我談過，肯定有，錄音的、錄機械的都有。錄音很原始，是鋼絲的，只能錄半個小時。

　　我們認為飛機是迫降的，不是打下來的，有人從現場的尸體上看到, 大都脫下了手表和鞋, 這是緊急迫降必要的準備。飛機要是導彈打的, 就會在空中解體。現在地面上的飛機殘骸橫寬60米，縱深300米，肯定是著地時油箱爆炸了。

　　前些年我從一位知情那里了解到, 九具尸體都火化了，雖然蒙古人沒有火化的習慣，后來還把火化的骨灰埋在墜機現場, 壘了一個大土堆。多年來不斷有人去憑悼、掃墓, 多是林的老部下。葉群和林彪的頭顱都在莫斯科。有個英國作家找我，我說你有條件，能不能找克格勃問問黑匣子的情況, 她去了, 俄羅斯一個上校接待她, 拒絕回答黑匣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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