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黨的防止腐蝕方針確立及其初步實踐的歷史經驗

　　一

　　中國革命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首先在局部地區取得勝利，然后發展到全國性的勝利;黨在局部地區勝利，也就開始了黨在局部地區執政。因而，反對官僚主義作風，反對和懲治貪污腐敗現象，保證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權利，也就成為根據地政權建設的一項任務。毛澤東一開始就十分警惕和反對官僚主義的作風，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就指出：“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里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他列舉了官僚主義在當時的兩種表現，即命令主義和不理不睬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號召大家“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斗爭。”[1]抗日戰爭時期，在我們黨同資產階級聯合，國共兩黨再度合作的歷史條件下，使得一些黨員、干部容易沾染國民黨的作風，在政府機關中官僚主義和追求享受現象有所滋生和發展。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從事經濟和財政業務的工作人員，還必須克服存在著的有些還是很嚴重的官僚主義，例如貪污現象，擺空架子，無益的‘正規化’，文牘主義等等。”[2]毛澤東極端重視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建設，強調共產黨人要提倡民主作風，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要接受人民的監督。當時，陜北開明紳士李鼎銘先生提出“精兵簡政”的建議，一些人不以為然，懷疑它的正確性，毛澤東卻高度評價說：“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并為《解放日報》寫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隨后他提出要嚴格、徹底、普遍地實行“精兵簡政”，并指出“在這次精兵簡政中，必須達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這些都為人民政權建設、反對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現象積累了豐富經驗。

　　誠然，民主革命時期雖然在黨內和政權機構中存在著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但畢竟還不是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因為殘酷的革命戰爭環境不允許我們脫離群眾，逼迫我們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但是，取得全國性政權以后，情況就不同了。因而當革命臨近勝利的時候，如何避免歷史上農民戰爭由勝利復歸失敗的教訓，如何防止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切實保證人民政權的性質，成為黨和毛澤東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著名史論《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紀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300周年。在這部論著中，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總結了1644年李自成率起義軍進入北京以后，因為勝利而驕傲，生活腐化，以至于翌年陷于失敗的歷史教訓。此文在延安和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并列為整風文件供黨內學習。毛澤東對郭文極為重視，4月11日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特意推薦，他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3]同年11月21日，他還給郭沫若寫信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4]并希望他能繼續寫總結太平軍經驗的文章。這時，革命勝利的曙光僅是初見端倪，毛澤東就敏銳地提出這個問題。

　　因勝利而驕傲，因舒適環境而滋生享樂腐化思想，這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并不鮮見，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也仍然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歷史課題。對于這一點，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的，而黨外一些有識之士也提出過善意的勸告。1945年黨的七大閉幕之后，毛澤東在延安窯洞同黃炎培等六位民主人士作了長談，黃炎培提出希望中共諸君找出—條新路，來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當時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回答說：我們已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毛澤東根據延安時期執政的經驗，提出了一條能夠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

　　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他預言：“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5]并告誡全黨，務必要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的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反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全會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六項規定，這就是：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并列。這些就是毛澤東后來重申的必須堅持“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在這里，毛澤東高度警惕共產黨自身的問題，清醒地認識到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古人有云：“物必自腐而后蟲生”，這是自然界的興衰規律，也反映了處在執政地位的黨一個規律性的現象。毛澤東的這個預見和警告是及時的和深刻的，它實際上指明了黨將長期面臨著勝利后的執政的考驗。

　　二

　　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就能及時地為全黨確立了防止腐蝕的正確方針，這除了我們黨的性質、科學的指導思想和豐富的斗爭經驗之外，還基于對執政后面臨的新的環境、歷史傳統和權力兩重性的清醒認識。

　　毛澤東把將在全國執政看作是“進京趕考”，提出“我們決不當李自成”。在他看來，腐敗現象本身就是自身演變的一種表現。他甚至認為，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這是對我們黨面臨的新的斗爭環境的深刻認識和說明。對于這種新的環境可能使一些共產黨員經不住考驗而變質的危險，黨的其他領導人也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如劉少奇在1948年12月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就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當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后，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6]周恩來也說：“我們一旦取得全國政權，就帶來一個危險，就有一些人可能會被糖衣炮彈所腐蝕，被勝利沖昏頭腦，滋長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甚至會出現個人野心家，背叛群眾。這方面的危險是隨時存在的，每個共產黨員都要警惕。”[7]這些都深刻說明，黨的執政地位既為建設新國家提供了最重要的條件，同時也存在被腐蝕而蛻變的潛在的和現實的危險。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中國是一個經歷了2000多年封建社會的歷史，有著深厚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的傳統和土壤。這是大家容易理解的問題，這里以一個實例來說明老一輩革命家對這樣傳統勢力的清醒認識和正確態度。1959年春，謝覺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區慰問團團長的身份，來到革命圣地井岡山。他在參觀當時尚未修復的革命遺址時，心潮澎湃，感慨萬千。他指著當年毛澤東睡過的門板問陪同人員：毛主席過去條件差睡木板，現在當了國家領袖還睡木板，你知道為什么嗎?謝老認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懸梁刺股”，他在提倡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帶頭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權，做官的生活特權、政治特權。謝覺哉還同身邊同志討論：解放快十年了，共產黨建立的是一個新政權，毛主席為什么一再教導反對官僚主義?有同志回答：人一當官，就容易脫離群眾。他對這個回答顯得很滿意，進一步發揮說：這就是“官國”的遺產之一。共產黨的官就是不能脫離群眾，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難的是，中國是一個“官國”，“官國”的遺產很容易被繼承，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如此，有很厚的土壤。所謂“官國”傳統，就是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思想，有官就有權，當官就可以作威作福，欺壓魚肉百姓，以至于官比法大，以權謀私。如果這種作風侵入我們黨內，就會從根本上違背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和黨性原則，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毛澤東作為官僚主義和黨內腐敗現象的不可調和的敵人，他始終以身作則，徹底同“官國”傳統決裂，為全黨樹立了人民公仆的光輝典范，是值得后世永遠景仰和學習的。

　　在這里，謝覺哉把特權思想、特權作風和特權享受，概括為“官國”的遺產，這是對長期封建社會傳統的形象說明，是共產黨人必須面對的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是的，權力具有兩重性，人民賦予的權力，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也可能被用作謀取私利。毛澤東以深邃的歷史眼光，看到了我們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后存在的這種危險。毛澤東的一生，是爭取人民主權、捍衛人民主權的一生。他縈縈于心的是天下的蒼生，最痛恨的是那種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現象。我們知道，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以往一切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所固有的特征。這是因為剝削階級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拼命維護他們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借助龐大的官僚國家機器實施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使國家日益成為脫離社會的機關。這種國家的階級本質，決定了官僚與社會的對立和分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現象消失了，主權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須看到，由于歷史的原因，人民群眾在相當長的時期還難以達到直接地、普遍地參加社會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權力是通過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產黨和國家權力機關來實現的。這樣，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與人民的關系如何，是魚與水、種子與土地、血與肉相連的關系，還是高踞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謀取私利，就直接關系到這個政權的性質。同時還要看到，舊的思想意識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舊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會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存在并影響著人們。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歷了2000多年封建統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遺毒根深蒂固，這不能不是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以復活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歷史原因。這正是謝老稱之為“官國”的傳統習慣勢力的根源所在。

　　謝覺哉在井岡山慰問老區時曾說，中國第一個在制度上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井岡山的士兵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當官的沒有特權了。我們就靠這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聯系實際、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共產黨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威要我幫忙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覺得坐我的小車，吃得比別人好，穿得比別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不正常，危險。是的，進城之后當了官，面對可能滋長的特權思想和作風，一些從井岡山，從萬里長征，從延安過來的老同志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求索破題之途。

　　毛澤東從制度上思考拒腐防變的問題，在這里，他仍然是把人民群眾作為權力的主體來考慮的。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提出怎樣才算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他在1937年《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指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斗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關系;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8] 1938年他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老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9]在這里，重要的是要防止官僚主義的產生。他認為，要防止和根治官僚主義，重要的是要擴大民主，特別是要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對國家的管理和監督。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了解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他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10]這就是說，只有勞動者的管理權得到保證，即能夠以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才能使黨和國家機關、部隊，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權思想的滋生。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同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討什么是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他特別強調士兵委員會的重要作用。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得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時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通過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眾的監督力量,來保證人民政權的純潔性.

　　毛澤東重視從制度上防止腐化變質，同時他又強調關鍵還是人的問題，因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來制定和執行的，如果一個共產黨員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于利用官場謀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會被擱置，被踐踏。在這里，重要的是要解決好干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使之能始終保持“社會公仆”的本色。如果說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估計還過于嚴重的話，那么在今天卻更加顯示出這個警示的歷史洞察力和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顯著改善，但勿庸諱言，我們的干部隊伍也出現了諸多令人堪憂的問題。應當看到，在當今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國際態勢下，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下，那種特權思想除了繼續表現在工作作風之外，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瘋狂地走上了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不擇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罪惡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權貪污受賄，盜竊國庫，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財富;有的則官商勾結，權力投資，為謀取不義之財，視工人生命如草芥，成為新的吸血鬼;有的縱容家屬經商，利用特權一夜暴富，自己卻作秀清廉公正，欺騙公眾;有的以末日心態大量掠取財富，在國外營造金窟，懷揣多國護照，隨時準備開溜;有的活像封建時代官吏，戴了烏沙還嫌小，著了紅袍想紫袍，跑官買官，賣官鬻爵，時刻計算投入與產出的關系，準備大撈一把;有的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權，竟燒香拜佛，弄神作鬼，乞靈風水，迷信忌諱，修祖墳，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雖三令五申，嚴加懲治，但這樣的人仍前赴后繼，揭出的事實觸目驚心，嘆為觀止。那些極端的腐敗分子，是社會主義的蛀蟲，是和平時期黨的事業的背叛者。寫至此，深感毛澤東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是值得我們高度警覺的。

　　我們要充分認識，在中國，“官國”的傳統有多么深厚的土壤，是一種多么可怕的習慣勢力。一切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黨的事業的擁護者，都要同這種傳統觀念徹底決裂。我們要永遠記住毛澤東的教導：官氣和特權思想是一種低級趣味，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才是高級趣味。共產黨員要勇于埋葬官場習氣，打破特權思想。

　　三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發出要防止“糖彈”襲擊而腐化變質的警示，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即不幸而言中。進城之后，由于黨所處的環境和地位的變化，在部分黨員干部中迅速滋長了居功驕傲，貪圖享受，有的甚至走上了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犯罪道路。這種情況，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和深刻憂慮，認為這是一場早己料到的、不可避免的斗爭，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與前途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根據當時在全國開展的增產節約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大量貪污浪費問題，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了《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要求“首長負責，親自動手，號召坦白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查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從此，“三反”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至1952年6月，歷時半年多的“三反”運動基本結束。這場斗爭，揭露了一批蛻化變質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錯誤的干部，教育了廣大黨員和干部。

　　這場反腐蝕、反腐敗的偉大斗爭，是在毛澤東親自倡議和領導下開展起來的。這是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后自覺地抵制和克服資產階級對黨的腐蝕，保持共產黨人廉政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實踐。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仍然面臨著繼續保持黨和人民政權的純潔性、反腐倡廉的嚴重斗爭任務，雖然今天不再采用過去那種政治運動的方式，但“三反”運動在嚴懲腐敗、防止蛻變、從嚴治黨等方面所提供的基本經驗，以及緊緊依靠群眾發揚艱苦奮斗、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仍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和現實借鑒意義，是值得我們永遠記取的。

　　一是對反腐敗斗爭要高度重視，高度自覺，一抓到底。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是基于對“三反”斗爭重要性的認識。他要求全黨要嚴重注意此事，“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早己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他認定這“實是全黨一件大事”，“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明確指出：“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己經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故應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將他們肅清，而不應有絲毫的留戀或‘同情’。”[11]由此可見，毛澤東是從保持黨和人民政權的性質及其純潔性的高度，要求把“三反”當作一場大斗爭來進行。正如當時具體負責“三反”工作的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所回憶的，他說：“毛主席當年抓防腐蝕的斗爭，真是雷厲風行，至今歷歷在目。他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一抓到底，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他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待辦法。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里，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匯報，甚至經常坐鎮中節委，參加辦公會議，親自指點。有毛主席的親自直接指導，督促和撐腰，我們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勁”。[12]這反映了毛澤東一貫的領導作風和工作方法。事實證明，只有這樣才會真正的抓出成效，否則只能是走過場，擺花架子。毛澤東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風，是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發揚的。

　　在這次反腐斗爭中受到嚴懲的劉青山、張子善，是一個影響至今的典型案例。劉、張是1931年和1933年入黨，歷經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出生入死的嚴峻考驗，為建立新中國作出過自己的貢獻。但是，進城后，他們在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蝕下，利用手中的權力，貪污腐敗，蛻化變質，成了人民的罪人。對于他們的量刑，經過廣泛征求意見，嚴格依法辦事。有同志考慮到他們過去的功勞，希望給他們兩人一個改造的機會。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黨用實際行動再一次向社會表明：我們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

　　二是反腐敗斗爭要放手發動群眾與重調查證據、嚴密控制相結合，特別是要形成強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要把“三反”作為一次大的斗爭來處理，它的一個重要表現 ，就是要放手發動群眾，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三反”斗爭的勝利。這是因為群眾是真正了解情況的，只有廣泛發動了群眾，才能把那些隱蔽的貪污違法行為揭露出來，而且“三反”也是一場偉大的移風易俗的斗爭，只有廣泛發動了群眾，才能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毒洗干凈，也才能對后來者產生強大的威懾和警醒作用。

　　“三反”運動發動之初，毛澤東就對一些地區和部門己揭發出的案件，深感問題實在嚴重，“三反”非全民動員，大張旗鼓地進行不可。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在向中央的報告中提出，過去反貪污斗爭之所以效果很小，原因在于沒有形成有力的社會輿論和群眾威力。毛澤東在批語中非常贊同這個觀點，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又一次強調了發動群眾的重要性。在毛澤東看來，當時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己極為嚴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猛烈的運動，就不足以“使貪污浪費猛潮早日停止”。

　　“三反”運動既是一場大張旗鼓、雷厲風行的群眾性斗爭，又是一項要深入調查、注重證據的工作。但由于當時采取由上而下地下達“打虎”(指貪污犯)指標，而且有層層加碼之勢，發生了一些過火行為，以至出現用逼供信的辦法搞出了一些“假老虎”。這個問題一發現，毛澤東就立即指出：必須嚴禁逼供信，糾正錯誤。運動到了高潮時期，必須喚起同志們注意這一點。他多次要求各地，如出現上述偏差，應予迅速糾正。他一再強調：要材料，要證據，嚴禁逼供信，指出這“是目前打虎作戰是否能取得完全勝利的關鍵的所在”。[13]所以，放手發動群眾與嚴密控制，注重調查相結合，是這場“三反”運動在領導上的一個特征，保證了反腐蝕斗爭的勝利。

　　三是黨內的腐敗現象滋生是同資產階級的腐蝕密切相關，在反腐敗斗爭中，有必要打擊不法資本家的違法行為。“三反”運動當時被看作是反對資產階級腐蝕的斗爭，在運動開始的時候，這種腐蝕，還主要指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腐蝕。隨著斗爭的深入開展，從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表明，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大量貪污腐敗案件，都同不法資本家的拉攏行賄、互相勾結共同盜竊國家資財有密切關系。各地向中央的報告都指出了這一嚴重情況，因此，在“三反”運動正走向高潮之際，毛澤東于1952年初又作出一個重大決策：在大、中城市發動對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作為資產階級，總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這是資本的特性所決定;而其中不法的資本家為獲取暴利，就會不擇手段地拉攏腐蝕國家干部。這是一種錢與權，權與錢的交易。這種拉攏腐蝕可謂無孔不入，并能像蒼蠅一樣準確地釘上有縫隙的雞蛋。當時有人概括不法資本家腐蝕干部的手法：一吃二請三送禮，四吹五捧六殷勤，七拉八打九攀親，十全大補送女人。像上海大康藥房老板王康年宣稱：“大康就是干部的思想改造所，凡來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此人就是利用這種卑鄙手段騙取志愿軍購藥款項達三億元，并喪心病狂地將失效藥品供應正在浴血奮戰的前方將士。“五反”運動的矛頭直接指向腐敗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根源，對于削弱和鏟除產生腐敗的社會基礎有重要意義。

　　在這里，毛澤東是把反對資產階級的腐蝕同現行的經濟政策作了嚴格的區分。“五反”運動打擊的對象，主要是不法的資產階級分子，明確指出大盜竊分子(即最猖狂最惡劣的投機者)己經不是我們的朋友，而是罪犯。雖然運動觸及資產階級的各個部分，但這種斗爭仍是屬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部，采取群眾運動和批評自我批評的方式，用《共同綱領》的原則改造社會上的壞作風的斗爭，是擁護《共同綱領》的廣大群眾對于違反《共同綱領》行為的斗爭。根據各大城市的定案情況，在私營工商業的總戶數中，守法戶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戶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違法戶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的占百分之五左右。這樣，爭取和團結的工商戶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這正如毛澤東所說：“這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的改變，目前還是搞新民主主義;是削弱資產階級;是要打它幾個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14] “三反”、“五反”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既不能因為對一部分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斗爭而改變現行的正確的經濟政策，也不能因為當前的經濟政策而放棄這種斗爭，因為這樣做都是錯誤的。

　　四是在反腐敗斗爭中，要緊緊把握斗爭的正確方向，及時糾正各種偏差，保證運動健康順利發展。“三反”作為一場大斗爭，在運動過程中曾有過右的和“左”的偏差，特別是后者，成為后人議論的一個話題。事實上，當時對這些偏差的糾正是比較及時的，基本上保證了運動的健康發展。“三反”運動之初的主要障礙，是部分領導干部對反腐敗的意義認識不足，行動遲緩，顧慮重重。毛澤東認為，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種是領導人有官僚主義，一種是領導人手面不干凈。他指出，右傾是妨礙運動開展的主要障礙，在發動群眾的過程中重點要反對領導干部中的右傾思想。毛澤東對此的批評是嚴厲，尖銳的，措施也十分得力、有效。由于毛澤東高度重視黨和人民政權的純潔性，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深惡痛絕和反腐敗的巨大決心，使他對當時腐敗問題的估計和對運動的要求，也存在過重，過嚴的問題。如他曾經有過“全國可能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的過分嚴重的估計[15];在運動部署上，也抓得很緊很緊，雷厲風行，他以一種“除惡務盡”的心態，要求“將全部應有的而不是無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凈，否則運動結束，勢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遺禍將來”。這樣就使得運動開展之后，出現分配指標、層層加壓等不恰當做法，致使運動一開始就提出的各級領導要查明情況，心中有數，“精密地掌握這一斗爭”，以及要“防止盲目性”、“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等要求得不到全面貫徹。運動一度出現了相當普遍的過火斗爭、誤傷好人的“左”傾偏差。問題出現后，引起黨中央，毛澤東的高度重視，著力糾正。在運動高潮中，一再要求注意調查研究，重證據，嚴禁逼供信，不冤枉好人。在運動后期和處理階段，集中進行了甄別工作，對那些因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從事實出發予以甄別改正。這是“三反”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反映了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精神。毛澤東堅持斗爭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以便爭取團結和教育改造更多的人。他在定案處理階段特別強調“認真負責，實事求是”，認為“這是共產黨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16]據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記載：中央在討論對貪污分子的處理意見時，毛澤東“在給陳毅的電報中說：‘中央正在考慮不單是五十萬元以下而且是一百萬元以下的所謂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脫更多的人，便于教育’。同日，他告訴周恩來，百萬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脫，發一指示。3月1日，李富春送給毛澤東一個報告，是關于起草處理貪污分子的規定和追贓的規定。毛澤東當即批示周恩來酌處，說“還要寬一點，富春說得還太嚴了”。由于對偏差的發現和糾正及時，處理得當，基本上保證了運動健康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三反”、“五反”運動作為一場大斗爭，涉及面廣，影響大，震動也大，但在工作部署上，環環相扣，緊張有序，大體上都只經歷了半年多時間便告結束。早年1952年4月初，毛澤東就提出“五反”時間不宜拖得太長。他說：“打擊要適而可止，不能走得太遠;走得太遠就要發生問題。我們已經對資產階級打了一下，現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17]象這樣大的斗爭，出現一些偏差是可以理解的，只要運動的周期掌握得當，又能及時發現和糾正偏差，一般說就不會發生大的問題。正因為這樣，這次聲勢浩大的反腐敗斗爭，既使這場斗爭取得了重大勝利，又保持了當時要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這個大局。它在這方面提供的經驗教訓，是值得后人重視和借鑒的。

　　五是反腐敗斗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既要不斷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又要注重制度建設，使腐敗現象得有效的遏制和治理。對于黨內腐敗的成因，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指出：“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斗爭”。[18]后來，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此作了更加深刻的闡述，并把它作為現實的危險提到全黨面前。這是黨內腐敗產生的客觀原因。同時，由于一部分黨員放松了自我改造，貪圖享樂，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失去了抵制誘惑的能力;也有的人是抱著投機的目的加入黨內，利用執政黨的地位尋求好處，而黨內還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這是腐敗滋生的主觀原因。正因為這樣，反腐敗斗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資產階級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影響，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不同的環境會有不同的表現，這是它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但在相同的條件和環境下，有的卻能始終保持共產黨人本色，浩然正氣，拒腐蝕，永不沾;有的卻追腥逐臭，陷入腐敗的泥淖。這里具有決定作用的是內因，是本人的思想、情操和追求。因此，反腐敗不僅是一個懲治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思想教育的過程。中央認為，過去反貪污斗爭之所以效果很小，一是沒有大張旗鼓地作為一個普遍的運動來發動，二是沒有特別強調通過斗爭樹立堅強的無產階級思想和立場。這是一個教訓。因此，“三反”運動一開始就重視通過思想教育和思想斗爭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覺悟，各級干部都要深刻檢查思想，開展認真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還專門有一個教育建設階段，進行系統地清算和批判資產階級腐朽的思想，劃清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界限，加強黨員的思想修養。通過思想教育和思想斗爭，提高廣大干部抵御資產階級腐蝕的思想認識，同時爭取把被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 “意志薄弱者”中的某些人改造成為新人。而對于受到懲辦者，像對劉青山、張子善案件的處置，也同樣寓教育于懲辦之中，教育了廣大干部、群眾。正因為這樣，“三反”運動又被稱為“群眾性的思想教育運動”，“現實的深刻的整黨運動”和“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運動”。這不但保證了這場反腐敗斗爭的完全勝利，而且也使斗爭成果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得到鞏固。

　　在“三反”運動中，在重視思想教育的同時，還提出要加強制度建設的任務。制度建設，主要是根據三反中發現的問題，建立和健全財政、基建等各種制度，制度建設的中心環節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強調了制度建設，特別是民主制度建設的重要性。

　　“三反”運動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今天回顧這場徹底的反腐敗斗爭及其促成的清廉政風，仍然令人神往。這場斗爭提供的歷史經驗，是我們保持艱苦奮斗、廉政為民的寶貴的歷史財富，是值得我們繼承和借鑒的。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原副校長。

　　[1]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125頁。

　　[2]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6頁。

　　[3]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頁。

　　[4]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頁。

　　[5]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

　　[6] 《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頁。

　　[7]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351頁。

　　[8]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頁。

　　[9]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頁。

　　[10] 《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11]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頁。

　　[12] 《若干重大決第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43頁。

　　[13]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頁。

　　[14]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 167頁。

　　[15]實際上，在“三反”運動中被判處死刑的貪污分子共42人(內有殺人犯5人)，死緩9人。

　　[16]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頁。

　　[17]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 167頁。

　　[18]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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