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看過一部記錄片，名字現在也忘掉了，但其中的一段鏡頭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震撼：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當毛澤東主席以他那濃厚的湖南口音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時候，天安門廣場30萬游行隊伍瞬間沸騰了，人們歡呼著，跳躍著，擁抱著，那種不帶任何粉飾的興奮、激動、愉悅足以感動天感動地，足以寫在人類的歷史上，那種高昂和宣泄是只有擺脫了奴役獲得了解放的人才會有的表達。

　　中國曾經是一個封建帝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形成了濃厚的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根深蒂固地盤繞在每一個城市、鄉村、家族，束縛著中國人個性的發揮和人格的獨立，阻礙著中華民族的文明和進步。自近代以來，在工業文明中發展起來的東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門戶，中國人的頭頂上又多了一塊沉重的帝國主義的巨石。從奴役中解放成為近代中國人最迫切的夢想，而革命成為解放斗爭中的必然選擇和惟一途徑。美國著名記者、普利策新聞獎獲得者西奧多.H.懷特在抗戰時期來到中國，他深入了解了中國人所受的壓榨和盤剝，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對中國的反抗和革命有這樣的看法：“人民大眾如得到機會以原始的公道加之于壓迫他們的人，其如火如荼的粗野，是什么都比不上的。搶掠和屠殺，火焰中的廟堂，以及泥濘的草鞋腳蹂躪錦鍛的景象，是令人驚懼的。但是在任何革命之中，不論革命大小，都缺乏慈悲或辨別力。”懷特認為革命是一種原始的公道，也可以說是一種天然的正義，這與毛澤東所經常提及的“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語義上是相通的。1964年7月9日，毛澤東在與參加平壤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后訪華的一些亞洲、非洲、大洋洲的國家地區代表談話時說：“中國得到的教訓是這樣：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反抗。帝國主義，不管是日本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或其他帝國主義，都是可以打倒的。國內反動派，如蔣介石，不管多么強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這就是中國的歷史情況。”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關于越南戰爭的問題時說：“哪里有壓迫，不革命就不行。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這樣。資產階級也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就要反對封建主義。美國沒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義——英國，等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對英國。世界上的人，不受壓迫誰起來革命?美國發生獨立戰爭，就是因為受英國的壓迫。”當斯諾希望毛澤東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的時候，毛澤東回答：“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在毛澤東眼里，“解放”是一種天賦人權，事實上，這也是毛澤東一生的追求和奮斗的目標，實現民族的解放、社會的解放和中國人的解放，他的思想，他的實踐，無不烙印著解放的鎦金。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疾呼：“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軟化……自文藝復興，思想解放，‘人類應如何生活’成了一個絕大的問題。從這個問題，加以研究，就得了‘應該那樣生活’，‘不應該這樣生活’的結論。一些學者倡之，大多民眾和之，就成功或將要成功許多方面的改革。”在創刊號上發表的《不許實業專制》一文中，毛澤東寫道：“美國為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托剌斯的惡制，起于此。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實業愈發達，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許’，辦法怎樣?還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許’，即是好現象。由一人口說‘不許’，推而至于千萬人都說‘不許’，由低聲的‘不許’，推而至于高聲的狠高聲的狂呼的‘不許’，這才是人類真得解放的一日。”1919年8月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三)》，非常樂觀地預言：“原來中華民族，幾萬萬人，從幾千年來，都是干著奴隸的生活，只有一個非奴隸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隸)。皇帝當家的時候，是不準我們練習能力的。政治，學術，社會，等等，都是不準我們有思想，有組織，有練習的……于今卻不同了，種種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從九重冤獄，求見青天。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919年11月14日，長沙一女學生因抗婚自殺，毛澤東在13天內連續發表10篇評論直指封建婚姻制度和習俗，其中于1919年11月21日在《女界鐘》特刊中發表的《女子自立問題》中寫道：“當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時候，還有這被逼殺身事件出現，也可知我國社會罪惡的深固程度了。于今我們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嘆惜，還是研究一個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這樣同類的慘事發現為好。而在研究方法之先，又應推尋所以被制根由。”1925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廣東省黨部代表大會會場日刊》發刊詞中指出：“革命的民族主義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權主義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國人民自立于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1925年12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中說：“為什么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1925年冬，毛澤東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中說：“孫先生的主義、遺教，絕對是為了‘救苦’，絕對不是為了‘發財’;絕對是使人類從壓迫階級解放出來，絕對不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無論將孫先生的主義、遺教如何曲解，這個意義絕對不能變動……中國為了救苦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眾有多少呢?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占百分之九八點七五。其敵人有多少呢?有一百萬，占百分之零點二五。”1926年3月18日，毛澤東在《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中指出：“馬克思說，資本家互爭利益的國際戰爭，是無意義的，只有國內階級戰爭，才能解放人類……我們向來讀中國史，不注意階級斗爭的事實、其實四千多年的中國史，何嘗不是一部階級斗爭史呢?如秦二世時，起來革命的陳勝、吳廣是農民。漢高祖是流氓，也是無產階級推倒貴族階級的革命，不過在農業社會里，他們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變成貴族階級了。太平王洪秀全號召廣西一班失業農民起來革命，大有社會革命的意義，孫總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軍，卻是地主階級。打倒太平天國出力最多的是曾國藩，他當時是地主階級的領袖。曾國藩是練團練出身，團練即是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武力，他們見洪秀全領導一班農民革命，于他們不利，遂出死力來打倒他。故太平天國之事，不是滿漢的戰爭，實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斗爭。”1927年4月19日，毛澤東《在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指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一)使農民得解放。廢除地主及一切壓迫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實為本題的主要意義。(二)土地問題不解決，經濟落后的國家不能增加生產力，不能解決農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據俄同志調查，我國土地生產力日見衰落，全國生產力已到了一個大危機，此危機不解決，必起絕大的饑荒。土地問題不解決，農民無力改良土地，生產必至日減。故第二個意義為增加生產。”

　　1927年3月，大革命即將被屠戮的前夜，烏云自天邊滾滾而來，血腥氣息已若隱若現，黨內黨外對農民革命運動的指責不絕于耳，悲憤的毛澤東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32天的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個報告指出了中國人所受的壓迫：“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毛澤東對農民運動進行了熱情地謳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然而毛澤東的呼吁并沒有引起更多的重視，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舉行了第三次武裝起義，從北洋軍閥手中奪取了上海的控制權，3月26日，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革命軍被作為解放者迎接進上海，但這個解放者不久就成為揮舞著屠刀的劊子手。4月12日黎明前，聲名狼藉的青幫和其他黑社會組織的武裝部隊與國民黨正規軍的精銳部隊一起，向共產黨總部和激進的工會組織發起了進攻，開始了大屠殺。據美國歷史學家、威斯康星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所著的《毛澤東的中國與后毛澤東的中國》記載：“1927年初，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擁有5.8萬名黨員的強有力的組織，到了同年年底，只剩下不超過1萬名黨員，他們處于分散的無組織狀態，士氣低落，缺乏領導。一些黨員叛變了，但是大多數黨員不是戰死就是被簡單地處死了。”這次革命的失敗是年輕的中國共產黨的血的教訓，在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就是著名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科學論斷，要實現社會和人民的解放，惟有以革命的暴力對抗反革命的暴力，否則要打破套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沉重的枷鎖，連一點希望都沒有。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說：“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系，推翻軍閥政府。”毛澤東還向中央提出建議：“中央要我們發布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1935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指出：“繼東北四省之后，現在又是華北半個中國的淪亡。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們是要把全中國人民變為亡國奴，把整個中國變為殖民地。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在出賣東北四省之后，現在又在出賣整個華北以至整個中國，以維持他自己對于全中國人民殘暴的法西斯的統治……在亡國滅種的前面，中國人民決不能束手待斃。只有全國海陸空軍與全國人民總動員，開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消滅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漢奸賣國賊蔣介石，中國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徹底的解放。”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報告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把民族的解放置于了頭等重要的地位。報告還對此前紅軍完成的萬里長征進行了高度的評價，他說：“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1936年7、9月間，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指出：“四億五千萬人民的生產和消費能力不僅僅是中國人才會對它關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許多國家。我國幾億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們巨大的生產潛力一旦被解放出來，并被用于各個領域的創造性活動，就能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國人民的生產力過去幾乎連動都沒有動，相反地，卻受到了壓制—一受到本國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制……至于日本，中國必須通過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一切特權、租界和政治勢力—一包括像何梅協定、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各種反共公約等等為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條約’…… 日本人現在叫嚷凡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就是共產黨。但全體中國人民，除極少數賣國賊之外，都堅定不移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在中國人民看來，如果共產主義意味著抗日，意味著民族解放斗爭，那末大多數中國人民就不怕這樣的共產主義，只有在漢奸賣國賊的惡夢里才存在所謂的“赤色威脅”。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這樣的共產主義，正如饑餓的人需要大米一樣。”當斯諾問毛澤東“是否必須首先實現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階級革命”時，毛澤東回答：“在現階段，必須將反帝運動進行到底，這是共產黨目前的而且也是歷來一貫的原則。所以，從根本上說，我們強調抗日民族斗爭并不是什么新的論點。同時，正如我們所已經指出的，我們相信，只有同時實現被壓迫農民的解放和孫中山的第三條原則即保護勞動者的利益，抗日運動才能有效地開展。”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指出：“諸位先生及國民黨全體黨員，還沒有忘記上次大革命時兩黨合作的光榮歷史吧，因為有了這個合作，一切民族壓迫者與封建壓迫者都在我們面前發起抖來了!那時的民族壓迫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深悉我們的合作會要進到徹底的勝利，會要使中國得到完全的解放，他們就挑撥離間威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而且終于挑動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這個第一次的統一戰線。先生們清夜捫心，也應該喟然興嘆吧!現在是誰也明白，如果那時中國國民黨能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到底，那中國就決不會有像現在這樣任人宰割、淪亡及半的慘狀，而決然是獨立自由的中國了!現在全國人民盼望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之心是迫切到了萬分，他們相信只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中華民族，終會有一天在地球上的東方，雄壯地站起來，高舉著民族革命最后勝利的旗幟，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攜手，連那個帝國主義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內，統治著整個的地球，統治著光明燦爛的新世界!讓我們的敵人在我們的聯合戰線面前發抖吧，勝利是一定屬于我們的!”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給蔡元培的信》中殷切地呼吁：“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賣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于水深火熱之境，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召集人民選舉之全國國會，建立統一對外之國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國，致國家于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則先生者，必將照耀萬世，留芳千代，買絲爭繡，遍于通國之人，置郵而傳，沸于全民之口矣。”1936年11月22日，毛澤東《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因為現在中國有兩條戰線，一條是抗日戰線，一條是內戰。要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去，爭取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首先我們就要停止內戰。”1936年12月，毛澤東寫成《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對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他指出：“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漫長歲月中，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線……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著轟轟烈烈的光榮的勝利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有國際的革命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著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東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的目的是實現中國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1936年12月15日，毛澤東攜中共領導人在《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中宣告：“鄙人等雖不敏，愿率人民紅軍二十萬眾，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就“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采訪，他在采訪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國際主義者，他們主張世界大同運動;但同時又是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者，為了保衛祖國，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并不沖突，因為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這就是說，以對外抗戰求得中國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以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的現時政綱，并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1937年4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創辦《解放》周刊，作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報。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報告，報告指出：“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爭取千百萬群眾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革命任務就能夠迅速地完成。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并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民族大義，國共兩黨及中國的先進力量投入到救亡圖存的時代洪流中去。毛澤東站在歷史的前沿，為民族的解放鼓與呼，思與行。1937年8月，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矛盾論》，以求克服黨內嚴重的教條主義，他寫道：“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中指出：“現在兩黨重新結成的統一戰線，形成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新時期。盡管還有某些人還不明了這個統一戰線的歷史任務及其偉大的前途，還在認為結成這個統一戰線不過是一個不得已的敷衍的臨時的辦法，然而歷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中國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中解放出來，將決定于這個統一戰線的發展狀況。”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就“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談話中說：“我們曾經反復地指出，必須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的政策，才能進行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戰爭的進行沒有人民參加又是不能勝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為必要……一九二七年兩黨的分裂，造成了十年來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責任不在我們，我們是被迫轉入抵抗國民黨壓迫的方向的，我們堅持了解放中國的光榮的旗幟。”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為了爭取中華民族和勞動群眾的解放，為了使反對民族投降主義的斗爭堅決有力，必須反對共產黨內部和無產階級內部的階級的投降傾向，要使這一斗爭開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的演講，他講到：“中國近百年的解放運動積累到了今日，已經不同于任何歷史時期。各種內外反對力量雖給了解放運動以嚴重挫折，同時卻鍛煉了中國人民。今日中國的軍事、經濟、政治、文化雖不如日本之強，但在中國自己比較起來，卻有了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更為進步的因素。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就是這種進步因素的代表。中國今天的解放戰爭，就是在這種進步的基礎上得到了持久戰和最后勝利的可能性……我們的任務在于實現解放而避免亡國。實現解放的條件，基本的是中國的進步，同時，加上敵人的困難和世界的援助。我們和亡國論者不同，我們客觀地而且全面地承認亡國和解放兩個可能同時存在，著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優勢及達到解放的條件，并為爭取這些條件而努力……中國的任務，就在于利用這種國際形勢取得自己的徹底解放，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同時也就是幫助世界的反法西斯運動……全中國人都應自覺地投入這個犬牙交錯的戰爭中去，這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戰爭形態，是半殖民地大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和四十年代舉行的解放戰爭的特殊的形態……占著五萬萬以上人口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將占著重要的地位，中華民族的解放將從這個戰爭中得來。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國，是和將來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離的。因此，我們的抗日戰爭包含著為爭取永久和平而戰的性質……對于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爭取抗日勝利是責無旁貸的。因為只有為著保衛祖國而戰才能打敗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國勝利了，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被打倒了，同時也就是幫助了外國的人民。因此，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實施。為此理由，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發揮其全部的積極性，英勇堅決地走上民族解放戰爭的戰場，拿槍口瞄準日本侵略者。為此理由，我們的黨從九一八事變⑴開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號召;后來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命令紅軍改編為抗日的國民革命軍開赴前線作戰，命令自己的黨員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為保衛祖國流最后一滴血。”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他在演講中說：“大家知道，抗日戰爭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變舊中國為新中國，使全民族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來。”193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為紀念抗日戰爭兩周年寫的《反對投降活動》一文中對投降活動進行了批判：“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是團結抗戰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無論他們如何得勢，如何興高采烈，以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們的命運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國人民的制裁的。”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寫道：“現在，雖然日本帝國主義竭其全力大舉進攻中國，雖然中國有許多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分子，例如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之流，已經投降敵人或者準備投降敵人，但是英勇的中國人民必然還要奮戰下去。不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使中國得到完全的解放，這個奮戰是決不會停止的。”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說：“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他講道：“我們民族的災難深重極了，惟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能夠引導我們民族到解放之路……俄國無產階級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德、奧(匈牙利)、意三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因而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作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演講，他講：“我們決不悲觀失望，我們是樂觀的。我們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我們一定要粉碎他們，我們也一定能夠粉碎他們。中華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國決不會亡國。中國的進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暫時的現象。”毛澤東還為這次大會起草了《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的通電，要求道：“凡此十端，皆救國之大計，抗日之要圖。當此敵人謀我愈急，汪逆極端猖獗之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納施行，抗戰幸甚，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幸甚。”1940年2月7日，毛澤東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說：“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會主義實現的時代，中國工人階級必須為此最后目的而奮斗。但是必須經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階段，才能進到社會主義的階段。所以，團結自己和團結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而奮斗，這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當前的任務。”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了《關于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工作的通知》：“5月16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5月16日，《解放日報》正式出版，成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報。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指出：“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對于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對于這些的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斗犧牲，前仆后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抗日戰爭以來，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爭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中國歷史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了《組織起來》的報告，指出：“我們有了人民群眾的這四種合作社，和部隊機關學校集體勞動的合作社，我們就可以把群眾的力量組織成為一支勞動大軍。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一文中指出：“今后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為著將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警備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他說：“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194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指出：“我們這個大會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把全中國人民解放出來……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已經二十四年了，其間經過了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這樣三個英勇奮斗的歷史時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到了現在，我們的黨已經成了中國人民抗日救國的重心，已經成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經成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重心。中國的重心不在任何別的方面，而在我們這一方面。”在開幕詞的最后，毛澤東響亮地高呼：“中國人民解放萬歲!”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還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報告指出：“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一切為著前線，一切為著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國人民，這就是中國解放區全體軍民的總口號、總方針……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我們果然是這樣做了，我們共產黨人，協同廣大的中國人民，曾為此而英勇奮斗了二十四年……沒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一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一句話，沒有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徹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作的閉幕詞《愚公移山》中說：“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我們做了三件事：第一，決定了黨的路線，這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1945年4月27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中說：“讓我們進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廣這兩大運動，以為其他各項戰斗任務的基礎。果能如此，那末，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就有把握了。”1945年8月9日，毛澤東就蘇聯對日宣戰發表的聲明《對日寇的最后一戰》中說：“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危險，努力促成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已經到來了，全國人民應該加強團結，為奪取最后勝利而斗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天，八路軍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等提出部隊番號改稱“人民解放軍”，山東軍區機關稱山東解放軍總部。然而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人民并沒有等來夢寐以求的和平和聯合政府。在美國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蔣介石政權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全面內戰。美國記者西奧多.H.懷特在他的《中國的驚雷》一書中把美國稱為中國內戰的工程師，他說：“美國人應認識，中國政治里許多確定無疑的事實之一是：在百萬中國人民的眼中，他們的內戰是美國造成的。我們是內戰戰略的工程師——我們把政府的軍隊飛運到共軍的地區里去，我們運輸并接濟國民黨的軍隊，使他們開進了共產黨的黃河盆地及無人區的滿洲，我們頒布命令給日本的駐軍，這才把北方的鐵路成為內戰的角逐品。我們的海軍陸戰隊開到了華北并停留在那里支持蔣的政權。”1946年10月3日，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為實現一月停戰協定及政協決議而斗爭》的社論，第一次提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稱謂。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宣言稱：“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為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則是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借以達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總目標。中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同日本帝國主義英勇奮戰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蔣介石則破壞人民一切爭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內戰災難壓在人民的頭上。這樣，就逼得全國各階層人民，除了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以外，再無出路。”宣言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們現在擔負了我國革命歷史上最重要最光榮的任務，我們應當積極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務。我偉大祖國哪一天能由黑暗轉入光明，我親愛同胞哪一天能過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選擇自己的政府，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我全軍將士必須提高軍事藝術，在必勝的戰爭中勇猛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一切敵人。必須提高覺悟性，人人學會殲滅敵人、喚起民眾兩套本領，親密團結群眾，把新區迅速建設成為鞏固區。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我全軍將士必須時刻牢記，我們是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只要我們時刻遵守黨的指示，我們就一定勝利。”這個宣言還頭一次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以嚴明的紀律和無所畏懼的勇氣，橫掃千軍，在神州大地上拉開了大解放的序幕，正如毛澤東所說：“我軍所到之處，敵人望風披靡，人民歡聲雷動。”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報告說：“在這種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戰爭，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在這種時候，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讓，不敢堅決地起來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中國就將變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將被斷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地進行了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反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夠打敗的。”1948年3月7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的評論《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中說：“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兩個多月中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的整軍運動。由于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運動的正確進行，大大提高了全軍指戰員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大眾，為全國的土地改革，為消滅人民公敵蔣介石匪幫而戰的覺悟性;同時就大大加強了全體指戰員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堅強的團結。”1948年4月2日，毛澤東在《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中說：“我們要教育人民認識真理，要動員人民起來為解放自己而斗爭，就需要這種戰斗的風格。用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1948年11月，毛澤東在給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機關刊物《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所寫的論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十分堅定地說：“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須求得解放，并且他們堅信是能夠求得解放的……人們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國民黨的全部反動統治將被中國人民所徹底地打碎。中國人民是勇敢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勇敢的，他們一定要解放全中國。”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新年獻詞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獻詞指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現在在全世界的輿論界，包括一切帝國主義的報紙，都完全沒有爭論了。”獻詞還對蔣介石集團假和平的把戲進行了無情的揭露，他說：“請大家想一想，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以來，從一九四五年十月重慶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以來，中國人民對于這伙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義盡，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變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這些盜匪的歷史，沒有哪一個是可以和美國帝國主義分得開的。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斗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于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只有徹底地消滅了中國反動派，驅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出中國，中國才能有獨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這個真理難道還不明白嗎?”獻詞最后宣稱：“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斗中徹底地推翻掉。”1949年4月中旬，國共和談破裂，4月21日，毛澤東起草《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第二、第三野戰軍隨即在西起湖口，東至江陰500公里戰線上，橫渡長江，勢如破竹，一舉摧毀長江防線，23日，國民黨的旗幟從南京總統府無奈地飄落，一個貌似強大的反動政權土崩瓦解。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宣布約法八章：保護全體人民的生命財產;保護民族工商農牧業;沒收官僚資本;保護一切公私學校、醫院、文化教育機關、體育場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業;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國大”代表，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鎮鄉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為著確保城鄉治安、安定社會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應向當地人民解放軍或人民政府投誠報到;農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是不合理的，應當廢除;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發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對美國的“仁義道德”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剌，他說：“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么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們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作開幕詞，他說：“在三年多的時間內，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勝了美國援助的國民黨反動政府所有的數百萬軍隊的進攻，并使自己轉入反攻和進攻。現在，數百萬人民解放軍的野戰軍已經打到接近臺灣，廣東，廣西，貴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區去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已經獲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援助人民解放軍，反對了自己的敵人，取得了基本的勝利。”他自豪地向世界宣告：“我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現在是站立起來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寫碑文《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1949年10月1日，一個被重重壓迫的新國家、新社會象一輪朝陽從古老的世界的東方噴薄而出，光芒四射，這是一個歷史的節點，中華民族的歷史在這個節點上被改寫。22年后的11月15日，在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智利常駐聯合國代表溫貝托·迪亞斯·卡薩努埃瓦講的一段話真實地反映了這一改天換地的變化，他說：“事實上，他們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他們擁有悠久的歷史，但是他們已經為他們自己找到了未來的立足點。我們可以稍為回想一下我們童年時代圖畫書里的中國苦力，他們是世界上最低廉、受剝削最重的人，很遺憾，他們非常類似目前不發達世界中受到蔑視、剝削和陷于貧困的千百萬無產者。在中國已不再有什么苦力、官僚，萬能的外國剝削者已經完蛋了。今天，一個由尊嚴的、鞏固團結的、充滿信心和革命力的自由人們組成的民族出現了。”

　　中華民族的解放之路是無數的先烈用鮮血鋪就的，它曲折，它崎嶇，它壯烈，它艱難。一個新國家的建立，也不是說就可以一勞永逸了，它就象一艘巨輪，朝著光明的彼岸，但這是一條布滿險灘的未開辟的航線，需要智慧，需要勇氣，需要理想，需要追求，需要果敢，舊的壓迫者并不甘心退出歷史的舞臺，舊時代的污泥濁水甚至會掀起滔天的巨浪，要把這巨輪打翻。要實現徹底的解放，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經堅定地說：“新中國決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干凈!”于是便有了席卷全國的取締妓院、改造妓女的壯舉，到1955年，在中國綿延了幾千年的妓女被徹底禁絕了，無數的婦女獲得了新生;于是便有了空前的剿匪和取締反動幫會運動，這些壓在中國人頭上的巨瘤被解放的洪流滌蕩一空。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作家埃茲拉.沃格爾1969年撰寫了《共產黨統治下的廣州》一書，書中寫道：“最終消滅了妓女、抽鴉片、賭博和酗酒。一個世紀來第一次恢復了公共道德，人們不再擔心被搶劫，也不再害怕夜間在街上行走。幫助與嚴格監督的結合并沒有改變人的本性，但卻使有組織的犯罪得到了控制。”在舊中國，廣州是犯罪問題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共產黨在廣州打掃的成果，是新中國的一個縮影。中國的末代皇帝溥儀1964年曾經在井岡山講過這樣一件事：“這次先到上海，上海民政局長給我們作報告，全上海現在小偷、妓女都被改造沒有了。我們不相信，就幾個人分頭找小偷和妓女，有的自己一個人隨便搭公共汽車，有意把錢包放在上衣口袋容易發現的地方，沒有被偷，有的故意把錢掉在地上，當即有人告擴你，你的錢掉了。沈醉是搞特工出身的，對解放前大上海這個大染缸太了解了，就到大世界等娛樂場所去尋找妓女的蛛絲馬跡，也是毫無發現。共產黨將大上海治理得這么好，我們一個個對毛主席和共產黨表示了最大的信服。”1955年9月至12月間，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中說：“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中指出：“鑒于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個敵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們一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于‘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生產力就是兩項：勞動者和工具。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1958年5月，毛澤東在《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的報告中說：“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認真，一認真，不管什么困難都可以打開局面。我國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大，人民群眾得到了解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了，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基本勝利，建設有很大的發展，這樣已經使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前途。”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一些年里，西藏仍然處在封建農奴主的統治之下，1958年6月24日，毛澤東在轉發青海省委關于鎮壓叛亂問題的報告的批語《西藏要準備對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亂》中說：“只要西藏反動派敢于發動全局叛亂，那里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1959年，平定西藏叛亂之后，在西藏進行了民主革命，百萬農奴翻身獲得了解放。

　　如果站在公道的立場上，如果對歷史有深入和充分的了解，如果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有客觀的把握，就會對毛澤東對于解放的執著和深度思考及探索感到深深的敬畏。他是以一個解放者的面目出現的，他接過了先人奮斗的旗幟，將中國風起云涌的解放運動不斷推向深入，為了民族的解放，他提出民族統一戰線的真知卓見，甚至不惜將自己的軍隊編入曾是死對頭的麾下，當對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巨大援助的蘇聯提出要在中國設立“長波電臺”的想法后，毛澤東斷然說“不”，有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的毛澤東懂得：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以及人民的生產潛力的解放)需要徹底的民族獨立和自力更生精神。莫里斯.邁斯納曾經在書中寫道：“自從1842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家和政府以及傳統的和現代的民族主義者都曾發誓要甩掉外國的枷鎖，但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顯示出自己有這種能力的政府。”為了人民的解放，他推行土地革命把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系中解放出來，他實行文化革命把人民從封建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他進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把工人從資本家的剝削中解放出來，他實行社會革命把人民從傳統的官國社會里解放出來，為了實現人民的完全解放，他的思想超越了時代，也超越了他一手締造的體制，超越了庸常眾生的想象，他認為：“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方法。”他曾在西湖邊跟他的衛士長李銀橋談過這樣一段話：“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為了他不想見到的“哪一天”，他象一位悲壯的英雄，開始了他奮力的一搏，這一搏，他要“芙蓉國里盡朝暉”;這一搏，他要“玉宇澄清萬里埃”;這一搏，他“要掃除一切害人蟲”;這一搏，他要“試看天地翻覆”;而這一搏，他也“業未就，身軀倦，鬃已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里，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的一些指示中有這樣一個見解：“一百年后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一萬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見了?怎么看不見呢，是看得見的。”毛澤東象是喃喃自語，他看見了別人看不見的東西，他碰觸到了未來萬年歷史的脈動，他知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人類解放的腳步。

　　有一位學者曾經把毛澤東形容為西方《舊約》里帶領古猶太人出埃及的英雄摩西，這當然有一定道理，可如果讓你的思想更貼近于中國古老的歷史，更貼近于毛澤東的內心世界，你就會非常自然地得出另一番解讀，你會覺得毛澤東更勝于摩西，摩西只是把猶太人帶出了那壓迫的埃及地，而毛澤東卻帶領受盡壓迫的中國人掀翻那吃人的宴席，砸爛那沉重的枷鎖，讓千千萬萬被壓迫人翻身成為這片土地上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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