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看虛報好還是瞞產好?我看瞞產比虛報好。沒有打那么多
糧食,你硬是充胖子,虛報了產量,結果國家按報的產量征購,
多購了過頭糧,受害的是農民。瞞產少報,當然也不好,但我很
同情。糧食豐收,干部要實報,農民想少報一點,無非想多留點,
多吃點。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不得溫飽,想多吃點不算犯罪。瞞
產了糧食還在,虛報了沒有糧食。虛夸危害很大。”
話說1958年11月11日,毛澤東在河南省委第2招待所召集新鄉、許昌、開封、洛陽地委書記及縣委書記,還有商丘、登封、南陽等縣縣委書記,舉行座談會。
南陽縣委書記魏兆銘參加了座談會(一說毛澤東在專列上召見魏兆銘)。此前,魏兆銘為這次座談會精心準備了兩本有關大躍進方面的匯報材料。沒想到毛澤東一見到他就想起了《三顧茅廬》中諸葛亮的唱詞:“我本是臥龍崗散淡的人……”,提出了一個讓魏兆銘意想不到的在歷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毛澤東說:
“南陽有個臥龍崗,襄陽有個古隆中。諸葛亮早年隱居處究竟是在南陽臥龍崗,還是在湖北古隆中,從明朝時候開始,持這兩種不同看法的人就爭論不休。顧嘉衡有一幅對聯,評價了諸葛亮隱居處是在南陽或是在襄陽之爭,他說:‘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你是南陽的父母官,你怎么看呀?”
魏兆銘雖然在南陽工作多年,卻從來沒有關心過這方面的問題。他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說:
“我沒有研究過,搞不清楚。”
毛澤東把話題轉向了老百姓的生活,他問道:
“現在社員們每個月能吃到多少油呵?”
魏兆銘回答說,每人半斤。毛澤東又問:
“能保證嗎?”
魏兆銘一時語塞。毛澤東見他如此,就問他說:
“你是南下干部吧,家中有幾口人啊?”
魏兆銘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笑著批評他說:
“你這個同志啊!不知古不知今,只知家中幾口人。”
11月11日晚上,毛澤東專門同遂平縣委書記談話,對公社的供給制詢問得很詳細。縣委書記說:
“現在最苦惱的是全國來參觀的人太多,每天少則500多人,多則3000多人,難以應付。”
11月12日,毛澤東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想了一下,那個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還是稍等一下(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帶到武昌會議上再談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見提出,須做若干修改,也說不定),然后作為正式文件發出,較為妥當。這并不妨礙各省同志按照他們帶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傳達、討論和實行。是否如此,請你和北京同志們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因此不要發公報。”
11月13日,毛澤東在專列上找信陽地委負責人、信陽縣委書記談話。至此,毛澤東已經先后召見了11位縣委書記。
毛澤東在和信陽負責人談話中,特別稱贊他們沒有拆散家庭,又特別關照他們說,要保證社員有8小時睡眠,4小時吃飯時間。
這一天,毛澤東寫信給劉少奇、鄧小平,提出在北京召開的政治局通報會議還要討論兩個問題,他寫道:
“1、討論鄭州起草的兩個文件,當作問題提出,征求意見。2、討論斯大林蘇聯經濟問題‘意見書’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昌會議先做精神準備。
所謂當作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面。例如對劃一條線弄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
13日下午,毛澤東乘專列離開鄭州,繼續南下,吳冷西和田家英跟隨前往。毛澤東在去武昌途中,繼續向一些地委、縣委、公社的負責人做調查。
專列進入湖北境內,停在湖北孝感車站外。毛澤東要對中央向湖北提出的年產600億斤糧食的事,摸摸底。
王任重和謝滋群、梅白及負責警衛工作的負責人提前趕到了孝感地委,和地委書記王家吉、縣委書記王振明一起,安排了參加座談會的人員。
毛澤東的專列一到,王任重便帶領孝感地委、縣委部分干部和農民代表們上了專列。代表中有一個農村小姑娘叫晏桃香,她正患感冒打噴嚏。保衛人員怕她傳染給毛澤東,就不讓她進毛澤東的車廂。毛澤東說:
“怕什么,少奇肝炎多年也沒有傳染給我。進來,小姑娘,請坐。”
晏桃香剛坐下,忍不住又打了一個大噴嚏,噴得毛澤東滿臉唾沫星子,在座的人都緊張起來,晏桃香也面有懼色。毛澤東卻微笑著說:
“不要緊,我是60多歲的老頭子,不怕死。人家說身經百戰,我也是身經百戰不死,你的一個噴嚏打得死我嗎?你比美帝國主義厲害?比日本侵略者厲害呀?比蔣委員長厲害嗎?”
毛澤東沒有擦臉,又對在座的人說:
“不要同不讓她進來的人講打噴嚏的事。對著‘皇帝’臉上打噴嚏,那還了得呵!我毛澤東是久經考驗的人嘛。”
毛澤東如此一說,氣氛頓時緩和了。他接著問晏桃香:
“你為什么感冒的啊?”
晏桃香說:
“報告毛主席……”
毛澤東馬上打斷她的話說:
“不要報告。大家平起平坐,隨便談心。”
晏桃香說:
“昨晚我通宵開夜車鋤棉埂,天亮才通知我開座談會。一直打噴嚏,來這兒之前我先吃了藥的。”
“你們開夜車點燈嗎?”
“點燈,300瓦電燈,20盞汽燈。”
“你贊成開夜車嗎?”
“說實話不贊成。但上面要我們開夜車,我是婦聯主任,不能不開。我認為開夜車劃不來,花錢很多,費力很大,第二天還打不起精神,大家都不愿意。”
毛澤東轉對王任重說:
“我今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就講過,要勞逸結合,有張有弛。一說搞大躍進了,人們就拼命干,這是不能持久的,還會因過分疲勞使人害病。”
王任重向毛澤東匯報說:
“我們這里朋興鄉有一塊高產田,畝產萬斤稻谷。”
毛澤東搖搖頭,說:
“我不相信。”
王任重言之鑿鑿地說:
“這是農村工作部部長王良來驗收的。”
毛澤東還是不相信,他說:
“驗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軍站崗放哨,單打單收,才能算數。”
他問晏桃香說:
“你認為你所在的生產隊糧食產量能達到指標嗎?”
晏桃香說:
“差十萬八千里。”
“那么,你想怎么辦呢?”
“希望上面實事求是。”
參加座談會的其他農民代表感到晏桃香說的話很不簡單,大家都鼓了掌。接下來,有的代表匯報說,事實上老百姓有的已經開始餓飯了。有的代表說:“算盤一響,眼淚就淌。”毛澤東聽著聽著便流下淚來,他說:
“我不該同意湖北600億斤的意見。600億斤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不好。這個問題不怪你們,怪我,怪我這個中央主席。多好的人民啊!我們對不起人民!”
讀者諸君,關于晏桃香對著毛澤東打噴嚏和毛澤東流淚的情形描述,不得不交代清楚:本傳依據的材料是梅白的記憶,而王任重在他的回憶中卻說根本沒有這回事。
閑話打住,且說11月14日,毛澤東看到一個消息,反映河北邯鄲地區傷寒疫病流行,主要原因是:領導干部只注意生產,忽視了群眾生活,致使社員過度勞累,身體抵抗力下降。毛澤東立即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很值得注意,是一個帶全國性的問題,注意工作,忽視生活,必須立即引起全黨各級負責同志,首先是省、地、縣3級的負責同志的注意,方針是:工作、生活同時并重。”
11月15日凌晨1時許,毛澤東到達武昌,住在東湖賓館。
毛澤東要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和張平化召集和主持了一個座談會。要吳冷西和田家英也參加了這個座談會。毛澤東在座談會上,先后聽取了王任重及恩施、孝感、沔陽、襄陽等縣公社化的情況。
這個座談會一直開到11月20日,麻城、鄂城、黃岡、棗陽等縣的縣委書記,以及一些公社書記和鋼鐵廠廠長、下放干部,先后作了匯報。毛澤東有時不出席,吳冷西、田家英就將會議上的情況向他匯報。他倆匯報的情況大致是:在辦大社中富隊和貧隊之間出現了矛盾;群眾對“軍事化”、“食堂化”抵觸情緒很大;群眾在大辦鋼鐵中生產的好鐵只有兩三成;干部作風浮夸、粗暴等等。
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召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為剎住“共產風”繼續努力。參加武昌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和中央一部分部長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都參加了會議。
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談了8個問題:1、關于過渡到共產主義問題;2、十五年規劃問題;3、這次會議的任務;4、劃線問題;5、關于階級是否消滅問題;6、商品經濟問題;7、減少任務問題;8、人民公社整頓問題。毛澤東說:
“這一向,在我的腦筋里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剛才講的那些問題,究竟這樣好還是那樣好。”
關于過渡問題。毛澤東說:
“北戴河會議關于公社化的文件有缺點。這就是關于過渡的年限規定得快了一點。這是受河南的影響。但實際上是辦不到的。因此,這個文件要改一下。現在的問題就是太快,看來過渡的時間還是長一點好。”
毛澤東又說:我們鄉以上的干部,沒有一百萬,也有幾十萬,就是要過渡得快,越早越好,搶先于蘇聯。我們現在是一窮二白,5億多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窮得要命?我們現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實,沒有反映客觀實際。蘇聯1938年宣布社會主義建成了,現在又提出,從現在起12年準備進入共產主義的條件。因此,我們就要謹慎。我們有說2年的,也有說3年的,也有說4年的,也有說5年的,就要進入了,哪有那個事呀?范縣說2年進入共產主義,我派了幾個同志去看了看,他們說難于進。
關于十五年規劃問題,毛澤東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
關于劃線問題,毛澤東再次提起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書,他說:
“書里面提到兩種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這個界限必須分清,不能混淆。”
“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要不要劃一條線?有的同志不贊成,說不能畫一條線,說劃了線就會損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大線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贊成劃這兩條線,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關于階級問題,毛澤東提出劃分社會階段有兩個標準的觀點,即經濟標準和政治思想標準。他強調說:在現階段,作為經濟上的剝削階級消滅了,但作為政治思想上的剝削階級,還沒有消滅。
關于商品生產,毛澤東說:
“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他們向往共產主義,傾向不要商業了,至少有幾十萬人想不要商業了。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表現得更‘左’,主張現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是違反客觀規律的。他們沒有區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本質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利用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不懂得社會主義的現階段價值、價格和貨幣在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中的積極作用。這些表明,他們根本不認識無產階級對5億農民應該采取什么態度。”
“現在,我們的國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想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物資調撥,這樣做,就是剝奪農民。”
關于1959年的生產指標,毛澤東說:工業任務、水利任務、糧食任務都要適當收縮。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我們在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胡琴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就有斷弦的危險。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現實的可能性,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能夠由可能性轉化成有現實性的那種可能性,就是現實的可能性。所謂非現實的可能性,就是空的,不能實現的。
關于1959年的鋼生產高指標,毛澤東問道:
“鋼3000萬噸,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
鄧小平說:
“是不是搞3000萬噸,是值得考慮的。”
薄一波接著說:
“3000萬噸,我們在下面稍微議了一下,是值得考慮的。現在6000萬人上山,造成各方面這樣緊張的局勢,這實在是值得考慮的。”
毛澤東問道:
“明年老老實實就是翻一番,有沒有危險?”
薄一波說:
“翻一番沒有問題,比較妥當。”
11月22日凌晨1時,毛澤東夜不能寐,他對鋼生產指標放心不下,又把李富春、薄一波、王鶴壽、趙爾陸叫到一起,詢問他們的意見。毛澤東最后提出:不是3000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1800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
11月22日,在工業會議上,主管計劃工作的負責人提出,1959年的鋼生產必須完成2200萬噸,爭取2500萬噸。
11月22日晚上,毛澤東與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等人召集7個協作區組長談話。毛澤東力圖要說服各大區組長,把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產量指標,由3000萬噸減為1800萬噸,還反復問他們:
“1800萬噸靠不靠得住?”
沒想到反而是各大協作區組長力圖說服毛澤東維持原來的指標。
與協作區組長的談話結束后,毛澤東又找吳冷西和田家英談話。劉少奇、彭真等人也在座。毛澤東對吳冷西說:
“辦報的,做記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正確態度。”
毛澤東說到他和各大協作區組長的談話,他說:
“他們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為他們缺乏根據。他們有的大區明年要增加鋼產2倍,有的省要增加4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幾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30倍。這怎么能叫人相信?
中央已有12個部長寫了報告,指標高得嚇人,似乎要立軍令狀。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殺頭。鐵道部長說,1959年要修2萬公里鐵路。周總理制訂的第2個五年計劃草案,規定5年內才修2萬公里。他夸下海口要1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當機會主義者。
其實1800萬噸鋼的指標不是機會主義,能否完成還是個問題。因為今年預計練出1000萬噸出頭的鋼產量中,好鋼只有850萬噸。看來鄭州會議讀了幾天書并沒有解決問題,大家頭腦還是發熱。1958年鋼鐵翻一番就使得6000萬人上山,鬧得天下大亂。明年再來個翻一番以至翻幾番怎么得了?
一定要壓縮空氣。空氣還是那么多,只不過壓縮得體積小些,不要虛胖子,要結實些。我看明年要減任務,工業這樣,農業也這樣。去冬今春就不要再搞500億土方了,要減下來。
我這次找你們來,是為的把壓縮空氣的精神,趕快告訴《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記者、編輯。現在宣傳上要壓縮空氣,不要再鼓虛勁,要鼓實勁,自己不要頭腦發熱,更不要鼓動人家頭腦發熱。
做新聞宣傳工作的,記者和編輯,看問題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側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績,又要看到缺點。這叫辯證法,兩點論。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不讓講缺點,不讓講怪話,不讓講壞話。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還有壞的一面。反之,壞的事情也不是一切都壞,也有好的一面,只不過主次不同罷了。聽到人家都說好,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壞處也沒有?聽到人家都說壞,你就得問一問是否一點好處也沒有?大躍進當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風就不好。”
毛澤東問道:
“你們看虛報好還是瞞產好?我看瞞產比虛報好。沒有打那么多糧食,你硬是充胖子,虛報了產量,結果國家按報的產量征購,多購了過頭糧,受害的是農民。瞞產少報,當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糧食豐收,干部要實報,農民想少報一點,無非想多留點,多吃點。多少年來,中國農民不得溫飽,想多吃點不算犯罪。瞞產了糧食還在,虛報了沒有糧食。虛夸危害很大。
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虛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戰,曹營號稱83萬人馬,其實只有二三十萬,又不熟水性,敗在孫權手下,不單是因為孔明借東風。安徽有個口號,說:‘端起巢湖當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澆’,那是作詩,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樣浪漫主義。
大躍進中有些虛報是上面壓任務壓出來的,問題的危險性在于我們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報告。有位縣委書記強迫農民澆麥,下令苦戰3晝夜,結果農民夜里在地頭掛起燈籠,讓小孩子放哨,大人睡覺。那位縣委書記看見點亮了燈籠,就以為已經澆麥了。鑒于虛夸作假成風,我們對下面送來的報表不能全信,要打折扣,恐怕還要打它3分虛假,比較妥當。否則,按虛報的數字來訂生產計劃很危險,訂供應計劃更危險。
做新聞工作,無論記者或編輯,都要頭腦冷靜,要實事求是。下去采訪,不要人家說什么你就報道什么,要自己動腦筋想想,是否真實,是否有理。據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報》在大躍進中搞各省進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進度表,放‘衛星’,糧食和鋼鐵的高產‘衛星’,對各地壓力很大,結果你追我趕,大搞虛夸。這要引以為戒。第一,要實事求是,報道時要弄清事實真相。不是新聞必須真實嗎?一定要查清虛與實,是虛夸作假還是真實確實。新聞報道不是作詩寫小說,不能憑想象虛構,不能搞浪漫主義。第二,現在要下明礬,把混亂的思想加以澄清。聽說《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講到人民公社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時,把時間縮短了,說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決議上寫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那半句話了。那半句話是我特意加上的,當時想法是謹慎一點好。現在看來還是太急了。你們刪去那半句話就更急了,不知是聽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員的意見。”
毛澤東所說的這篇社論,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審定的《人民日報》社論《高舉人民公社的旗幟前進》,他們把決議中關于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時間中“或者更長一些時間”的話刪去了,并且在決議公布的前一周,提前將這篇社論發表了。
毛澤東又說:
“這半年大家頭腦都發熱,包括我在內。所以要下明礬,要壓縮空氣,說潑點冷水也可以,但要保護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性。有錯誤領導上承擔責任就是,不要責怪下面。第三,要考慮國際影響。今年我們宣傳上吹得太厲害,不但在國內搞得大家頭昏腦脹,而且國際影響也不利。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經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表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大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中國是個大國,但是個大窮國。今年大躍進,即使根據現在匯報的數字,全國農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國工人每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0元左右。現在有些縣委不知天高地厚,說什么苦戰3年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發昏說胡話?說是‘窮過渡’,馬恩列斯哪里說過共產主義社會還是很窮的呢?他們都說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是產品極為豐富,否則怎么能實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要‘窮過渡’,這樣的‘窮共產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和吸引力呢?
現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給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義。中國農民很早就有平均主義思想,東漢末年張魯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農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飽飯。這恐怕是中國最早的農民空想社會主義。
我們現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這非常危險。北戴河會議規定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5個條件,哪一條也不能少,缺一條就不能向共產主義過渡。”
劉少奇、彭真插話說:
“窮過渡比富過渡容易。”
毛澤東情緒激動地說:
“反正我不準備急急忙忙過渡。我今年65歲,即使將來快要死的時候,也不急急忙忙過渡。過渡要有物質條件、精神條件,還要有國際條件,不具備條件宣布過渡也沒有用。要畫兩條線:一條是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一條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區別。不要輕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更不要輕易宣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
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不僅把杜勒斯嚇了一跳,也把赫魯曉夫嚇了一跳。不過看來赫魯曉夫還比較謹慎,他現在只講12年內準備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并沒有說到時就要過渡。我們有些同志頭腦發熱,想搶在蘇聯前頭過渡,這很不好。蘇聯同志建設社會主義已搞了41年,我們才搞9年,就想當先鋒,還不是頭腦發昏?人有少青中老,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對的規定性,從量變到質變有一個過程,不能隨意想過渡就過渡。
我在鄭州批評了陳伯達主張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批評起草新40條的同志想入非非,要生產2億噸到4億噸鋼。現在有些同志說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實際上把科學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作迷信破掉。比如,人是要吃飯的,這是科學,不能廢除。人是要睡覺的,這也是科學。破除這兩條,就要死人。自然界有個抵抗力,這是一條科學,你不承認,它就把你砸死。破除迷信以來,有一小部分破的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這是不能破的。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凡是科學,一定要保護。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要破除,如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等級森嚴、嬌驕二氣,非破不可。但還有相當一部分不能破除,如工資制度、國家強制、上下級關系,還得保持。如果把這些現在必要的、有用的東西也破得體無完膚,就會天下大亂,總有一天要承認錯誤,還要賠禮道歉。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和編輯,頭腦都要冷靜,多開動自己的腦筋,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隨聲附和。要調查,追根問底。要比較,同周圍比較,同前后左右比較,同古今中外比較。唐朝有位太守,他審理案件,先不問原告和被告,而是先要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圍的人和環境,調查好了才去審問原告和被告。這叫做勾推法,也就是比較法。記者和編輯要學會這種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其實也就是思想方法,實事求是的方法。記者,特別是記者頭子——”
毛澤東指著吳冷西說:
“像你這樣的人,頭腦要清醒,要實事求是。你要盡快把這個精神告訴記者,你看用什么辦法可以快些?”
吳冷西說:
“新華社正在北京召開全國分社會議,主席的意見可以向會議傳達。”
毛澤東說:
“可否把會議搬到武漢來開?不過臨時安排不便,而且中央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后,接著要開六中全會,要來很多人。”
田家英說:
“中央辦公廳每天有專機來往京漢之間,可以明天回去傳達,后天回來開會。”
吳冷西認為可行,毛澤東也同意這么辦。于是,吳冷西就在23日回到北京,傳達了毛澤東的部分講話精神。
11月23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1959年的鋼產量究竟以什么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定的2700萬噸到3000萬噸,那是個建議性的,這次要決定下來。今年翻一番,是個冒險的倡議,搞了6000萬人上陣。
毛澤東又說:
“北戴河會議后這兩個月的經驗,對于我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搞2700萬噸到3000萬噸,難于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辦法,把指標降低,只翻一番,不翻兩番,有沒有把握?”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鶴壽、趙爾陸他們已經睡著了,我從被窩里頭把這幾位同志拖出來,就是講,不是什么3000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而是1800萬噸有無把握的問題。昨天晚上,我跟大區和中央幾個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萬噸有無把握,我們所得到的根據不足。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
關于弄虛作假問題,毛澤東建議在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里,把反對作假的問題專門寫一條,他說:
“現在是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管它假不假。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100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200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100頭就是100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
“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兩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2個五年計劃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是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3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
“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這跟作詩不一樣,要懂得作詩和辦經濟事業的區別。‘端起巢湖當水瓢’,這是詩,我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端過。巢湖怎么端得起來?”“有些假的,你查也差不出來,人家開了會,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這3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
關于破除迷信,毛澤東說: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飯的,這是科學,不能破除。張良辟谷,但他吃肉。現在,不放手讓群眾吃飯,大概是產量報多了。人是要睡覺的,這也是科學。動物總是要休息,細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臟1分鐘跳72次,1天跳10萬多次。一要吃飯,二要睡覺,破除了這兩條,就不好辦事,就要死人。”“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頭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護。”
關于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再次說道:
“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風,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系,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擁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于被動。”
11月25日,金日成率朝鮮代表團飛抵武漢。
此前,為慶賀《中朝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簽訂5周年,金日成應邀于22日抵達北京訪問。周恩來舉行盛大宴會歡迎金日成一行來訪。爾后,北京市民1萬多人隆重集會,與金日成及其代表團成員一道,共同慶祝中朝經濟文化合作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金日成一行到武漢后,受到了武漢20萬市民的熱烈歡迎。
這天下午,毛澤東親切會見了金日成一行,金日成握著毛澤東的手激動地說:
“歡迎太熱烈了,我們實在不敢當!”
“你們是貴賓,我們歡迎你們。”毛澤東看著面帶微笑的金日成,親切而又真誠地說道:“越搞越熟了。對于一個黨,一個民族,互相之間認識都要有一個過程,個人之間也不是一下子就認識清楚的。我們對你們有一個認識過程,也同你們對我們有一個認識過程一樣。我們對朝鮮有3個尊重:尊重朝鮮民族,尊重朝鮮黨,尊重朝鮮的領導人。”
他還說: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看問題要看本質,看路線,就是在國內是不是搞社會主義,在國際上是不是反對帝國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不是搞國際主義。這三點就構成一條路線。”
毛澤東在談到國內的情況時說:
“一窮二白有兩重性:第一方面是不好:第二方面是可以變為動力,革命的動力。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這兩個條件。歐州不同,它一不窮,二不白。”
金日成說:
“我們也是一窮二白,這是我們革命的動力。”
雙方的會談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著,不知不覺間到了吃飯的時間,毛澤東設便宴招待金日成一行,他們邊吃邊談,興致極高。
11月25日晚,毛澤東看到了《宣教動態》145期上刊登的云南省委的一份報告。報告中反映:春夏之交云南發生因浮腫病引起死亡的情況,主要原因是緊張持續的苦戰,對群眾生活缺乏注意。他立即寫了一個批語印發給會議:
這是一個有益的報告,是云南省委寫的,見《宣教動態》145期。云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云南工作可能因為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云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縣級,云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于縣級干部),不善于分析情況,不善于及時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眾中關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一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類錯誤。在我們對于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實是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于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1、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余地。2、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澤東
毛澤東又指示,把他在11月14日赴武昌途中寫的那個內容相同的批語,同時印發給與會者。
這一天,毛澤東還在宦鄉給外交部并中央所作的關于英國外交形勢的報告上批示道:
“宦鄉的論點是正確的。四分五裂,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勢。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過程中,還沒有最后破裂,但是向著最后破裂前進,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過程時間,可能有相當長,非一朝一夕。所謂西方團結是一句空話。團結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團結’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彈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們向美國靠攏,交納貢物,磕響頭稱臣,這就是美國人所謂的團結。這種形勢,勢必走向團結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們,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11月26日下午,毛澤東第2次會見了金日成一行。
是日晚,毛澤東舉行盛大宴會招待朝鮮貴賓。爾后他又和金日成等人一起觀看了富有地方特色的文藝演出。
11月28日,也就是武昌會議結束的第2天,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這次全會一直開到12月10日才結束。
八屆六中全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和修改《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討論和修改《關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以及毛澤東提出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問題。
11月30日,毛澤東在各大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說:
“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這個人是個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專人看《參考消息》。”
1958年12月1日下午,毛澤東游泳后坐在游艇上休息,曾志帶著粵劇著名演員紅線女來了。紅線女是隨團應邀給八屆六中全會演出的。毛澤東一見紅線女來了,很是高興,就請紅線女和曾志一起吃晚飯。
毛澤東邊吃飯邊說到了一些對藝術的意見,有批評也有贊賞。曾志見紅線女認真地聆聽著毛澤東的話,幾乎不怎么吃東西,就一個勁兒地給她夾菜。毛澤東見曾志如此殷勤,就笑著對她說:
“你都不懂,她晚上要演出,演出前是不能多吃的。”
一句話說得全桌的人都笑了起來,弄得曾志很不好意思。
晚飯結束了,曾志拿了個芒果,剝了皮遞給毛澤東,不料毛澤東沒有接,反而問她說:
“剝了皮怎么個吃法呢?”
曾志一聽就弄不明白了,她心里說:芒果不剝皮怎么吃啊?這些年我都是這么吃的!毛澤東見曾志不說話,就笑著說:
“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他拿起一個芒果,用刀從兩邊剖開,然后劃幾條小格子,再翻過來吃。曾志這才第一次知道了吃芒果的方法。
晚上的粵劇演出結束后,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上臺接見演員們,紅線女請求毛澤東給她寫幾個字,毛澤東高興地答應了。
夜深了,毛澤東還在奮筆疾書,他在趕寫一篇2000來字的《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要印發給八屆六中全會的與會者們。他寫道:
“這里我想回答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紙的,這是一個由真變紙的過程的問題。變即轉化,真老虎轉化為紙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獨社會想象而已。我在幾年前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不是真老虎,為什么要重視它呢?看來還有一些人不通,我們還得做些解釋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即對立統一規律)一樣,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也有兩重性,它們是真老虎又是紙老虎。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它們取得統治權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權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它們是生氣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進者,是真老虎。在隨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它們的對立面,奴隸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步壯大,并同它們進行斗爭,越來越厲害,它們就逐步向反面轉化,化為反動派,化為落后的人們,化為紙老虎,終究被或者將被人民所推翻。反動的、落后的、腐朽的階級,在面臨人民的決死斗爭的時候,也還有這樣的兩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萬人成千萬人地吃。人民斗爭事業處在艱難困苦的時代,出現許多彎彎曲曲的道路。中國人民為了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花了一百多年時間,死了大概幾千萬人之多,才取得了1949年的勝利。你看,這不是活老虎、鐵老虎、真老虎嗎?但是,它們終究轉化成了紙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這是歷史的事實。人們難道沒有看見聽見過這些嗎?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所以,從本質上看,從長期上看,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戰術思想。向階級敵人作斗爭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爭也是如此。”“一方面,藐視它,輕而易舉,不算數,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勝仗。一方面,重視它,并非輕而易舉,算數的,千萬不可以掉以輕心,不經艱苦奮斗,不苦戰,就不能勝利。怕與不怕,是一個對立統一的法則。一點不怕,無憂無慮,真正單純的樂神,從來沒有。每一個人都是憂患與生俱來。學生們怕考試,兒童怕父母有偏愛,三災八難,五癆七傷,發燒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之類,不可勝數。階級斗爭,向自然的斗爭,所遇到的困難,更不可勝數。但是,大多數的人類,首先是無產階級,首先是共產黨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機會主義的先生們以外,總是將藐視一切、樂觀主義,放在他們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視事物,重視每件工作,重視科學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個矛盾側面,鉆進去,逐步地認識自然運動的法則和社會運動的法則。然后就有可能掌握這些法則,比較自由地運用這些法則,一個一個地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處理矛盾,完成任務,使困難向順利轉化,使真老虎向紙老虎轉化,使革命的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化,使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化,使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轉化,使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向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轉化,使年產幾百萬噸鋼向年產幾千萬噸鋼乃至幾萬萬噸鋼轉化,使畝產一百多斤或者幾百斤糧食向畝產幾千斤糧食轉化。同志們,我們就是做這些轉化工作的。”“在我國,在目前,有些人太熱了一點。他們不想使自己的頭腦有一段冷的時間,不愿意做分析,只愛熱。同志們,這種態度是不利于做領導工作的,他們可能跌筋斗,這些人應當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頭腦。另有一些人愛冷不愛熱,他們對一些事,看不慣,跟不上。觀潮派,算賬派,屬于一類。對于這些人,應當使他們的頭腦慢慢熱起來。”
“人民公社的出現,在成都會議和八大二次會議上是沒有料到的。其實,4月的時候,河南已經出現,5、6、7月中,我們不知道,到8月才發現。北戴河會議做了決議。這是一件大事。因為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于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農、商、學、兵相結合,規模大,人多,便于辦很多事。”
“犯錯誤的干部,主要是強迫命令,講假話,以少報多,這是很危險的。對一部分違法亂紀的干部,經過辯論,區分情節,給予不同輕重的處分。如果不這樣做,會挫傷群眾的熱情。有的情節很惡劣,如打人、罵人、押人、捆人,要給與處分。湖北已撤了一個縣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此人在旱情嚴重時,沒有抗旱,而謊報抗旱。”
“苦戰3年基本改變全國面貌,這個口號提得是否適當,3年辦得到還是辦不到?這個口號首先是河南的同志提出來的,后來在南寧會議上接受了這個口號,那時指的是農村,后來推廣為3年改變全國面貌。農村也許能辦到,至于全國,到底提幾年,要好好考慮。
1958年12月1日,在武昌”
毛澤東寫罷《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一文,稍加休息,又提筆給紅線女寫了一幅字。他寫的是:
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紅線女同志對我說,寫幾個字給我,我希望。我說:好吧。因寫如右。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12月6日,毛澤東在武漢同出訪越南歸來的金日成進行了第3次會談。
12月7日,毛澤東夜讀《三國志》卷八《魏書.張魯傳》,爾后他寫下了一大段批語:
“這里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1600年的時間了。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于今進步許多了。解放以后,人們自己掌握了這塊天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但一窮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這個《張魯傳》值得一看。
張魯的祖父創教人張陵,一名張道陵,就是江西龍虎山反動透頂的那個張天師的祖宗,《水滸傳》第一回描寫了龍虎山的場面。三國時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國的,群眾運動的,他們的口號是:‘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蒼天,漢朝統治階級。黃天,農民階級。于吉在東吳也有極大的群眾運動,是那時道教的一派。張道陵、張魯是梁、益派。史稱這派與北方派的路線基本相同。
其后,歷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眾多的農民革命斗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窮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在這一方面,帶有資產階級激進民主派的性質。另一方面,則帶有原始社會主義性質,表現在相互關系上。第三方面,帶有封建性質,表現在小農的私有制、上層建筑的封建制——從天公將軍張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楊幺,鐘相,元末的明教,紅軍,明朝的徐鴻儒,唐賽兒,李自成,清朝的白蓮教,上帝教(太平天國),義和團,乃其最著者。
我對我國歷史沒有研究,只是一些零星感觸。對上述性質的分析,可能有錯誤。但帶有不自覺的原始社會主義色彩這一點就最貧苦的群眾來說,而不是就他們的領袖們(張角、張魯、黃巢、方臘、劉福通、韓林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來說,則是可以確定的。
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的歷史來源的。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來得及將農民中的上層和中層造成資本主義化,但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聯盟,卻在幾十年中將大多數農民造成了一支半無產階級的革命軍,就是說,替無產階級造成了一支最大最可靠最堅決的同盟軍。”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再一次提出,他不做下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不當第2任國家主席的建議。早在1956年的“八大”黨章上就寫道:“必要時在中央委員會可設名譽主席”,那顯然是毛澤東已經有了退居二線的思想準備。
毛澤東在全會期間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重提此事,他說:
“我不能再當國家主席了,我應當退到后臺去,讓別人干。因為,去掉共和國主席這個職務,專做黨中央主席,可以節省許多時間,做一些黨所要求我做的事情。”“這次全會要做個正式決議,并希望同志們贊成。3天之內,省里開一次電話會議,通知到地、縣和人民公社,3天之后發表公報。以免下面感到突如其來。”
“世界上的事就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計到有一部分人贊成,一部分人不贊成。群眾不了解,說大家干勁沖天,你臨陣退卻。要講清楚,不是這樣,我不是退卻,要爭取超英后才去見馬克思嘛!”
毛澤東講完了這番話之后,并沒有指名讓誰來當國家主席。在與會者們一陣沉默之后,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說:
“你們都不提,我提劉少奇同志當國家主席。”
鄧小平說罷,沒有人表示不同意,毛澤東也沒有表示反對。就這樣,大家鼓掌通過了。
12月9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說:
“人民公社的出現是沒有料到的。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于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便于辦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于辦很多事。”
毛澤東還說:我們要積極準備,爭取三四年內搞幾千萬噸鋼,建立起工業基礎,使我們比現在更鞏固。我們在政治上是強國,在軍事裝備和經濟上是弱國。因此,我們面前的任務是由弱到強。我們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這一點要看清楚。不要外國人一吹,打開報紙一看,盡說干勁沖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然。不要自己騙自己。
12月10日晨,毛澤東關于《張魯傳》又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我國從漢末到今1000多年,情況如天地懸隔。但是,從某幾點看起來,例如,貧農、下中農的一窮二白,還有某些相似。
漢末北方的黃巾運動,規模極大,稱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領導的群眾運動,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漢中為中心的陜南川北區域),有五斗米道。史稱,五斗米道與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條路線的運動。又稱,張魯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樂’,可見大受群眾歡迎。張陵(一稱張道陵,其流風余裔經千年轉化為江西龍虎山為地主階級服務的極端反人民的張天師道,《水滸傳》第一回有洪太尉誤走魔鬼戲極神氣的描寫,一看使人神旺,同志們看過了吧?)、張衡、張魯祖孫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義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飯不要錢(目的似乎是招徠關中區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輕微錯誤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說服為主要方法);‘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祭酒‘各領群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幾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
中國從秦末陳涉大澤鄉(徐州附近)群眾暴動起,到清末義和拳運動止,2000年中,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幾乎沒有停止過。同全世界一樣,中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史。”
毛澤東批示將《張魯傳》印發給與會者閱讀。為了幫助與會者閱讀,他把7日寫的批語劃去,指示將10日寫的批語印在《張魯傳》的前面,一同發給與會者。
12月10日上午,八屆六中全會討論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中說:
共產主義者從來都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勞動將沉重的負擔變為愉快,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將來每天勞動的時間無疑將大大縮短。隨著機械化、電氣化的發展,我們必須爭取在今后若干年內開始實行每天勞動6小時的制度。
現階段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經過更長得多的時間。
實現兩個過渡,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示,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不利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在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上,我們不能在社會階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會主義階段而跳入共產主義階段的空想。
在今后一個歷史時期內,人民公社仍應保留按勞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按勞分配原則,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了共產主義,這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決議》中還明確宣布說:
“社員個人所有的房屋、農具、家具等生活資料和存款,仍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繼續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
這個《決議》完全貫徹了毛澤東早在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初步解決了公社化運動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八屆六中全會還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草案中將鋼產量由北戴河會議確定的2700至3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生鐵從4000萬噸調整為2900萬噸,基本建設投資從500億元調整為360億元等。其中關于鋼生產的計劃指標1800萬噸,在內部的提法是,要好鋼1650萬噸。
毛澤東對于這個經濟計劃是有不同意見的,他仍然認為屬于高指標的。但是,他也沒有堅決地阻止這個計劃的通過。以他的話說,搞大計劃的人占多數。所以,他作了讓步。
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同時做出了一個決定,即《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全會最后通過了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會議公報,公報中說:
“全體會議經過充分的討論,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八屆六中全會決定,1959年我國的鋼產量為1800萬噸、煤產量3億8千萬噸,糧食產量為10500億斤,棉花產量1億擔。這4大指標是根據今年第一季度生產和建設情況編制的。這個計劃草案的編制,對于我國物質技術條件的客觀可能性和人民群眾的革命干勁的主觀能動性都作了認真地考慮。這是一個能夠實現國民經濟繼續大躍進的宏偉計劃。”
12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結束前,講了一番耐人尋味的話。他說:
“公共食堂、托兒所、人民公社,鞏固和垮臺兩種可能都存在。垮臺是部分的和暫時的。黨的鞏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幾乎每天都有,無此不能發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暫時的。人民共和國,或者勝利,或者滅亡,如果有滅亡的情況出現,它只是暫時的。而世界上資產階級的滅亡,則是永久的。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全會結束后,陳云對毛澤東說:
“不應把1959年的經濟計劃指標寫進公報里,這樣很被動。”
毛澤東覺得陳云說的有道理。陳云見毛澤東支持他的看法,就把他在八屆六中全會結束前,曾找胡喬木談話說,建議不要把經濟計劃指標的具體數字寫進公報里,請他轉告毛澤東。可是,胡喬木并沒有把這個意見告訴毛澤東。毛澤東一聽就火了,馬上叫來胡喬木,嚴厲地批評他說:
“你不過是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為什么不報告?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政治活動情況,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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