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一百二十周年。而二○一四年對于中華民族，也可謂是流年不利的一年。農歷二月初一夜，就在我們中國這條龍的龍頭剛要往上抬的時候，在云南省省會昆明市的火車站，五名恐怖分子僅僅是持刀，就在短短的十幾分鐘內便殺死了二十九人又殺傷了一百四十三人;三月八日，從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起飛飛往我國首都北京的載有一百五十四名我國乘客的馬來西亞航空公司的MH---370號班機失蹤。直到今天，不僅失蹤的班機仍然還沒有找到，而且就連班機失蹤的原因，也仍然還沒有查明;三月二十日，就在我國熱情地接待來我國訪問的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夫人、孩子和岳母期間，美國卻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于瑞士的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不僅操縱多個國家一起圍攻、羞辱我國，而且還更是讓我國的疆獨頭目熱比婭出現在會場上，以此來表示對疆獨和藏獨勢力進行民族分裂活動的支持;三月二十一日，山東省平度縣的有關權力部門和土地開發商相互勾結，縱火焚燒了為抗拒強征耕地行為而守護口糧田的四位農民所居住的帳篷。當場燒死一人，燒傷了三人;三月二十四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李伍峰墜樓身亡;三月三十日，廣東茂名發生了“群體性騷亂”事件。四月六日，在到訪我國之前的訪問日本期間，美國國防部部長哈格爾更是對我國直接發出了戰爭的威脅。而對此，我國的回應卻僅僅是“不滿意”并如約全部滿足了哈格爾的訪問要求而已。四月八日，國家信訪局副局長徐業安繼李伍峰之后，也在辦公室內自殺身亡。四月十一日，駐沖繩美軍最高司令官兼第三海軍遠征軍司令惠勒斯表示，假如中國軍隊武裝“占領了釣魚島”的話，美軍海軍陸戰隊甚至不用登島，就有充分的能力奪回島嶼;在四月二十三日抵達日本訪問之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書面專訪時更是作出等于是公然向我國宣戰的這樣表示：釣魚島是由日本管理，因此屬于《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的范圍之內。而對奧巴馬如此公然的挑釁行為，我國卻一往如前，仍是由外交部的新聞發言人再一次發表了一份不痛不癢的聲明;截止到四月二十六日，持續了十幾天的廣東東莞的臺資工廠的幾萬工人的罷工，在當地政府和資方的強大壓力下才以罷工工人的失敗宣告結束;四月三十日，就在習近平總書記在新疆的考察都深入到了一些維吾爾族居民的家庭進行了親民活動而剛剛結束離開新疆時，烏魯木齊的一處火車站就用巨大的爆炸聲，表示了“歡送”。

　　曾幾何時，由五十六個民族所組成的更擁有十幾億偉大人民的我們中國，還是一個沒有明顯民族沖突的中國;還一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了原子彈、導彈、氫彈和人造衛星的中國;還是一個由于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而永遠不再擔心挨打的中國;還是一個涌現出無數英雄人物的中國;還是一個同仇敵愾、眾志長城、凝聚力空前的中國;還是一個敢于制定并敢于堅決維護“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這樣國際規則的中國;還是一個在國際上就任何問題并對任何強國都敢于主持正義的中國;還是一個修建了完善的農田水利設施并實現了農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國;還是一個讓美國在歷史上唯一沒有取得戰爭勝利的中國;還是一個令美國總統不得不主動要求訪問的中國;還是一個把“一盤散沙”改變東方巨龍的中國;還是一個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了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的中國;還是一個由于吏治清明、干部黨員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所以被國際組織評為廉潔指數在六以上而只有輕微腐敗因此人民得到的實惠最多的中國。然而到了改革開放的時代，曾經這樣的中國在僅僅二十幾年之后，竟然就變成了裸官充斥、貪官舉國、物欲橫流、黃賭毒遍地的中國;就變成了民族分裂重新出現且日益強烈的中國;就變成了階級矛盾突出而整個社會嚴重撕裂的中國;就變成了東海和釣魚島被日本強占而南海及其諸島又被周邊瓜分卻束手無策的中國;就變成了駐外大使館和新聞記者被美軍炸毀與炸死卻只能忍氣吞聲的中國;就變成了巡航的軍機被美軍的飛機撞落且飛行員犧牲而只能裝聾作啞的中國;就變成了駐美國的外交官被美國警察無端毆打而無動于衷的中國;就變成了被美軍的十大軍事基地“G”型包圍而裝作巋然不動的中國;就變成了購買的幾千億美元的美國債券變成了垃圾竟毫不心疼的中國;就變成了被美國和歐洲諸國來回羞辱或揉搓而佯裝不覺的中國;就變成了只能靠給美國做小三、當二奶來維持“中美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這樣一個處在極度內外交困之中的中國。

　　盡管毛澤東高壽達八十三周歲，可他在長達八十三周年的人生中，用他自己概括說的卻只不過就是干了兩件事。一件是“和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八年抗戰，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第二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自認的他一生所干的與打跑了日本侵略者和趕跑了蔣介石反動派并列的兩件事之一。盡管毛澤東逝世后，文革遭到了徹底的否定。但是今天我國的殘酷社會現實、特別是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劇變和蘇聯解體的這一血淋淋結果，卻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恰恰正是我國能夠避免如此厄運的關鍵性歷史進程。因此，毛澤東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就是中華民族的守護神，就是中華民族的大“貴人”。

　　與當年的中國革命盡管取得了最后的勝利但卻充滿了艱難曲折一樣，毛澤東成為全黨公認的領袖和全軍公認的統帥的過程同樣也是坎坎坷坷。而也正是由于毛澤東成為全黨公認的領袖和全軍公認的統帥的過程坎坎坷坷，所以當年的中國革命才會遭遇到那么多的艱難曲折。毛澤東成為全黨公認的領袖和全軍公認的統帥的過程，也是全黨和全軍同志的認識問題能力提高的過程。而全黨和全軍同志認識問題能力的提高，不只是來自于毛澤東的正面教育，而且還更有來自黨內反對勢力和國內反動勢力的反面教育，甚至還更有來自國外侵略勢力的反面教育。因此，無論是黨內黨外，還是國內國外的那些反對勢力和反動勢力的代表，也都稱得上是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貴人”。

　　雖然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僅有的十幾個創始人之一，而且還更是創立了能夠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理論并親自開辟出了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唯一能夠走向勝利的道路。但是毛澤東不僅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要比周恩來、瞿秋白、王明、博古和張聞天等這樣的后生小輩晚了許多，而且在進入黨的核心領導層之前，還更是屢受排斥和打擊。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是因為毛澤東為了壯大中國革命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和妹妹都引領上了革命道路的這種高尚情操不僅無人能夠理解，而且他創所造出的能夠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革命理論和親自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唯一能夠走向勝利的道路，更是很少有人能夠認識。就像在徹底剝奪了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的“寧都會議”上，當任弼時、項英、鄧發和顧作霖等人惡毒污蔑毛澤東并要徹底剝奪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的權力時，周恩來盡管為毛澤東辯解了幾句，但卻不過就是這樣輕描淡寫地說到：“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王稼祥盡管對任弼時和項英等人剝奪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權力的做法進行了堅決的反對，但反對的理由卻只不過就是“臨陣換將，兵家大忌”。

　　自從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這兩天召開的開除了譚平山黨籍和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的那次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增補為政治局常委之后，周恩來便一直在中央機關工作，直到進入中央蘇區。因此對于毛澤東，周恩來不應該不了解。然而毛澤東能夠創立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完整理論的那種超凡智慧和親自開辟出了農村包圍城市這條中國革命唯一能夠走向勝利道路的那種探索的艱辛，在周恩來看來不過就是“經驗”;毛澤東為了解放中國人民和拯救中華民族而將全家都引上了革命道路的那種高尚情操和長時期舍生忘死地與敵人進行的浴血奮戰，在周恩來的眼中，不過就是個人的“興趣”。

　　周恩來和朱德在所有的中國人的眼中，無不是毛澤東的左膀右臂。在中央軍委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確定的共和國三十三位軍事家中，周恩來和朱德更是緊隨毛澤東之后而名列二、三位。然而就是像周恩來這樣的偉人，當年對毛澤東的超凡個人智慧和無比崇高的個人情操以及為中國革命所立下的巨大功勞，都是這樣認識的，其他人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如果按照《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界定來認識毛澤東思想不僅只是指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的思想，而且還更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的話，那么當年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過程是不是就能證明，當年根本就沒有哪個人能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貢獻了他們的聰明智慧。一群連毛澤東所創立的理論是唯一能夠指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勝利的理論，一群連毛澤東所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這條道路是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唯一能夠走向勝利道路的這種認識能力都不具備的人，能夠為指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最終勝利的毛澤東思想貢獻出他們的聰明才智，你信嗎?

　　回想起當年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艱難曲折過程，最應該令毛澤東感到寒心的人，那可能就要算是朱老總了。

　　“南昌起義”失敗之后，朱德率領一千多人的余部由于無處可去，于是便率部躲藏到了軍閥范石生的部隊中。后來因為蔣介石有所察覺，只好又被范石生禮送離開。“湘南暴動”失敗后，朱德再次無家可歸，因此只好到井岡山去投奔毛澤東。然而到了井岡山之后，由于拒不聽從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而盲目服從左傾機會主義的上級的錯誤命令并放任部下搞極端民主。因此這才不僅釀成了紅四軍歷史上的“八月失敗”，而且也更使朱德自己都覺得無顏再回井岡山。幸虧毛澤東不計前嫌，親自下山遠征湖南，這才又將朱德又接回了井岡山。朱毛紅軍轉戰到福建之后，不僅隊伍獲得了較大的發展，而且還更是擴大和鞏固了閩西革命根據地。而此時已經緩過元氣來的朱德卻不僅再次與毛澤東發生了沖突，而且還更是聯手陳毅和劉安恭這兩位四川故舊和其他一些人在紅四軍的“七大”上，不僅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而選掉了毛澤東的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務，而且還更是將毛澤東排擠得不得不離開紅四軍而到地方上去工作。在把毛澤東排擠出了紅四軍之后，朱德本欲大展宏圖，可是在率領紅四軍先是在進擊閩中時受挫，然后又在出擊東江中失利。出擊東江的損失程度，按照朱德自己的統計，是損失了紅四軍六千人總兵力的三分之一。就在朱德再次無顏去見毛澤東的時候，幸好到上海匯報工作回來的陳毅途徑這里并巧遇了朱德。由于胸懷坦蕩的陳毅主動向毛澤東認錯，所以這才給朱德找到了一個率部返回閩西根據地的臺階。從此，朱德與紅四軍跟隨毛澤東千里轉戰，由于不僅越戰越強從而使紅四軍發展壯大成為了紅一軍團，而且還更是開辟中央革命根據地。特別是在這期間，朱德在毛澤東的統帥下更是由于戰功卓著，因此被中央任命為了紅一方面軍的總司令。

　　盡管是來自于中共中央的任命，但如果不是由于跟隨了毛澤東這才立下了出色的戰功，那么朱德是沒有任何理由超越“平江起義”的主要領導者和紅三軍團的主要創建人彭德懷而當上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的。然而在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不僅剝奪了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的權力，而且還更是對毛澤東極盡污蔑的“寧都會議”上，朱德卻沒有對毛澤東表示過一丁點的支持和進行過一丁點的辯解。這樣的表現，不僅會讓毛澤東感到寒心，而且也更會讓所有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

　　不論是周恩來，還是朱德，即使是像后來的博古和張聞天等人，他們的革命立場，都是不容懷疑的。但是他們之所以認識不到毛澤東的正確，就是由于在儒家文化的長期毒害下造成了認識問題的能力不足和養成的那種強烈的實用主義心理。認識問題的能力不足，使他們不能通過理論的探究便能夠認識到毛澤東開辟出的革命道路是一條通往勝利的道路;而受強烈的實用主義心理的驅使，使他們在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這一事實面前，認為只有蘇聯式的革命道路才是正確的道路。

　　凡中國的漢族人，幾乎都認識了而且也都認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這一現象。就在毛澤東用正面的理論教育說服不了他的戰友們的時候，于是就輪到蔣介石這個中國人民的死敵開始用槍炮來教育他們了。由于沒有了毛澤東的保護，所以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槍炮教育很是成功。在蔣介石的槍炮教育下，除了王明之外，周恩來、朱德、博古和張聞天等人終于醒悟了，于是這才不僅認識到了毛澤東的英明偉大，這才不僅認識到了沒有毛澤東就不可能戰勝強大的敵人，這才不僅終于由衷地擁戴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和人民軍隊的最高統帥，而且自己也因此而成為了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成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成為了中國人民的孝子。因此毛澤東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和人民軍隊的最高統帥，蔣介石可謂是他政治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位“貴人”。而在這一過程中，之所以只有王明沒有被蔣介石教育過來，那是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中國人民的兒子，而只不過就是蘇聯人的賢孫。

　　“遵義會議”后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黨中央所直接指揮的紅一方面軍在走過了萬水千山之后，終于在四川的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了。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師，給由于打不破蔣介石的圍剿而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準備前往湘西與賀龍所部匯合的左傾機會主義們，帶來了莫大的喜悅。然而一四兩個方面軍的會師，卻由于兩伙各懷鬼胎的機會主義分子走到了一起，因此帶給中國革命的不僅不是新的勝利，反而卻是更大的災禍。

　　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師之后，張國燾和陳昌浩等人看到一方面軍損失慘重，于是便陡起了依靠四方面軍的兵強馬壯來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的野心;而博古和張聞天等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們看到了四方面軍兵強馬壯，也萌生了急于排擠張國燾而直接掌控四方面軍的邪念。如果從“有槍就是草頭王”這種流氓理論和“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邪惡人生理念的角度來認識，不管是張國燾和陳昌浩，還是博古與張聞天，他們的想法和做法在理論上都還是能夠解釋通的。

　　自一九三二十月年撤出鄂豫皖蘇區之后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等來黨中央和一方面軍，四方面軍在張國燾和陳昌浩、徐向前等人的領導下，不僅粉碎了蔣介石和四川軍閥的圍追堵截，而且隊伍更是從鄂豫皖蘇區突圍時的三萬，發展到了八萬六千多人。此舉充分證明了張國燾和陳昌浩、徐向前等人無論是在軍事戰略的制定上，還是在軍事指揮上，的確是都比博古、李德和張聞天等人更勝一籌。從蘇聯回國之后不久，博古和張聞天等人就在蘇聯人的扶持下，登上了中共最高領導人和政治局常委這樣的寶座。但是蘇聯人把他們扶上中共最高領導人和政治局常委等寶座，是想通過他們來掌控中國革命而卻不是要他們來葬送中國革命的。中國革命的成敗如何，對于在帝國主義國家的團團包圍之中的蘇聯，是至關重要的。而博古和張聞天等人對中央蘇區的葬送，卻嚴重違背、干擾了蘇聯人的戰略意圖。對于蘇聯人的意圖，博古和張聞天等人應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對蘇聯人實現自己戰略意圖的絕決，尤其是在蘇聯留學期間所見過、甚至還親自參與了的蘇聯人對像李立三這樣險些擾亂了蘇聯的戰略意圖的中國革命者的殘酷迫害，想起來都令他們這些“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的嚴重患者不寒而栗。所以此時如果能夠直接掌控張國燾麾下的擁有八萬多兵力的四方面軍，從而能夠再次按照蘇聯人的戰略意圖來控制中國的革命。那么不僅就能逃避掉蘇聯人因他們葬送了中央蘇區而必然會施加到他們身上的嚴厲制裁，反而還一定會得到蘇聯人的進一步信任與獎賞。因此，一四方面軍的懋功會師，除了給兩個方面軍的全體指戰員帶來了無比的喜悅之外，也給兩伙機會主義分子帶來了各自的鬼胎。

　　兩軍會師之后不久，中宣部長凱豐就用在《布爾什維克報》上發表的一篇題為《列寧論聯邦》文章，拉開了對張國燾等人進行批判的序幕。從此以后，博古和張聞天、凱豐等再次祭出了他們在剝奪李立三和毛澤東的權力時施用過的“先批判，后奪權，殘酷迫害送蘇聯”這個法寶，開始了對張國燾個人以及整個四方面軍所存在的嚴重的軍閥作風的指責。然而盡管當初博古和張聞天等人用這套流氓手段來排擠不僅創立了“黨指揮槍”的這一政治倫理，而且還更是始終以生命來捍衛“黨指揮槍”這一政治倫理的毛澤東和與他們一樣以蘇聯人馬首是瞻的李立三，的確非常有效?？墒钱敳┕藕蛷埪勌斓冗@些年輕的機會主義分子遇到了堅信“有槍就是草頭王”這種流氓理論的張國燾這個老機會主義分子，那可不僅純屬就是小巫見大巫了，而且還更是流氓遇流氓，就看誰更強。因此當博古和張聞天、凱豐等人把曾經在毛澤東和李立三身上施用過的這種流氓手段施加到張國燾的身上時，不僅未再見效，而且當遭遇到張國燾的反擊時，反而馬上就變得束手無策了。

　　近十幾年來，乘著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澤東的這股逆流，解放后曾經擔任過張聞天秘書的何方與《張聞天傳》的作者和《張聞天選集》編輯組成員的程中原等人在經過對黨史和軍史的深入研究分析之后，得出“遵義會議”并沒有確立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這一結論。在“遵義會議”的民主選舉中，毛澤東只不過就是被增補為了政治局的常委而已。特別是在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中，毛澤東還更是被明確規定為只是作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遵義會議”的實際選舉結果是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黨的總書記，而周恩來才是黨內所委托的對于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也就是最高的軍事指揮者。因此“延安整風運動”中開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之說，是對黨史的虛假錯誤的記述與總結;“延安整風運動”后所書寫的《黨史》，是經過篡改與偽造了的《黨史》。

　　何方與程中原等人的研究成果從理論上講的確是真實的，“遵義會議”的選舉結果也果真是如此。但是“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之說，也更是歷史的事實。這個歷史事實，就是源于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師之后，當張國燾不僅依仗著四方面軍的兵強馬壯，而且還更是抓住左傾路線的錯誤，并以清算博古和周恩來的錯誤為由而要求通過改變黨中央的領導機構從而伸手向黨要權時，黨中央領導集體中除了毛澤東敢于站出來與張國燾進行面對面的堅決斗爭，而其他的那些中央領導人，卻不僅一個個都噤若寒蟬了。而且還更是把維護黨中央安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毛澤東的身上。而正是由于在張國燾咄咄逼人地伸手向黨要權面前，由于只有毛澤東敢于并能夠挺身而出堅決捍衛了黨中央，尤其是堅決捍衛了“全黨服從中央”和“黨指揮槍”等這些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本政治倫理，因此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也就完全是符合歷史事實了的。

　　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師之后不久，張國燾先是以指責增補了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的“遵義會議”不合法為由，試圖將毛澤東排擠出去。然而當他的這一意圖落空而毛澤東又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兩軍要高舉抗日的旗幟共同北上的戰略設想之后，馬上又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個南下川康的主張。而為了實現自己南下川康的主張，張國燾又在陳昌浩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要清算黨中央政治路線的錯誤并追究博古和周恩來的個人責任。為此，張國燾提出了博古要退出中央政治局，周恩來要退出中革軍委。特別是為了逼迫博古退出中央政治局并以此來強迫黨中央接受他南下川康的主張，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討論兩軍行動方向的會議上，張國燾曾經拍桌并指著博古的鼻子這樣大罵：“你這個黨的敗家子，配談什么談軍事!”在張國燾的淫威面前，博古和張聞天等人除了戰戰兢兢，就是不知所終。因此在張國燾拍著桌子大罵博古的時候，只有毛澤東敢于站出來義正詞嚴地反擊張國燾“這是黨的政治局會議，不是督軍團會議!你這樣潑婦罵街似的惡語傷人，那點還有共產黨人的作風。”

　　在張國燾以自己的武力為后盾并抓住了黨中央政治路線的錯誤和軍事指揮上的無能來威逼黨中央的時候，周恩來盡管與張國燾一樣是在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舉出來的書記處書記，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黨內的地位并不低于張國燾。但是由于他對中央紅軍所遭受到的慘重損失的確是要負上很大的責任的，所以在為黨創下了一份極大“家業”的張國燾面前不免嘴短。于是只好用在極其關鍵時刻的一場大病，不僅躲開了張國燾對自己的追究，而且也更是避免了退出中革軍委的尷尬。而至于博古，那更是嚇得都很少敢朝張國燾的面了。當時的張聞天盡管是黨中央的總書記，但是由于黨中央所犯的政治路線錯誤不僅也有他很大的一份，而且他只擅長的那種機會主義的做法，在張國燾的面前也根本就不堪一擊。所以此時為了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為了維護黨和人民軍隊的政治倫理而敢于并能夠站出來同張國燾進行斗爭的中央領導人，也就只剩下毛澤東了。而毛澤東在反擊張國燾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義正詞嚴和大義凜然，不僅更加教育了紅一方面軍的全體指戰員，而且也更是感染了紅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特別是在與四方面軍草地分手時毛澤東所留下的“請你向國燾同志轉達我的意見，根據對當前政治形勢的分析，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面的敵人力量很大，再過一次草地在天全、蘆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很困難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確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們一定會北上的。你們南下，我們歡送，我們前面走，給你們開路，歡迎你們后面來”這個預言在一年后的實現，使毛澤東由于自己的英明判斷而更加受到了全黨同志和全軍指戰員的衷心擁戴，從而確立了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所以毛澤東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袖和人民軍隊的最高統帥，張國燾也算得上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貴人”之一。

　　“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的最高領袖與最高統帥的地位，盡管得到了全黨和全軍的逐漸認同。然而在由于日本的入侵而中華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機面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領導地位卻還沒有得到全體中國人民的認同。而當國民黨反動政府在日本人的侵略面前步步退讓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能否取得民族的領導地位，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為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懼國民黨匪軍的重重圍堵和萬水千山的險阻以及戰勝了張國燾的分裂，高喊著“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并高舉著抗日大旗的毅然北上，從而使全體中國人民從毛澤東等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認識到了什么才是民族大義。就是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感召之下，中華民族這才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救國統一戰線。而中國共產黨，也更是由于有了毛澤東才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獲得了至關重要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在以后所堅持的長達八年之久的殘酷抗戰中，毛澤東更是用他那不屈不撓的堅定意志和通過《論持久戰》等這樣的光輝著作所展現出來高度智慧，從而成為了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民族領袖。

　　近年來，由于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否定與污蔑已經深化到了歷史細節的層面。于是《游擊戰術“十六字訣”產生過程辨析》、《朱德軍政雙優，教毛澤東打仗，最早提抗日持久戰》、《假若沒有朱德，毛澤東有可能變成土匪》和《蔣百里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戰》等不僅根本違背歷史，而且即使是文章表面的邏輯上都狗屁不通的一些東西，便紛紛出籠了。而更有甚者，甚至都意淫出了《蔣百里將軍：一人兩次打敗日本整個陸軍》這種極其荒謬的東西。當年我國的抗戰由于基本上都是在陸地上進行的，所以抗擊的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的陸軍。如果蔣百里一個人就能打敗日本的整個陸軍，那么還需要中華民族付出了三千五百萬人傷亡這樣慘重代價的全民族抗戰嗎?

　　不管是朱德，還是蔣百里，抑或是還有他人，他們所提出的持久戰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是事物的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層面。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稍具軍事常識和堅持抗戰到底這一立場的人，都能夠認識到我國的抗戰，就只能是持久戰。但正是由于敵強我弱，所以我國如何才能把抗戰持久地堅持下去，才是問題的關鍵。因此毛澤東所講的“論”持久戰。關鍵就在于一個“論”字上。就是這個“論”字，才論出了抗日軍民的堅定信心，才論出了中華民族堅持抗戰的光明前途，才論出了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所以即使是朱德曾經提出過持久戰的思想，那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也根本就不在一個層次之上。而只要對比一下已經出版了的多位領導人的《選集》和《文集》便不難發現，除了《毛澤東選集》中充滿了像《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矛盾論》、《實踐論》、《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與《戰爭和戰略問題》等這樣大量的具有戰略性、理論性、哲學性和邏輯性的著作之外，而其他領導人的《選集》或《文集》中，不過就是一些充斥著講話或是文告類、總結類的東西。

　　就是由于毛澤東的超凡智慧和高尚情操教育、影響了中國人民;就是因為日本侵略者的兇殘和野蠻，又喚醒了在“敬之，終吉”和“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待之”這種思想的毒害下而精神陷于麻木不仁狀態中的中國人民。所以中國人民這才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這才選擇了毛澤東。因此日本侵略者在中華民族崛起的過程中，也就不僅成了中華民族的“貴人”，而且也更是成了毛澤東政治生涯中所遇到的一個非常出色的“貴人”。于是毛澤東這才一再這樣“表揚”兇殘的日本侵略者這個反面教員“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正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盡管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盡管締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盡管抗擊住了日本侵略者，盡管趕走了蔣介石，盡管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如果沒有抗美援朝戰爭，那么毛澤東充其量也還是一個內戰英雄。即使是由于抗日戰爭也能算得上是民族英雄，但由于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無路可退的最后危險的時候而被迫進行的，因此這樣的民族英雄，其色彩也就不那么強烈了。而抗美援朝由于是毛澤東決策而主動出兵朝鮮，是真正地拒敵人于國門之外，是對美國侵略我國臺灣地區的強盜行徑進行的主動反擊，因此這才彰顯了中華民族敢于抗擊強暴的不屈勇氣，彰顯了中華民族敢于捍衛自己民族利益的堅強決心，彰顯了中華民族為了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正義而敢于承擔任何民族犧牲的博大胸懷和高尚的國際主義精神。

　　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發的朝鮮內戰，給本來就要限制和削弱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國提供侵略我國臺灣的借口。因此美國不僅馬上于朝鮮內戰爆發后的第三天就侵入了我國的臺灣，而且還更是組成了聯合國軍侵入了朝鮮。于是在聯合國軍的旗幟下，五十年前曾經侵略過我國的八國聯軍中，美國人來了，英國人來了，法國人來了，意大利人也來了。然而盡管美國人還是美國人，英國人還是英國人，法國人還是法國人，意大利人也還是意大利人，但是中國人卻與五十年前有了根本的不同了。五十年后接受了毛澤東思想的中國人，與五十年前在儒家文化毒害下的中國人有了根本性的不同。面對強大的侵略者，中國人民沒有被再次嚇倒，而是組成了中國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了鴨綠江，狠狠地懲罰了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國聯軍。因此美國本欲限制和削弱我中華民族而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反而卻成了中華民族一戰雪恥的天賜良機?？姑涝粌H一戰就使新中國成為了能夠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強國，而且還更使毛澤東成為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民族英雄，因此美國也就成了對毛澤東在政治生涯中獲得個人的巨大成功而作出了極大貢獻的一位“貴人”。

　　由于蛇吞象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現象，所以盡管日本人的野心再大，那也滅亡不了我中華。然而如果是熊吃象，那結果肯定就會不一樣。我國北方的那個強悍鄰國，不管是在老沙皇的時代，還是在前蘇聯的時期，都把北極熊當作為自己的形象。由于沒有雜食的自然條件而基本上失去了雜食性，所以北極熊在熊類之中，不僅體型最大，而且也更是最為兇殘。因此以北極熊為自己形象的俄國人，也最具有強烈的擴展性，也最為兇殘和野蠻。

　　一九五八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先后向我國拋出了在我國架設長波電臺和組建中蘇聯合艦隊等試探性的氣球以試探毛澤東反應，從而試圖像當年曾經完全控制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那樣，妄圖控制整個中國。然而不同于只知道坐而論道的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和王明等，毛澤東不僅有“風起于青萍之末”那樣在事物剛剛露出它表面現象時就能夠看到它本質的那種超凡智慧，而且還更具有堅決維護中華民族獨立和利益的膽量、勇氣、決心和能力。由于看透了赫魯曉夫的野心，所以毛澤東不僅堅定地回絕了赫魯曉夫的一切試探，而且在之后還更是對蘇聯人的武力威脅和武裝侵略進行了堅決的反擊并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從而迫使蘇聯人不僅收斂起了武裝侵略我國的野心，而且還更是徹底打消了他們謀求對我國進行控制的企圖。

　　正是由于有了毛澤東對蘇修新沙皇的力抗和堅決反擊，因此才不僅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認識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正義，而且也更使美國這只野心狼，都認識到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的正義與強大。因此美國總統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到我國訪問的時候，在與我國簽訂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美國方面聲明和雙方共同聲明中，這才會有了以下這樣的表述：

　　“各國不論社會制度如何，都應根據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侵犯別國、不干涉別國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國際爭端應在此基礎上予以解決，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在他們的相互關系中實行這些原則。”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

　　“任何大國與另一大國進行勾結反對其他國家，或者大國在世界上劃分利益范圍，那都是違背世界各國人民利益的”。

　　珍寶島擊潰了蘇修新沙皇，不僅使中華民族結束了長達近三百年時間的在北極熊陰影下的生活，而且還更是把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內容的無產階級人性文化，推廣到了全世界，因此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正義和力量的化身。而毛澤東，就是維護全世界所有弱小國家和弱小民族利益的堅定代表。于是蘇修這個新沙皇，也就因此而成了送給了毛澤東一份最重厚禮的“貴人”。

　　當“舒心的美酒”變成了“砸三鐵”和私有化大潮而釀就的下崗失業和失地的苦酒，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而中華民族在國際上不斷地挨打受辱，中國人民這才終于親身領教了，終于徹底認識到了，由于自己的懦弱和無知所造成的麻木不仁而導致的修正主義上臺，最終將會使自己付出怎樣的代價。于是這才終于相信了毛澤東的預言果然就如神一般的精準，終于認識到了毛澤東果然就是個神。

　　自從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這個觀念起，毛澤東就一再擔心在自己的身后，中國共產黨將會變成修正主義的政黨。為此，毛澤東一再向廣大的黨員和干部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要備戰，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不僅如此，毛澤東生前還更是一再告誡全國人民，修正主義上臺，人民就要再吃二遍苦，就要再遭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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