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這個字在許多人的印象里，可能不過就僅僅是一個方位名詞而已。可是對于我，卻總是會把“西”這個字和陰森恐怖與妖霧重重聯系在一起。而之所以會如此，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小時候《西游記》的故事聽得太多和姥姥的去世。

　　在我小學一年級還沒有讀完的那一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文革爆發之后不久，就放了暑假，之后直到一九六八年才開始上課。在兩年的時間里，我每天除了和小伙伴玩耍之外，最喜歡的就是聽三個哥哥或是哥哥的同學們講《西游記》的故事了。不管在什么時候，只要有人講《西游記》的故事，我都會立刻停止其他的玩耍，而跑去聚精會神地一直聽到講故事的人不再講了而止。聽《西游記》的故事聽得太多了，于是我便會經常出現盡管大慈大悲的佛祖和觀音菩薩都住在西天，但是唐僧去取經的通往西天的路上，在那些妖霧繚繞的山洞中，卻住滿了白骨精等妖魔鬼怪這樣的想象。由于經常出現這樣的想象，所以白天我總是幻想著能夠成為一個降妖捉怪的孫悟空，可夜里夢到的，卻都是青面獠牙的鬼怪妖精和陰森恐怖的閻王以及牛頭馬面的小鬼。

　　在那段日子里，還發生著一件我非常喜歡的事，就是每天早上都到我家附近我父親工作的那座煤礦的辦公大樓前，看那些牛鬼蛇神向毛主席請罪。

　　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期間，每天的早飯前，頭戴白紙糊成的高帽或不知是國民黨軍官、還是偽滿警察的破舊大蓋帽，胸前掛著用黑色墨水寫著名字和諸如壞分子或漏網地主分子等標明身份的白紙牌，穿著各色服飾，臉上涂著赤橙黃綠青藍紫各色墨水的四十多個被稱為是牛鬼蛇神的群眾專政對象，被臂戴紅色袖章的工人專政隊員從幾間倉庫里押出來，排成橫列，站到一處搭好的木臺子上，低頭彎腰，嘴里紛紛嘟囔著向毛主席請罪。在這些牛鬼蛇神請過罪之后，站在臺下的人們又舉起拳頭高喊一些什么打倒牛鬼蛇神的口號之后，每天牛鬼蛇神向毛主席請罪的活動也就結束了。盡管《西游記》的故事我已經聽熟了，可卻從來沒有見過青面獠牙的妖怪和牛頭馬面的小鬼。但由于那時年幼理解能力差，而且感覺牛鬼蛇神和牛頭馬面卻又差不多。因此在后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都認為那些牛鬼蛇神，就是傳說中的那些牛頭馬面的小鬼。

　　在我十二歲的那年，與舅舅在一起生活的姥姥去世了，我和父母及哥哥姐姐到舅舅家去吊喪。靈棚里，在香煙繚繞、紙灰飛舞中，原本慈祥和藹的姥姥，在遺像里也顯得特別的陰森恐怖。我們的吊喪活動，由舅舅家的鄰居，那位見多識廣、“德高望重”的王姥爺來指揮。王姥爺站在擺滿了點心和水果的供桌旁，手拈三柱點燃的長香，用高亢卻又顫抖的聲音高喊著“跪”，“叩首”，“起”和當時我還不甚理解的“駕鶴西歸”、“西方接引”和“西方大道”之類的什么。在香煙繚繞、紙灰飛舞和王姥爺顫抖的聲音里，我對“西”更加充滿了恐懼。

　　文化大革命的期間，是經常地開會。父親不僅要在工作單位天天開，而且下班后居民組里也是經常開。所以從老中華民國、滿洲國、新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路走來的父親經常會這樣說“國民黨的稅，共產黨的會”。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指國民黨的稅多，而共產黨的會多。可是當到我人到中年的時候，才知道當年國民黨的會也很多，而改革開放后的共產黨的稅也不少。以至于前幾年坊間都流傳著這樣的一則笑話：“誰誰誰與某某某睡覺，那是“國稅”(國睡);要飯的與乞丐睡覺，那叫“地稅”(地睡);官員與二奶睡覺，稱之為“偷稅”(偷睡);丈夫與妻子睡覺，只能叫“所得稅”(所得睡);而姐夫與小姨子睡覺，那可就是“增值稅”(增值睡)了。

　　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共產黨人幫助孫中山對國民黨所進行的改組，依據的都是列寧的建黨學說。因此在背叛了大革命之前，國民黨的會也很多，其中除了一九二四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外，著名的還有一次“西山會議”。

　　就在國共兩黨合作而推動的國民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陰森森的孫中山靈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中的右派石瑛、覃振、葉楚傖、沈定一、林森、鄒魯、居正、張繼和謝持等人召開了一次通過了《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言》、《開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共產黨人李大釗等通電》、《取消政治委員案》的史稱為“西山會議”的會議。

　　小時候還經常聽父母說，國民黨在我們遼寧盡管只呆了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可卻也把我們這里禍害得夠嗆。因此國民黨匪徒在我的印象里，于是個個就都成為了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而也難怪國民黨匪徒在我的印象里要成為妖魔鬼怪，就連一次如此重要的會議，國民黨的匪徒們都要跑到陰森恐怖的孫中山的靈前去開，這怎能不讓人把他們與靈前的那些牛頭馬面聯系在一起。

　　由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是依據列寧的建黨理論而建立或改組的，所以既然在國民黨的歷史上有過這么一次妖魔鬼怪舞翩遷的“西山會議”，那么在共產黨的歷史上，是不是也會有一場這樣的會議呢?果不其然，不僅別說的確還真有，而且還更是巧合得就連會議的名稱也只有一字之差。國民黨的那次會議叫“西山會議”，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這次由LSQ搭臺，而由CY主演的這次會議的名稱就叫“西樓會議”。共產黨的“西樓會議”與國民黨的那個“西山會議”雖然還有一字之差。但卻也同樣是妖霧重重。

　　也許是天意，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不僅佛教和共產主義都誕生在我們中國的西方，不僅唐僧去取經的西天路上布滿了妖魔鬼怪，不僅通往西方傳來的共產主義的這條道路上也同樣是充滿了艱難曲折，而且就連我們中國人的人生終點，也同樣是位于西方。

　　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在“七千人大會”結束之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就離開了北京到外地去視察，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在一線工作的LSQ、周恩來、鄧小平、CY和彭真等人來主持進行。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LSQ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澤東和林彪之外共有十六人參加的后來習慣上被稱為是“西樓會議”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二十三日召開的會議上，CY應LSQ的要求，做了“五個方面的困難和六項解決措施”的長篇講話。

　　CY的這篇講話，得到了LSQ的高度認同。尤其是CY經濟建設的思想，與LSQ更是不謀而合，或是早就有謀有合。于是在會議召開的期間，為了進一步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LSQ又這樣對CY說到：“你光是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贊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同志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

　　二月二十六日，在由國務院組織召開的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會議上。CY又作了后來被收入到了《CY文集》之中的標題為《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與“西樓會議”內容相同的講話，再次重申了他在“西樓會議”講話中所闡述的思想。

　　在CY發表了兩次內容相同的長篇講話之后，LSQ提議用中央的名義將CY等講話轉發全國。經政治局會議討論同意后，LSQ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批發CY等同志講話的指示》。

　　LSQ不僅十分重視CY兩次會議講話對調整工作的指導作用，而且認為CY近幾年來的講話和文章中關于財政經濟工作的一系列主張也很有價值，應該整理出來，讓更多的人能夠深入了解。于是“西樓會議”后，LSQ要鄧力群組織幾個人，把CY的這方面講話和文章找出來，編輯印發。按照LSQ的指示，鄧力群收集了CY從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發言至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的青浦農村調查報告等共十五篇講話或文章，不僅編成了約五萬字的《CY同志幾年來有關經濟建設的一些意見》一書，而且還更是整理出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摘要》。

　　在此前不久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盡管毛主席三次邀請，但都被CY以“在做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為由拒絕了。從而成為了在在召開了近一個月之久的“七千人大會”上，沒有在大會上公開講話的中共中央七名常委中的唯一。對于不講話的“真正”原因，在事隔二十六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CY自己做了這樣的說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CY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此話說得盡管十分動聽，但卻不僅純屬是絕對的口是心非，而且還更是暗示了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是毛主席造成的，從而又給早已故去的毛主席潑上了一盆臟水。

　　在已收入到了《CY文選》之中，但日期卻標注為了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CY在“七千人大會”期間出席陜西省參加“七千人大會”的全體干部會議上所做的《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的講話中，CY以黨中央副主席的身份這樣批評和告誡參加會議的全體同志：“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有人不說話。有些‘聰明人’，見面就是‘今天天氣哈哈哈’，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要失敗的。

　　這次大會取得了非常大的勝利，不要低估了。只要我們有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產黨將無敵于天下。”

　　正如CY所批評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那樣，老老實實、襟懷坦白，對黨沒有任何的保留，這是一個共產黨員最起碼的標準。然而身為黨中央的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國共產黨當時第五位領袖的CY做到這一點了嗎?“七千人大會”的召開期間，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在大會上發表了公開的講話，而唯有CY，盡管毛主席曾經三次邀請、要求他在大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但卻都被CY以“在做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為由拒絕了。可是僅僅過去才十幾天，在LSQ主持的會議上，CY就發表了將近一萬字的長篇講話。迄今為止，也沒有任何史料披露CY在這十幾天里到任何地方做過調查研究，可見CY在“西樓會議”上所講的那些“問題”，完全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前就已經掌握了的。可是在黨中央主席主持的有七千多的黨的高級干部參加的會議上一言不發，而在黨中央主席不在場并只有十幾個人參加的會議上卻發表了近萬字的長言，CY才真正是做到了“對黨只講三分話，從不全拋一片心”。

　　毛澤東個人當然不能代表黨，但是參加“七千人大會”的那七千多名縣團級以上的黨的高級干部，還不能代表黨嗎?如果這些人不能代表黨，那么還有誰能夠代表黨呢?

　　直到今天，那些否定、丑化和妖魔化毛主席與文革的人在論及毛主席之所以能夠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都要提及是由于一九五七年秋冬至一九五八年春毛主席開展的“反反冒進”，形成了黨內毛主席的“一言堂”，從而造成了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政治生活確實很不正常。但這種不正常，卻絕不是毛主席搞什么“一言堂”，而是有人利用主持一線工作的機會，完全架空了毛主席。從而使毛主席的一些講話、尤其是許多重要的指示，不能傳達貫徹到全黨。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專門為糾正大躍進中的左傾錯誤而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已經開過了一個多月之后，毛主席發現會議的精神并沒有通過黨和政府的各級干部層層向下面傳達。為了避免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的初期，由于主持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的極左表現而導致出現的那種“共產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和“生產瞎指揮風”的再次出現，毛主席不得不把自己的意見直接發給了全國所有的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這樣共六級的干部。在那時，盡管毛主席能夠隨時做出正確的指示，但是由于主持一線工作的同志從中作梗，卻很難傳達貫徹下去。因而這才逼迫得黨中央主席，不得不把指示直接發到人民公社的生產小隊長的這一級干部。然而毛主席的這份指示，卻不僅仍然還沒有能夠作為黨中央的文件進行下發，而且就連《人民日報》等主要的媒體也不給刊登。而只能是作為毛主席個人的公開信，刊登在了發行范圍極窄且發行量又極小的《黨內通信》這份刊物上。由此可見，當年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政治生活不僅的確是不正常。而且這個不正常，也絕不是什么毛主席搞“一言堂”，而是有人在大搞陰謀詭計。在“七千人大會上”，盡管毛主席曾經三次邀請、要求CY公開講話，但CY卻就是一言不發。然而一轉身到了“西樓會議”上，卻一講就是一萬言。這樣的行為，能否算得上是在搞陰謀詭計?假使當時的確是出現了毛主席在黨內搞“一言堂”的這種現象，那么這也是由于毛主席不僅掌握著真理，而且還更是代表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倫理，而其他人與毛主席爭論不過、甚至是不敢與毛主席進行爭論而已。譬如毛主席所大力倡導并始終堅決堅持的農業合作化，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人當年在號召中國人民投身革命的時候，許下的那個革命勝利后將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那個莊重諾言的這個政治倫理。如果當年沒有向全國人民許下這個莊重的諾言，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而LSQ等人對農業合作化的反對，就是背棄了中國共產黨的這個政治倫理。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倫理，就是背叛了道義，因此必將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在中國共產黨的殿堂里，一個背棄了共產黨的政治倫理的人，有什么膽量敢與堅決堅持共產黨的政治倫理的毛主席進行爭論?有什么臉面與堅決堅持共產黨的政治倫理的毛主席進行爭論?除非他搞不爭論。不用說在只有實現共產主義這唯一目標的共產黨內，形成為了討論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一言堂”是正常的。即使是在亂七八糟奔小康的共產黨里，出現不問姓資姓社不爭論的一言堂，也同樣是正常的。就是由于像CY這樣自己都覺得只有“實現共產主義”、“為了解放全人類而奮斗”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這樣在光明正大的公開場合才能說得出口的話，而不愿說。但就連自己都認為羞于公開說出口而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里說的話，卻又不敢說的人在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內實在是太多，因而這才會出現所謂的“一言堂”現象。所以，如果不是有周總理和朱老總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決支持，那么當年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討論如何在我們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會議上，可能真的就會變成只有毛主席一個人在說、在講的這種“一言堂”或是“獨角戲”了。

　　作為黨中央的副主席，CY對同是副主席或是政治局常委的LSQ等人在大躍進運動中的公開言行，應該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因此對造成他在“西樓會議”上所講的那五個方面“問題”的真正原因，也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而也正是由于知道得清清楚楚，因此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才不愿而也不敢公開發一言。而在“七千人大會”上看到毛主席主動為他人承擔了責任，錯以為毛主席因為受形勢所迫而大勢已去，于是便在“西樓會議”上開始了大放厥詞。從而為推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這種會上不講會后亂講的人，不僅純粹就是一個“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暗藏心機的人，而且更絕不是一個老老實實、襟懷坦白，對黨沒有任何保留的人。這樣的人，就是一個典型的搗鬼有術的人。

　　CY與毛主席不僅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而且還更是中國共產黨的正副主席，因此也就更應該是生死與共的戰友。因此即使是毛主席有錯誤，那么CY對待毛主席的“錯誤”，是不是也應該做到像他批評別人時所說的“看到了缺點、錯誤也不提。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成功，肯定要失敗的”那樣反面的真誠呢?然而在實際中CY又是怎樣做的呢?一個黨中央的副主席都是如此地言不由衷，那么這個黨的黨內政治生活又怎么會正常呢?而CY之所以會如此兩面三刀地對待黨、對待毛主席，可毛主席又是曾經那樣地信任CY，一切皆是由于“君子眼中皆君子，小人眼里唯小人”這個因素才導致的。而君子與小人，自古以來就冰炭不能同爐。

　　由于CY和LSQ等人在“西樓會議”上把大躍進以來全國的經濟形勢說成了是一團漆黑，于是全國上下就到處都出現了“黑暗風”的團團妖霧。而在團團妖霧滾滾的“黑暗風”的掩蓋下，不僅又出現了“單干風”、“翻案風”和“投降風”，而且牛鬼蛇神也更是紛紛跳了出來并肆無忌憚地“上演”起了《李慧娘》等一出出的鬼戲。

　　據傳在促進LSQ平問題平反的時候，CY曾經說過：“毛澤東是人不是神，LSQ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的這樣一句十分有力量的話。然而會上不說而會后亂說并一貫搞小動作的CY又是什么呢?難道是搗鬼有術的小鬼?

　　一息尚存寫于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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