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先進文化引領前進方向，凝聚奮斗力量，提升民族素質的重要作用。在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毛澤東把抗日的文化戰線與武裝戰線放到同等重要位置，謂之“文武兩個戰線”。他說：“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

　　在文化事業中，毛澤東更為偏愛文藝對革命精神的鼓動作用。長征結束后不久，即發起成立中國文藝協會。七七事變后，國共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大批優秀文藝工作者拋棄城市較為優裕的生活，從四面八方來到延安，探尋真理，追求光明，各種文藝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地產生。到1942年，除中國文藝協會外，還成立了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陜甘寧邊區音樂界救亡協會、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邊區分會、陜甘寧邊區美術工作者協會，以及魯迅藝術學院、陜甘寧邊區藝術干部學校、延安部隊藝術學校等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中，將這些團體中的文學家、藝術家稱之為“文藝工作者”;陳云在推動落實毛澤東《講話》的《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以下簡稱《問題》)的報告中，有時將其統稱為“文化人”。

　　中國自古就有文如其人，以文鑒品，以品辨人的傳統。高素質的文化人才是文化事業發展的關鍵因素。毛澤東在《講話》中以相當篇幅論述對文化人的要求，而陳云《問題》的中心議題是：提高文化人的黨性修養。

　　文化人大量入黨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抗戰全面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動員和團結全民族的抗戰力量奠定了政策基礎。知識分子由于自身具備的知識所產生的能量，成為各方爭奪的對象。陳云說：“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收買中國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如果把廣大知識分子都爭取到我們這里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那么，我們雖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

　　針對黨內和軍內存在的不重視知識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思想傾向，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6日，中央軍委也發出《關于軍隊吸收知識分子及教育工農干部的指示》。大量發展知識分子入黨參軍后，出現了新的問題。知識分子成分比重的增大，使黨內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無組織的狀態”“獨立主義”與“反集中的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有所滋生。針對這種情況，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強調全黨的統一性、集中性和服從中央領導的重要性;強調要加強紀律教育，反對自由主義。

　　為了提高全黨的思想素質，增強黨的純潔性，從1942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在領導抗日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在全黨范圍內發動了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東西。廣大黨員干部通過學習毛澤東的《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報告，對整風的目的和意義有了較深刻的理解。但當時在延安的文化人中明顯反映出，他們沒有能夠理解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深刻意圖和真正意義。參加過延安整風運動的鄧力群回憶說：各單位的知識分子和新黨員中不少人受到自己經驗的局限，誤以為整風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對他們的領導。但“那些高層領導中有什么東西要整，他們當時是看不清楚的”。有些人在報紙雜志上發表文章，甚至在墻報上用漫畫、打油詩等譏諷的方式，批評延安生活中的一些枝枝節節的現象。突出的是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一時間把延安轟動了。“毛主席提著馬燈去看了墻報，什么沒說，走了。王震同志從前方回來，發了脾氣，說我們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實味這樣的人卻在后方這樣諷刺挖苦我們的領導干部，攻擊我們的黨。”這種思想傾向反映出，在文藝界，知識分子從思想感情上沒有解決面向工農兵，面向革命實際斗爭的問題，而這是敵后根據地文藝發展的方向問題，也是一個立場問題。毛澤東認為，必須解決。

　　毛澤東向延安100多位“文化人”發出請柬

　　1942年4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準備以毛澤東、博古、凱豐的名義召開延安文藝界座談會，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然后把形成的看法以社論形式發表。這實際是以一種特有的方式、特殊的內容開展文藝界的整風。4月27日，毛澤東同凱豐發出邀請100多位作家、藝術家等文藝工作者參加文藝座談會的請柬。

　　5月2日下午，延安文藝界100余位文藝工作者，齊集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會議室，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王稼祥、陳云、博古、凱豐、康生都出席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講話，集中談了對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度、工作對象、工作和學習方面的要求：

　　關于立場，文藝工作者要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

　　對三種不同性質的人，文藝工作者應采取不同的態度：對于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要揭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于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的態度有聯合，有批評。對積極抗戰的行為要贊成和贊揚，抗戰不積極的要批評，反共反人民的要堅決反對。對人民群眾的勞動和斗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應該贊揚。同時要看到“人民也有缺點的”。文藝工作者承擔著用自己的作品教育人民和凝聚人民的任務。“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斗，去掉落后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文藝工作者的工作對象是人民大眾，要為人民大眾服務，要“熟悉他們”，從思想感情上和他們打成一片。文藝工作要“大眾化”，創造出具有豐富、生動的群眾語言的作品。

　　文藝工作者還要學習社會，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心理。只有這樣，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會后，廣大的文藝工作者對毛澤東提出的要求進行了熱烈討論。5月16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了與會者對文藝問題發表的各種意見，進一步了解了文藝工作者存在的主要思想問題。5月21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延安文藝座談會結論問題時說：延安文藝界中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濃厚，很多作品描寫的是小資產階級，同情的是小資產階級。魯迅的《阿Q正傳》同情的是工農，與延安文藝界不同。必須整頓文風，達到文藝與群眾結合;要注意普及與提高，以普及為基本;同時注意吸收外國的東西。會議同意毛澤東指出的延安文藝界中存在的偏向，認為黨的文藝政策的基本方針是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的問題。

　　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一致意見，5月23日，毛澤東出席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最后一次會議，講了文藝運動中的一些根本方向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圍繞這兩個問題，毛澤東進一步引申和豐富了他在5月2日講話中提出的對文藝工作者的要求：

　　文藝工作者要為工人、農民、士兵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服務。“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這個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好，現在必須解決。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深入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要處理好普及和提高的關系。普及和提高都要從為工農兵服務這一基點出發，“向工農兵普及”;“從工農兵提高”，也就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普及和提高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關系，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提高和普及的統一，也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

　　要“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使文藝作品的創作動機與效果統一，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統一。

　　要“徹底解決個人和群眾的關系問題”。“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一些文化人不愿離開后方上前線

　　毛澤東的《講話》在延安的文化人中引起了震動。座談會后，部分文化人主動要求到前方或后方參加實際斗爭。作家艾青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前線去。但從總的情況看，文化人黨性薄弱的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1942年秋，中組部確定117人去敵占區工作，他們當中“除少數人表示服從黨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均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飾推諉，或當面拒絕”。中組部部長陳云認為：“在國內外斗爭日益艱難的時期，尤其在整風時期，竟有這樣多的新黨員新干部的黨性觀念如此薄弱，實在是相當嚴重的現象。”陳云把不服從分配的人分為四類，其中第一種人就是自稱文化人的人。陳云說：這些人表面上以無秘密工作經驗或社會關系與身體不好等為理由，實際上是自命不凡，以文學家、戲劇家、歌唱家自居，怕危險或離不開愛人。其他三種人也都是抗戰時期入黨的知識青年。這種思想狀況表明，糾正文化人思想上的自由主義傾向，與保持黨的純潔性有著緊密的聯系。1942年5月2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今后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要根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作的結論，經常有計劃地召集文藝界的黨員開會，加強黨對文藝界整風運動的領導。根據現實反映出來的情況和中央的指示，中組部認為，必須推動在延安的知識分子干部和黨員，徹底貫徹毛澤東《講話》中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實際斗爭服務的方向，使黨員作家進一步了解黨的文藝政策。

　　陳云：文化人不要自大

　　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聯合召開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劉少奇、陳云、凱豐等出席了會議并講話。會上，陳云作了《關于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向問題》的講話。陳云誠懇而嚴肅地說：我們黨的文藝工作者，十幾年來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化有很重大貢獻。這不能否認，也不應該否認的。但也要看到做文藝工作的同志們中存在兩個傾向，或者說兩個缺點：“一個是特殊，一個是自大。這兩樣東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應該去掉的。從積極方面說，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在“不要特殊”的問題上，陳云對文化人提出三點要求：

　　不要以特殊黨員自居。在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個別人把自己文化職業看得很重，以文化人自居，附帶是黨員，顯示出個體的特殊性。“這種黨員是以文化人資格入黨，而不是以千千萬萬普通黨員中一分子的資格入黨的。”在黨看來，作為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把自己看成黨員，“文化工作只是黨內的分工”。“只有這樣，黨才能成為統一的、無產階級的、戰斗的黨。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資格入黨，我以軍人資格入黨，他又以農民資格入黨，黨就成了什么樣子呢?黨就不成其為黨，成了‘各界聯合會’。”

　　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們過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黨的教育比較少，和工農兵的結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識上不免產生一些弱點。”紀律性對黨十分重要。“我們的黨是一個戰斗的黨，我們在斗爭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紀律。”“我們的紀律基本上是自覺執行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紀律的革命運動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對不起，就得束縛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決不會感到是束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毛澤東同志，這些人我們都承認有天才，但是他們都是遵守紀律的模范。”在遵守紀律方面，要特別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體地遵守。“所謂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具體地遵守紀律，就一定要服從支部，服從直接的上級，即使上級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從。做不到這一步，我們的黨就要垮臺，因為假如誰都是覺得自己的本領強，自己的意見對，沒有一個約束，結果就誰都服從自己，不服從別人，而黨的統一就完全沒有可能了。”

　　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這是判斷文藝工作是不是革命的辦法。“任何文藝工作都是脫離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寫光明寫黑暗的問題，就是一個政治性質的問題，也是文藝上的一個重要問題。不把這一類問題搞通，我們寫出來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個時代，怎么能反映這個時代群眾的斗爭?”“那種以為作家可以不學習政治的意見，實際上就是否認文藝要服務于政治、服務于群眾的意見。這個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藝座談會上曾經詳細說過，我現在不多重復。我只補充一點，就是學習政治不但于創作有好處，于作家為人也有好處。政治可以使我們放開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們去掉一些小氣，少一些傷感。”

　　在“不要自大”的問題上，陳云指出：“所以要特殊，就因為自大，要反對特殊，就要進一步反對自大。”自大的毛病是從兩處來的：“一是對整個文藝工作有不合事實的估計，一是對個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實的估計。”“我們不要把文藝的地位一般的估計過高，同時對個人在文藝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計過高。”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學會和善于自我批評。“有些同志想，實行自我批評，這不要喪失自己的身份嗎?恰恰相反，最不能實行自我批評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喪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來就越痛。”“共產黨是一個照實際辦事的黨，是一個說老實話的黨。我們做文藝工作的同志也應該照實際辦事，能夠說老實話，聽老實話。這對于同志們自己，對于黨，對于整個新文藝運動，都是有好處的，都是必要的。”

　　陳云的講話對當時參加這次會議的文化人的思想觸動很大。時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黨支部書記劉白羽回憶說：陳云關于黨員作家，首先是黨員，其次才是作家的“警世之言，一直像雕刻在山石上的銘言深印在我的心靈上”。另一位作家草明也回憶說：“陳云的話，明白無誤地使我了解到工農兵的斗爭生活是第一性的，是我們寫作源泉。”“我也領會到一個作家好好地為工農兵服務，才會得到工農兵的歡迎。那些滿腦子小資產階級情緒的作家認為寫作是自我表現的觀點是多么渺小。我愈是琢磨領導的話，愈覺深刻，這是他們贈給我們的最珍貴的開竅良藥啊!” 這次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擴大了毛澤東《講話》的影響力，同時，中組部反映的新黨員、新干部黨性薄弱狀況，也引起中央的重視。中央認為，毛澤東《講話》中的思想，不僅對文藝工作者有教益，對于廣大黨員干部也有著普遍的教育意義。于是，1943年10月19日，以魯迅逝世七周年為契機，《解放日報》首次發表了毛澤東的《講話》。次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關于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通知》。11月17日，中央宣傳部也發出《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對學習毛澤東的《講話》作出規定。

　　毛澤東的《講話》為文化人指明了方向

　　在《講話》確定的文藝工作方向的引導下，當時延安的文化人紛紛深入到農民和士兵中去，創作了很多反映戰爭和農村生活的好作品，比如歌劇《白毛女》。1947年2月，周恩來在楊家嶺對延安中央管弦樂團全體人員的講話中特別列舉了這部作品，說“是很感動人的，延安文藝工作者之所以能夠創作出這樣的好作品來，之所以取得成就，受到邊區群眾、干部的好評和歡迎，就是因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之后，他們能夠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體驗生活，為農民群眾服務，所以才有了這樣的好作品”。

　　丁玲也曾回憶說：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延安和敵后各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都紛紛深入工農兵，面向群眾斗爭的海洋，延安和各個根據地的文藝面貌煥然一新，新的詩歌、木刻、美術、戲劇、音樂、報告文學、小說等真是百花爭艷，五彩繽紛，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展開了新的一頁。毛主席的《講話》教育了一代知識分子，培養了一代作家的成長。新中國成立后，《講話》成為新中國文藝發展的指導思想，黨和國家領導人曾在不同場合提到毛澤東闡述的一些精辟原則。1956年5月9日，劉伯承在南京軍事學院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的總結發言中說：大家都讀過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其中提到關于文藝的普及和提高問題，1953年，我們學院也曾引來策勵我們軍事科學的普及和提高。現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總結學院工作和接受軍委任務時，我再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出來，這對今后工作會有好處。普及和提高的問題是相互為用的。這就是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如果說我們學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部分，那我們就是人民解放軍的學府，我們干部學員已有斗爭經驗再入學院學習，提高自己，然后轉到部隊中去普及。

　　1965年8月11日，周恩來在文化部召開的電影工作會議的報告中，特別講解了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的普及和提高的原則。他說：毛主席的《講話》中有很長的一段話講了提高還是普及的問題，特別是藝術的源泉究竟從何而來這一段，論述得很深刻。“普及和提高問題，是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中心問題。要為工農兵服務，就得懂得工農兵。生活實踐是一個基本功，還得通過藝術表現出來。這就是藝術實踐的問題了。文藝工作者要為工農兵服務，就要通過它的藝術形式。毛主席說，只有了解工農兵的需要，用他們能夠接受的東西去普及，然后才能在工農兵的生活和前進的方向上有所提高。”“我們的藝術實踐首先要真正表現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事跡，要先表現工農兵需要的、能夠接受的東西。開始從普及入手，然后在這個基礎上來提高才對。當然，普及與提高這兩個東西是并舉的，但是總有先后，有一個基礎，有一個主導，是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提高的指導下普及。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0期，摘自2013年第1期《黨史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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