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革的積極參加者，而且從頭參加到尾，沒有當過一天逍遙派，知識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這樣的。我之所以積極投入，一個重要原因是，文革對我來說并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種預感。

　　這是由我當時的經歷與處境決定的。我那時在安順衛生學校教書，可以說多是非常認真地在教書，因此在學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但就是和領導搞不好關系。有一天，我們的一個校長到我們教研室來，為一件事我們有不同意見，就爭論起來。那個校長是個很老的干部，因為黨內斗爭與省委書記發生沖突被貶到我們學校，當然就不把我這樣的小小語文教員看在眼里，還要擺出馬列主義者、老革命的架子，引經據典把我訓了一頓。偏偏我年輕氣盛，也讀了很多馬克思、恩格斯的書，自然不服氣。不服氣不說，還跑到寢室拿來一大堆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和這位校長據理力爭。他當然辯不過我，下不了臺，就利用權勢來整我。當時我們教工團支部正在評選五好團員，本來我的呼聲很高，校長一干預，自然就沒有選上。這還不說，他還布置同教研室的另一位語文老師來監視我，說錢理群家庭出身反動，你們要注意他的一言一行。這位老師為人非常正直，就把這件事向我透露了。所以我直到現在都和這位老師保持良好的關系，在那樣的環境中他能這樣做，是很不容易的。

　　這是我第一次和權力者、權勢發生沖突。我當然不服氣，而且因為我是學新聞的，政治上很敏感，那時已是文革前夕了，我就覺得形勢要發生變化了，可能有我這樣的平民老百姓說話的機會。于是，我決定和這位當權者斗爭，既然你布置人監視我，我就準備整你的“黑材料”，這位校長每次講話，只要我覺得有問題我就記下來，我認定這樣的校長盡管自認老革命，卻利用權勢整群眾，其實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就在我和這位校長暗中斗爭的時候，學校來了一位新的黨支部書記，來了沒多久，就和這位校長發生了矛盾，聽說我反對校長，就找我談話，說黨是理解你，支持你的。當時我真是激動萬分：終于得到黨的支持了!但很快我又和這個支部書記發生了沖突。我這個人的性格大概有點毛病，一輩子總是不斷地和領導和權勢者發生沖突。我和領導的關系一般有三部曲：第一部，總是得到領導賞識，因為我確實能力比較強，做事也認真。第二部，因為我什么事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喜歡提意見，動不動就頂撞領導。把領導得罪了，于是必然有第三部：被領導整。我幾乎逃脫不了這樣一個命運。當時校黨支部準備發展一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入黨，這位老師有點假，比如他在一次學雷鋒的講用會上說，他像雷鋒那樣學習毛主席著作，眼睛亮了，在黑暗中都能看得很遠了，其實他是個近視眼，這完全是文學的夸張，老師們都在背后當笑話說。但黨支部卻要發展這樣的人入黨，還要開會征求群眾意見，誰都明白這不過是走過場。就我不知天高地厚，發言反對。我一開炮，所有的老師，包括黨員都支持我，弄得支部書記很狼狽，暗地里把我恨死了，我還蒙在鼓里，以為他是支持我的。

　　就在這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也是湊巧，當時我因為到農村勞動，得了傳染病，住在醫院里，正發著高燒。我在報上看見毛主席肯定了北大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號召群眾起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立刻準備寫那位校長的大字報。結果我的大字報還沒有貼出來，那位校長就先組織寫大字報，公布我的檔案材料，把我這個“國民黨反動派的孝子賢孫”(因為我的家庭出身)、“漏網右派”(反右運動時我被內定為“中右”)揪了出來。而且很快發生了我在前一講提到的那位女學生因為同情我而被迫自殺的事情。而在我被揪出來沒多久，校長又被揪出來了，因為他當年得罪的省委書記也趁文化大革命之機下令再度把他打下去，和他本來有矛盾的支部書記自然也借機對他下手了。

　　文化大革命前和一開始發生在貴州小城的這些與我有關的事情，今天回過頭來看，其實還是有某種典型意義的。它至少說明，文革的發生，是與當時的社會問題和黨內關系的緊張相關的。我曾經說過，在討論文革的時候，有一個事實是不能回避的，就是文革是一場全民參加的運動，所有的人，億萬人，都卷入了，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必須做出解釋的。在我看來，各種人從不同動機、不同目的、不同原因卷入文化大革命，情況非常復雜，要做具體研究，具體分析。就我的體驗，處于底層的知識分子、普通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卷入文革，是因為他們感受到當時的一些問題，觸及他們的切身利益，這與上層的卷入，是不一樣的。

　　就我所感受到的，或者說我看到的，有三大問題。一個是以家庭出身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價值所造成的不平等。這一點我可以說是深有體會。你們看，無論是那位校長在文革前整我，還是文革一開始把我揪出來，都是抓住我出身不好這一條。其實在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受歧視的。舉一個例子：因為我跟學生關系太好了，所以學生都要求我當班主任，我自己也很想當班主任，但就不讓我當。后來我提出申請也不予理睬。到文革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說錢理群處心積慮要和黨爭奪青年，不讓你當班主任你搶著當。這些事情今天都很難理解：現在是沒有人愿意當班主任，而那時當班主任也是組織對你的信任，是一種權利，我這樣的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沒有資格當班主任的。連談戀愛都很困難。因為家庭出身是要連累到后代的，當時什么事情都要查三代，這種情況下，有誰愿意和我這樣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官，又跑到臺灣去了的人結婚呢?一般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夾著尾巴過日子，我卻偏偏不安分守己，還愛鬧事，人們都認為錢理群是很危險的，是一個不可接觸的人。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卷入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反抗這樣的由出身造成的社會不平等。

　　前面說過，我曾經和學生實行“三同”，即同吃同睡同勞動，我那個班當時有個很奇怪的名字，叫“社來社去班”。他們都是從人民公社招來的，畢業后再回到人民公社去。這些學生全部是貧下中農子女，出身都比較好，但他們卻感受到另一種不平等，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對農民、農村人口的歧視：一個人的價值與社會地位、經濟待遇，取決于你出生在什么地方：城市還是農村?所以我的這些學生，盡管家庭出身很好，但他們也卷入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們感受到另一種形態的不平等：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差別。

　　還有一類人，他們喜歡獨立思考，不是領導怎么講他就相信什么，還要自己想一想。而且這樣的人，能力都比較強，或許還有點狂妄，不大瞧得起基層領導，常常和領導發生沖突。而在1957年反右運動劃右派就有一條標準，就是：凡反對黨的基層領導，就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就是反對黨，就是右派。因此，這些頂撞基層領導的人，都被看作是右派，或者有右派傾向的人。我與校長發生爭論，校長敢于派人監視我，就是根據這樣的邏輯。而我當時和校長辯論，還犯了一個大忌，就是我也來引經據典談馬克思主義。因為那時馬克思主義也是被壟斷的，解釋權只屬于黨員領導，像我這樣的小小教員怎么可以隨意亂談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何況我還要引用馬克思的話來反駁領導的意見?這本身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當時類似我這樣的有點獨立性，因而被基層領導視為異端或不好管教的人，是很多的，幾乎各單位都有，他們平時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經常被領導“穿小鞋”，文革一來，他們的卷入，幾乎是必然的。當然，更多的是被“逼上梁山”的：文革開始，被領導拋了出來，打成“反革命”，就只能鋌而走險，也起來“造反”。

　　 因此，我們這些人在文革一開始，是作為領導眼中的“右派”被揪斗的。而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人的思想：他們試圖將文化大革命理解成一場新的“反右運動”。毛澤東卻認為這是“干擾了運動的大方向”，因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要整“各級黨組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解決“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的問題。于是，就有了毛澤東的那張著名的大字報：“在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今天看來，毛澤東寫這張大字報的目的，顯然是要發動群眾，特別是受壓制的多少有些反抗思想的基層群眾，即他命名的“革命派”，來沖擊他所認為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但傳達到并不知道斗爭背景的基層，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我對毛澤東的大字報的第一個直覺反應是，我獲得了一次解放!后來，我也果真獲得了“平反”，從“反革命”變成了“革命群眾”，獲得了參加“革命群眾組織”的權利。隨后開展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特別是對“馴服工具論”的批判，“造反有理”及“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等理念的強調，對我來說，是對自己長期以來心存疑惑的許多問題的一個解答。大概是1966年11月、12月，由于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地方各級黨組織全面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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