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 、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政協全國第十屆委員會委員。朱佳木社會兼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地方志協會理事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俄羅斯友好協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和臺灣史研究中心理事長。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人民大學、上海復旦大學的兼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毛澤東對于在中國實現工業化始終懷有強烈的愿望和堅定的信念，并為此進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付出了畢生的精力。他的這一探求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即1949年以前，1949至1956年，1957至1965年，1966至1976年。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在這四個時期都給予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以巨大影響，其中既有輝煌的成就，也有失誤和曲折，包括晚年由于指導思想上“左”的偏差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但無論是哪種情況，他始終沒有放棄過為在中國實現工業化而奮斗的目標和社會主義一定要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觀點，有的錯誤甚至就出在急于實現工業化上。因此，分析毛澤東與中國工業化的關系，有助于深入探究和理解他的思想與實踐，也有助于深入探究和認識中國革命與建設中一些重大的歷史問題。

　　一

　　1949年以前，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圍繞什么是在中國實現工業化的政治前提和如何對待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這兩個問題，集中體現于他所創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以及為這一革命制定的相關政策中。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工業化問題便同中國的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等問題一道，成為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除了代表地主階級最腐朽力量的頑固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先后登場的一切政治派別，可以說都贊成在中國興辦工業，實現工業化。但怎樣才能實現工業化呢?對于這個問題，不同派別的答案就大不一樣了，甚至截然不同。中國共產黨從她誕生起就向世人宣示，中國要實現工業化，必須徹底反帝反封建，掃除工業化道路上的“攔路虎”，并提出進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毛澤東將這些主張加以系統化，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論，即新民主主義理論。

　　毛澤東在1939年所著《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從兩方面深入分析了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他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這種發展。外國資本主義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又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些情形，不僅對中國封建經濟的基礎起了解體的作用，同時又給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的條件和可能。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市場。”“可是，上面所述的這一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的新變化，只是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所發生的變化的一個方面。還有和這個變化同時存在而阻礙這個變化的另一方面，這就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勢力壓迫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帝國主義列強的目的和這相反，它們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接著，毛澤東列舉了帝國主義為著不使中國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壓迫手段。

　　正是建立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要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奮斗目標，就要首先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同時，要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得以鞏固，就要爭取在中國實現工業化。他說：“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使之獲得充分發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在全中國境內的實現。這一點，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如無鞏固的經濟做它的基礎，如無進步的比較現時發達得多的農業，如無大規模的在全國經濟比重上占極大優勢的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做它的基礎，是不能鞏固的。我們共產黨人愿意協同全國各民主黨派，各部分產業界，為上述目標而奮斗。中國工人階級在這個任務中將起偉大的作用。……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斗爭，而且是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斗爭。”[②]可見，在毛澤東看來，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都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正是這一觀點，使中國工業化與反帝反封建這兩個中國面臨的基本問題被緊密聯系到了一起。

　　由于只有發展大規模工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才能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成果，因此，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③]這個“第一步，雖然按其社會性質，基本上依然還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它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然而這種革命，已經不是舊的、被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社會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在第一階段上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和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為目的的革命。因此，這種革命又恰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④]。

　　對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還將繼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毛澤東解釋說：“在革命勝利之后，因為肅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為怪的。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⑤]他還說：“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么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么要將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畢其功于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于民眾的欺騙手段。”[⑥]

　　那時，中國共產黨內也有一些同志反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工業，主張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直接實行社會主義。對于這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傾向，毛澤東曾給予過無情的批判，指出這是一種“民粹派”的思想。他在1944年8月31日致博古的信中說：“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社會生產，公營的與私營的)與合作社(變工隊在內)，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現在的農村是暫時的根據地，不是也不能是整個中國民主社會的主要基礎。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⑦]在1945年4月黨的七大書面報告中，他又說：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要不要發展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階段”[⑧]。他在1948年4月1日晉綏干部會議的講話中又說：“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它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⑨]他還在1948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說：“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只要農業來搞的什么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但不能由此產生誤解。將來在社會主義體系中農業也要社會化。”[⑩]

　　1948年7月，經黨中央審定、以新華社名義發表的《關于農業社會主義的問答》中強調：“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是指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一種平均主義思想。抱有這種思想的人們，企圖用小農經濟的標準，來認識和改造世界，以為把整個社會經濟都改造為劃一的‘平均的’小農經濟，就是實行社會主義，而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過去歷史上代表小生產者的原始社會主義的空想家或實行家，例如帝俄時代的民粹派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人們，大都抱有這一類思想的。”[11]顯而易見，這一文件也是在毛澤東上述思想的指導下制定的。

　　毛澤東不僅把是否有利于中國工業化的發展作為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出發點，而且在我們黨所領導的根據地，實施了保護私營工商業和發展公營工商業的政策，并注意糾正各種看不起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思想傾向。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開展了包括發展公營工業在內的大生產運動，使邊區已經能夠自己解決布匹和日用品的需要，工人的數量也由開始的700人發展到1.2萬人。1944年5月，毛澤東在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邊區工業的“數目雖小，但它所包含的意義卻非常遠大。誰要不認識這個最有發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誰的頭腦就是混沌無知。要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需要工業。要使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需要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的。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經濟工作，尤其是工業，我們還不大懂，可是這一門又是決定一切的，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是決定社會變化的。因此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經濟工作，其中許多人應該學習工業技術。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12]

　　任弼時在1944年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演講時，還引述過毛澤東關于發展邊區生產的另一段話。毛澤東的那段話說：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這些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軍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產力就不能解放，經濟就不能發展。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軍事政治力量，這就是為著解放生產力。學過社會科學的同志懂得這一條，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我們搞了多少年就是為了這件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主要的就是講的這件事，就是講生產力在歷史上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在引述了那段話后，任弼時講：“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即革命是為著建設，而建設的根本是發展經濟。”[13]

　　從以上事實不難看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于革命是為著解放生產力、為著掃清工業化道路上的障礙的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是有清醒認識和深刻理解的，是貫徹到了革命戰略與策略的各個方面的。正是因為有著這些正確的戰略與策略的指導，才使新民主主義革命得以順利進行，并取得了徹底勝利。

　　二

　　1949年到1956年期間，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圍繞中國工業化的具體道路和生產關系的相應變革這兩個問題，集中體現在他所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及其貫徹措施中。

　　對于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問題，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其他領導同志在建國前夕和建國初期都曾表示，要讓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比如說15年，二三十年，至少10年，多則15年或20年等等，然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可是，到了1952年，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聽取關于“一五”計劃方針任務的匯報時，提出從現在起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以后，他又于1953年2月提出，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長一點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緊接著又在同年6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作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提了出來。根據他的意見，黨中央于1953年12月正式制定了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就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4]

　　之所以出現這個變化，固然有建國初期經濟恢復取得了超出預期的成績、國家資本主義成分迅速超過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而處于現代工業的第二位、一些資本家通過行賄和偷稅漏稅等違法手段損害國家利益等因素在起作用，但根本的考慮，還在于要抓住當時較為有利的國內國際形勢，加快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速度。今天回過頭看，我們可以說當初打算用三個五年計劃左右的時間來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在時間上是短了一點，以后在執行中又一再“加速”、“加快”，以致一個五年計劃還沒有結束就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導致工作做得比較粗，留下了一些后遺癥。但總的說，正是由于貫徹了這一路線，使我國只用一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就為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并用不到30年的時間就建立了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為什么急于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由中央宣傳部制發的充分體現毛澤東的工業化思想并經過黨中央批準的《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對此作出過詳細的解釋。《提綱》指出：我國舊有工業的基礎是十分落后和薄弱的，1949年使用機器的工業的產值約占工農業生產總值的17%左右，而且主要是一些輕工業。即使有某些重工業，也多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修理廠(輪船、鐵路等)和為帝國主義國家提供原料和半成品的礦山和工廠，殘缺不全，經濟上不能獨立。因此，在革命勝利后，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就是要改變國家的這種經濟狀況，在經濟上由落后的貧窮的農業國家，變為富強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國家。這就需要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

　　為什么急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對此，我們可以從多方面分析，但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和黨中央根據國外工業化的經驗，決定選擇一條較快實現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即通過社會主義的辦法，優先發展重工業。《提綱》指出：根據蘇聯的經驗，要想在較短時間內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工業化就應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從建立重工業開始。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是花了50年到10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工業化，而蘇聯采用了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在十多年中(從1921年開始到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就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我國也只有建立了重工業，才能使全部工業、運輸業以及農業獲得為發展和改造所必需的裝備，才能自己制造火車頭、鋼軌、貨客運汽車、遠洋輪船和飛機;才能自己制造輕工業的精密機器，擴大和建立新的輕工業;才能生產農業機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農業;才能建立現代國防工業，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辱。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圍繞這個中心制定的。而這就決定了，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都要適應這個中心，服務于這個中心。對此，毛澤東早在解釋過渡時期總路線時就已說得很清楚了，即“一化”是“主體”，“三改”是兩翼。也就是說，“三改”是以“一化”為中心的。正如《提綱》所指出的那樣：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是互相關聯而不可分離的。因為，“如果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的手工業和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而聽其自然，那么它們就不但不能認真地支持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而且必然會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業發生種種矛盾”[15]。

　　先說對農業、手工業的改造。

　　搞工業化要增加工人及城市人口，因此要增加糧食、棉花等農產品產量，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根據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7年，我國糧、棉產量應當比1952年分別增加30%和34%，比如棉花，就要由過去平均畝產30斤提高到38斤。按照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要完成這個計劃有很大難度。而且，即使完成了，農業生產要同工業建設、人民生活相適應，也是很緊張的。如果完不成，勢必要拖工業化的后腿。

　　怎樣才能增加農業產量?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當時有三種辦法：一是走農業資本主義化的路，搞家庭農場;二是學蘇聯辦集體農莊;三是推廣中國自己的農業合作化。在這三種辦法中，前兩種都不符合中國國情。毛澤東在1953年曾說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16]

　　從生產力的角度看，增加農業產量也有三種辦法：一是開荒，二是修水利，三是合作化。三者比較，在當時最可行、見效最快的還是合作化。陳云在1954年向中央所作的《關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幾點說明》中算了一筆帳。他說：如果在地廣人稀的地方大規模開墾荒地或在北方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需要有足夠的拖拉機、柴油，還要興建鐵路、大量投資等等，這些沒有10年都難以做到。而如果搞合作化，根據經驗，可以平均提高產量15%-30%，按30%算，就有1000億斤。[17]以后核定為10%-20%，即使按10%算，也有200多億斤。那幾年糧食的實際產量，也證明了這一點。全國剛解放時，糧食產量是2200億斤，到1952年上升到3000億斤，然后逐年增加，1957年接近4000億斤，5年里增產近1000億斤，平均每年增產近200億斤。這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增產速度。

　　對于加快農業合作化與工業化之間的關系，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作過透徹的分析。他說：“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4億畝至5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18]

　　其次，“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19]

　　再次，“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要重工業的發展，也需要農業的發展。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因為只有這種農業，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20]

　　關于個體手工業問題，《提綱》指出，由于它的生產十分落后，不能使用新技術，生產和銷售都會遇到許多不可克服的困難，因此，也要像對待個體農業那樣，經過合作化，把手工業勞動者的個人所有制改變為集體所有制。

　　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這些分析在今天看來，不一定都切合實際，但出發點顯然都是為了提高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以適應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而且也確實起到了這個作用。在實行過程中，毛澤東和黨中央雖然強調要堅持自愿互利原則，運用啟發、示范的方法，但由于對形勢估計過于樂觀，因此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等缺點，并且把一些主張謹慎穩妥的意見當成政治問題，批所謂“小腳女人走路”，批右傾保守思想等等。這些不僅在當時帶來一些副作用，引起一些群眾不滿，也給后人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加快改造速度是從政治斗爭需要出發的。

　　再說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是新民主主義三個綱領之一的經濟綱領所規定的，但資產階級惟利是圖的本質決定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對于國計民生具有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兩方面。因此，當年保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策，既包括利用其積極作用的一面，也包括限制其消極作用的一面。對于這一點，早在全國解放前夕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就說清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利用、限制政策的同時，創造了諸如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這實際上已經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

　　為什么后來要加快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呢?《提綱》也對此作了分析，講了資本主義企業內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也講了資本主義所有制和生產無政府狀態與國家實施工業化計劃之間的矛盾。《提綱》指出：私人工業“企業的設備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低，成本高，資金很多浪費，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沒有，因而影響到工業產品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影響到國家計劃受到破壞。如果不改變這種情況，這個廣大部分的社會生產力就不可能獲得充分的合理的發展以適應國計民生的需要，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就不能全部實現。”[21]

　　在毛澤東最初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1952年，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由1949年的48.7%下降為30%，而全民所有制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則由1949年的26.2%上升到41.5，公私合營的比重也上升到4%。因此，黨中央當時設想，大約再用3年到5年時間，全國私營工商業可以基本上變為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再用8年到10年時間，可以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沒過多久，公私合營出現了比這個設想還要快的形勢，以至到1955年冬季，形成了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高潮，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比原計劃提前12年。雖然加快改造步伐是毛澤東提出的，而且在黨內沒有不同意見，但速度這么快，則超出了毛澤東本人的預料。所以會發生這個變化，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國家要優先發展重工業。

　　新中國初期的經濟十分落后，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大規模工業建設，特別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資金、技術、人才、物資等等都嚴重不足。因此，要合理配置資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財力物力用于工業化建設，當時在經濟體制上只能選擇計劃經濟。而實行計劃經濟，必然會遇到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國家計劃之間的矛盾。正如陳云所說：“我們要搞經濟計劃，如果只計劃公營，而不把許多私營的生產計劃在里頭，全國的經濟計劃也無法進行。”[22]尤其是在“一五”計劃實施后，大規模經濟建設進一步引發了市場供不應求的緊張狀況，迫使黨中央決定對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同時對于一些重要的工業原料，如鋼材、生鐵、煤炭、木材等也開始實行計劃供應。這樣一來，私營商業，其中主要是批發商，就沒有了貨源;私營工業，其中主要是輕紡工業，就沒有了原材料。于是，公私合營步伐的加快，成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那時，沒有合營的私人企業大多是中小型企業，設備技術都很落后，國家分配任務給它，它無法承擔;硬要塞給它，做出的東西也不合乎要求。如果只對較大的私營企業進行個別合營，會使中小企業更加困難。于是，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辦法，也就順理成章、應運而生了。在全行業公私合營的過程中，同時對行業內部進行了改組，該并的并，該淘汰的淘汰。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實行了企業的優化組合。在1955年中央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會議上，陳云說：實行全行業的公私合營，“并不是哪個人空想出來的，是經濟發展的結果。現在既然按整個行業來安排生產、實行改組，那末，整個行業的公私合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實行全行業的合營，就無法安排生產，也無法進行改組。”[23]

　　與農業、手工業合作化運動一樣，在私營工商業的改造過程中，同樣存在缺點和不足。特別是在全行業公私合營形成運動以后，天天敲鑼打鼓放鞭炮，不該合并的合并了，不該合營的合營了，對一部分工商業者的使用和處理不很恰當，一些工商業原有的供銷關系和協作關系被割裂，還有一些帶有傳統特色的生產方法和經營方法被改變，以至出現產品質量下降、品種減少，企業管理馬虎，群眾購物、修理東西不方便等現象。對于這些問題，毛澤東和黨中央當時都注意到了，也采取了一些補救措施。例如，國務院曾及時作出決定，停止企業盲目合并，合營企業的經營管理方式一律半年不動，并且提出對一些商品不再由國家統購包銷，資方人員一般要安排在原企業當經理等等。不過，盡管做了這些糾偏工作，問題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然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無論存在多少問題，都無法掩蓋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在這場社會主義革命中，毛澤東和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采取由低級形式到高級形式和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贖買等辦法，使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比較順利地實現了異常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和制度創新。改革開放后黨中央作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評價說：三大改造“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24]。

　　為了解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資金不足問題，當時一方面努力促進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另一方面在工農業產品交換價格上適當保留剪刀差，以擴大內部積累，為發展重工業積累資金。對此，黨內黨外一度有不少議論。有的人看到城里國營工廠工人的工資、福利、勞保比解放前高了，而農業稅上交較多，尤其是實行統購統銷政策后，農民不能再把余糧拿到自由市場賣高價了，就說現在“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共產黨丟了農民”，“忘掉了農村”，對農民“挖得太苦”，要求對農民“施仁政”，確保農民的“四大自由”等等。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從兩方面作了回答，一方面從實際入手，分析工業化的資金來源;一方面從思想入手，批判小農經濟思想。兩方面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就是如何有利于早日實現中國工業化。

　　針對要求取消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觀點，毛澤東指出，那種把取消剪刀差看成“施仁政”的主張，是“小仁政”，“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他說：“發展工業建設也是施仁政。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25]

　　針對要求把工人與農民、城市與農村生活水平很快拉平的觀點，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反映小農經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錯誤思想、反動思想。他說，要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必須靠工業化，而不能靠搞平均主義。他說：“不是依靠農民自己勞動生產來增加他們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資同農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給農民，那不是要毀滅中國的工業嗎?這樣一拿，就要亡國亡黨。”[26]他還說：“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27]

　　當年那份《提綱》也指出：要批判那些“認為我國可以不要工業化、可以不忙工業化、可以降低工業化速度、可以不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認為工業化對農民和一般人民不利”，以及那種認為可以不顧實際的可能，“要求百廢俱興，要求迅速大大改善人民生活，在一個早上把一切好事情都辦完的”思想。[28]它所針對的，也是毛澤東批判的那種只顧農民利益和片面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的錯誤觀點。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一化三改”，是毛澤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中國工業化探求做出的偉大貢獻。盡管我們在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以及三大改造中存在這樣或那樣一些偏差，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于選擇了這樣一條工業化的發展道路以及進行了相應的社會主義革命，才使我國工業化得以迅速發展。正如江澤民同志在慶祝建黨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那樣：“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了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并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以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29]

　　三

　　1957年至1965年期間，這一時期是我們黨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時期，也是我們國家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在此期間，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追求探索，主要圍繞加快經濟建設速度和采用群眾運動方法這兩個問題，集中體現在他所提出的被稱為“三面紅旗”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糾“左”的努力和反復之中。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時，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概括為“左”傾錯誤，使一些不大了解當時情況的人望文生義，誤以為這里說的“左”傾，是改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是要脫離生產力的基礎搞生產關系的升級。其實，之所以說這些錯誤是“左”的，主要是因為當時在工業化建設指導思想上的急于求成，是夸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是在實際工作中搞高指標、瞎指揮，刮浮夸風和“共產風”，而不是改變了關于社會主義要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馬克思主義觀點。雖然那時一度出現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在吃穿住上實行共產主義”、“在‘三五’計劃時向共產主義過渡”等等急于改變生產關系的提法，但這些提法只是“三面紅旗”的表現和結果，并非它的根源。要弄清它們的根源，應當先分析產生“三面紅旗”的幾個背景。

　　第一，1955年下半年，農業合作化出現了高潮，進行得比較順利，由此產生了一種看法，認為農業生產關系已經變了，為農業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工業化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進了。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就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他說： “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成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30]

　　第二，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中國共產黨對此雖然不贊成，但認為它揭開斯大林這個“蓋子”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并由此開始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照搬蘇聯經驗，要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等等。特別是由于“一五”建設進行得比較順利，更助長了一種情緒，認為我們可以打破常規，破除計劃經濟所要求的綜合平衡，用比蘇聯更高的速度進行工業化建設。

　　第三，1956年初，經濟建設中出現了急躁冒進的傾向，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周恩來、陳云主持下，開展了反冒進的工作，強調“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各部門訂計劃要實事求是。對此，毛澤東很不滿意，認為是給群眾潑了冷水，掃掉了“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和促進委員會(對各級黨委促進綱要實現的一種形象比喻)。因此，他提出要反“反冒進”，并多次召開中央會議，批評反冒進，主張用“躍進”代替“冒進”的提法。他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還說：要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加速經濟建設，需要群眾的干勁，氣可鼓而不可泄。

　　第四，1956年9月，中共八大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第五，1957年，右派的言論中有一條，說1956年是“全面冒進”的一年。因此，反右斗爭聯系到經濟建設的速度問題。

　　第六，自朝鮮停戰后，國際關系上出現總體緩和的形勢。毛澤東希望利用這段“休戰”時間，加速國內建設，提早完成工業化，為增強國防力量、抵御可能發生的外來侵略，提供更加雄厚的物質基礎。

　　從以上背景可以看出，產生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三面紅旗”，都與加快工業化建設的速度有關。

　　先說總路線。

　　總路線全稱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內容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把它作為路線確定下來，是1958年召開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那次會上，劉少奇在工作報告中對這條總路線進行了系統論述，概括了它的幾個基本點，其中主要是：“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并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并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并舉;通過這些，盡快地把我國建成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31]這說明，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加快工業化步伐，核心是高速度。今天回頭看，總路線只強調精神的作用，忽視客觀經濟規律和物質利益原則，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方針，本身具有很大片面性。以它為指導思想，在執行中必然會單純突出多快，一味追求多快。但同時應當看到，這條總路線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落后狀況的強烈愿望，它的目的是要加快工業化而不是要跳過工業化。

　　再說“大躍進”。

　　前面提到的反“冒進”，開端于1957年9月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會后，《人民日報》社論用了“躍進”一詞。但用“躍進”一詞向全黨全國人民正式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社論要求，農業和農村各方面工作要“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說明，“大躍進”運動不是要在生產關系上躍進，而是指生產力上的躍進，首先是指農業的躍進。

　　農業躍進源于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農業發展綱要》。“綱要”提出，1967年農業產量，糧食1萬億斤，棉花1億擔，這已經是不切實際的指標。因為，1952年產量3200億斤，1967年如果到6000億斤，要年均增長4.1%，這個增長率和各國相比已經是最高的了;如果到1萬億斤，要年均增長6%-7%，根本做不到。我國1967年糧食總產量4400億斤，又過了31年，直到1998年才達到1萬億斤;棉花總產量4000萬擔，又過了17年，直到1984年才突破1億擔。可見，即使沒有“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1967年實現“綱要”也是不可能的。但“綱要”畢竟還作了一些測算，而“大躍進”一來，各種指標更加離譜了，完全靠拍腦袋，胡說一氣。許多省都表示要提前實現“綱要”，《人民日報》通欄標題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1958年秋天農業協作會議在各地虛報的基礎上提出，1959年保證產糧1.5萬億斤，力爭2萬億斤。有人竟說：糧食再提高，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也夠用。就連毛澤東也被這種虛假宣傳所迷惑，說要考慮生產了這么多糧食怎么吃的問題。

　　由于對1958年糧棉產量作出盲目樂觀估計，以為農業問題解決了，于是又把“大躍進”引申到了工業，特別是冶金工業上。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代表團赴蘇參加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動，赫魯曉夫提出蘇聯打算用15年超過美國。毛澤東從英共領導人那里了解到，英國當時鋼產量為2000萬噸，再過15年有可能達到3000萬噸。而到那時，我們的鋼產量有可能達到4000萬噸。于是，他在莫斯科大學會見中國留學生時宣布，中國要用15年，也就是到1972年趕上和超過英國。接著，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國工會大會上宣布了這個目標。從此，“超英趕美”成為“大躍進”的重要口號。

　　我國1957年鋼的實際產量是535萬噸，1958年最初計劃鋼產量為624萬噸，在反“反冒進”的形勢下改為711萬噸，在“大躍進”高潮中進一步改為800萬—850萬噸。到了6月份，毛澤東根據下面的匯報，認為趕超英國可以提前到10年、7年、2年，于是提出當年的鋼產量就要比1957年翻一番，即達到1100萬噸，對外宣布1070萬噸。當時，全年時間已經過半，光靠鋼鐵廠的高爐、平爐、轉爐肯定完不成任務，于是動員全民大煉鋼鐵。年底，鋼產量雖然達到1108年萬噸，但真正能用的只有800萬噸。這種采取群眾運動搞經濟建設的做法，違背了經濟規律，也違反了自然科學，投入大而效益低。如果當時冷靜一點，按部就班地搞下去，用15年趕上英國的鋼產量并不是沒有可能的。因為即使經過“大躍進”的折騰、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中國1972年鋼產量還是達到了2338萬噸。而英國鋼產量在1970年達到2800萬噸后，由于產業結構調整，產量逐年下降，到1972年降為2500萬噸。兩相比較，已經很接近。1973年，中國鋼產量也達到2500萬噸，1977年雖降為2300萬噸，但那年英國鋼產量是2000萬噸，中國超過了英國。這一天距離毛澤東提出用15年在鋼產量上超過英國，不過多用了5年。

　　現在，我們都認識到“大躍進”是錯誤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出發點是要以盡可能短的時間使國家實現工業化。而且，用群眾運動的辦法，在當時也確有減少資金投入、降低成本的考慮。陳云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就說：“二五”時期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群眾路線來進行建設，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造，這樣，國家可以少出資金。比如，農民在“二五”時期義務進行水利工程建設、開荒、改造耕地、造林等等，用工資計算，勞動折價約在500億元左右，這是一筆很大的投資。[32]陳云說這段話固然有受到反“冒進”的批評后需要對總路線表態的意思，但也反映了他的真實看法。他是管財經工作的，能用較少投資形成較大固定資產，何樂而不為呢?

　　最后說人民公社化運動。

　　毛澤東講過，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今天看，它的問題也出在這里。大，政社合一，以社代政，埋藏了命令主義的隱患;公，一平二調，實際上是刮“共產風”，是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的情況下，試圖向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過渡，即后來批判說的“窮過渡”。其中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東西是公共食堂，即人們常說的“吃飯不要錢”。但這件事的起因并不是為著改變生產關系，而是為著發展農業生產力，包括發展村辦企業。

　　為了解決農業拖工業化后腿的問題，1955年下半年全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說到，現在辦的合作社以二三十戶的小社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種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鄉為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一個社”[33]。此后，一些高級社的規模就比較大了，有的甚至達到了幾千戶。1956年冬季，農村掀起了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由此帶來兩個問題：一是修建長達幾公里、幾十公里、上百公里的灌溉渠道，需要在大面積土地上統一規劃和投入大批勞力、資金。這不僅涉及合作社之間的利益，也涉及村與村、鄉與鄉、區與區、縣與縣的經濟關系。如果核算單位過小，很難辦成這樣的大事。如果完全按商品經濟原則，誰投入誰受益，在當時條件下也不可能。因為修建灌溉渠道，有時可能是末端受益，而源頭和中段要出土地、出人力，而且很難有什么報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會想到把相鄰的合作社合并成大社。二是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加上“大躍進”中地方工業遍地開花，造成農村勞力緊張。那時建水庫、水渠，基本沒有推土機、掘土機之類的大型機械，主要靠肩挑手挖、人海戰術，男勞力不夠，婦女也要上陣。一些地方為了盡可能騰出女勞力，讓她們參加工農業生產，很自然地想到辦簡易公共食堂和托兒所，以便把她們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

　　從以上過程不難看出，辦人民公社和辦大食堂，無論是領導人最初的考慮，還是基層最初的動因，都是為了進行農田水利建設和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為了盡可能多地增加農村勞動力，盡快提高農業生產力和產量，以適應快速工業化的需要。問題在于，后來出于種種原因，宣傳上過分突出了它在生產關系變革上的意義，給它附加了很多意識形態上的內容，而且“層層加碼”，“喧賓奪主”，使人們反倒忘記了它的初衷。

　　突出人民公社的所謂共產主義因素，反映了黨中央一些領導同志頭腦中急于過渡的思想。在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說：糧食多了可以搞供給制，吃飯不要錢。當然還要一個過程，部分地區一兩年或兩三年，大約一半以上的地區要四五年。有一個文件(指農林口提交給北戴河會議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講，第三個五年計劃過渡到共產主義(指到1967年)，我加了“第四個”三個字，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向共產主義過渡(指到1972年)，不然太短了。劉少奇插話：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過渡。毛澤東接著說：加個“開始”可以。

　　1958年11月，劉少奇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還講過：八大二次會議之前，我在火車上同幾位同志吹公社，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要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還吹空想社會主義，吹托兒所、生活集體化、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并且布置要編兩本書，一本“空想社會主義”，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他說的第二本書，收入了列寧1920年講的一段話。列寧講：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至少需要十年。他還講，有可能在為期不下10年或10到20年的時間里，使俄國走向共產主義。現在15歲的這一代人，就能夠看到共產主義社會。可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從列寧開始，就存在把建成社會主義的時間看短、看簡單的問題。后來列寧承認犯了錯誤，說自己試圖使一個小農國家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但他這種錯誤的性質顯然屬于缺少經驗，與民粹主義完全是兩碼事，從未聽說因此而指責列寧要跨過工業化階段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關于掀起公社化運動在毛澤東個人思想上的原因，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有個分析，講了四條：一是照搬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法權的概念并擴大這些概念的運用范圍;二是不適當地沿用革命戰爭時期的經驗，如供給制和無償調撥;三是青少年時代受過的某些政治思想的影響，包括空想社會主義和康有為的大同書;四是中國文化遺產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響，如東漢末年張陵的五斗米教等等。薄一波沒有提到民粹主義的影響，因為毛澤東確實沒有要跨過工業化階段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

　　為了說明公社化運動并非民粹主義作怪，還可舉一些事例。在1958年11月公社化運動高潮中，毛澤東修改批準了《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其中寫道：“我國人民面前的任務是：經過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高速度地發展社會主義，促進全國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逐步地使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完全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建成社會主義;同時，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共產主義的因素必將逐步增長，這就將在物質條件方面和精神條件方面為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奠定基礎。”[34]同年同月經他修改過的《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也指出：“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35]同年12月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上述決議基礎上制定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中又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于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于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那樣做，不僅是一種輕率的表現，而且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36]可見，毛澤東當時雖然有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但并不是要跳過工業化來過渡，而是要通過加速工業化來過渡;雖然說過“第三、四個五年計劃向共產主義過渡”之類的錯話，但那是建立在對糧食和鋼鐵產量極度浮夸基礎上的，是由于實踐經驗不夠而對什么叫實現工業化、什么叫建成社會主義缺少清醒認識而造成的,是與民粹主義思想有著本質區別的。

　　此后，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在鋼鐵、糧食產量和向共產主義過渡時間的問題上，頭腦越來越冷靜，要求按照實際情況壓縮生產指標，批評一些領導干部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公社范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等錯誤做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進一步指出：“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37]在他于1960年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一些供給制的做法最終被取消，公社內部的基本核算單位也由原來相當于高級社規模的大隊降為了相當于初級社規模的小隊。這一核算制度后來長期未變，一直堅持到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四

　　1966年至1976年期間是一個特殊時期，毛澤東在這個時期一方面把注意力轉移到階級斗爭而導致錯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仍然希望國民經濟能夠盡快發展。因此，這個時期他對工業化的追求和探索主要圍繞工業化建設的所謂“路線”問題，集中體現在他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以及有關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重大決策上。

　　對于“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應當從兩方面進行分析。它一方面反映毛澤東晚年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左”的偏差，錯誤地認為“抓革命”可以促生產。另一方面，這一方針也反映了毛澤東并沒有放棄工業化的目標。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證明，靠“抓革命”是“促”不了生產的。因為這里說的“革命”，是指“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是斗爭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革所謂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這樣的“革命”，既不能抵御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戰略，有效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更不可能調動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干部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相反，反倒給一些陰謀家、野心家提供機會，亂中奪取黨和國家的各級權力，把國家引向災難。但是，毛澤東提出“抓革命”的目的，確實是為了“促生產”，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而并非要否定工業化目標。因為，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面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局面，明確提出了“以安定團結為好”，“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同意周恩來總理在四屆全國人大政府報告中重申三屆全國人大時由他提出的設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指20世紀)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批準了國務院兩次關于從國外引進先進設備的報告，一次是1972年從西德引進一米七軋機;另一次是1973年從西歐和日本進口43億美元的成套工業設備，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纖維，3套大石化，1套烷基苯，3個大電站，43套綜合采煤機組，以及透平壓縮機、燃輪機、工業汽輪機和貝斯發動機制造。這兩次大規模的設備引進，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工業化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對以周恩來和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健康力量給予了相當大程度的支持，使他們能夠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頂住“四人幫”的壓力，解放老干部和科學技術骨干，整頓生產、科研、教學等各方面的秩序，從而減輕了因動亂而造成的損失。如果毛澤東放棄了工業化的目標，上述事實就無法作出合理解釋了。

　　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工業化建設曾在兩個方面受到過干擾。一方面，要求生產為“革命”讓路，有經驗的老干部、科技人員受排斥，群眾組織打“派仗”，耽誤了不少時間。如果不是這樣，那十年本來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提出“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狠抓戰備，促進國民經濟新的飛躍”，片面強調高指標、高速度，從而造成農輕重、積累與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四五”計劃規定，工業總產值每年增長12.5%，鋼產量要達到3500萬噸—4000萬噸，重工業產值要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0%。這種急于求成的指導思想再次違反經濟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的原則，導致積累率高達34%，使人民生活水平持續10年沒得到多少提高。這個事實從反面說明，“文化大革命”期間確實沒有放棄工業化的目標。正如《歷史決議》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建設還在進行”。“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38]當然，這些成就不是“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而是廣大干部和群眾抵制“文化大革命”的結果。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南有美國侵越戰爭，北有蘇聯陳兵百萬，東有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中央判斷帝修反有聯合進攻大陸的可能，做出全面備戰和進行三線建設的決策。這一決策有對形勢估計過于嚴重的一面，三線建設也存在不講效益、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的弊病，但它對于改變我國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南地區工業落后的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為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前提。另外，在三線建設中，黨中央強調大小三線同時建，使上世紀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中紛紛下馬的地方工業、社隊工業又有了轉機。1970年全國計劃會議提出，各省區市都要建自己的小煤礦、小鋼廠、小有色、小化肥、小電站、小水泥、小機械，作為支農工業體系，使縣辦和社辦工業企業得到大發展。這些也說明，“文化大革命”并不是要放棄工業化目標。正因為社隊工業在那一時期得到了快速發展，改革開放初期才可能有農村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

　　把中國由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變為一個獨立、民主、自由、統一和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是毛澤東終其一生的奮斗目標。現在，這些目標絕大部分都已實現或接近實現。中國工業化的任務雖然還沒有最終完成，但有目共睹的是，當毛澤東接過國民黨留在大陸的爛攤子時，中國還不能生產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而當他撒手人寰時，中國不僅能夠制造這些東西，而且造出了火車的蒸汽機頭，內燃機頭、萬噸輪船、萬噸水壓機、幾十萬千瓦的發電機組和“兩彈一星”，并建立了門類基本齊全的工業體系。在他逝世37年后的今天，我國工業化建設取得了更加令世人矚目的新成就：經濟總量已越居世界第2位，工業化按國際通行的指標衡量已接近最后階段，絕大多數工業品產量都穩居世界第一二位，人民生活也總體達到小康水平，正努力爭取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會。所有這一切，毫無疑問是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指引的結果;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這一切也是建立在毛澤東為代表的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及廣大干部、群眾為中國工業化奮斗取得的輝煌成果及經驗教訓基礎之上的。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進行社會主義的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39]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40]今天，我國第二次工業化的任務尚未最終完成，以互聯網、新材料、新能源為基礎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又悄然來臨。但對于我國來說，無論是傳統工業化還是新型工業化，工人階級都是先進生產力的主體，實現工業化都是現代化進程中的歷史性任務，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都要代表工業化的發展要求。毛澤東一生對中國工業化孜孜不倦的探求，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愈益顯示出其深遠意義。我們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就要緬懷他為實現中國工業化所做出的貢獻，并繼承他的遺志，堅持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緊跟世界新型工業化的步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時基本實現工業化，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而奮斗。

　　注：本文是作者在2003年全國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特約論文基礎上改寫而成的。原文曾以“毛澤東對中國工業化的探求與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為題，發表在《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29頁。

　　[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頁。

　　[⑦]《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頁。

　　[⑧]《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3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4頁。括弧中的話見《毛澤東文選》，渤海新華書店1948年版，第12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頁。

　　[1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8—194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頁。

　　[1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515頁。

　　[13]《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344頁。

　　[14]《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頁。

　　[1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702頁。

　　[16]《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17] 見《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239頁。

　　[18]《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1-182頁。

　　[19]《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頁。

　　[20]《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432頁。

　　[2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23-724頁。

　　[22]《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頁。

　　[23]《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頁。

　　[24]《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1頁。

　　[25]《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5頁。

　　[26]《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頁。

　　[2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71頁。

　　[2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12頁。

　　[29] 《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274頁。

　　[30]《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23頁。

　　[31]《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頁。

　　[32] 見《陳云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頁。

　　[33]《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7頁。

　　[3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頁。

　　[3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頁。

　　[3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607頁。

　　[37]《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38]《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5、816頁。

　　[39] 2012年11月9日《人民日報》第2版。

　　[40] 2013年1月6日《人民日報》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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