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偉人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涉足和居住過的地方不計其數。坐落在太行山東麓、平山縣境內的西柏坡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毛澤東和黨中央選擇西柏坡作為解放戰爭的指揮中心,在這里召開了推翻封建剝削土地制度的全國土地會議,指揮了決定新中國命運的戰略決戰,召開了描繪新中國宏偉藍圖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從這里赴京建國。
歷史給予了西柏坡厚愛,讓它成為了“解放全中國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偉人毛澤東也給予了西柏坡厚愛,他在西柏坡期間乃至離開之后的漫長歲月里,毛澤東始終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村、對這里的人民傾情牽掛,魂縈夢繞。
一
毛澤東與西柏坡的緣分首先源于他對平山縣的關注。
平山,是華北平原通向山西高原的重要通道,是太行山和華北大平原的交匯處。這里東部地域開闊,西部山勢險峻,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發源于山西的滹沱河從西向東橫貫全縣,兩岸灘地肥美、稻麥兩熟,是富庶的“魚米之鄉”。1938年聶榮臻第一次來到平山時,看到滹沱河兩岸肥沃的稻田,由衷地稱贊這里是“晉察冀邊區的烏克蘭”。同時,平山還是一個具有光榮傳統的革命根據地。這里建黨早,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堅強的黨組織。晉察冀黨、政、軍首腦機關先后有長達三年多的時間戰斗生活在這里,和這里的群眾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從這里走出了威名赫赫的“平山團”,走出了享譽全國的子弟兵母親“戎冠秀”,是晉察冀邊區的抗日模范縣。
1938年8月,《新華日報》以《一個平凡的縣——平山》為題發表長篇通訊,全面介紹了平山人民在抗戰中貢獻和功績,使平山這個普通的太行小縣,以“抗日模范縣”的美稱譽滿全國。堅持天天讀報是毛澤東多年的習慣,在延安的窯洞里毛澤東看到了這篇文章,這是平山縣走進毛澤東視野的第一途徑,從此他對平山有了初步而良好的認識。
歷史還為毛澤東了解平山安排了這樣一個巧合。1938年9月,毛澤東到抗日軍政大學作報告,課間休息時遇到了“值班”隊長曹慕堯,當毛澤東得知他是平山縣人時,顯得很感興趣。毛澤東說:“我正想了解你們平山的情況,你們縣黨組織和群眾的政治覺悟如何?你是否清楚?”曹慕堯逐一向毛澤東作了詳細介紹。毛澤東點點頭:“對情況如此熟悉,以前你在平山工作時擔任什么職務?”曹慕堯說:“報告主席,來延安之前,我擔任平山縣委書記。”接著,毛澤東又問:“你們平山縣自然和經濟條件、生產情況怎么樣?”“你知道聶榮臻同志的司令部就設在平山縣的山區嗎?”曹慕堯一一解答,毛澤東贊許地點頭表示滿意。此后不久,由1500多名平山子弟一次組成的“平山團”(359旅718團)奉命進駐延安,這些英雄的平山青年不辱使命屢打勝仗,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這都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毛澤東與平山人民的距離。
歷史的指針行進到1947年3月,胡宗南率部進犯延安,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黨中央實行戰略轉移。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黨中央繼續留在陜北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劉少奇、朱德率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則肩負著中央委托的工作來到晉察冀邊區,與在平山縣的聶榮臻、肖克、羅瑞卿見面。在談到中央工委的去留問題時,聶榮臻等提出希望中央工委留在晉察冀。劉少奇、朱德向中央致電請示,很快得到中央同意。
中央工委決定留駐晉察冀,平山因其地理、物產及群眾基礎好等優勢而成為首選地點。后幾經實地勘察,最終選擇了西柏坡作為駐地。1947年5月,中央工委正式進駐西柏坡。一年后,毛澤東與黨中央完成了轉戰陜北的任務后也來到這里。毛澤東住在了西柏坡村一戶普通的農家小院里,開始了他在西柏坡的難忘歲月。
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來到,使小山村沸騰了。老鄉們爭先恐后地忙著騰房子,修房子,在沿途開設接待站,不僅幫助中央機關運送物資,還把中央機關人員和家屬小孩護送著來到西柏坡。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回憶:“到達西柏坡的第二天,毛澤東散步到柏坡嶺,登高俯瞰西柏坡村,一座座黃土干打壘結構的院落點綴于青山綠水之間,中央機關大院與其他農民的住所一樣掩映在郁郁蔥蔥的柏樹林中。毛澤東坐在一塊石頭上,用手里的木棍指著山下說道:‘西柏坡,果然是個好地方,這個總指揮部選得好。’”在這個理想的總指揮部里,毛澤東領導我們黨和軍隊取得了輝煌勝利和偉大成就,鑄就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座豐碑。
二
毛澤東1948年5月27日來到西柏坡,1949年3月23日離開,在這里渡過了短短十個月的時間。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澤東是忙碌的,他夜以繼日地工作,屋內如豆的燈光常常燃到東方發白。但是在工余時間,他關心最多的還是西柏坡老鄉的生活情況。在毛澤東居住的農家小院里,警衛戰士為使院落整潔,要把老鄉留下的雞窩和豬圈拆除,毛澤東制止了,說將來我們走了,老鄉們還要用的。他有時坐在院里的楸樹下,一邊納涼一邊把身邊的磨盤當辦公桌寫著文件。炎熱的中午他還會到村外河邊的小樹林里午睡。他對這里環境的親切與熟悉絲毫不亞于他居住了十三年的陜北。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還時常到村外的田邊散步,一邊查看莊稼的長勢,一邊詢問老鄉收成如何,能不能吃飽等問題,對西柏坡的老百姓十分關心。
1948年秋天的一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機要室主任葉子龍和警衛排長閻長林的陪同下走出中央大院到村外散步。村外田地里,花生、玉米等作物長勢很好,只有稻田里的秧苗顯得很細弱。這一現象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向一位正在稻田里拔草的農民了解情況,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問:“你們這里種稻子不是插秧嗎?”一邊說一邊做了個插秧的動作。這位農民解釋說:“不是,俺們這里沒有栽過稻子,都是直接往地里種。”毛澤東又問:“一畝地能打多少啊?”“好年成頂多打兩石,平常年景也就打一石五六(180斤為一石)”農民回答。
毛澤東說:“這么好的地打這么點稻子,產量太低了。我的家鄉也種水稻,一畝地能產七八百斤,我們那里不是直接播種,都是先育苗后插秧,稻子長出來后,又粗又壯,一畝地能打七八百斤呢!不信,你明年試一試。”因為毛澤東湖南口音較重,那位農民聽得有些似懂非懂,站在旁邊的楊尚昆怕農民聽不懂,又把毛澤東的話給他“翻譯”了一遍。這位農民叫閻志亭,當他事后得知教他種稻子的人就是毛澤東時,激動地把這件事講給了村里的鄉親們,從此,這件事就流傳開來。
毛澤東歷來親近群眾,中央機關每到一處都與當地百姓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魚水關系。在西柏坡也是如此。在西柏坡紀念館檔案資料中,西柏坡一位名叫閻如魁的農民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毛主席在俺村,中央機關的同志們熱情地為俺貧下中農做好事。管理員(工作人員)一看見老百姓推碾、揚場,就牽扯著機關的牲口來幫忙。老百姓收莊稼,毛主席號召幫助群眾,搶秋奪夏,夏天幫助割麥,秋天幫助收稻。有擔的,有背的,往老百姓的場上送,干得可歡了。”這位農民用樸實的語言道出懷念與感激之情。事實上,西柏坡的鄉親們對毛澤東和中央機關的人員也親如一家,到了端午節,農民們成群結隊地往大院里送粽子,中秋節則送月餅,那情形就像是相處多年、關系融洽的老鄰居。
1949年3月,毛澤東離開西柏坡進北京了,可他仍念念不忘西柏坡鄉親們種水稻的事情。1958年6月,毛澤東特意讓中央辦公廳給西柏坡村鄉親寫信,讓他們到水稻高產的涿縣(今涿州市)去學習。當時的西柏坡村村長閻連章接到來信,急忙跑到打麥場向鄉親們報喜。鄉親們爭先恐后地傳看著來信,覺得十年過去了,毛主席仍惦記著他們,心情十分激動。村民們都積極踴躍地報名,村里為了保證正常生產,最后決定選派閻連秀、王志遠兩人作為代表去參加了學習。
功夫不負有心人。閻連秀、王志遠經過學習觀摩,終于將先育秧再插秧的水稻種植方法帶回了村里。這種種植方法使西柏坡村的水稻產量大大增加,很快周圍的村子也紛紛效仿起來。據村里的老人講,有一年西柏坡水稻長得特別好,人從稻田的一邊推動稻子,稻穗就像波浪一樣波及到稻田的另一頭。這雖然是傳說,但也由此反映出西柏坡群眾的種稻技術確實大大提高了。
1988年5月26日,胡喬木在西柏坡參觀了西柏坡紀念館的展覽后,提出“毛主席教農民種水稻,如果有反映,是很有意義的。”1993年,西柏坡紀念館在修改陳列展覽時增加了這一內容,后經歷次改展都始終保留。如今每一位來到西柏坡的客人,都會聽到講解員娓娓講述毛主席教西柏坡鄉親們插稻秧的故事,傾聽者無不為毛澤東對西柏坡人民的關懷而動容。
三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忙碌了。他從離開西柏坡一直到逝世,都沒有回來過這里。但是他對西柏坡人民的關愛,體現了他濃濃的西柏坡情懷。
建國初期,黨中央組織慰問團奔赴各革命老區,送去中央對老區人民的感謝和關愛。1951年8月,受黨中央、毛澤東的委托,程子華率領中央老區慰問團趕赴西柏坡,親切看望了西柏坡的鄉親們,向他們轉達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問候,還將毛澤東親手書寫的“發揚革命傳統,爭取更大光榮”的錦旗贈送給西柏坡人民。這面錦旗不僅是西柏坡人民的至高榮譽,也成了西柏坡人民心中最大的鼓舞。1996年,西柏坡紀念館在修建書法石刻園時,把這一題詞刻在了園內的中心碑亭上,遒勁有力而飽含深情的大字在陽光下煜煜生輝。
1956年初春,為調研農村農業合作社的情況,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和他的助手逄先知一起來到西柏坡。此時他們已從山西、四川、湖北等地調研完畢輾轉北上,準備返京向毛澤東匯報。在路過河北省的保定時,田家英突然決定到300公里外的西柏坡去考察。1948年10月,田家英在西柏坡開始擔任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忠誠、細致、干練、直爽,深得毛澤東的信賴、倚重。建國后這個被毛澤東稱為“少壯派”的年輕人,在工作上尤其成了毛澤東重用的得力助手。田家英在長期跟隨毛澤東的過程中,深諳毛澤東所思所想,與毛澤東之間有著非常的默契。田家英知道,毛澤東一定希望了解到西柏坡的鄉親們在農業合作社的生產生活情況。于是,田家英冒著料峭的春寒回到了西柏坡。他去看了被當地政府妥善保管的中央舊址,一戶一戶地去看望和慰問西柏坡村的鄉親們,轉達了毛澤東對他們的問候和想念。晚上就住在農民家中,直接同農民和當地干部談家常,來了解當地的農業合作社的情況。西柏坡鄉親們拉著從毛澤東身邊來人的手,有著說不完的話。回到北京后,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此行的情況。毛澤東聽得十分認真,尤其對西柏坡的情況格外關注。田家英還向毛澤東講述了在西柏坡調研時的一個小插曲:在與西柏坡村民交談時,人們大都會問起他們參加革命的時間。由于西柏坡是老革命根據地,很多人都是在抗戰初期參加革命的,在交談中有意無意地比資歷、擺資格。毛澤東聽后哈哈大笑。后來,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提到這個情況,告誡人們要謙虛謹慎。
1957年,為了根治海河泛濫帶來的災難,國務院決定在平山縣境內的滹沱河上修建大型水庫,筑壩的最好地勢恰恰在西柏坡下游的西崗南村。這就意味著毛澤東及黨中央居住過的西柏坡村,將被淹沒在200多米的深水當中。情況匯報到毛澤東那里,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雖然他對那里有著剪割不斷的感情,但他更關注老百姓的生死安危。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在修建崗南水庫的請示報告上寫下了關鍵性的一筆,“就在平山縣西崗南村筑壩建水庫。”西柏坡的鄉親們想不通了,他們派出代表閻志亭、閻連亭,赴京向毛澤東提出保護中央舊址的要求。百忙之中的毛澤東專門派人去做說服工作,要西柏坡人民顧全大局,并指示河北省有關部門認真作好中共中央舊址的登記、測繪、拍照和文物保護工作。
1958年3月10日,崗南水庫工程正式破土動工。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作出巨大貢獻的西柏坡人民,再次作出犧牲,托兒帶女陸續搬離。但是村里也有些老人堅持不肯離開他們世代繁衍生息的村子,隨著大壩合攏,水位迅速上升,村子隨時有被淹沒的危險。此時,西柏坡村的支書閻連章再也坐不住了,他只身再次來到北京求見毛澤東。據閻連章夫人焦春雪回憶:當時,中南海行政處的毛維忠接待了他,并安排他和毛澤東通了電話。閻連章向毛澤東說明了情況,詢問毛澤東該怎么辦?毛澤東說:“西柏坡村的群眾不要都搬離,一定要留下一些人。”毛澤東的話像一股暖流涌上了閻連章的心頭,使這個堅強的漢子幾乎落淚。他裹著一路風塵趕回村子,告訴那些不愿意走的村民,說毛澤東同意咱們留下來,毛澤東對咱們村子還是有感情的。于是,那些不愿背井離鄉的村民們,就近搬上了高崗旱嶺。
遠在北京的毛澤東,雖然沒有親眼目睹西柏坡村民搬離村子時的凄楚,但他始終關注著工程及移民問題,牽扯著西柏坡的鄉親們。1959年6月7日,周恩來總理來到崗南水庫工地視察,這是他進京之后第一次回平山。他在大壩上深情地遙望西柏坡,要求當地干部切實做好移民安置工作,并一一進行具體指示。同年10月24日,黨中央又派出劉瀾濤、胡喬木來到西柏坡,他們就中央舊址保護和復原建設以及移民安置問題作了調研,并給予了明確指示。留下來的西柏坡人民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關懷下度過了重重難關。
1966年12月,國務院批準在西柏坡村建立西柏坡紀念館。1970年,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開始進行復原建設,1978年正式對社會開放。經過的苦難已成為歷史。如今,碧波蕩漾的崗南水庫不僅使滹沱河沿岸的百姓免受水患,而且也成為西柏坡一道亮麗的風景,它靜靜環擁著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與西柏坡人一道守望著與解放戰爭那段輝煌歷史、與偉人毛澤東濃情相連的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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