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對于官僚主義是深惡痛絕的，他在自己有限的國家領導人生涯中留下了同官僚主義作不懈斗爭的寶貴經驗。

　　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過的新黨章中提出：“官僚主義在蘇維埃制度內部部分地復活起來”。而到1920年冬至1921年春這段時間里，伴隨著有關工會問題和改行新經濟政策問題上爭論的展開，官僚主義的各種表現，諸如抽象空談、脫離實際，辦事遲緩、無人負責，濫發(fā)文件、亂寫指示，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等在蘇維埃機關中泛濫起來，而且蔓延到各個領域、各個部門，并滲透到黨的機關里來。“我們把這個禍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確，更嚴重了。”列寧尖銳地指出，官僚主義對蘇維埃國家機關和布爾什維克黨產生嚴重危害，是一種“新膿瘡”。

　　1922年，列寧在《論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內外形勢》的重要演說中指出：“我們內部最可惡的敵人就是官僚主義者，這些人都是身居蘇維埃要職(也有不擔任要職的)、由于為人誠懇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產黨員，他們沒有學會同拖拉現象作斗爭，不善于同這種現象作斗爭，反而加以掩蓋。”“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列寧認為，為了避免和減少官僚主義，黨和國家干部要隨時隨地接受群眾的批評和監(jiān)督。他勸告黨和國家的工作人員，“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隨時隨地要仔細地和客觀地檢查，是不是同群眾保持密切聯系，聯系是否密切。”為此，他提出了建立最方便于群眾的來信來訪制度。

　　列寧認為，反對官僚主義還要精簡機構和會議，提高工作效率。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曾經出現部門林立、機構臃腫的局面，列寧領導黨和國家曾多次進行精簡整頓，但是結果發(fā)現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列寧感慨萬分地說:“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幾十個，而呆著怠工或半怠工、鉆在公文堆里的人卻有幾百個，這種力量對比往往使我們生氣勃勃的事業(yè)斷送在文牘的汪洋大海里”。1922年11月，列寧在病中寫信給全俄蘇維埃工作人員工會第五次代表大會，指出“當前最主要的迫切任務，也是最近幾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縮減蘇維埃機關、改善組織、消滅拖拉作風和官僚主義、減少非生產開支”。針對當時一些干部整天忙于開會，不接觸實際，不解決實際問題的現象，列寧認為這是導致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很愚蠢的”。明確提出：“盡量少開會。規(guī)定每星期人民委員會1次+勞動國防委員會1次，每次兩小時”，“寧可數量少些，但要質量高些。”

　　(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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