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指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領導干部特權現象，是指某些領導干部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私有化，在政治、經濟或其他方面為個人或小集團謀取私利的行為。反對干部特權行為，是毛澤東對領導干部的一貫要求。胡錦濤總書記要求，“著力在領導干部特別是高中級干部中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沒有特權、制度約束沒有例外的意識”。因此，當前重溫毛澤東反特權思想，對于樹立民本理念、反對腐敗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有重大的理論借鑒和現實意義。

　　一 理論基礎：毛澤東從干群關系視角反對干部特權

　　毛澤東指出：“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1941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說：“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毛澤東在黨的七大報告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1956年11月，毛澤東告誡全黨：“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1958年毛澤東還指出：“人們的工作有所不同，職務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論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間都要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決不許可擺架子。一定打掉官氣。”同年年2月，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關于干部進行勞動鍛煉的指示》，規定干部下放參加農業、工業、交通等行業的勞動。要求下放干部要服從所下放的單位領導，同工農群眾同甘共苦，向工農群眾學習，成為群眾的知心朋友。1958年在黨的八大第二次會議講話中毛澤東要求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并指出，“因為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如果大多數的干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末這少數干部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大力倡導各級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將軍下連隊當兵等制度，都是為了從根本上干部特殊化問題。他認為：實行這樣的措施，“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使我們的干部“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1963 年 5 月，在杭州會議上，毛澤東轉發了浙江省委辦公廳印發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他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看作是一件具有“偉大革命意義”的“極端重大的問題”。他希望爭取在三年內能使全國全體農村支部書記認真參加生產勞動，城市工廠支部書記也成為生產能手。1964 年，毛澤東強調“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

　　二 以法律和紀律手段從嚴整治干部特權行為

　　毛澤東將黨紀國法作為反對干部特權的重要手段。他強調，絕不允許有不受法律約束的特殊公民，絕不允許有凌駕于黨紀國法之上的特權存在。1934年，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蘇維埃工作人員中如果發現了貪污腐化、消極怠工以及官僚主義分子，民眾可立即揭發這些人的錯誤，而蘇維埃立即懲辦他們，決不姑息”。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人民中間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1937年，時任抗大六隊隊長的黃克功逼婚未遂殺人案，毛澤東回復審判長的請示時要求依法處決，并指出“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時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和審判本案的審判長雷經天，認為“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并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 “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

　　1941年，毛澤東在其制定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中則強調：“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1941年8月，謝覺哉同志排除干擾，對一涉案的領導干部追究了刑事責任，毛澤東同志知道后于同年9月7日就給謝老寫信稱贊道：“此等原則立場我們絕不能放松，不管犯錯誤的是何等樣的好朋友、好同志。”1948年，他在《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又指出：“對于某些犯有重大錯誤的干部和黨員，以及工農群眾中的某些壞分子，必須進行批評和斗爭。……群眾不但有權對他們放手批評，而且有權在必要時將他們撤職，或建議撤職或建議開除黨籍，直至將其中最壞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審判。

　　毛澤東對干部特權現象深惡痛絕，同各種特權行為做斗爭時也是毫不留情。 他主張“要堅決清除那些違法亂紀、以權謀私、敲詐勒索、貪污腐化分子，絕不能心慈手軟，姑息養奸。 特別是對其中那些位高權重和資深功高的更要嚴肅對待，從重懲處，以引起全黨的警醒和全社會的重視。”建國初期，毛澤東頂住了黨內高級干部的說情風，對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處以極刑，顯示了其懲治腐敗的勇氣和決心，再次彰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承認任何特權的原則。

　　1953年，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中指出：“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予法律的制裁。如果黨員必須執行黨紀。各級黨委應有決心將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極刑，以平民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眾。”1957年他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強調：“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

　　三 毛澤東抵制干部特權化的實踐路徑

　　(一)以身作則，反對特殊化

　　毛澤東不僅在理論上、政策上積極倡導反對領導干部搞特權，而且身體力行，以身作則，有著很強的教育和示范意義。1939年冬，毛澤東拒絕了留守兵團負責人蕭勁光為其添加的一床棉被、一套新棉衣。毛澤東指出，“我現在若要搞特殊，人家群眾就會不相信你，他們就會說你不是真革命者，是蔣介石，是皇帝。”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不但沒有為子女提供任何特權，反而更加嚴格要求他們，即使是在乘車、吃飯這樣的日常小事上，毛澤東也從不放松對他們的要求。1950年沈陽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決定在市中心修建一座開國紀念塔，并準備在塔上鑄毛澤東的銅像，毛澤東批復說建紀念塔可以，但“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毛澤東還要求，“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的妻舅要求到北京工作，他給湖南省委書記寫信：“按其能力分配適當工作，任何無理要求也不應允許”。 1959年毛澤東又說：“我很擔心我們的干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二)完善對領導干部的監督制度

　　反對干部特權必須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權力如果不受制約和監督，必然走向腐敗。毛澤東建議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領導干部才不敢搞特權化。從實踐層面看，毛澤東創立了民主監督的有效機制，包括：

　　1.黨內監督。由毛澤東主持的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在“黨的監察機關”一章中，對黨的監察機關任務、職權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就提議成立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對黨內違紀現象進行嚴肅查處。

　　2.民主黨派的監督。主要包括人民政協和各民主黨派的監督。1941年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上說：“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消除這些毛病。”

　　3..其他監督途徑。全國解放后，他十分強調建立和健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并主張建立人民來信來訪制度以及新聞輿論的監督。

　　(三)作風建設和塑造公仆意識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從高級領導干部的整風和學習路線問題入手抵制干部特權行為。毛澤東認為，高級干部負有最重要的領導責任，犯錯誤最嚴重的也首先是高級干部。指出：“整風，主要是整高級干部(犯思想病最頑固的也是這些干部中的人)，將他們的思想打通，一個根據地大約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員在內)，其次是中級干部，每一根據地有數百至數千人;再次才是下級干部”。

　　公仆意識與干部特權思想是兩種截然對立的，因此，毛澤東還通過樹立公仆意識，抵制干部特權。毛澤東公仆意識的內涵主要包括：干部要走群眾路線，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就是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以及掌握政權的工人階級政黨及其干部變為“社會的主人”，由公仆變為個別人或個別集團謀利益的私仆，本質上就是樹立公共理念的問題。毛澤東指出，黨員干部“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 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同志提出了的反對干部特權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和干部建設理論。這一思想及實踐對于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思想道德教育，使黨員干部廉潔自律，自覺抵制和克服特權，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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