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來,西方的國家資本主義蛻變成世襲資本主義,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則淪落成官僚主義。隨著中國官僚資本的下野并逐步演變成民間資本,其策略也會隨之作出重大轉變:由行政權力的維護者,迅速轉變成反對國家干預,鼓吹放任市場資本力量的新自由主義者。這些事情已經發生并出現激化。未來有兩個選擇,一是進一步向世襲資本主義轉變,一是社會主義復興。重慶事件標志著這兩條尖銳對立的路線斗爭的白熱化,代表人物不惜扯破面紗走上前臺……又到時勢造英雄的時代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毛澤東1956年時說過:“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腐化、官僚主義、大國主義、驕傲自大,中國都可能犯。我們要預防將來,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險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險了。中國過幾十年在工業化后,如果翹尾巴,就批評它。……”
在希臘,腐敗低效的政府,面對財政危機,不從自身上、利益階層上改革,而讓全希臘人民去買單。這樣的政府還有什么民心可言?支持希臘人民的反抗運動。 希臘的危機可以解決,但前提是革新!
而在香港,梁振英上臺,顯示建立強政府,調節因市場失衡所造成的貧富懸殊,乃歷史潮流,民心所向。
孔慶東說得好:“要相信人民群眾的力量。不管這個國家發生多么大的變動,最后人民的力量,決定歷史的總趨勢。”所謂的英雄,不過就是一根草——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之所以被稱為英雄,是因為人們認為駱駝是被這根草壓垮的。英雄的過人之處不是他的力量,而是他懂得如何做最后一根草。
資本主義的手段,社會主義的精神,是未來的社會模式。現在全球風暴已經掀起。社會主義中國古已有之,稱之為大同,每一治世的建立均與大同思想一定程度的貫徹有密切聯系。拜金主義則存在于亂世。治亂循環是中國古代的歷史觀。建立新的大同治世,繼往開來,是當今有志之士第一要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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