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毛老師的第626條理由--最偉大而且實在的教育家(教師節有感)

　　在《懷念毛老師的第625條理由——最偉大的老師(紀念毛主席逝世37周年)》的帖后，有網友跟帖——

　　子曰念了2000年，中國絕大多數還是文盲。毛曰念了10來年，絕大多數中國人有了基本的文化。 ( 60.218.191 2013-09-09 11:05:18)

　　大于認為這個跟帖“既中肯又深刻!很好!”好就好在它用看似幽默的文字道明了一個嚴肅的客觀事實，而且這個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它可以證明就從教育方面來看，人民領袖毛澤東不僅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老師，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的而且實在的教育家。

　　為什么要特別加上“實在”兩個字呢?因為只有“實在”的教育，才能說明為什么能夠使子曰念了2000年絕大多數還是文盲的中國，在短短10來年的時間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有了基本的文化這個實實在在的事實。這個“實在”，包涵的是實干的精神，實際的組織和實打實的效果。

　　很多網友都看過《毛主席關懷警衛戰士學文化》，毛主席在接見一中隊的全體同志時用商量的口氣對他們說：“你們都搞警衛工作，現在再給你們加一個學習文化的任務，你們同意不同意?”不久主席了解到隊員們一星期只上一天文化課，便向隊長說：“要多給他們學一點文化科學知識，學一些地理、歷史、數學、物理、化學，三五年達到中學畢業。”后來甚至還說，“……以后你們就不要叫什么隊了，就叫文化學校吧，你們就叫學員。”主席停了一下，問：“我當你們的校長好嗎?”曾文高興得

　　連聲說：“好!”主席笑了笑說：“我當名譽校長，再請一個副校長。你們在這里學習七、八年，達到高中畢業或者大學畢業程度，你說成不成?”——哪一個國家的元首，會像這樣實在地來關心警衛戰士學文化的事?

　　“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實際上，重視文化學習也是我們人民軍隊一個從井岡山就開始的好傳統。在《老紅軍講述長征路上學文化的故事：長征就是我的大學》中寫道：長征期間，能在紅軍大學學習的人畢竟是少數，更多戰士的文化知識則是在長征路上邊走邊學到的。 早在1934年春季，中央蘇區紅軍就開展了“紅軍青年沖鋒季”競賽活動，提出了“四不五要三努力”的口號。“五要”中的一條就是“每人要識三百字”。以寫標語為例，部隊要求凡是能寫字的戰士，“每人練習寫熟一至十條標語”。長征開始后，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結合紅軍不斷行軍打仗的要求，還發明了“看后背”的學習方法。“長征就是我的大學。”14歲就參加了紅軍的夏精才老人說，“長征路上，我不僅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學會了打仗，還學會了識字。” —— 哪一支軍隊的統帥，會像這樣實在地發動和組織戰士來學文化?

　　毛澤東時代為什么能夠創造出10來年就能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有了基本的文化的奇跡?年輕人可能不知道，新中國成立后，曾經先后有個四次全國性的掃盲高潮(見附錄)。其實，大于對附錄的這篇文章并不完全認同。例如1958年春的第三次掃盲高潮，大于是親身經歷過的。那時候，大于雖然還是小學五年級學生，也被組織起來參加了掃盲活動。印象深刻的有兩項活動，一項是利用休息日幫助和檢查自家周圍的文盲認字;一項是利用中午和課后時間，在青草橋設卡讓過路的人認字，遇到文盲，不認幾個字不許過橋。現在想起來說起來也許有些好笑，但也可以說明當時的掃盲大躍進是扎扎實實下了一些功夫的。—— 世界上有哪一個民族，能夠如此下功夫，能夠采取這種“人民戰爭”的方式來迅速且卓有成效地掃除文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

　　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及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數據顯示，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普及基礎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1961年40%，上升至 1978年58%)。毛澤東不但大增基礎教育，還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學學額，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增加了近10倍。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增加了20倍。—— 就憑這幾個數字，誰能夠否認的了毛主席是前無古人的最偉大而且實在的教育家!

　　今天是教師節，寫下這些后有兩個主要的感慨。一是“子曰”與“毛曰”的差距之所以這樣大，因為“毛曰”的教育是為人民的人幫人教育，而“子曰”的教育是人上人人吃人的教育。二是我們的教育事業，仍然特別需要“毛曰”教育那種寶貴的“實在”的好傳統，千萬不能去搞那種人上人人吃人的教育。

　　附：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四次掃盲高潮

　　吳　玨

　　1949年初秋，一封緊急密信送到黑龍江省寧安縣某村長手上。

　　村長不識字，連夜挨家敲門找人來讀，可村里識字的人太少了，更別說是讀信了。終于，村長找到了一個號稱“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來，這是一封“追兇密信”，信中讓村長監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這個真實故事的背后，是一個嚴峻的現實：第一，新中國成立時，文盲占80%，學齡兒童入學率僅占20%;第二，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識字，做睜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徹底翻身。

　　為此，毛澤東下定決心要迅速改變這一面貌，要讓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礎上實現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掃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第一次掃盲高潮：“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

　　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明確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1949年底，在毛澤東直接關懷下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定：新中國的教育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1950年6月，毛澤東又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和舊有社會文化的改革工作。”

　　根據這些方針，我國對舊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組織進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權，改造了全國30余萬所大中小學，使之納入社會主義的辦學軌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終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學了。但是，怎樣改變6億人口中有4億多文盲的現狀?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掃盲。

　　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會議明確指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為了鼓勵和推動學習，毛澤東在9月27日接見了與會的全體代表，并與學習勞模親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識字掃盲運動從政府機關開始，向全國各地迅速展開。

　　為了盡快地提高識字水平，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創造了《速成識字法》。這是一種借助注音字母的輔助作用，利用漢字字形、字義、字音相同與相異的不同特點，來提高識字速度的方法。

　　這種方法正是毛澤東一直關注的。早在1949年8月25日，華北大學校長、中國文字改革的堅決倡導者吳玉章就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地掃除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對吳玉章的建議，毛澤東極為重視，把信批轉給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澤東的關心下，1949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研究漢語拼音方案。

　　祁建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創造了《速成識字法》。1951年，西南軍區在1.26萬名干部、戰士中試行《速成識字法》，一般只要15天時間，能識字1500個以上，能讀部隊小學課本3冊，能寫短稿。某野戰軍采用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介紹了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華社發表了祁建華寫的《“速成識字法”的創造經過》。4月23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行頒獎典禮，獎勵發明者祁建華的杰出貢獻。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掃盲運動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于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國范圍內，在廣大的工人農民中間普遍地推行速成識字法，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9月6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于在工人群眾中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在北京聯合召開了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座談會。會議一致認為，在廣大勞動人民及工農干部中掃除文盲，是我們國家實行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的必要條件，同時是一項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務。各級領導應以歷次革命運動的精神來領導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運動，并須定出計劃，以期在今后五至十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文盲。會議還指出，掃除文盲的標準，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認識2000字左右，能夠閱讀通俗書報和寫三五百字的短文。

　　為了加強對掃除文盲工作的具體領導，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兼黨組書記)、林漢達、祁建華為副主任委員。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設辦公廳、城市掃盲工作司、農村掃盲工作司、編審司。

　　掃盲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學文化的人組織起來，多種多樣的學習方式被創造出來：工廠的“車間學校”、煤礦的“坑口學習小組”、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

　　在掃盲教師隊伍建設上，則提出：“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教師條件很平常，識字就能教文盲”。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掃除文盲人人有責，教人識字是一項光榮的任務”，“親教親，鄰教鄰，夫妻識字，愛人教愛人，兒子教父親”。這些經驗的推廣，使神州大地到處呈現出一片“讀書聲聲響，處處是課堂，互教又互學，師生大家當”的熱烈場面。到1953年止，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余學校。

　　第二次掃盲高潮：“把掃盲作為國家大計”

　　1955年，掃盲教育工作再次被提到重要地位上。

　　隨著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深入，對人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看到了這一點，他希望借社會主義改造的春風來掃除文盲。

　　9月，毛澤東看到了《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十分欣喜地表示：“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毛澤東在這份報告的按語中，提出了消滅文盲的問題。他說：“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后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現在我國不僅有許多到了學習年齡的兒童沒有學校可進，而且還有一大批超過學齡的少年和青年也沒有學校可進，成年人更不待說了。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中才能解決，也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他認為在這方面，“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很贊賞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以本鄉高小畢業生為教員，以合作社為單位辦記工學習班的掃盲經驗。他號召說：“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仿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并就教學內容和教材作了詳盡的指示：“第一步，為了記工的需要，學習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二三百字。第二步，再進一步學文字和語匯。要編這樣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各處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這種課本不要審查;第二種課本也應由從事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根據一個小范圍的地方(例如一個縣或一個專區)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區)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只要幾百字，這種課本，各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者省(市、區)級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了這樣兩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后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機關應當給這件事以適當的指導。”

　　在中國共產黨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談到了掃盲運動：“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之后，毛澤東還親自制定了“每人必須認識1500到2000個字”的掃盲標準。

　　就在這種背景下，掃盲運動又再次發動起來。

　　12月1日，共青團中央發布《關于在七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年文盲的決定》，指出“掃除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戰略意義的任務，為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必須加快掃盲的速度。”1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要在七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社論。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發布《關于評獎掃除文盲優秀教師、優秀工作者、優秀學員、先進單位的暫行辦法》、《頒發識字證書及業余小學、業余中學畢業證書暫行辦法》。2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把掃除文盲運動推向高潮》的社論，提出：廣泛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大規模地開展掃除文盲運動。于是，掃盲運動的第二次高潮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為了推動掃盲運動的深入，3月15日，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成立。掃盲協會的宗旨是：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協助政府廣泛地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和群眾力量，開展掃除文盲運動，按照國家計劃如期完成掃除文盲的任務。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掃除文盲的決定》，將掃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掃盲作為國家發展大計。《決定》指出：在全國范圍內積極地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使廣大勞動人民擺脫文盲狀態，具有現代的文化，這是我國文化上的一個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中的一項極為重大的政治任務，要大張旗鼓地開展。《決定》還制定了掃盲的原則、對象、標準和目標。

　　在掃盲運動高潮中，人民群眾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采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余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采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后復學”等形式，做到了“學習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擠時間，能學多少學多少”，“見物識字”，“見字問字，見人問人，處處是課堂，一片讀書聲”。

　　到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并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廣大的工人和農民學習文化后，生活和生產方面都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學員在掃盲的基礎上，進一步學習文化技術，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骨干。

　　第三次掃盲高潮：“掃盲也要大躍進”

　　1958年春，我國的工農業生產都出現了“躍進”，文教衛生事業當然也要“躍進”。2月底3月初，教育部、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全國掃除文盲協會會長陳毅在講話中說：掃盲工作是使六萬萬人民“睜開眼睛”的工作，要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一開步走，就要識字。從掃識字盲，掃文化盲，到掃科學盲。他號召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上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后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一個群眾性的掃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當時全國14歲到40歲的青壯年文盲，單在農村中就還有1.5億，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來掃，即使一年掃300萬，也得50年才能掃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文盲，那就必須每年掃掉3000萬到4000萬，要在往年掃盲速度的基礎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場你追我趕的掃盲“大躍進”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一些掃盲口號應運而生：“社會主義是天堂，沒有文化不能上”、“工業化、農業化，沒有文化不能化”、“技術是個寶，沒有文化學不了”、“文化跟著生產走”、“生產到哪里，學習到哪里”、“雪地是塊大石板，文盲寫字寫得歡”、“千人教萬人學，萬人教全民學”、“一切識字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教人識字，一切不識字的青壯年都要組織起來努力學習”，“工業大躍進!農業大躍進!掃盲也要大躍進”、“讀百本書、寫萬個字”、“讀萬言書，寫千封信”、“一年突擊，兩年掃尾、鞏固，三年全部掃光全省(湖南)青壯年文盲”。

　　掃盲“衛星”競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龍江省寧安縣率先宣布成了基本無文盲縣。隨后，黑龍江省提出了“乘衛星，坐火箭，趕上寧安縣”的口號，經過3個月的大干，成為全國第一個無文盲省。

　　在示范效應下，其他各省的掃盲“躍進”步伐也大大加快，參加掃盲的人數和已實現基本掃除文盲的地區數不斷攀升：

　　4月底，全國有137個縣基本掃除了文盲;

　　6月底，全國參加掃盲學習的約9000余萬人，444個縣基本上掃除了文盲;

　　7月底，全國有639個縣、市基本掃除文盲，占全國縣、市總數的28.1%，其中，基本掃除文盲的省有黑龍江、吉林、浙江和甘肅。全國有4100多萬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8月，掃盲數字又大大上升了。據報道，從1月到8月，我國掃除了近9000萬文盲，在全國2257個縣、市中，有1516個即67.2%的縣、市基本掃除了文盲，12個省相繼宣布為基本掃除文盲省;

　　10月中旬，數字達到了頂峰。據稱：全國有1799個縣、市單位基本上掃除了青壯年文盲，即79.7%的縣、市基本掃除了文盲;有17個基本無文盲省;1958年1月到9月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

　　中國仿佛一夜之間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種自我陶醉的狂熱幻想中。

　　對于這一時期掃盲運動中出現的浮夸現象，毛澤東作出過批評。在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上談到“作假問題”時，他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實……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

　　現在再來看1958年掃盲的這些數字時，我們必須辯證地看待。一方面，這些數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須看到當時全民動員、參與的掃除文盲運動也確實取得了很大成績。

　　第四次掃盲高潮：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

　　掃盲運動經過三次高潮后，新中國的文盲已經大大減少。但是，怎樣加快掃盲速度、鞏固掃盲成果和提高廣大勞動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今后要突破的難題。

　　1960年4月，一份來自山西省委的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報告說，山西省萬榮縣過去10年來一貫重視掃盲工作，但復盲現象嚴重。1958年10月，他們決定在全縣推行漢語拼音方案，采取注音識字的辦法，高速度地開展掃除文盲和業余教育運動。1959年10月，縣委進一步總結了注音掃盲的經驗，在作了充分準備之后，一鼓作氣，在全縣范圍內掀起了萬民教、萬民學的注音掃盲高潮，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僅2個月即實現了青壯年無文盲縣的目標。他們所采取的注音識字的步驟是：一是學習掌握漢語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認識漢字，三是大量閱讀注音書報，不斷擴大識字量。

　　毛澤東看后，十分高興，親自為這一報告擬題：《山西省委關于在全省推廣萬榮縣注音掃盲經驗，爭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為無盲省向中央的報告》。他指示將這一報告印發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并在黨報發表。他還滿懷信心地希望經過1961年的努力，爭取全國比山西遲一年完成掃盲任務。4月22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這一指示。

　　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認真學習、大力推廣萬榮縣的注音識字經驗，爭取提前掃除文盲。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注下，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識字經驗，是我國革命文化中一項重要的創舉，應當在全國迅速推廣。”

　　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全國各地迅速掀起一個“學萬榮、趕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高潮。各地經過掃盲工作的試點，獲得了顯著成效。實踐證明，注音掃盲一般經過100小時左右的教學，學員即可達到掃盲標準：能寫書信、詩歌和閱讀報紙。廣大群眾對注音掃盲極為歡迎，他們贊頌說：“注音掃盲真正好，文盲識字如飛躍，認一個來得一個，三年五載記得牢。”

　　大規模的注音掃盲運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次掃盲高潮的時間并不長，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掃盲運動也進入了調整。但掃盲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1964年，我國開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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