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孔子學院”事件是中美熱戰戰略較量的必然現象

　　前按：三年前，我提出世界進入熱戰常規軌道，并把中美熱戰時期的戰略較量個人專著電子稿寄給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袁姓研究員，當時，他否定了我的結論，并說中美關系歷史最好，且會越來越好。今天，我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孔子學院”老師被驅事件只是美國對中國進行宗教及文化圍剿戰略的一部分，中國的反圍剿不會因此事件停止，在未來幾十年的熱戰時期，中美必將在碰撞中實現相對平衡的國際地位。美國排斥“孔子學院”，卻在中國造就了幾千萬的基督教徒，這是什么自由?

　　下面想引述本人前期的“熱戰”觀點：宗教包圍圈（屬宗教、文化、科技、金融和軍事五環包圍圈之一）。

　　一、世界宗教信仰的分布與發展（略）

　　二、中國宗教信仰的現狀

　　1、中國三大宗教分析（略）

　　2、中國宗教信仰的發展危機

　　在主流專家和宗教官方人士的研究報告中，很難判斷中國宗教發展的真實情況和發展方向，更看不到宗教傳播中的深層次問題，看到的更多是各大宗教派別繁榮昌盛的局面和信教群眾的信仰自由。如果認真深入地觀察現實社會，看到的則是中國宗教繁榮背后的文明對抗和大國博弈。21世紀，國與國的較量已經由純物質對抗上升到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對抗，在這場雙重對抗的布局中，中國顯然在思想準備上落后了一大步，為了減輕西方對中國宗教信仰的流言蜚語，中國近幾十年想到更多的是安撫西方，不太在乎對方的宗教陷阱，筆者在多年前對于這個陷阱的正式提醒曾被視為杞人憂天，經濟危機的發生，讓很多迷局中的人看到了世界的許多真相。當前，中國的宗教形勢與19世紀中葉的形勢非常類同，由此引起的災禍也許將在未來呈現出另一種驚人的相似之處。

　　物質帶走了世人很多的精神，也帶走了世人本該有的道德觀，隨著世界性危機的深入發展，世人正在思考能不能用精神再次帶回物質，能否用精神再次找回道德，能否用精神再次充當殖民他人的工具。顯然西方國家又走在了中國的前面，讓中國人“被信仰”也許是眾多政教雙重身份人士努力的目標。當然，中國人也不是天生缺乏慧眼，只是因某些原因導致民間智慧沒有完全被重視，如果明白了中國宗教傳播過程中的不正常之處，一定會找到真正的適合中國國民的理性宗教信仰。

　　中國的儒教被其他宗教信仰邊緣化似乎是一種實事，筆者不認為儒家學說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但是，能夠被列為一個東方人教派的儒教決不是對中國可有可無的東西，徹底地排斥儒教或許不是明智之舉，這是中國歷史反復證明了的相對真理，儒教的任何失敗都只能是階段性的，在中華民族的興衰更迭過程中，儒教的“魂”始終沒有在東方大地上消失過，“選擇性”保留和傳承也許是最理性的作法。中國政府在全世界廣開“孔子學院”的同時，在國內卻沒有對儒教給予足夠的理論重視，沒有在典制文化創新上有所建樹，國內的宗教信仰體系中并沒有人愿意把“儒教”列入可以推廣的正統文化，一個永遠都不愿意創新的信仰，總是如此地讓人愛恨交織，將儒教完全邊緣化或許算是總體上邊緣中華文化的不理智行為。

　　“儒教”的文化遺產也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和改造，大量的文化書籍，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智慧和創造，當然也承載著中華中族的屈辱與悲傷，中國古代留下的書籍文化中有80%屬于儒家文化，只有整理好這部分的儒家文化，把這部分文化賦予時代性，才能讓中國人接受自己的根源信仰。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曾經提出了一個整理孔夫子思想的任務，很遺憾的是到現在也沒有完成這份任務，特別是在現行國情下，中國的儒教已經完全失去了宗教地位，即使是文化地位也汲汲可危。否定儒家文化的糟粕成份，改造儒教的良性思想，系統性完善儒家體系的核心價值觀恐怕將是中國統治階層和思想界的重要任務。必須強調，在中華民族的未來，中華文化的根不能拋棄，即便這種文化的靈魂有某種黑影也不應當成為被拋棄的理由，正如常人所具有的先生性缺陷一樣，沒有完美無缺的人，也沒有完美無缺的信仰。如同保護毛澤東思想一樣保護儒家文化是未來一千年中華民族的重要任務，把兩個偉大歷史人物的思想完全對立恐怕缺乏足夠地理性思維。

　　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兩極分化現象。一極是落后的“三多人群”(婦女多、老人多、文化低者多)，另一極是“富貴化”(富人化、老板化、知識分子化)，這兩個極端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宗教信號，而是一個文化傳播的主功方向信號，“走極端”是基督教傳播過程中的一個典型手法，不限制宗教自由，并不意味著不思考宗教傳播中的信號提示。考察中國基督教新信仰群體的現狀，歸根結底是一個本土信仰的缺失問題，并非真的乃經濟分化使然，經濟決定信仰的因素是表觀原因，世界各地的兩極分化無處不在，然而信仰真空則少與中國同類。

　　宗教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護身符不應在中國成為現實。近十幾年來，中國所發生的很多事情都與這種傾向分不開，并且因此還釀成了巨大悲劇，某些極端勢力企圖借宗教信仰之名行某種情結的“大帝國”之夢。從宗教教義上講，制造悲劇在任何宗教信仰條文中都是沒有的，但是，極端主義者會把某些教義解讀成悲劇的引言，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宣傳這種引言的人會越來越多，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除開基督教的非法行為之外，伊斯蘭極端主義對于中國的危害也有加深之勢，這既有地區因素，更有西方操控沖突的因素，落后的伊斯蘭世界在反對西方強權的同時，時常會陷入反復被西方利用的處境，極端的行為源于極端的心理狀態。

　　三、美歐國家給中國設置的宗教包圍圈

　　1、美國為什么要發布年度中國宗教報告?

　　實事求是地講，如果你生活在美國，你可能絲毫不會懷疑美國的宗教自由，在這一點上不必過度地批評美國。但是，至于美國為什么不厭其煩的、一如既往地關心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問題，就頗有疑問可以追究，從其支持 “邪教”法輪功的行為來看，美國宗教外衣下的政治企圖顯然就曝露無遺了。作為每一個中國人，只要還有起碼的正義良心幸存，都不會認可法輪功之前的所作所為，更不會容忍它給中國人民曾經帶來的巨大痛苦，然而，即使是這樣的一個邪教組織居然被美國作為打壓中國的一個宗教政治工具，可見美國政客對于信仰價值的用心之深，21世紀的美國必將深化利用宗教干涉中國內政的長期思維。

　　美國的政治是全球政治，而中國的政治則是國民政治，中國只對自己的國民負有政治教化和政治管束的責任，對世界人民從來不會指手劃腳，但美國不一樣，它是世界上唯一的霸主，它不但想管好美國人民，而且試圖管理好世界人民，尤其是當它面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幾千年傳統文化和傳統思維的國家時，很難找到一個比較適合的精神切合點，美國的文化底蘊與中國相比實在是不足一提，現代流行文化雖然是美國的強項，但是，它的確不能承載精神俘獲的作用，它沒有上升到可供人類長期信仰的層次。美國選擇宗教這個精神工具，從20世紀末開始就使用得非常得心應手，到21世紀更加得到深化，并且已經上升到美國的國際戰略當中，美國對世界的全球化管理過程始終是一個宗教信仰同步傳播的過程。面對美國宗教力量的步步進逼，中國并沒有太多的退讓余地，單靠官方的言語回擊顯得非常蒼白無力，中國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精神制精神，以法律制邪惡，合法行為中國可以給予支持，在中國境內非法的宗教行為必須果斷中止。

　　從奧巴馬的宗教講話中，中國必須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美國不是獨自在打宗教牌，他在動員西方基督教國家跟他一起共同進退。西方國家多數以基督教信仰為主，他們有共同的價值基礎，未來的制華戰略中，歐洲和日本都可能對中國打宗教牌，如果處理不好的話，俄羅斯也有可能局部加入到這一爭論當中。比西方國家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更可怕的還遠不止這些，更可怕的是中亞和非洲不要轉入這一無休止的爭論當中，一旦這種局面出現，中國在精神環境中將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人口大國、信仰小國”的狀態經不起宗教對抗，正常的文明對話如果演變成非法的宗教對抗不符合全人類的主流思維，更不利于中國和平發展的設想。

　　2、宗教包圍圈的形成過程

　　基督教從它的傳播歷史來看一直采取的都是“強推模式”，這與伊斯蘭教有所不同，與佛教的傳播也大不相同，基督教的強推往往與擴張和侵略分不開，即使遭受挫折，也從不放棄對異教徒的洗腦，西方傳教士在傳教的時候從來都不避諱兩條準則：一是把自己的教義送給異教徒的國度，送給信眾;二是從接受教義的國家帶回自己想要的利益。這是17世紀西方傳教士的共同準則，今天亦不例外。

　　基督教本質上是侵略擴張主義。中國宗教發展史上，外來的佛教在我國本土傳播從來不是倚仗武力，而是憑借其教義和儀式的吸引力。基督教的教義卻是完全不同的：從一開始，基督教宣傳“一個上帝，所有基督教徒都是兄弟”，強調四海一家，宣稱自己是世界宗教;從使徒時代到現代，積極傳教一直是基督教會的主要特點。而且為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會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對于異教徒，要把他們全部殺死，連他們城里的牲畜都要用刀殺盡”，“那褻瀆耶和華名的，必被治死，全會眾總要用石頭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褻瀆耶和華名的時候，必被治死”(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

　　這些“可咒詛的教義”支撐著西方基督教會侵略擴張，用武力改變異端信仰，使得中世紀的歐洲成了人間地獄，支撐著狂熱的基督徒向中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福音化”沖鋒，美國的基督教團體在宣傳品中宣稱，要“能夠像打敗蘇聯和東歐那樣再打敗中國社會主義”，認為中國是個巨大的未開墾的基督教市場，高喊“向中國13億人傳福音”的口號，要使“中國基督化”和“福音化”。

　　基督徒在掌握了世界以后，還忘不了叮囑他的信徒們繼續馴服那些低級的異教徒，對那些頑固不化的異教徒，讓他去見上帝吧!明朝萬歷年間來華的傳教士利瑪竇說過：“做耶穌的勇兵，替他上陣作戰，去崇拜這崇拜偶象的中國”。清朝來華的德國傳教士更是赤裸裸地說：“要讓上帝的榮光在中國上空顯現，龍要被廢止”。戰爭精神始終是與自稱“自由平等”的基督徒相生相伴的，從來沒有改變過。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都是宗教比較自由的地方，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一般少有沖突，更沒有特殊意義上的教派沖突。新中國成立以后，有很長時間人們對宗教的信仰遠不如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無神論”占絕對主導地位，宗教進入了一個較長的準靜期。但是，近幾十年來，這種狀況有所變化， 中國人突然之間什么都不信了，既沒有宗教信仰，也沒有共產主義信仰，“信仰真空”為其它宗教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和土壤，另一方面，中國政府為了適應西方國家的自由要求也不愿意對非法宗教傳播加以合理合法的約束，任何形式的宣傳都得以生存，違法的、不違法的統統都搞。

　　基督教傳播的重點選在兩個地區：一個是很富裕的地區，一個是很窮的地區。在先富起來的地區，影響較巨大，越是有錢的人越是被洗腦得徹底，因為那些先富起來的一些人為了把自己的高貴感無限接近洋面孔，他們信仰基督教不是為了讀《圣經》，也不是為了理解教義，更不是為了讓世界和諧，他們絕大部分人把信仰基督教看成一種榮耀，看成一種時髦，是一種典型的媚俗式、隨從式附和，根本算不上精神信仰。在比較落后貧窮的地方，基督教也很容易傳播，因為當地的群眾缺少判斷力，容易聽信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所謂上帝的福音，他們試圖從信仰基督教中得到好處，改善生活，他們寄希望于傳教士們為他們爭取和平，這部分人與富人不同，富人的信仰是假性信仰，動搖性很強，而窮人則相反，一旦選擇相信，就會根深蒂固，無法改變，并且會世代相傳，長期危害更大。從發展趨勢看，基督教正在改變信眾中“老人多、婦女多、農民多、文盲多、病人多”的”五多”現象，不僅教徒數量在不斷快速增加，而且信徒的年齡結構、文化素質、經濟狀況等都在改變，部分宗教信仰者從遮遮掩掩到引以為榮，從弱勢尋求保護轉向強勢出擊。

　　從事基層宗教工作的同志們發現，基督教領域的矛盾糾紛在中國呈上升趨勢，從個人的信仰私事逐步上升到社會公共事務，并有改變五大宗教格局、影響社會穩定的苗頭。部分信徒上訪的非合理成份增加，訴求的重點從要求設置場所過集體宗教生活開始，轉而反對基督教“兩會”組織，進而要求政府將私設聚會點合法化。少數上訪者背后有人在幕后出謀劃策，提供資金和“法理”支持對抗政府依法管理。一些不正常現象頻頻發生且很難控制，如強迫洗腦式的”精神傳銷”拉人入教;“自封傳道人”非法傳教，私設聚會點活動屢禁不止;利用宗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時有發生;私設聚會點與愛國宗教團體爭奪信眾，散布謠言攻擊“三自”教會，愛國進步力量受打擊……等等。

　　近十多年來，基督教在中國的成效是非常顯著，據資料透露，中國內地新接受基督教的信眾已經接7000萬人，有的說已經達到總信仰人數1.2億，不管具體數字是多少，關鍵是要看到信眾人數的非正常上漲和背后的動力是什么?是誰制造了這樣的快速發展?中國將如何應對這種趨勢的發展，任何對宗教信仰的突然改變麻木不仁的反應，最終都必然會遭受到最慘烈的代價。《時代》周刊駐北京記者部前主任、基督徒艾克曼在《耶穌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變中國及全球力量平衡》一書中寫道：“雖然所處的政治和文化環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仍非常之驚人：目前已有7千萬新教徒，1,200百萬天主教徒，總人數超過共產黨黨員” ，青年信徒比例在上升，成為宗教擴大影響的潛在的社會基礎。

　　近年來，西方國家機器與境外基督教組織共同發力，對中國進行滲透擴張熱情高漲、力度空前：根據美國《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美國國務院每年兩次要向國會提交國別人權狀況的報告和國際宗教自由年度報告。在過去幾年的報告中，都點名攻擊中國“迫害宗教”，借此損毀中國的國際形象，鼓動中國國內的違法活動者反對政府。基督教組織則利用各利方式為中國人“洗腦”：一是利用廣播電視進行“空中傳教”，一些國家的衛星電視節目中，有針對中國的漢語和多種少數民族語言的固定傳教節目;美國一些宗教組織的電臺中還用漢語廣播直接傳達宗教指令，操縱中國的地下宗教勢力;從香港、馬尼拉到首爾的半月形地帶有數十個廣播電臺設有針對中國大陸的宗教節目。二是利用多種途徑輸送、制造宗教宣傳品;三是利用來華旅游機會進行“旅游布道”;四是非法在中國內地舉辦神學班、地下神學學校;五是捐資非法修建宗教活動場所;六是利用互聯網,進行高速、大面積的傳教。

　　黨和政府也許已經看到了事情的險惡境地，但是，好象還沒有拿出帶有遠見的方案和對策，尤其是沒有思考在整個社會中培養中華民族自己的信仰上作出努力，儒教潮流因為沒有系統化整理并未取得社會共識，有離社會漸行漸遠之勢，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被中國大部分人主動拋棄，老百姓在生活中看不到這種信仰的真實性和現實性，毛澤東思想本來是一種很好的信仰，但是也被很大程度上拋棄，中國人民整體上的“信仰真空”是極度危險和痛苦的，也是導致社會混亂的根源之一，負責任的中國人都要引起重視。艾克曼預測在今后30年內中國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為基督徒，由此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國家之一。他認為，中國這條“龍”將被基督的“羔羊”所馴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將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西方式民主變革，其中大多數還堅信基督徒的增多將是中國實現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證之一。境外敵對勢力對他們認為的異已政權、基督教對待不信耶酥的“異端”，從來都不吝訴諸于武力。倘若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出現了較大問題時，境內外的反動勢力必然會借機制造矛盾、分裂和流血沖突。南非黑人主教圖圖曾在美國紐約的一次宗教儀式上演講時說：“白人傳教士剛到非洲時，他們手里有《圣經》，我們(黑人)手里有土地。傳教士說‘讓我們祈禱吧’，于是我們閉目祈禱，可是到我們睜開眼時，發現情況顛倒過來了：我們手里有了《圣經》，他們手里有了土地”。中國是否也應該擔憂和警惕圖圖所說情況的發生?

　　3、中國如何面對宗教包圍圈？

　　面對咄咄逼人的宗教滲透，中國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反擊：

　　必須重新扛起社會主義的大旗。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觀來引導群眾把信仰重新轉移到共產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上來，堅決不把資本主義的私欲思想過度放任下去，如果慫恿資本主義的私欲膨脹，中國將失去抵抗西方世界的最好屏障，要從戰略上高度重視基督教地下擴張對中國宗教事務、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潛在影響;要建立反滲透網絡，有關部門要各司其職、密切配合;要改善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手段,增強主流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國民對非法傳播的基督教文化抵制能力。要針對不同宗教的特點，有針對性地做工作，努力維護宗教信仰市場的適度平衡，使宗教為國家安全及和諧穩定服務。

　　調整觀念和政策，調整中國民間信仰的不合理成份。實踐已經證明,越是民族文化濃厚、民間信仰純正的地方,外來宗教或異端邪說越難滲透,也越難存在。新形勢下，中國要以全新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和評估民間信仰，加強對孔廟、土地廟、家族祠堂等傳統民間信仰的調查研究，深刻剖析其存在的合理因素，辯證看待其承載傳統文明作用和功能，迷信成分說到底也是信仰的極端表現，并不是絕對的錯誤，引導、修正和理論化是正確的精神督導方案。在城鎮化過程中，可以根據群眾需要對部分民間信仰的建筑物和造像予以保存或遷建，并引導其在內容和外在形式進行革新。在清明、端午、七夕等重大傳統民俗節日期間安排放假，并主導舉辦相關文化活動，引導人們回歸傳統。發揮民間信仰在抵御境外宗教勢力滲透中的積極作用，使民間信仰成為促進宗教均衡發展、促進社會關系和諧發展的共同基礎。

　　中國政府對于一些非法傳教行為要堅決大膽地予以打擊，不必前怕狼后怕虎，不必害怕又惹惱某個宗教老爺，“宗教干政”遲早都是要受到懲罰的，晚干預不如早干預，沒有人能夠有權力借宗教之名對中國進行圍剿，中國不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沒有必要因屈服宗教壓力而放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當前，互聯網上基督教傳教網鋪天蓋地，網民自發抵制、批判甚至強烈抨擊非法基督教傳播的網頁也在不斷增加。上千年流傳不息的宗教應當有勇氣、有肚量接受任何批判，基督教也不應例外，合法傳教會得到支持，一切非法者必須對其下禁令。理越辯越明,事越說越清，經過各界對基督教的教義、發展歷史、傳教方式等作廣泛探討，讓普通百姓弄清基督教基本情況，再自主選擇入教或者不入教，或者雖已入教再出教。

　　宗教圍剿是基層圍剿，一旦成功，長時間難以改變，甚至有可能導致政權顛覆，是西方精神圍剿中國的最核心一環，中國必須有能力根據自身的利益切斷非法傳教，更要有膽識阻遏一切宗教干預中國政治進程的行為。

　　結束語：不管美國對“孔子學院”采取何種態度，中國應當堅定不移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便這些事情存在瑕疵，戰略對決很大程度上是意志力的對決，決非真理的對決，中國如果不能突破美國的宗教信仰圍剿，必將淪落到政治主動權移手的悲慘境地，警醒得越早，形勢越有利，堅定地往前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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