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中西方比較誤區與戰略產業重組

　　楊斌

　　內容提要：斯蒂格利茨曾擔任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他指出世界銀行一貫奉行政策導致眾多國家頻繁地爆發經濟危機，過去三十年爆發了一百多次嚴重危機。倘若中國依照世界銀行的建議深化經濟改革，那么中國將面臨極大的爆發危機風險而不是防止危機。世界銀行數十年來推行政策的實踐效果如此之差，不妨大膽解放思想朝著與其相反的方向來重新思考改革，就會發現依照相反的方向反而會找到大量成功的政策實踐，反而會源源不斷發現沒有任何社會痛苦的改革政策新思路。

　　黨中央強調堅持并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在分配方式方面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究竟是依據馬克思產權理論進行沒有痛苦代價的國有企業改革，還是依據科斯產權理論推行必然帶來種種痛苦代價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下崗失業、兩極分化、腐敗泛濫和群體事件頻發，不僅關系到中國能否有效解決各種社會難題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且還關系到中國能否捍衛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并維護社會穩定大局。

　　世界銀行關于中國改革的報告引起了廣泛關注，該報告建議中國應該將國有企業的比重再降低63%，并主張讓國有企業按更加商業化的模式運行，金融改革應開張資本賬戶并實行利率、匯率自由浮動，還警告倘若中國不推行上述改革就會發生經濟危機。其實，世界銀行的政策建議來自受到國際輿論廣泛批評的“華盛頓共識”，有些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認為，“華盛頓共識”政策是“全面、系統的規范改革方案”，但是，眾多的經濟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長期改革實踐，卻表明“華盛頓共識”政策的預期與效果是截然相反的。根據世界銀行2006年的統計數據，從1980年至2005年，在“華盛頓共識”倡導的全球化和私有化風靡全球的時期，一百零五個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遠遠低于二戰后發展中國家推行國有化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年代。

　　美國獲諾貝爾獎的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深刻指出“‘華盛頓共識’政策有時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策，它是建立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基礎上，是十九世紀的統治階層曾竭力推動的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種復興”，“國際經濟組織聲稱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是為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但是實踐表明這些政策未能帶來許諾的效果，經濟增長或是陷入停滯，或是少數富人才能享受增長的成果，眾多國家更加頻繁地爆發經濟危機，過去三十年爆發了一百多次嚴重危機”。斯蒂格利茨曾擔任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他對世界銀行一貫奉行政策的評價是比較客觀的，因此，倘若中國依照世界銀行的建議來深化經濟改革，那么中國將面臨極大的爆發危機風險而不是防止危機。

　　當前美國正面臨更大金融危機爆發前夕的危急形勢，迫切需要掠奪大量財富為即將破滅的金融泡沫輸血，正通過各種途徑加強對全球自然資源和自然壟斷行業的控制，以求即使在全球經濟陷入危機時仍能謀取超額利潤，因此，美國竭力誤導各國推行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拉美國家推行私有化的教訓表明民營化最終都變成了外國化，私人資本缺乏規模、技術優勢難以消化遠超過自身的國企，遭遇競爭壓力并受到外資收買誘惑就會出讓企業和行業控制權。普京正是看到俄羅斯寡頭向美國出賣國家利益危險后，果斷逮捕了大寡頭并將其控制的壟斷性、戰略性企業收歸國有。

　　某些中國人覺得國際貨幣基金推行“華盛頓共識”政策，雖然付出的社會代價較大但僅僅是短期的陣痛，其實，拉丁美洲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短期陣痛持續二十年也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嚴重，民眾遭受反復掠奪后覺醒開始堅決反對新自由主義，21世紀初拉美大多數國家左翼政黨贏得了選舉勝利，這樣巴西、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國經濟才開始好轉，社會貧困狀況扭轉了長期的惡化趨勢并出現可喜的改善。俄羅斯也是在普京執政后糾正私有化政策失誤，制訂法律禁止戰略性、壟斷性國企實行私有化，果斷將一些經濟寡頭逮捕監禁并沒收其財產后才出現經濟形勢好轉。某些中國人擔心反對美國操縱國際金融機構推行的政策，就會被國際社會視為異端并可能帶來嚴重的中美沖突，其實，巴西、阿根延等大多數拉美國家都轉向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之后，美國反而停止了強硬施壓并轉而改善與拉美國家的關系，因為擔心激怒這些國家的政府可能更加不利于壟斷資本利益。

　　有些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認為，“華盛頓共識”反映了“現代經濟學各方面的新成果”，其實，美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為應對拉美外債危機，制訂“華盛頓共識”的初衷是赤裸裸地維護西方資本利益，逼迫拉美國家采取嚴厲措施削減醫療衛生和社會福利開支，廉價出售國有企業和自然資源以確保償還欠西方債務，被拉美民眾批評為“逼人割自己鮮血淋淋的肉來償債”，此后為了論證其政策合理性才引入種種理論說辭，如私有化出售國有企業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削減社會福利支出是為了減少政府干預，允許跨國公司兼并是為了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等等。有些人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社會代價雖大但有利于民主。其實，美國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后曾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國都是由中情局策劃軍事政變開路，通過被稱為“骯臟戰爭”的大規模暗殺清除社會抵抗，然后在軍事獨裁政權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義，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中性學術理論，實質上是美國謀求全球利益的國際戰略工具。

　　大膽解放思想調整改革思路

　　世界銀行數十年來推行政策的實踐效果如此之差，就意味著無論是遵循這種思路還是小修小補都會效果不佳，不妨大膽解放思想朝著與其截然相反的方向來重新思考改革，就會發現依照相反的方向反而會找到大量成功的政策實踐，就會源源不斷發現沒有任何社會痛苦的改革政策新思路。實際上，改革開放后中國人訪問西方看到的經濟增長成果，就是與新自由主義截然相反的社會改良政策帶來的。二戰后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盛行著社會改良潮流的時期，各國普遍推行國有化和金融管制化政策與新自由主義背道而馳，卻反而取得了持續數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記錄，被譽為資本主義數百年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增長“黃金時期”。

　　中國學者訪問西方看到實際上是社會改良帶來的成果，而被美國傳授的卻是全面否定社會改良的新自由主義。美國向全球各國竭力推薦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不僅給前蘇聯東歐經濟轉軌國家帶來了社會災難，而且在日本、東南亞和許多拉美國家頻繁引發了金融危機，最終連被認為市場經濟最為成熟、發達的美歐國家也無法幸免，這充分說明中國不可盲目羨慕“美歐經濟模式”，必須嚴格區分二戰后西方被迫借鑒馬克思理論推行的“社會改良”，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復辟自由放任政策導致的“社會改惡”。

　　當年法國、意大利等西歐國家、韓國、臺灣和眾多發展中國家，都重視實行國有化政策并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在戰略性產業和經濟金融命脈領域國有企業、國有銀行占有重要地位。當時世界各國還普遍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化政策，嚴厲限制外匯、股票、期貨等金融投機活動，以確保當時匱乏的的外匯、資金和物資資源，能夠集中用于戰后經濟恢復和重建而不被投機活動浪費。當時世界各國經常因外匯短缺面臨貨幣貶值危機，但是，通過加強外匯、金融管制一般都很容易克服困難，不會像東南亞危機中那樣讓貨幣危機蔓延成全面經濟危機。西方社會改良的“黃金時期”，哈耶克稱自己在西方知識界處于身敗名裂的境地，科斯產權理論持續數十年被打入冷富、無人問津。

　　當年西方被迫借鑒馬克思的生產社會化產權理論來發展經濟，強調所有企業包括國企、私企都不能單純追求利潤而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同時也認識到國有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有優勢，所以社會改良時期世界各國盛行的都是國有化潮流。當時西方強調所有企業都應承擔社會責任并為所有利益相關者服務，包括職工、消費者、上下游的企業以及環境保護等等。日本二戰后初期在財力非常困難的條件下，私營企業那時也盛行職工終身雇傭制，職工以企業為家，借鑒中國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結果日本經濟和企業的發展才出現了一個黃金時期。二戰后日本企業的成功并非來自私有產權的優越性和特殊秘訣，二戰前日本私營企業普遍像電影《野麥嶺》中一樣虐待工人，產品質量低劣以致于東洋貨在中國曾是劣質品的代名詞，日本戰敗后被迫向中國的國有企業和社會主義學習，日本通產省和企劃廳也向眾多企業提供類似中國計委的協調、支持，這樣才有了二戰后日本經濟增長和企業發展的奇跡。

　　由此可見，日本豐田等私營大企業成功的真正經驗，就是拋棄二戰前的放縱資本貪婪逐利的野蠻資本主義，像中國國有企業和社會主義學習調動工人積極性的辦法，而后來日本豐田等私營大企業再次陷入失敗的教訓，就是拋棄二戰后像中國國有企業學到的成功經驗，受美國誘迫拋棄社會改良、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再次實行科斯產權理論所倡導的以產權利益至上的改革，致使日本私有企業再也無法重現社會改良時期的經濟奇跡。豐田公司給職工提供鐵飯碗的時候曾創造了豐田奇跡，后來豐田公司推行新自由主義將鐵飯碗改革掉了，職工也無法將企業當做自己的家來關心了，雖然暫時取得了短期利潤卻掩蓋了企業弊病逐漸積累，最終導致了喪失眾多生命的事故災難和企業深陷困境。新自由主義的所謂改革其實不是與時俱進而是復辟倒退，是重新否定社會改良的成果并復辟二戰前的野蠻資本主義，就連日本主流媒體也承認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了嚴重的惡果，是導致日本長期陷入經濟低迷、貧富分化狀態的“社會改惡”。

　　中西方比較誤區與山西煤礦變遷

　　解放前，中國人對日本私營大企業的經營管理并不陌生，許多人都知道日本經營山西大同煤礦時埋葬礦工的萬人坑，誰都知道日本企業的高利潤與其說高效率不如說是中國勞工血汗。解放后，大同煤礦工人享有到了鐵飯碗和福利保障，他們將解放后的境況與日本私營企業的遭遇相比較，真正體會到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感覺和幸福，根本不需要工頭嚴厲監督就全力投入了恢復生產。倘若那時有誰說中國國有企業不如日本私營企業，或者說公有制是無人所有、產權虛置和低效率，工人們一定會氣憤地同散布這種言論的人拼命。但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受到邀請訪問日本參觀時，對日本大企業職工的高工資和福利待遇驚訝不已，于是以為這些都是日本企業私有產權的高效率帶來的，忘記了當年日本企業的私有產權曾經野蠻剝削過中國工人，更忽略了日本私有企業的種種特有的成功經驗，包括終身雇用、以企業為家和工人參加技術革新、管理，其實恰恰是來自被批評為產權虛置的中國國有企業。

　　某些中國人覺得在日本企業的親眼所見必定屬實，忽略了縱橫向比較的認識錯覺也能讓眼見并不屬實，例如，人們的確親眼所見早上的太陽比中午的太陽大，但其實太陽的體積并未因時間變化而發生任何改變，這是由于太陽在早上靠近地面較小的參照物的比較錯覺。改革開放初期，有些人為證明自己親眼所見的中日經濟差距是體制差異所造成的，常常說五十年代初日本被炸成廢墟時中日兩國相差不大，忘記了日本戰前曾生產大量航空母艦同美國抗衡，工廠雖然被炸停產但仍然保存有大量技術人員和設備，而中國解放前卻連飛機、坦克和汽車都無法制造，日本侵略軍曾經叫囂在三個月內橫掃中國全境，現在不要說三個月就是三十年也不敢橫掃中國一省，這充分說明中日兩國的綜合國力差距實際上大大縮小了，而且兩國經濟發展是在美國封鎖遏制與戰略扶植的不同環境中取得的。有些人將親眼所見到的中日兩國經濟差距歸于經濟體制不同，其實這是橫向比較時忽略了縱向背景條件的差異導致的認識錯覺，同時也是因羨慕西方和急于求富的情緒妨礙了深入思考。

　　由于人們受到上述比較錯覺和科斯產權理論的誤導，山西國有煤礦在倉促的產權改革中被改成了私有企業，沒想到再次因私企貪婪、礦難頻發付出了十年來數萬礦工喪生的代價。當無論政府如何加強監管山西礦難卻依然屢禁不止時，當礦工不斷喪失生命逼迫深入追查屢屢揭出腐敗大案時，當山西許多區縣因害怕難以抵御私企賄絡無人敢當官時，人們迫不得已將私有企業改回了產權虛置的國有企業，遭到了眾多民營企業家和著名經濟學家集體咒罵、抨擊，指責這是“國進民退”、“反對改革”和“開歷史的倒車”，卻忽略了溫州煤老板讓日本統治時血煤災難重現是否也是“開歷史倒車”。其實，改革初期溫州私企老板生產的低壓電器就造成大量火災事故，溫州生產的鞋子也因穿幾天就破遭到全國百貨商場自覺抵制，由此就可知道私有企業有追逐私利而忽視社會利益的弊端，更加需要改革以防止其帶來損失擴大遠遠超過經濟效益，不應該只提國有企業改革卻不提私有企業的弊病也需要改革，但是，人們忽略了這一教訓竟然讓事故災難蔓延到了全國。

　　山西煤礦被迫重新改制為國有企業的短短一年之后，奪取大批礦工生命的重大事故竟然完全消失了，每噸煤的平均事故率也降低到全國水平一半以下。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稱幸虧當年排除阻力痛下決心，今天山西煤礦回歸國企后才能創造出這樣一個奇跡，其實，20世紀80年代，中國依據馬克思產權理論對山西國有煤礦進行改革，實行充分調動廣大礦工積極性的全員承包責任制，曾創造出了勞動生產率和噸煤事故率均優越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奇跡，但是，人們出于中西方比較差異的認識錯覺和急于求富的情緒，竟然匆匆忙忙地將當年國有企業曾經創造的改革奇跡丟掉了，現在雖然回歸國企但卻已無法挽回數萬名遇難礦工的寶貴生命，更令人遺憾的是許多人仍然將創造了奇跡的改革視為倒退，真正的改革阻力仍然在妨礙著將山西煤礦的奇跡擴大到全國。

　　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國依據馬克思產權理論推行國有企業的改革，主要是通過責任制創新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不僅沒有造成下崗失業還消化了數千萬返城待業知青，勞動收入不斷提高而基尼系數呈現下降趨勢，國民經濟在不依賴出口需求情況下保持了高速增長，1985年反映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僅為0.24，顯著低于國際警戒線和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威脅穩定的各種社會群體事件保持在相當低的水平。但是，后來受到新自由主義的科斯產權理論誤導，改革過多強調產權因素而忽視了勞動者的利益，各種變相的私有化導致資本同勞動者利益的對立，出現了社會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數不斷擴大趨勢，大批職工下崗和群體事件頻發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勞動收入比重過低限制了國內市場需求的增長，加劇了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沖擊。

　　黨中央強調堅持并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在分配方式方面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兩者的主體地位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一旦國有企業私有化動搖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按勞分配就會失去所有制保證并失去相應的主體地位。由此可見，究竟是依據馬克思產權理論進行沒有痛苦代價的國有企業改革，還是依據科斯產權理論推行必然帶來種種痛苦代價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下崗失業、兩極分化、腐敗泛濫和群體事件頻發，不僅關系到中國能否有效解決各種社會難題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且還關系到中國能否捍衛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并維護社會穩定大局。

　　山西煤礦對重大領域國企重組的啟示

　　山西煤礦國企民營化改革再現日本私企經營時期的血煤災難，而且溫州煤老板為急于獲利、節省成本而亂挖亂采，一位行業人士痛心地說這樣造成的煤礦資源損失甚至遠遠超過了日本侵略掠奪。私企進入煤礦開采這樣的競爭性領域尚且造成如此巨大損失，倉促進入壟斷性、公益性和戰略性行業就很可能造成更大危害。考慮到這些行業具有不同于一般競爭性行業的特殊性質，私企進入壟斷性、戰略性行業要先進行科學的局部試點，探索控制私人資本逐利而忽視社會利益弊端的有效辦法，并且同國有企業進行經濟、社會效益多方面的對比分析，廣泛征求消費者、社會公眾意見并進行民主磋商，穩妥擴大試點以檢驗多種對比方案的穩定性和適用范圍，逐步將成功經驗擴大到能夠穩定發揮正面效果的適用領域。倘若當年引導私企進入煤炭開采領域也采取這種科學方式，就能避免大量礦工喪生和煤炭資源遭受巨大破壞的損失。

　　中國應重新反思指導企業改革背后的經濟理論思想，按照中央精神堅持正視私人資本弊端的馬克思理論，排除反馬克思主義并貶低公有制的科斯產權理論的誤導，謹慎對待私人資本進入壟斷性、戰略性行業的潛在風險。山西煤炭行業的曲折改革歷程證明了馬克思產權理論的正確性，以及科斯產權理論忽略私人資本的微觀、宏觀弊端的荒謬。私人資本的微觀弊端包括為追求私利忽視工人利益，盡量壓低工人工資、安全設備投資和技術開發投資，容易然造成貧富兩極分化、資源破壞和重大生命事故，宏觀弊端包括普遍采取行賄辦法拉攏腐蝕政府官員，容易造成腐敗泛濫、民眾不滿、群體事件危及社會穩定，導致黨風不正、官商勾結和黑社會控制政府等嚴重危害。私人資本進入山西煤礦行業已帶來重大命案頻發，不斷揭露出背后的重大腐敗案件竟然致使無人敢做官，私人資本進入更為重要的行業就會產生收買更高層官員貪欲，就很可能導致威脅國家政治穩定的重大腐敗案件頻發。事實證明即使是競爭性行業市場也根本無法抑制上述種種弊端，負面的激烈競爭還可能迫使國有煤礦也效仿私有煤礦的急功近利，倘若未經充分試點并找到能有效控制上述弊端的辦法，私人資本倉促進入壟斷性、戰略性行業將會帶來更大危害。鐵路、供電、水、燃氣等行業輸送網絡的自然壟斷性質，決定了私人資本即使進入也根本無法形成市場競爭的格局，政府通過國有企業掌握這些行業的成本、技術數據，反而可以組織公平文明的競爭督促企業改進技術、降低成本，讓公眾作為全民股代表參與監督經營并改善服務質量，直接掌握充分的內部成本數據否決危害公眾的不合理漲價，通過競爭性投標和招聘選拔有能力更好為公眾服務的經營者，依據國有企業完成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指標的好壞進行獎懲，而倘若壟斷性國企私有化后政府和公眾都無法介入企業內部決策，往往只好任憑私企貪婪地猛漲價格、壟斷尋租、收買官員。

　　世界各地都有大量壟斷行業私有化的災難例證，如英國鐵路私有化后大量裁減技術人員和職工，追求短期盈利而忽視了長期設備投資、更新，結果惡性事故頻發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最后因虧損嚴重、負債累累而被迫重新國有化。中國鐵路發展走堅持公有制和技術創新的道路，無論在技術裝備還是效率成本方面均取得很大進步，現在美歐國家改造、建設鐵路時都要紛紛向中國求助。有人以7.23動車事故來否定中國鐵路和國企的成就不符合事實，從1997年中國就在京廣、京滬、京哈三大干線全面提速，到2007年4月18日中國鐵路順利實施第六次大面積提速，中國高速列車運行車次超過一百五十多萬次，長達十年保持整體上安全運行從未發生重大生命事故，車次事故率和公里事故率均遠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甚至包括擁有先進高速鐵路技術的日本和德國。但是，2008年西方爆發嚴重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后，為了抵御外來沖擊推出了四萬億投資計劃，其中相當大一部分用于加快高鐵建設的步伐，倉促之間高鐵建設規劃不像以前那樣科學、嚴謹，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市場經濟周期波動的巨大危害，抵御危機沖擊的被動 “大躍進”不如高鐵前十年平穩有計劃發展，有必要更好發揮計劃調節作用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否則驟然大量投資硬件設施而管理經驗跟不上反而容易出事故。

　　當前一些學者紛紛主張中國應該將70%的國有鐵路賣掉，應該在壟斷性行業也形成民營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競爭格局，倘若中國鐵路私有化后也像英國一樣大量裁減技術人員和職工，或由于不掌握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導致鐵路無法正常運行，或忽視盈利較少的鐵路線路如蘭新鐵路、青藏鐵路、寶成鐵路，都會嚴重危害國民經濟運行和國家軍隊、戰略物資的調動，特別是倘若為追求短期盈利造成惡性事故頻發和重大人員傷亡，并且不斷在重大命案背后暴露出比山西煤礦更為惡劣的腐敗案件，那樣可能會嚴重危害黨和國家的廉潔形象和政治穩定大局。盡管中國鐵道部的高級官員也有受賄腐敗，但無法像俄羅斯寡頭那樣侵吞整個企業的全部資產，也沒有動力和權力像英國推行鐵路私有化那樣，為追求短期利潤大量削減技術人員和長期設備投資。有人認為中國鐵道部領導腐敗原因是政企不分，應該進行公司化、私有化改造以實現產權明晰，但是，鐵道部高層領導個人腐敗畢竟受各種制度制約，一旦私有化將使腐敗領導有機會侵吞全部資產，進而不受制約追求私利完全不顧忌社會公眾利益。國有企業經營過程中出現的腐敗程度，遠遠低于廉價出售、贈送巨額國有資產的腐敗程度，兩者仿佛是水渠管理者多喝水與侵占整個水庫的差別，不能因為多喝水的腐敗就干脆讓腐敗的管理者盜取整個水庫，這種自欺欺人的治理腐敗辦法將給公眾造成更大的損失。正因如此，二戰后世界各國盛行國有化浪潮的時期雖然也有腐敗，但整體上來說是高速增長和社會分配改善的“黃金時期”。相比之下，20世紀80年代，世界各國盛行私有化浪潮的時期腐敗程度嚴重惡化，以至于帶來危機頻發、經濟停滯和貧富兩極分化等社會災難。

　　中國某些地方受西方宣揚的新自由主義產權理論誤導，將自來水等公用事業領域的自然壟斷國企出售給西方跨國公司，導致價格大幅度上漲令消費者感到負擔沉重難以承受，充分說明用私人壟斷替代公共壟斷根本不是改革出路，這樣將會釋放私人資本追求壟斷尋租的更大貪欲，必然加重當前通貨膨脹壓力和社會公眾的不滿情緒，西方企業很可能在關鍵時刻利用漲價來推動顏色革命。1989年國際貨幣基金脅迫委內瑞拉推行新自由主義，全面私有化和放開價格導致物價飛漲，引發了大規模民眾騷亂和政府嚴厲鎮壓，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就有372人死亡，而實際數字是僅首都死亡人數就超過2000人。當年查韋斯就是目睹這一慘劇之后，堅定了反對新自由主義和重新推行國有化的決心。

　　中國自然壟斷和公益事業領域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是進行公眾作為全民股代表參與監督管理的制度創新，直接掌握內部成本數據并參與制訂公眾接受的合理價格，確保對高額壟斷利潤進行合理社會分紅并造福于全體人民利益。實際上，對于自然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政府可通過價格控制來限制壟斷尋租，還可直接下達經營效率指標和上繳利潤指標，并且通過分配政策將壟斷租金用于公眾利益，必要時還可通過政府補貼和要求企業補貼的辦法，促使公共企業消化成本上漲壓力并減輕消費者負擔，而私有企業具有利用壟斷地位抬價追求暴利傾向，其帶來的社會弊端遠遠大于國有企業壟斷。中國鐵路在承擔每年春運上億人次繁重運輸任務的同時，數十年票價不漲從未利用壟斷地位來謀求私利，而同一時期不少競爭性行業的價格也上漲了十多倍，充分說明國有企業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巨大優越性，今后的改革方向不是私有化而是加強公眾參與，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進行制度創新才能確保廣泛經濟民主。

　　中國現已建立了公用事業漲價的公眾聽證會制度，自然壟斷行業的國企改革涉及更重大的公眾利益，因此，更加需要采取謹慎的態度鼓勵廣泛的民眾參與，應該發揚黨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堅持走群眾路線的方針，事先應通過媒體網絡等各種渠道鼓勵社會公眾獻計獻策，通過可控制的科學試點檢驗多種對比方案的利弊，然后再交給廣大民眾評估并選擇最符合民眾利益的方案。中國應將自然壟斷行業和公益性行業的國有企業改革，視為鼓勵公眾參政議政和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好機會，應探索發揮公有制優勢建立全民股代表直接參加監督管理的途徑，改進公眾對壟斷性、公益性國企感到不滿的任何問題，包括服務質量、紅利分配、官僚主義、高管的特權待遇等等，這樣不僅能讓群眾感到可以暢所欲言、心情舒暢，還能親身參與解決問題建立“民眾點菜”的實惠民主，比較因為國企存在著種種問題就冒然推行私有化，能夠更加平穩有效地解決問題并消除群眾的不滿，否則就可能像山西煤礦私有化那樣非但無法解決群眾的不滿，反而讓礦工完全喪失維護自身利益和生命安全的權利，反而讓群眾的不滿急劇激化威脅到社會穩定大局，反而讓企業、政府干部在重金賄絡下從公仆變成了私企豢養奴仆，反而讓媒體在金錢收買的腐蝕下喪失了輿論監督公正性，無視私企礦難血案頻發、屢禁不止卻專門攻擊“國進民退”。由此可見，冒然地推行私有化不利于實現維護民眾利益的真正民主，不利于解決鐵路、電力輸送網等技術性自然壟斷弊端，反而會造成私人資本壟斷政治、經濟、媒體的更大危害，甚至呼應美國倡導的“普世價值”發動“顏色革命”，利用群眾的不滿制造突發事件并嚴重威脅國家政治穩定。中國進行壟斷性、公益性、戰略性行業的國企改革，應該依據馬克思的生產社會化產權理論充分發揮公有制優勢，實現“100%的人所有、100%的人治理、100%的人享用”，為建立、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中國應避免像拉美國家那樣因冒然推行壟斷性國企的私有化，導致公共產品價格暴漲引發社會騷亂危及穩定大局，引發私人資本利益與廣大民眾利益的對抗沖突。拉美國家有許多慘痛的教訓啟示中國應謹慎對待壟斷性行業改革，例如2002年秘魯政府決定推行壟斷性行業的私有化，向私企、外企出售大型國有的水電綜合企業和煉油企業，激起了大規模的社會抗議活動和全國大罷工。但是，秘魯經濟部長庫茨斯基受世界銀行政策建議誤導，不顧社會強烈反對繼續宣布出售兩個南方國有發電廠，引發了南方七個省份的大罷工和民眾騷亂，抗議運動獲得了社會廣泛聲援并且向全國擴散。秘魯政府最初曾對抗議采取了強硬態度，指責抗議者是“制造騷亂的極端分子”，宣布當地進入30天的緊急狀態，并從全國調遣軍隊準備壓制抗議活動，但是，由于抗議私有化贏得了廣泛社會支持，軍隊也表示同情并且拒絕服從調遣命令，秘魯總統特洛多為挽回危局平息抗議，被迫宣布停止私有化并且解散其內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對中斷私有化強烈不滿，指責特洛多違背了對西方資本的承諾，聲稱對“投資者和市場產生了不利影響”，但是，由于秘魯總統特洛多的民眾支持率，竟然急劇下降到了10%以下，甚至低于因腐敗下臺的秘魯前總統滕森，他仿佛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也無法理會國際貨幣基金施加的壓力了。

　　對待私人資本進入戰略性行業和國防工業更應該采取謹慎態度，因為涉及到技術情報、軍事情報等重大國家安全問題。私人資本為了賺錢普遍有偷稅漏稅等違法行為，經常有生產假冒偽劣產品、賄絡收買官員等劣跡，倘若沒有進行充分的可控局部試點找到有效防范辦法，很難保證私人資本為賺錢不生產假冒偽劣的軍工產品，能抵御住西方重金誘惑不泄露和出賣技術情報、軍事情報，一旦發生這類問題就不像一般行業那樣僅僅危害公眾利益，而且還會給國防安全和國家核心利益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有人認為私人資本進入軍工領域有利于降低成本，其實，美國軍工私人承包商虛報成本、滿天要價比比皆是，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也談到由于私企謀利層層盤剝抬價，西方的軍事工業開發成本高昂超過前蘇聯十倍之多，因此，二次大戰期間美英為避免軍火漲價無錢打仗的困境，政府被迫直接進行了六份之五的軍事工業投資。更為可怕的是，美國軍事工業存在著遠比一般行業更為嚴重的腐敗現象，私人企業為獲取訂單普遍支付20%左右回扣賄絡國防高官。倘若中國也發生這種情況將會嚴重削弱軍隊的純潔性和戰斗力，造成腐敗泛濫嚴重腐蝕國防工業領域的軍隊、企業干部，像美國一樣形成私人軍工綜合體的特殊利益集團，操縱著政府將戰爭變成財源滾滾、獲利豐厚的生意，戰火頻繁、軍費暴漲導致民眾付出沉重的財力和生命代價。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即將卸任總統時，曾警告私人軍工綜合體的權力將會日益失去控制，社會公眾日益面臨著濫用權力誘發戰爭災難悲劇的危險。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2期，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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