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歸的三步曲：謬托知己·冒充高明·存心污蔑

　　——亂讀隨鈔之九十八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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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釋】“曲”字，在此只用兩義：一曰樂曲，亦可理解為腔調(diào);二曰彎曲，即不直，亦可理解為變形。

　　■ 先從謬托知己開說

　　什么叫做“謬托知己”?簡單說來，就是：“不是朋友而胡亂地假托為知己朋友”。這樣做的結(jié)果，無非有二：一是如清·李寶嘉《官場現(xiàn)形記》第二十五回所說，“有班謬托知己的朋友，天天在一塊打牌喝酒。”換句話說，即：虛情假意地結(jié)成狐朋狗黨，勾肩搭背，吃喝玩樂，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二是如魯迅《海上通信》中所寫，“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難說，大約是不見得再做了，省得人來謬托知己，舔皮論骨。”舔皮論骨，那是夠狠毒的。坊間有這么一句俗語，借他人酒杯澆自己胸中塊壘。說白了用人家的招牌旗號賣自家的私貨。掛羊頭賣狗肉、打著紅旗反紅旗是也。總之，是一個“謬”字：謬悠之說，謬種流傳，謬誤百出，謬以千里。。。。。。“謬”在何處?一曰造假，二曰失真。假做真來假亦真，真做假來真亦假。“謬”得全亂套了。真假難分，黑白混淆，是非顛倒，成敗掉個。所以某些有心人經(jīng)常是從謬托知己入手開路，以售其奸。

　　謂予不信，請看一例。

　　這是最新的資料，見于今年夏秋之際。事情發(fā)生在田漢先生的友人與后人之間。盼您老給大家一個明白。

　　【友人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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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人篇·

　　田漢對我說的心里話

　　韓 淮

　　原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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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秋，波蘭軍隊文工團來華訪問。鑒于是較龐大的藝術團，文化部和對外文委決定，請?zhí)餄h坐鎮(zhèn)指揮接待工作。田漢和夫人安娥一起來到接待辦公室，當田漢介紹安娥時，我大吃一驚：“安娥!《漁光曲》的作(者)，我年輕時還為《漁光曲》跳過舞呢!”

　　安娥大姐問我：“你那時多大年紀?”我說：“13歲。”她說：“啊!那你是老同志了!”我未敢再說話。

　　隨后陳沂將軍、李偉(時任文化部宣傳處處長)、馬寒冰、黃文友(中國駐波蘭使館秘書)相繼來了。陳沂向大家介紹田漢、安娥等，并鑒于田漢是文藝界的旗手，隨口說了句“田老大”以示尊敬的意思，田漢擺擺手笑了一下。

　　接著就談起波蘭藝術團接待的有關事宜。同時，自即日起田漢先生就住在賓館，安娥當天就走了。

　　我作為接待辦公室的秘書組長，除給了田漢“接待計劃”外，還把當天的活動日程向他匯報。

　　田漢的最大特點就是不說話。他生活規(guī)律，晨六時前洗漱完畢，穿著拖鞋坐在椅子上，桌上擺著紙和筆，一直是沉思……沒有人打擾他，他可以一句話都不說。

　　我還是向他匯報當天的日程，排練的時間及劇目、晚間演出的安排、國家領導人請柬的發(fā)放情況、晚間的宴請……

　　當我匯報客人的節(jié)目排練情況時，表示我想去看一下，他當時說：“主隨客便，節(jié)目我們原則上不表態(tài)，除非十分出格的例外。去大膽地工作吧。”我卻想著“外交無小事”。馬寒冰也有時貿(mào)然地說“田老大”，田漢卻連頭都不抬，像是什么都未聽見似的。

　　按照日程，波蘭軍隊歌舞團在北京、天津、上海、濟南、廣州、武漢等城市訪問后，一站直達安東(今丹東)，列車在車站稍事休息將赴朝鮮訪問。對著客人的領隊、團長及翻譯，田漢說：“韓淮，你把波蘭團到朝鮮的訪問計劃及朝鮮現(xiàn)在的情況，向他們做個簡要介紹。”

　　我說：“朝鮮剛剛經(jīng)過殘酷的戰(zhàn)爭，建筑物從城市到鄉(xiāng)村受到嚴重的破壞，雖然停戰(zhàn)近三年了，但是戰(zhàn)爭遺留給朝鮮人民的依然是千瘡百孔。條件很差，無論是生活、吃住，特別是演出條件，都是很差的，請你們做好思想準備。”

　　田漢說：“鑒于我們是兄弟國家，說話就不客氣了，韓淮同志介紹的朝鮮情況是真實的，我沒有什么再補充的，請你們參考。”

　　波蘭軍隊文工團團長拉特科夫斯基上校熱忱而真誠地說：“請你們放心，波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受難最嚴重的國家，我們經(jīng)歷過德國法西斯的屠殺和戰(zhàn)火，死的人成千上萬，我們團有80%的人是從二戰(zhàn)中過來的，我們對戰(zhàn)爭情況以及朝鮮的條件，有充分的思想準備，這點請你們放心。”

　　我們和客人的看法非常一致，談的十分愉快。不久，列車開動了，波蘭團進入了戰(zhàn)后的朝鮮。田漢和我在站臺上向他們頻頻招手告別。

　　回到賓館稍事休息，我說：“田老，您我見面以來，從未深談過，但我從您的表情上看，您一直是心事重重，思想上充滿了憂慮，是這樣嗎?”

　　他說：“開始我以為部隊的同志一直都是單純的，看問題都是片面的，而且很膚淺。經(jīng)過近一個月的觀察，我覺得你是正直的，思想也比較活躍，所以我向你流露一些我的看法。說起來話就長了，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我對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就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比如說‘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大體上從總的方面是可以的，但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中國幾億人口，只提個‘為工農(nóng)兵服務’，未免就狹窄了點。遠在三十年代中期，我們還說‘工農(nóng)兵學商，一起來救亡’，我寫《義勇軍進行曲》時，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包括56個民族，我還怕不夠就用了‘每個人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這樣動員

　　起來的全國人民，力量自然是無限的，就像火山爆發(fā)了一樣。”

　　“然而‘為工農(nóng)兵服務’，首先指著工人，可中國的工業(yè)是很不發(fā)達的，工人階級是極有限的;‘農(nóng)民’就更是一盤散沙，唯獨‘兵’，兵才有幾個?充其量還不到100萬人。再說‘為工農(nóng)兵服務’，就把上億的學生排除在外了，還有最有影響的教授、自由職業(yè)者、工商業(yè)者，這些都是抗戰(zhàn)中必不可少的力量，然而這些廣大的階層，都被‘為工農(nóng)兵服務’一句統(tǒng)統(tǒng)減去了，這和中華民族全民抗戰(zhàn)，成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宗旨都是不相符的。”

　　“我的話扯得太遠了，再說近的。去年開展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

　　我插話說：《人民日報》拋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支離破碎，只言片語，好多人都看不懂，連總政治部的知識分子、大學生，從蘇聯(lián)留學回來的人，也說是一篇“斷章取義”的文章，看不明白。可這些連篇累牘的材料，據(jù)說都是毛主席閱批的。我問田漢：“您認識胡風嗎?”

　　他說：“何止是認識，還是老相識昵!”

　　田漢接著說：這場運動不只是對胡風的，而是對著整個文藝界的，甚至是對著幾百萬知識分子的，因為它指的是“集團”。

　　我說：“那您怎么辦呢?”

　　他說：“只是我和胡風沒有什么通信這就抓不到什么把柄，可我的思想、觀點和胡風都是一致的。”

　　我說：“這不就麻煩了!”

　　他說：“胡風寫的對中國當代科學技術、文藝領域建設的文章，你看過嗎?”

　　我說：“沒有。”

　　他沒有說話，接著就是沉思，許久說了句：我擔心的是中國文藝的方向，更擔心文藝界。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個作家，因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個“集團”不是哪個人;“胡風反革命集團”將來怎么收場，中國將來的文藝戰(zhàn)線、文化藝術工作朝哪個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我說：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還是英明的。

　　田漢說：“雙百”方針是英明的，但其真正目的是為了繁榮文藝和科學技術嗎?那就不一定了。

　　我說聽說過“雙百”是為“引蛇出洞”!

　　田漢說：這不就明白了，“雙百”剛說過，接著就是“香花、毒草”!作品要是“香花”還行，要是“毒草”呢?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定論，這都是人們所擔心的。

　　我說：章乃器先生說過一句“中國是中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

　　田漢接著說：自尊心人人都有，毛主席也不例外。章乃器先生的話當然傷了他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滿。不過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的不滿，不信任遠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話。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風運動時及以后的“搶救失足者”中，當時延安和邊區(qū)共打出特務15000多人，結(jié)果一個特務也沒有，連王實味也不是特務。不過王實味還是死于康生的槍口之下，那是在1947年，解放戰(zhàn)爭最殘酷的時期，黨中央從延安撤出時發(fā)生的事。

　　這是我和田漢先生的最后一次談話，也是最后一次見面。當時是波蘭軍隊文工團訪問朝鮮的第五天，當晚到新義州，下著小雨，我想把該團的幾百噸重的服裝道具裝卸車簡化一下，就趕往新義州。當我走出賓館將要上車時，田漢拿著他的一件雨衣，疾步跑到門口，賊：“韓淮，你把這件雨衣穿上。”

　　當晚他接到文化部的急電，要他立即趕回北京。

　　我是當年12月初回到北京的，一天中午我給田漢先生打電話，首先向他匯報了波蘭(團)訪問結(jié)束回國情況，他說：他們好，沒出什么事就好。最后我問他：何時您在家，我給您送雨衣去。

　　他大聲而斬釘截鐵地說：“我很忙啊!韓淮同志，很對不起，我沒有時間，雨衣就送給你了，你還這么小家子氣!’'

　　這就是我和田漢先生的相識、相別和最后一次通電話……

　　這是我與田漢先生1956年初冬的對話，地點是丹東市一個賓館。回憶“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完全印證了田漢的憂慮，對待文化藝術更是使人不寒而栗。中國文藝界受到的摧殘，文化人的命運——田漢老人死于紅衛(wèi)兵的鐵蹄之下，老舍先生跳進太平湖，鄧拓含冤身亡，上官云珠高喊著：“我沒有勾引毛主席!”而跳樓自殺…··一

　　(作者為中央電視臺原臺辦室主任)

　　(責任編輯黃鐘)

　　【親人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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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讀窗·

　　讀者來信摘登

　　原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8期

　　(馬注：來信人田大畏，系田漢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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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貴刊2013年第5期韓淮《田漢對我說的心里話》一文，僅就我所知情況，質(zhì)疑如下：

　　1.波蘭軍隊歌舞團(文中多次誤寫為“文工團”)是1955年來華，不是“1956年秋”，這樣，文中很多事情都對不上號了。

　　文中說：“文化部和對外文委決定。。。。。。”，“對外文委”(對外文化聯(lián)絡委員會，直屬國務院)是1958年成立的，怎么可能與1955年的事沾邊?

　　2.(田漢)說：“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我對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就存在著不同看法。”認為“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有“片面性”、“狹窄”，與全民抗戰(zhàn)、統(tǒng)一戰(zhàn)線宗旨“不相符”等等。

　　我從未聽到家父說過類似的話，也來見過任何相關文字材料。是否專門對韓淮先生一人吐露的“心里話”?

　　(田漢說)：“遠在三十年代中期。。。。。。我寫《義勇軍進行曲》時。。。。。。‘中華民族’包括56個民族”。田漢上世紀30年代中期就知道中華民族“包括56個民族”?

　　3.(田漢說)：“去年開展的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

　　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是當年即1955年開展的，不是“去年”。田漢連這點都不知道嗎?

　　4.(田漢)說：“這場運動。。。。。。是對著整個文藝界的，甚至是對著幾百萬知識分子的。”

　　“我的思想、觀點和胡風都是一致的。”“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個作家，因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個‘集團’不是哪一個人。”“中國將來的文藝戰(zhàn)線、文化藝術工作朝哪個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這是田漢當時能有的看法、會說的話嗎?

　　“田漢說：‘雙百方針’真正目的是為了繁榮文藝和科學技術嗎?那就不一定了。我(文章作者)聽說過‘雙百’是為了‘引蛇出洞’!田漢說：這不就明白了。‘雙百’剛說過，接著就是‘香花、毒草，-…·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這都是人們所擔心的。”

　　“引蛇出漏”的說法是1957年“反右”后才出現(xiàn)的，田漢1955年就知道了?

　　“雙百方針”、“香花”、“毒草”是1956年才出現(xiàn)的術語，田漢早一年就知道，麗且還發(fā)了一番議論。

　　“我(文章作者)說：章乃器先生說過一句‘中國是中小知識分子領導大知識分子。。。。。。引發(fā)了田漢又一番議論。

　　1957年“反右”時揭發(fā)羅隆基說過“中國現(xiàn)在是無產(chǎn)階級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chǎn)階級大知識分子”，與章乃器無關。田漢又如何知道兩年以后的事?

　　“田漢接著說：。。。。。。章乃器先生的話當然傷了他(指毛澤東)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滿。不過毛主席對知識分子的不滿，不信任遠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話。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風運動時及以后的‘搶救失足者’中，當時延安和邊區(qū)共打出特務15000人，結(jié)果一個特務也沒有，連王實味也不是特務。。。。。。。”

　　田漢1955年就知道延安打特務的數(shù)字，就能說王實味沒有問題(王案20世紀80年代才平反)?

　　田漢那年57歲，會對一位認識不久的年輕同志說這么一番“心里話”嗎?對我說來，韓淮先生的文章是獨家新聞。

　　這位解放軍總政的工作同志與“田漢”一唱一和，而且能保密至今，真是不容易。

　　貴刊發(fā)表的文章當然文責自負，但明顯的“硬傷”，責任編輯應當是能發(fā)現(xiàn)的。

　　田大畏

　　2013年5月24日

　　[編后記]田大畏先生于2013年6月12日去世，享年82歲。本刊對田先生的去世深表哀悼。田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曾翻譯過《古拉格群島》《死魂靈》等世界名著。

　　【路人甲之見】

　　本尊和韓準、田大畏從未謀面，素不相識，關系純屬八竿子打不著之列。故自命為路人，而且僅是其中之一，便只好很不自謙地排隊于甲了。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從朝鮮檜昌奉調(diào)回祖國首都，我有幸分配在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故而至今對此期間有關該單位的文字，便難免有所眷顧。特別是言及田漢同志的資料，頗為少見，于是在沒有見到田大畏先生的信件之前，就先拜讀了韓準先生的大作。不過，印象并不太舒服，倒有點膈應。如果說是將信將疑，倒不如說是想信又想疑。想信，是因為該文作者與田漢因工作關系有過接觸。想疑，是由于其所作回憶有著諸多的不合現(xiàn)實社會情理之處。

　　一，50年代期間，總政文化部的陳沂、宋之的，早年都曾在京、滬、渝等地從事過文化活動，也被稱為左翼文化人。他們與田漢應該是很熟悉的，可以無話不談。而馬寒冰、李偉等似乎就隔著了一層，因為當時分別從國統(tǒng)區(qū)和解放區(qū)來的從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并不如后來那么親密、融洽，如韓文所寫的那樣掏肺交心、肝膽相照地談天說地、促膝神聊。倒是相當客氣，尊重，有禮貌，講原則。記得我所在的那家刊物要請老舍先生寫一篇指導指戰(zhàn)員閱讀的文章，還得我們編輯組穿呢子服的組長親自出馬。后來我調(diào)到一家報社辦副刊，要約書法家寧斧成寫個標題，也是校級副處長帶著我去的，以便讓在下以后好登門求字。一次，我去位于朝陽門內(nèi)的曲藝工作者協(xié)會(即今曲藝家協(xié)會)去聯(lián)系工作，在那辦公室里值班的巧好是侯寶林先生，在下當然畢恭畢敬不敢放肆了，可辦完事大師卻起身離席把我送到樓梯口，叫我十分不好意思。其時軍地關系、新老關系雙方都很在意、重視、有分寸，講友愛。何況田漢先生學貫中西有著深厚的文化素養(yǎng)，交際國共有著豐富政治閱歷，竟然能夠一反韓文所描繪的深思熟慮的習慣，與新交初識的年輕人口無遮攔敞開心扉毫無顧忌暢所欲言?

　　二，韓文筆下所揭露的田漢的看法和說法，放在五十年代初期來看，實在是太直白，太冒尖，太過分了。但是我讀來卻又有耳熟能詳毫無新意之感，或者說那些言論又十分缺乏田漢老的個性化的語氣和風韻。因為其大部分內(nèi)容都能從近幾十年來主要的傳媒上看到聽到，與眼前流行的時尚的對我們黨和毛主席的指責、攻訐、謾罵、污蔑，并無二致，甚至于和“文革”中有些人揭發(fā)田漢所謂“罪行”的大字報內(nèi)容，也相去甚遠。作為具有多年編輯經(jīng)歷的老家伙，在下十分熟悉報刊的來稿人投其所好的歪風和陋習。他們對不同立場、腔調(diào)的報刊的需要和口徑的研究和揣摩十分老道熟稔，預計甚靈，每投必中。我不懷疑韓準先生沒有與田漢交往的事實，但是我懷疑他有著滿足編者需求的愿望。后來的結(jié)果也證明，那家刊物的編者果然十分看重和倚重韓文，竟然連其所寫到的事件發(fā)生的時地都出了差錯也沒有核對和考證就刊登了，終于不能不露出了作假造謠的大破綻。“嚶其鳴矣，求其友聲”?萬幸的是，我們到底見到了田漢同志的后人出來作證，還歷史以真相，至少也暴露了作者的虛偽和欺騙，如果暫時不去說其別有的用心的話。

　　■ 接著談冒充高明

　　寫到這里，本尊就不能不旁及其他了。因為多年以來，社會上胡說八道，謊言假話，不脛而走，俯拾即是。把人給坑苦了，把良心給漚壞了，把黨和國家給污染了。除了謬托知己之外，還有一種冒充高明的指鹿為馬的勾當。最熟悉的一例就是關于我國60年代前后有“數(shù)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謠諑。有名為辛子陵者，甚至寫道：“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shù)是3755萬8千人”。

　　在這個謠言初起之時，我作為記者，曾奉命去國家統(tǒng)計局查問過當年的記錄。國家統(tǒng)計局的統(tǒng)計年鑒和資料匯編，并無1960年全國總?cè)丝诒壬夏隃p少1000萬之說。那么，“數(shù)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假話是怎么來的呢?

　　1983年國家統(tǒng)計局將1949年-1982年期間我國經(jīng)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shù)據(jù)予以公布，這一數(shù)據(jù)表明，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我國出現(xiàn)了人口大幅度異常減少的情況，其中最突出的是1060年我國人口總數(shù)比1959年減少1000萬人。后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斯利·科爾出版了專著，在書中估算我國1958年至1963年期間超線性死亡人口約為2680萬。1985年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正華，“計算”出我國這一時期“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接著，金輝、曹樹基、王維志、揚繼繩等人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擴大為3000萬、4000萬，甚至更多。而歷史事實卻是我國在1060年9月至1964年期間進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簡，不少遷出城市戶籍，卻沒有遷入農(nóng)村，1960年的戶籍統(tǒng)計人口便減少了。這是因為有1510萬人口漏報了戶籍的結(jié)果。基于上述原因，造成了1960年至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統(tǒng)計人口減少2654萬。這一減少與死亡無關。其中1960年我國戶籍人口統(tǒng)計比1959年減少1000萬的數(shù)據(jù)就是這樣出來了。據(jù)截止2000年11月1日人口菩查結(jié)果，1960年出生還存活(40歲)的人有14684726人，而1960年戶籍統(tǒng)計出生人數(shù)僅有1391萬多。過了40年人數(shù)反而多出了77萬。根據(jù)1959年出生2000年存活的13057人推算，1960年比1959年實際出生應多出162萬。由此證明，1960年比1959年的真實人口并不是減少了1000萬，反倒是增加了115萬(戶籍變動少登記的695萬，加上漏報出生的420萬，共1115萬)。(見孫經(jīng)先[筆名：孫景澤]：《徹底揭露“數(shù)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2013/05/16《烏有之鄉(xiāng)》)附帶說一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孫學文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jié)論。(孫學文：《毛澤東蓋世功勛與日月同輝》，2009/12/13《烏有之鄉(xiāng)》)

　　作為學術研究，當然可以有各種結(jié)論。百家爭鳴嘛!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真金不怕火煉。實事求是。實踐是判斷真理的標準啊!但是，有些人就不是這樣的，總漠視他人的研究成果。相反卻冒充高明，只將自己喜歡和酷愛的有利和有用于自己的意見，一錘定音。雖然這并非謬托知己，卻和謬托自己并無兩樣。因為伴隨著此等心態(tài)，難免就出現(xiàn)畸形現(xiàn)象：不許議論，不讓反駁，造成墻倒眾人推的的態(tài)勢，倚強凌弱，以多壓少，靠著裹挾以售其奸。“數(shù)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不就這樣，在一個短時間內(nèi)成為不可逆轉(zhuǎn)的定論了么?如此這般，誰是受害者?難道還不明白么!

　　■ 隨后說存心污蔑

　　如果說冒充高明，還講究點學術研究的口氣，還打著學者專家的旗號，那么有一些別有用心不懷好意的家伙，卻連這一塊遮羞布也不要了。其中最不要臉的最不講道德的是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yī)生回憶錄》。據(jù)李慎明同志披露，“李志綏1988年到的美國，帶去的僅是一本薄薄的手稿。當時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背景的人找到他，說你這一回憶錄沒有可讀性，沒有市場效應。李同意潤色，一種說法是100萬美元，另一種說法為50萬美元。至少李志綏是為了個人生活，他所謂的回憶錄即由別人捉刀代筆，變成了厚厚的一本。書中把他到中南海門診部工作的時間，從1957年6月提前到1954年4月，書中有相當?shù)钠敲枋鏊緵]有到中南海門診部工作之前的事。所謂的事實即完全的杜撰。”早在1960年就在毛主席身邊擔任衛(wèi)士和理發(fā)工作的周福明看了李志綏的所謂回憶錄，十分氣憤地說：“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我看是惡意編造。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主席身體很好，很少吃藥。要吃就是安眠藥。安眠藥都是我們警衛(wèi)戰(zhàn)士去拿的。李志綏基本接觸不到毛主席，何來他所看到的主席的所謂私生活?!”我曾經(jīng)協(xié)助魏傳統(tǒng)和魏巍同志在海外聲討過此書，我們據(jù)實的反詰和反擊，使得在李志綏背后的“隱名人士”無言可對，最后只能噤若寒蟬(詳見拙作《遠征海外反擊非毛反動勢力的一頁戰(zhàn)史——為魏巍《新語絲·悼冷西》補證》)。還有另一本由英國情報機關資助在2005年出版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就更為無恥了。李慎明2008年去劍橋大學訪問時，該校的幾位教授對華裔婦人張戎與其英籍丈夫合著的這本書，都表示“可以不討論”，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里面的邏輯矛盾就比比皆是”。在某些人眼里的“杰作”，實際上竟是不合邏輯，不講道理的橫蠻粗暴的“劫”作啊!所以，這種貨色，全是叛徒和特務雜交的孽種，都應該劃歸無稽謠諑、無恥讕言之列，除了嗤之以鼻、戳穿畫皮，就無需詳加抨擊和判決了。

　　——馬氏子曰：

　　行文至此，回顧來路，從謬托知己到冒充高明以至存心污蔑，我們難道還發(fā)現(xiàn)不了近年來在中外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在華洋各種傳媒，向中國革命，向人民領袖，向華夏同胞，起哄架秧子，謾罵吐口水，攻訐抹糞便是怎么來的么?我把它概括為殊途同歸的三步部曲，您看還合適嗎?

　　(201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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