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摩羅先生在他新近的一次有關《中國文化發展戰略》的講座中談到他本人這些年長期從事中國文化戰略的研究，目的就是想幫助中國擺脫對他民族的盲目崇拜，使中華民族在精神上自立起來。以下是獨家網基于摩羅先生的講座，整理出來的核心內容。

　　“中國文化戰略研究”目前在中國學術界還是個新課題，甚至是邊緣課題，并不被廣大學者普遍重視。然而環顧國際形勢，尤其如美國，早已把文化以及意識形態領域作為沒有硝煙的戰場。可惜在我國學術圈，學者們并沒有對此話題表現出應有的熱情。即便是研究此課題的學者側重點也各有不同。然而殊途同歸，大家談文化戰略的最終訴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我們中華文化能夠成為中華民族社會、精神生活的支撐體系。

　　文化的話語權

　　摩羅指出放眼中國社會，隨處可見崇洋媚外。這種現象暴露了中國當代精神面貌中過度自卑且蔑視自己文化的危機。

　　為什么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會瞧不起賴以生存的本族文化，反而欽羨不一定適合自己且陌生的西方文化呢?他分析這是因為文化背后存在話語權問題。

　　話語權界定文化雅俗、好壞。誰擁有話語權誰就有資格規定什么樣的文化更“優等”。話語權由何而來?摩羅認為軍事權力、政治權力以及經濟權力，共同決定了文化的話語權。

　　摩羅提到，當下中國人對西方品牌近乎狂熱。雖然這些西方品牌的商品90%以上都由中國加工生產，可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寧愿多花錢漂洋過海去美國、歐洲購買，也不買同一加工廠生產的中國品牌商品。

　　又如，當代中國學人閱讀英文翻譯的作品甚至比中文原創要多。摩羅認為這是中國學生普遍存在的現象，并承認自己就是如此。他指出這種令人痛心的現象背后其實就是文化霸權。

　　中國人崇尚西方，并不是因為歐美文明偉大而熱愛他們的文明。不然為何不熱愛非洲、南美洲的文明?它們都是很偉大的文明。西方品牌的光芒實際依托的是西方國家的經濟權力和軍事權力。我們當下崇尚的異域文化有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來自于侵略過我們的國家。然而對于那些從未侵犯過我們的民族，例如非洲，對他們的文化，絕大多數國人是根本不稀罕的。所以，與其說是西方文明，不如說是文化之下隱藏的暴力震懾了我們，才有了當下中國崇洋媚外的傾向。

　　文化戰略問題的歷史背景

　　西方鐵騎到達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把整個世界都屠殺了一遍。全世界也就心甘情愿臣服于這種暴力。而這種現象反應了我們人性中畸形、自賤的一面。西方血淋淋刀劍下的幸存者，幾乎無一例外地跟著西方走。即便在宗教或政治上跟西方不一致的民族，但其文化觀念，骨子里還是在跟著西方走，例如伊斯蘭世界。

　　上世紀，西方用槍支炮彈強行炸開中國大門。隨之涌入的西方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一開始相互抵觸，然而之后誰占上風就取決于誰更野蠻。為了標榜自己文化的正統性，西方刻意侮辱中國文化，給中國人扣上“國民劣根性”的帽子。當時的知識分子主動歸順于這種侮辱，幾近于不分青紅皂白地大肆討伐中華文化。這種中國知識界主觀不自信，對自己文化刻意污蔑一直持續到今天，并且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主流。

　　摩羅強調，胡適、魯迅對于中國的批判已經不再適用當下的中國。文化像歷史一樣需要建構。建構的意義就在于保護自己的民族尊嚴，捍衛自己的國家，不為外族欺凌蹂躪，免于被消滅的危險。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并解釋這并非感性而是理性的認識。他認為沒有任何文明像中華文明這樣堅韌頑強，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中國在走過近代的劫難之后，精神上留下了這種自甘為奴的不健康的東西也是可以理解的。要慢慢改，民族精神是可再造的，需積極樂觀看待這個問題。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唯有中華文明浩蕩延續至今，毅然莊嚴地挺立于東方。中華文明沒有倒下，將來也不會匍匐于任何它民族之下。

　　中國封建與希臘封建之對比

　　談及西方人成天標榜的“民主”需要上溯回古希臘。古希臘在創造了最大的奴隸制度的同時，也創造了統治者內部分贓的民主制度，即今天我們耳邊已泛濫成災，美國入侵伊拉克、阿富汗時打著的旗號“民主”。古希臘當時的國家制度絕非民主制度，而是奴隸制度。所謂的民主制度只是在統治者內部實施。關于現在的歐洲是古希臘民主制度的繼承人也不過是一種建構，并非事實。是西方出于自己文化正統性的考慮而建立的一種虛構。

　　在西方標榜的發達、文明的近代，他們更是創建了比古希臘更為黑暗、更為龐大的奴隸制。西方侵入美洲時，最大的奴隸主擁有十一萬個印第安奴隸。十一萬印第安奴隸的勞動成果全歸一個奴隸主所有。這種種族、國家是沒有理由不變強大的。

　　那么之后西方國家的奴隸制度是怎么結束的?事實他們的奴隸制度根本沒有結束。西方國家把自己原有的奴隸培養成平民，來共同奴役全世界的人民。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勞動成果，創造出來的財富被所謂的國際規則，以一種不平等但卻隱蔽的方式輸送往西方。而這其實就是換湯不換藥的奴隸制度。它的實質是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犧牲自己的利益。

　　古代中國夏商周三代，有奴隸，但沒有奴隸制度。奴隸只是補充性角色，并非主流。中國主流制度從來都是依靠自耕農。古代中國，部落之間的相互征服出現了戰俘。人們發現戰俘的勞動力價值后，就產生了奴隸——當時稱作奴婢。和古希臘一樣，古中國的奴婢地位也很低，低于普通老百姓，但依然是人，不能隨便殺。 據歷史記載，西漢王莽做官時，兒子發脾氣殺了一個奴婢。王莽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認為自己家里發生這樣的事，大逆不道，就把自己的兒子殺了。這一歷史記載說明當時的社會是不允許隨便殺奴婢的。

　　中國古代社會對人性極為尊重，可以算是真正的人本社會。古代中國社會追求的是全體成員共謀發展，共謀生存。所有人相互關愛，講究義氣。古代中國的社會組織模式是家族制度。例如在一個家族里奶孩子是所有母親共同的責任。奶水多的母親有責任哺育奶水不足的孩子。在當時的農業社會，這一具有共產主義的特征的社會模式，能夠最大程度地保證每一個成員的生存。

　　古希臘說權利、民主時，是把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排斥在外的。亞里士多德——一位真正服務于奴隸的大學者，他就專門論述，在古希臘奴隸不被當作人看，只是工具而已，可以隨意買賣、贈送。而古代封建中國所說的“民”是把所有底層百姓、奴婢都涵蓋的。由此看來，和西方民眾相比，中國百姓在古代社會享有的地位是高出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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